刑辩人在路上

我也曾为避让电动车而摔个狗啃屎，但我还是觉得自己享福了

Sat, 21 Feb 2026 23:36:12 +0800

刷到了所谓“好心扶起骑电车倒地老大娘，反被起诉索赔22万”的新闻。想起一桩陈年旧事。

我骑电动车，走在通勤必经之路上。

路段中有一截，有工地施工，路面长期洒水。水与粉尘混合，在路面上覆盖形成薄薄的一层糊状物，相当滑。

我与右前方一位老大爷，骑电动车，各自正常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相距约两个身位。

老大爷的车速相当快，我也不遑多让。风从耳边涌过，呼呼作响。（大约得有30来km/h的车速）

突然，老大爷在紧捏刹车的同时，大幅度极速左转。

整个车子，迅速以近45度角的姿态，斜插入我的车道。

绝没有半点夸张。趁年还没过完，返乡的小伙伴们可以在乡间小道上观察一下，大爷大妈们骑电动车，是否我描述的这个骑法。

后来向警察叙述事件经过时，我才想明白，老大爷为啥要这样骑——因为他到家了，对面就是他所居住的小区。

眼瞅着连人带车就要狠狠撞上老大爷，我大呼不好。一边将前后刹车全部捏死，一边往左拐弯，力求错开老大爷的行驶轨迹。

骤然的刹车锁死了电车后轮（二轮载具还是要买带ABS的），猛然左打的方向破坏了车身整体平衡，湿滑的路面送上临门一脚关键助攻。

半秒后，我飞出电动车，在空中滑了一道笨拙的弧线，然后狠狠摔在地上。

衣服擦破好几处，以至于到单位接待客户时，客户不时用狐疑且八卦的眼光偷偷打量我的破洞衣裳。

右手掌猛烈接地，手掌擦破，大面积渗血，手腕软组织挫伤，至今在扭动手腕时，还会隐隐作痛。

我龇牙咧嘴从地上爬起来。不敢多躺，是因为怕老大爷跑了。老大爷指定没什么非接触事故的概念，之所以还停在原地没走，八成是把我当成热闹看了。

果然，当我质问老大爷，为什么要突然急刹车急转弯时，并要求他道歉时，老大爷错愕的回答，我怎么骑关你什么事。

我本来只想要个道歉就算了，老大爷的态度激怒了我：“好好好，我敬你是老年人，你跟我这么整是吧。你不道歉我可就报警了，让警察来评评，到底是谁的责任？”

老大爷更不把我当回事了，嗓门提得比汽车喇叭还高：“咦！我还没见过你这样的年轻人！我碰都没有碰着你！你还想讹我老头子勒？！”

说罢，一拧电门，扬长而去。

出警的两名警察非常专业。只搭眼瞄了一下现场，就完全知道了咋回事。其中一名警察在东拉西扯间隙不经意的问我，当时你俩骑得有多快？

我本想耍点小聪明，说也就不到二十码，绝对按新国标交规行使。但眼瞅着他正意味深长的盯着路面上残留的长长的刹车痕，也只得改口说了实话。

警察说，这是典型的非接触性事故，对方肯定有责任。但具体怎么划分，现在说不了。如果你坚持要经公走程序，我们就先走个扣押程序，把你电动车扣了。

我一惊：扣车？为什么？

是的，扣车。我们要先送去鉴定，先看看你这车子符不符合新国标。如果不符合，那就是二轮机动车，会影响责任划分。

我也知道，警察是不想管，劝我知难而退。一天跑大事故现场都忙不过来，哪有空搞我这鸡毛蒜皮。

但鉴定我倒不怕，咱好歹也是大品牌小牛电动车，第一批就上合规上了绿牌。

两名警察不光业务精干，思想工作技艺更加娴熟，见我听见扣车没有退缩，反而大有愿意配合之态，猜测我是吃软不吃硬的主，又劝慰我：就算经公，到最后很可能也查不出来啥。咱现在只是推断老大爷住在这个小区，到底是不是，谁也不知道。就算是，这个小区这么多人，上哪找去？我们回去得先调监控，然后再上门挨家挨户问。能不能问出来，可不敢保证。

另一名警察也顺势帮腔疏导：现在好多老年人脑子里压根没有观察路况的意识，更不懂什么非接触性事故，咱私下搁这说了，咱年轻人碰到这事儿，就是运气不好……

我寻思，这倒是实话。甭说找不找得到老大爷了，就是找到了，我又能怎样？

我皮糙肉厚的，充其量赔我一身衣裳，给我买两瓶红花油，顶天再送我到医院拍张片子。

这还得是人家愿意的情况下。大概率老大爷根本想不通，依旧会坚定认为我在“讹”他。

拉扯之间，弄不好再犯个心脏病高血压，那就不是他赔我钱，而是我赔他钱了。

再从这个角度往下想，我虽然摔了自己，但万幸没有撞到老头。倘若撞上了，那才真叫杯具中的杯具……！怕是啥事儿都要算到我头上，弄不好得给他养老送终……！

念及此，我不由惊出一身冷汗，竟有劫后余生之感。

连忙向两名警察摆手：算了，警察同志，大家都不容易，我以后骑车也注意点，这次就不用经公了！

警察听闻此言，也是如释重负，一人看我一瘸一拐的，还主动帮我扶起电动车，交到我手里，并伸手帮我拍了拍身上蹭的泥灰。

我的手腕一直疼了许多天才好转。媳妇见我龇牙咧嘴就一边心疼一边埋怨我：太气人了！当时怎么就不经公呢？

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蒜鸟蒜鸟，都不容易。吃亏是福，权当享福了~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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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律师某音商城购物遭遇刷单商家假发货，职业病犯投诉追查后感叹套路太深

Sat, 10 Jan 2026 01:30:58 +0800

1月5号，在某音商城买了一箱车厘子。129块钱，4J，5斤。这个价钱不算贵，刷了好几个直播间，3J和4J的普遍都要149左右。谁买东西都想买个便宜，我便在这家下了单。

很快我就觉得不太对劲。车厘子属于生鲜产品。之前在某音上买的生鲜，全都要么走顺丰，要么走京东。生怕在运输途中耽搁了，到了消费者手里，商品变了质，两边扯皮。这个卖家却发了个基本没怎么听说过的某兔快递。我心想，某兔就某兔吧，谁叫人家便宜呢？一个京东或顺丰的冷链成本不菲，人家已经在价格上让步了，在物流上就别太较真了。

哪知快件一连走了三天，还没有出县城，一直显示在接货点到转运中心的路上。我有点耐不住了。现在气候变暖，郑州这几天的温度竟然又逼近了十几二十度。倘若不看日历，还以为马上就要开春了呢。南方天气恐怕只会更热，在路上憋三天还没出县城，等到到我手里还不得一个星期去了？那车厘子还能吃吗？

9号中午，我打开某音APP，准备让卖家催一下物流进度。结果进去一看，物流记录竟然显示商品已经做退件处理，卖家已经退件签收完成。我赶紧联系卖家，问怎么回事。卖家说，快件在运输过程中运丢了，现在可以给我做退款处理。

咱国家电商怎么也有个20多年的发展历程了吧？大约是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进行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网购，从淘宝买了一部手机。当时身边好多人，不光是父母长辈这些，连我的几个室友都对网购深表怀疑，唯恐我被骗了。我当时心里也不是很有底，被他们吓唬得一连两天惴惴不安。直到快递员将崭新的手机交到我手中，我才终于意识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就要开启了。快递运丢这种事，我不敢说没有，我只能说我个人从没有遇见过。不光我个人没有遇见过，甚至也从没有听说过身边哪个人丢过快递。属于只存在于新闻中的“奇闻异事”。

从统计学上讲，在单次实验中，小概率事件不可能发生。如果发生了，那就是实验出了错。20年都没有碰到过的事情，今天竟然让我给碰到了。与其相信快件运丢了，倒不如怀疑卖家在说谎。况且，根据我有限的对物流行业的了解，物流信息的更新，有赖于在关键物流节点的录入操作。每到一个节点，快递小哥就扫一下码，而后才会更新物流信息。如果快件丢了，正常来说，物流信息就不会再同步更新，更不会显示什么退件。

我立即拒绝了卖家仅退款的建议，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但卖家全然不理，进入了复读机模式。在我奚落了他几句，为何一点契约精神都没有，是否在假发货，真刷单后，干脆直接闭了麦。

话赶话，无心说出来的“假发货、真刷单”，反倒给了我灵感。本来我还没往刷单这个角度去想，还道是卖家嫌卖的便宜吃亏了，又中途反悔，追回了刚刚发出去的快件。但冷静下来一想，这种猜测更不合理，他家跟别家总共差价也就20来块钱，这几箱卖亏了，后台调调价就是，犯不着大费周章再追回来。

反倒是刷单的猜测，越发具有合理性。二三十块钱的差价，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如果差价再高一点，别人普遍卖一百四五一箱，他卖八九十，那大家一看就知道肯定不能买，反而搞不来流量。比你低一点点，但又不低太多，大家才更容易相信。直播间里再烘托烘托气氛，321上链接，只上5单，大家赶紧冲赶紧抢，过了这村就没这店。流量不就咔咔咔上来了吗？

正因为价格不离谱，所以才能吸引流量，所以才能刷单。这个逻辑很通顺。虽然也只是猜测，但至少这个猜测从合理性上，显然要强于卖家说快递丢了这样蹩脚的解释。

为了验证我的猜测，我拨通了某兔快递的官方客服电话。在一连串复读了五六遍“转人工”之后，系统终于给我分配了一个人工接线员。报完一长串快递单号后，接线员告诉我，他在系统后台查不到该单号所对应的物流信息。我反问他，那为什么我在用户界面能够查到物流信息，并且显示快件已经退回给商家了呢？官方客服回答说，这个问题我需要帮你落实一下，但是我这边确实查不到相关的物流信息。我有点不太敢直接相信这个答复，又反复跟他确认了两遍，他都很明确地回答我，在官方的后台系统中，查不到这个单号的任何物流信息。之后我才挂断了电话。

这份通话录音无疑是一份决定性证据，完全可以证明我的推测。商家就是在假发货，真刷单。通过假发货，让某音平台误以为他是在进行真实交易，假单号空转一圈后，又退回给卖家。此时卖家再引导消费者做退款处理。

我立即向某音商城投诉了这个商家，诉求杀一儆百，严惩恶意刷单、虚假发货，对其店铺做销号处理。理由是，如果消费者在某音商城购物，就像买彩票一样，交易能不能完成，完全取决于卖家是真来卖货的，还只是来刷单的，那就意味着任何交易都无法进行。对卖家资质的甄别责任只能落在某音商城身上，而不能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完全不具备这样的甄别能力。就拿我这单交易来说，我如何能够通过一个差价只有20元，与相较均价波动幅度只有十几个百分点的订单来判定这可能是一个异常卖家呢？

某兔快递官方客服的答复，还无意中揭示出了一个刷单灰产链条的大致图景。空转假发货的单号从何而来？如果没有快递公司内部人员作假配合，单凭刷单的卖家一己之力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其实我也很想顺着这个线索追查一下，但苦于实在没有抓手。我要跟这个卖家扯皮，是因为我和他之间有未完成的交易，在交易纠纷没有解决之前，某音平台有权利，也有义务以此为抓手介入调查。而我作为利益相关方，对调查的过程以及最终的处理结果也有知情权。但快递方面，我只是一个收件人，与快递公司方面谈不上刚性法律关系。

事件随后的发展，也印证了我关于快递公司有内鬼的猜测。某音平台和卖家还没有联系我，某兔快递在当地的一个基层网点，推测应该是店家的合作网点，就率先拨通了我的电话。

这个网点的工作人员向我解释，这个单号确实已经退回给了卖家。我心想，得亏我行动迅速，抢先一步固定了证据，打了卖家和快递网点一个措手不及，两家现在还没来得及串供。卖家明明说的是你们给运丢了，你们却说是退回给了卖家。

我心里敞亮，嘴上却不说破，又追问他：你们知不知道，这是我出资购买的商品，所有权已经归我，你们凭什么未经我的同意，退还给卖家呢？工作人员开始有些慌乱，又胡扯八连什么卖家寄错了，所以追回去了。我又问他，我刚刚跟你们官方客服通过电话，他们再三向我确认，系统中根本查不到这个单子的物流信息。你是正式员工吗？能为你说的话负责吗？你的说法比官方说法要更权威吗？基层网点的人显然没有官方客服中心的人训练有素，被我整的有点破了防。说信息同步不及时的情况也是有的，不信我可以上百度去查。一下把我逗乐了。我说我为什么要去百度查？我有必要查吗？你怎么不说让我去问豆包呢？你们总部官方客服已经明确告知我没有这个单号的物流信息了。我是信他还是信你？接线员彻底破了防，挂了电话。

根据我过往的维权经验。维权这事就是回合制游戏，打出去一拳后，不要急于连击第二拳、第三拳，而要先看看对方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再相机而动。但快递网点的这通电话，让我改变了主意。兵贵神速，我要赶在商家和快递网点“串供”之前，把我所掌握的决定性证据提供给某音官方平台。

跟某音客服沟通的过程也不太顺利。某音APP的投诉窗口中，只能发送图片类和视频类的证据，没有提交录音的入口。只有先联系某音的人工客服，再由人工客服发送给你一个网址链接。再在链接中上传证据材料。而他们对我提出的诉求，不说非常抗拒，至少也十分冷淡，表现得很被动。

或许，在他们下意识里，觉得我在无理取闹。他们认为，虽然卖家没有发货，但充其量就是退个钱喽。现在卖家已经明确主动提出要退钱，那自然就不再有什么纠纷了，再揪着不放，岂不就是“寻衅滋事”？直到我给他们上高度扣帽子，质问客服，为什么对我作为一个某音的忠实粉丝的热忱之举无动于衷，反而百般阻挠，甚至让我感觉你们跟造假商家是一伙的。任由虚假商家横行，损害的是某音商城乃至整个某音平台的信誉。我大可以拿了退款走人，不管这档子闲事。但你们要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最后，我向客服提出，如果你们不重视。我的投诉不向我答复最终的调查结果及处理意见，我一定会通过我的方式将我的诉求越过你们，最终反映到有决定权的人手中。

不知道是我尬上的价值感化了他们，还是我并无甚力道的威胁恐吓住了他们，他们终于把我的投诉工单提级管理，指派了专员跟进，并把上传证据的网页链接发给了我。

某音跟淘宝、京东不一样，主业并不是做电商，某音非得搞个电商频道，无非是什么流量都想插一脚。别说电商了，某音现在甚至开通了个长文字功能，连微信公众号的流量都想分一杯羹。什么都想沾一点，却又不投入精力好好做。不牵扯到金钱交易的领域倒也罢了，大家顶多牢骚几句。但牵扯到真金白银的业务，某音也这么搞，绝对是给自己埋雷，不信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铁证如山，商家甚至都没有机会做出狡辩，某音的处罚决定就出来了。下午快晚饭的时候，某音联系我，已经对该商家做闭店处理，并下架了其所有商品。我说我对这个处理结果并不完全满意。这个卖家究竟刷了多少单？现在店铺刷到几星了？你们只给他闭店几天，等过了这阵子，他又偷摸开张了。到时候不卖车厘子，可以卖草莓、卖苹果、卖榴莲、卖大闸蟹。只有注销店铺，才能清空他从违法刷单中获取的利益，进而才能彻底净化市场。虽然我个人判断，这个诉求，某音很难彻底满足。但我依旧会再继续跟进两天，争取一下。

晚上临睡前，又点进这个卖家的主页看了一下，找到了他上传的经营资质。这一看不得了，怕又是一语成谶，应了跟某音客服拌嘴的时候，话赶话说出的那句：“你们怕不是一伙的吧？”

它的抬头甚至都不是营业执照，而是什么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企业名称登记的是某某果品公司，经营范围却是出版物零售。我姑且不说这个证照一眼假这么武断的话，就光说，哪怕从书面形式审查的角度，某音商城是如何通过一张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给卖家开通生鲜农产品销售资格的？就凭这一点，能说某音没有问题吗？

如果我有足够能力的话，我非常愿意“除恶务尽”，把快递公司和某音平台的问题一并通通挖出来，让相关责任人付出代价。可惜实在力有不逮。

违规之所以如此普遍，在于它的成本太低，而收益太高。偶尔有一两个看不过眼，较较真的人，也要被整日把“蒜鸟蒜鸟，都不容易”这种屁话挂在嘴边的人哂笑，并暗骂一句圣人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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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包输入法屌爆了！

Sun, 28 Dec 2025 10:09:05 +0800

备注：本文除此段外，均为豆包输入法语音直出，连标点符号都是输入法智能识别添加。

由于最近临近年关，手头的杂事太多，能够分给写作码字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我一直在想办法，能不能尽量让码字这件事变得更轻松一点。

还真让我找到了办法，答案是豆包输入法。大约一个月以前，豆包输入法突然在小红书爆火起来。当时它还在内测，许多用户参加完内测之后惊呼。从来没有这么神奇的语音输入体验，不管是方言也好，普通话也好，甚至中英混输也好。豆包输入法基本能够百分百精准捕捉。说话者的输入意图在以前。没有任何输入法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包括以语音输入、语音识别渐长的讯飞输入法。

说起讯飞输入法，还想插一句，我一直觉得这个公司走的是跟华为差不多的路子，基本都是靠公关政府。拿政府项目挣钱。这种挣钱方法与其说是挣钱，倒不如说是在套取公款。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实际使用体验上来看，讯飞输入法实在很一般，市场不会说谎。如果讯飞真有那么强的话，那么它可能早就先于豆包完成了。对输入市场的颠覆，而实际情况并没有。讯飞的语音识别出现最频繁的场景是哪里呢？我见到的情况哈，是法院。法院的法庭中，为了提高书记员记录效率，都配备了语音识别系统。这个语音识别系统就是讯飞做的。当然了，这个语音识别系统也说不上太差。对于我这样普通话很标准、语速也适中的律师来说，基本能够准确识别。但是当事人本人说话，一方面口音重，另外一方面语无伦次，逻辑感差，识别效果就比较差了。

昨天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下载了豆包输入法。开始使用之前，我想，再惊艳能惊艳到哪去？结果实际一用，真他妈给我惊艳到了。就怎么说呢？你就是找个律师助理，或者找一个文秘，而且是会速录的那种。你边说它边记，效果可能都没有豆包输入法强大。这个豆包输入法真的是能够完全取代速录师这个职业的存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AI对某个行业的彻底颠覆。

我在广州市海都区开庭的时候，见识过一次速录师。速录师用的键盘，当然这个是要打引号的键盘，跟我们常用的标准键盘完全不一样。那个键盘很小，好像总共就十来个键，每个手指分别对应一个，能够节省手指寻键的时间。而且那个键盘打字的时候动作很大。我在开庭的时候注意到那个书记员两只手就像是在怎么说呢？就像是在捣面糊，或者说是搓毛巾那种动作幅度一样。我当时还很奇怪说，这个书记员在干嘛？后来一个当地的律师说，他在打字呀。我说打字还有这么打的？他说我们这边的书记员都要通过速录师考试的，都有速录证。他们用的那个设备叫做速录机。后来开完庭后，我核对笔录，简直惊呆了。一般的庭审，尤其是我们内地这边的庭审。开完庭之后，书记员先是要从头到尾核对更正笔录。这个一般就要很长时间。如果是开庭时间持续比较长的刑事庭审，许多书记员还会让你先走，等他整理完之后再来法院签，因为当场实在是弄不完。但是当天那个庭审，法官刚敲完法槌休庭，书记员就把笔录打出来了。我大概核对了一下我自己发言的内容，不光意思完全归纳到位，而且就连实际的用语甚至包括我当时通过用语的组织结构来传达的语气和情感，都完全得到了保留。也就是说，他速录的效率跟我的语速能够完全匹配的，让我大开眼界。

我那次去广州开庭也就是三四年前的事，现在科技发展实在是太快了。短短三四年时间，这个令人惊叹的职业就要被彻底取代了。

豆包输入法在语音识别领域的发力，显然已经具备了改善市场格局的潜在能力。不仅在用户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样引起了竞争者的高度警觉。目前最好用的新时代输入法应该是微信输入法。搜狗虽然是老牌输入法，但是很多设计理念有点陈旧了。而且历史包袱重，冗余功能太多，实际体验上被微信吊打。微信自从取得霸主地位之后，也开始有点不思进取了。别的不说，就这个语音识别简直是稀烂。落后到什么程度呢？在开始识别之前，还需要先手动点选自己说的是什么话，是普通话还是方言，是英语还是中文。如果说方言的话，还要自己选是说的河南话、粤语、闽南话，种种诸如此类，根本就不具备混合识别能力。搭载的语音识别引擎甚至跟搜狗这些古董输入法没什么两样。

豆包输入法在市场上引起轰动后，微信立马更新了大版本。跟进了语音识别功能。这可能也是腾讯公司的核心优势之一吧。这个公司并不善于创新，但很善于跟进模仿，有点类似于软件界的小米。很会整合各种功能。然后利用自己庞大的流量优势、资源优势。对创新者实现全面赶超，取而代之。在下载豆包输入法之前，我也。试着用了一下大版本更新后的微信输入法。主要是体验。它的语音识别功能实际使用下来确实有提升，但远远谈不上惊艳。豆包输入法的语音识别是能够完全实实现。脱手的，也就是说你尽管把麦克风打开，对着说话就行了。全程用不着手动干预，但微信还是差得多。每说三五句话，就一定会出现个别字词。识别不精准，断句不准确，标点符号不匹配。等等小问题，不要忽视这些小问题，正是这些小问题。形成了豆包输入法的护城河。这个有点像马斯克评价自动驾驶。当时，特斯拉的工程师向马斯克汇报说，我们的自动驾驶。取得了什么什么样的进步？马斯克直接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说目前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哪怕已经实现了99% 的自动驾驶。但也是毫无意义的，真正的困难。在最后的百分之一。只有走完了最后1%，才算真正搞定了自动驾驶。语音输入法也是这样。豆包之前所有的语音输入法，都只是在1% 到99% 这个区间之内，唯有豆包实现了99% 到100% 的突破，做到了能够完全脱手使用。就是这一点点体感上的差别，造就了它的断档领先。

今天这些字完全是缩在温暖的被窝里，用豆包输入法语音输入的。刚才大概翻看了一下，不知不觉已经输入了2000来字。我曾在不同场合说过，我不是一个很有码字天赋的人，具体的表现是码字时很难保持一以贯之的专注。码不上几十个字，就要切出去干点其他的事。但是语音输入好像就没有这个问题。之前不知道在哪里看过一篇科普文章，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印象中大概意思是说，人的思想和语言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二者互为依存，语言既是思想的工具。也是承载思想的载体。甚至有个哲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但思想与肢体动作间显然就没有这么密切的协同，这就导致你在用手指敲字的时候，你需要同时调用语言中枢和动作中枢。这或许是导致码字无法长时间专注的罪魁祸首。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也是我个人的一些猜测，不一定具有普适的价值。但在使用语音输入的时候，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我几乎是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没有任何跳转。当然，这跟现阶段语音输入法的能力边界也有关系。它只能做到识别你的输入意图，但还无法全面判断你是否属于输入状态。举个例子来说吧，你正在对着豆包输入法码字的时候，突然你老婆喊你吃饭，这时无论你吃或者不吃。你肯定要回答你老婆一句，你回答的这一句其实就不属于你要输入的内容。但是现阶段，哪怕是豆包输入法也做不到把这句话单独给摘出来。未来的语音输入一定会在更加智能的方向上发展，最终做到连你所说的话是否具备输入意图都能准确识别。但对我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那样就意味着，你可以在输入的时候，随时把大脑的注意力切换到别的地方，反而不利于像我这样的输入者保持专注。就现在这个状态就很好，一旦我开启了语音识别，那就意味着我需要在同一个界面持续保持专注。如果按照小红书的确诊标准，我应该属于ADHD。但是小红书吧，大家都懂的，人均精神病患，不能太当真。

豆包输入法的这个能力不仅限于。躺在床上码字。它的使用场景可以更加广泛，比如可以边开车边码字。开车时候人的大脑状态跟做瑜伽呀、慢跑呀其实差不多。开车本身消耗的大脑算力非常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同时你的身体各个部位。都要被限制动作，结果就是你的大脑。思绪飞扬，神游万里，我经常在开车的时候脑子里蹦出许多奇思妙想，但非常遗憾，由于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这些奇思妙想没办法记录下来，很快就给忘了，是一笔很大的损失。将来完全可以打开豆包输入法，一边开车一边码字。

使用场景的拓展，其实还不是对码字助力最多的地方。对于任何一个日更码字的人来说，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尽可能最大化的降低码字这件事的阻力感。你经常会看到许多攻略啊，或者说分享帖呀，说什么码字之前最好要有一定的仪式感，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甚至固定动作流程，先给自己泡杯咖啡、敷个面膜，什么什么的。我不知道这些人自己是真的在这样做，还是只是想当然。就我个人这几年来的实际感受来说。搞得越有仪式感，前置动作越多，就会让开始码字这件事阻力越大。你可能脑子里边刚蹦出来一个好点子，正想坐下来写。但同时你又想到，我还需要先给自己泡杯茶，整个香薰，敷个面膜。最终更可能的结果是，就这么算了，不码了。太麻烦了。豆包这种近乎完美的语音识别准确率，零门槛的码字状态进入，可以将码字这件事的阻力接近完全消除，让码字这件事跟说话之间的鸿沟抹平。从此，码字就从一项需要专门从事的活动，降级成了跟说话喘气一样的日常行为。显然，对于长期扎根码字的弊益，远远大于码字场景的扩展。

当然，任何一项选择都不可能只有收益，没有损失。口头语与书面语的内在组逻辑结构一定是有差别的。哪怕是号称怎么说就怎么写的白话文，也是如此。许多人说起话来口若悬河，包袱一个接一个。但是落到纸上就是抓耳挠腮，半天憋不出来几句话。过度依赖语音输入、口头表达，是否能提高自己的书面语能力，目前还不确定。一种更深层次的隐忧是，不仅不会提高书面语能力，反而会降低。如果那样的话，显然就得不偿失了。

对于任何一项科技进步，人类恐怕都很难完整而准确的预测，它会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或许在AI技术的加持下，未来的人类根本不需要再像我们这代人一样。学习打字，他们从一开始接触人机交互，用的就是语音识别。长此以往，书面语和口头语之间的界限会进一步模糊。事实上，这也是过去上千年来全世界所有语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今天的中国人很难读懂《史记》和《资治通鉴》，今天的英国人也很难读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当口头语和书面语之间的界限被完全打破之后，自然就不存在我所担心的过度依赖口头表达而导致书面表达能力下降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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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花果山法院立即勘误，并向孙悟空公开赔礼道歉的告知书

Fri, 05 Dec 2025 10:43:54 +0800

告知人：孙悟空

被告知人：花果山人民法院

告知事项：

要求花果山法院立即就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上错误记录孙悟空所涉罪名进行勘误，并在省级以上媒体上，公开向孙悟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

事实与理由：

告知人孙悟空，因被诬告陷害，先后历遍水帘洞、流沙河、花果山多家纪检监察单位多轮调查，但始终无法坐实究竟所犯何罪。又经花果山法院和水帘洞中院四轮审判，还是无法得出确切司法结论，最终以“实报实销”潦草收场。本人正在并将继续坚决申冤到底。

抛开实际冤情不谈，哪怕是花果山法院和水帘洞中院自己出具的刑事判决书，也仅仅记录我孙悟空犯非公受贿、职务侵占、倒卖土地三项罪名，根本没有所谓“贪污”一罪。

实际情况是，我孙悟空在任村支书期间，别说没有拿公家一分钱，甚至还为公家垫了几百万。这些都是有账可查，镇政府也予以确认的事实。

本案进入执行阶段后，花果山法院不顾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在包括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等各类司法文书上，错误记录我犯了贪污罪。

相关错误记录经传播后，已经对我的个人名誉造成极大破坏，错误引导外界误以为我孙悟空是个罪大恶极的贪污犯，极大程度降低了我的社会评价。

为此，我正式要求贵院，立即就上述所有错误记录我罪名的法律文书进行勘误，并在省级以上媒体上，公开为我赔礼道歉，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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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律师让我跟他上午十点同时办理会见，以便当事人趁机串供

Wed, 03 Dec 2025 18:56:54 +0800

很多年前的事了，连当事人的姓名，事情发生的地点，我都不太能记清楚了，应该也没什么好避讳的了。

当事人来自非常偏远穷困的山区，家里先有个远方姐姐率先走出大山，靠着搞小额放贷，闯出了一片天地。

其实就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套路贷，不过彼时套路贷这个概念刚刚出现，不像现在，沾上就是个“死，那时不光学术界和律师界，就连司法实务界，对是否构罪也高度存疑，很多法官拿到案子后，左顾右盼，踌躇观望，生怕自己成了“敢为天下先”的那个毛躁蛋。

姐姐闯出来后，就陆续把包括妹妹在内的好些同乡拉扯出去，跟着她一起干放贷。

这是一个很励志，但又注定要蒙上悲剧色彩的故事。

不幸中的万幸是，妹妹还没来及干多长时间，整个公司就被打掉了。如果打掉的时间再晚一些，妹妹的业务上了手，提拔成了“干部”，后果不堪设想。

第一轮打击并没有波及太多基层员工，只有姐姐被带走了，后来打击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扩大，又过了几个月，妹妹才被带走。

姐妹两人被关进了同一个看守所。看守所在调配监室时，会将同案犯隔离单独关押。某些极端情况下，同案人员过多，单个看守所不足以满足单独关押条件时，还会异地关押。

虽然姐妹两人的物理距离很近，可能就隔了一堵或几堵墙面，但却根本没有见面说话的机会。

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姐姐的辩护律师打来的。由于到案时间间隔太远，姐姐和妹妹分成了两个案子。姐姐的案子已经行将开庭，而妹妹的案子则刚刚到检察院。

律师七绕八拐，说得云里雾里，我听得不明就里，始终不着其意。就在我准备找个借口挂断的时候，律师终于说明了来意：“你能不能下周三上午十点左右安排会见一下妹妹？”

我很疑惑，我会见与否，会见的时间安排，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哪怕是家属担心亲人，催律师多会见勤会见，也通常是给律师说，希望尽快安排一次，顶多给个宽泛的时间区间，这两天、下周之类的。

像该律师这样，提前一周过来说，时间精确到小时，实在令人费解。

就在我沉吟不语，努力思索其来意时，他很贴心的“解释”道：“姐姐有些话想跟妹妹交待交待，但是没机会见面，咱们约在同一个时间见面，她俩能在走廊里说上话。”

关押姐妹二人的看守所，是一所超大型看守所，常年关押人数，堪比一个标准监狱。不同于监狱的是，犯罪嫌疑人的会见需求是频繁且无序的，不可能像监狱一样，按周期计划性会见。一般的县域小型看守所，律师要会见谁，管教民警会直接把人提到会见室，全程不失管不失控，但这个看守所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一个一个提，根本满足不了高峰时一次几十上百人次的会见需求。提审出来的在押人员，乌乌泱泱挤在走廊里，等着各自的律师在外面抢到会见室后，隔空吆喝，进屋汇合，开始会见。会见结束后，再次回到走廊的人潮中，等待管教集中押回。

从在押人员进入会见区走廊，到会见结束押回，中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处于半脱管状态。若是在走廊里大呼小叫，追逐厮打，那必然会被发现并制止，但若只是悄咪咪躲在一起偷偷说几句小话，根本无人问津。

客观来说，这个管理漏洞是看守所硬件设计缺陷导致的，除非推倒重建或增加几倍警员编制，根本不可能彻底堵死。据我所知，不仅是律师会见，甚至是办案机关集中提讯，也不能杜绝本该严格隔离的同案犯借机说小话的现象。

坦率来说，不同于要求律师传递毒品这种明显违规的要求，这不是一个必须拒绝的请求。

即便两姐妹在走廊里叽里咕噜串了供（最坏的情况也充其量不过如此）也很难找到律师的麻烦——如果这位同行的表述没有那么唐突的话。

我首先对同行表达了敬意：“你很坦诚，并没有编假话诓骗我，感谢你。而且看得出来，你是真的很想帮她们，但恕我不能答应你。事情不能以这种方式进行。”

同行很疑惑，想追问为什么，我不想把话说得太直白，那样并不讨喜，而且我一贯的风格是，拒绝并不需要附带理由，拒绝就是拒绝。

但如今与自己对话，我不妨更坦诚一些。

我拒绝他的最主要理由，不在于我的道德标准有多么高，而在于他的话语消灭了所有模糊空间，将一件本来还只是擦边的事儿，演变成了一场共谋犯罪。

他那句话翻译成法言法语是：“嘿，哥们，我现在正准备触犯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但这罪我一个人犯不了，需要你帮帮我，为我触犯法律创造便利。”

一个素昧谋面的人，头一通电话打过来，就邀请你去共同犯罪，还要干这么大一票，你要承担完全风险，还没有任何收益。你会干吗？

案件本身方面的考虑也有。

对妹妹而言，也就是我的当事人而言，无论这场“对话”的内容是什么，她都不太可能从中受益。

虽然她们是姐妹，或许感情基础还很好，但一旦成为刑事案件共犯，就有了利益冲突。

同案犯之间的利益冲突，激烈程度甚至远超控辩双方的矛盾程度。尤其是一整个公司一整个链条同时被抓的刑事案件，最大的辩护抓手，来自有效切割。

老板说，自己规章制度写的明明白白，都是下面人“欺君”，为了赚钱瞎搞，我是发现一个开除一个，防不胜防，我冤枉！

员工说，老板真他娘是个王八蛋，我们只是打工人，每月拿个死工资，要不是你拿枪顶着脑门子，狗日的才去犯罪？！

中层小领导们之间的斗争最为白热化，平时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老板多跟谁说句话多看谁一眼都眼红的不行，恶向胆边生，到了庭上，恨不得都说自己是个空头衔虚职，实际掌权作恶的另有其人……

早些年，体制内对自媒体发声还没有严格管控时，一个检察官经营的公号还对此现象进行过公开嘲讽，说自己开庭时：“看着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们互相撕咬，很爽！蛮过瘾！”

现在流行一种打法，出了事，全案共同聘请律师团，统一辩护。有一定道理，能避免内耗，统一对外。但是这种策略，更多是基于为主犯、首要分子辩护而考虑，如果只是中层或基层人员，你在这种辩护方案中所拿到的收益很难超过遭受的损失。

你老板真的有那么好吗？如果真的有那么好，为什么不在没出事前多给你发点工资呢？反而出事后又愿意白白为你拿出值一年甚至几年的工资给你请律师？

动动脑子，多想想。

闲话不叙，说回主线。

简言之，妹妹就是个普通业务员，案情非常简单，唯一特殊的点在于她与老板姐姐的亲属关系。

亲属关系，是权力传递的天然媒介。

这层关系决定了，她可以在足以说服所有听众的叙事逻辑中，在公司承担与她实际职位不相称的刑事责任。

话讲得再直白一些，姐姐嘴随便歪两句，说妹妹帮她在公司干了什么什么，这些活不要太好找，查查考勤，对对账，参加个内部会议，随便哪一项，都既符合叙事逻辑，又能开脱自己罪责，同时足以把妹妹的排序往上拉好几个顺位。

在姐姐的案子里，妹妹可以很有价值，是个潜在的背锅侠。

但在妹妹的案子里，姐姐给不了任何东西。我们只要求她实话实说，把属于自己的责任担起来。

哪怕完全把执业规范抛到一边，丝毫不考虑个人安危，这场会面对于妹妹的价值也是零。姐姐充其量能当面给妹妹一个表态，说自己会实事求是，但这种空洞的口号对我们同样没有价值。

行动比语言更有力量，做给妹妹看就行了，不必说给妹妹听。

我至今也想不通，这个律师为什么会向我提出如此冒失的请求。我只能善意的揣测，他受到了来自家属的某些压力，不得不给我打出这通电话。但他显然也意识到这其中的不妥，以及巨大的风险，于是故意把话讲得没有半分余地，生怕我get不到他的真实意图，不小心答应了他，真陪他去犯了罪。

故事最后还算是个happy ending。检察官给了妹妹一个很低很低的量刑建议，几乎接近实报实销。

临开庭前，法官看到这个量刑建议，皱着眉头对检察官说：你们这个量刑建议，我们判不了，直接减了两档，我们要判得层报最高法，你们调整一下。

检察官直接顶了回去：我们觉得这都已经不低了，不调。

法院当然不会为这点小事儿真去层报最高法，最后直接把刑期调到了下一档的最低值，并适用了缓刑。妹妹开完庭没几天就出来了。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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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会见九次传递毒品：一场自律缺失与监管缺位的双向奔赴

Tue, 18 Nov 2025 13:17:07 +0800

# 写在前面

只有当你愿意让渡部分自由的时候，你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而当你看起来得到了很多自由的时候，你恰恰失去了真正的自由。

昨天又看到一则奇案。

上海某律师，在代理某涉毒刑案时，受家属所托，竟然共计九次在会见时将毒品混入饮料中，带给关押在上海市宝山区看守所的在押犯喝，以“缓解”其毒瘾。

随便贴个链接吧：【职业底线有人真的没有】判决书案情：一律师会见时传递毒品9次

最终，律师被以运输毒品罪，判处十个月有期徒刑。

我笔力有限，对于荒诞到如此程度的案件，多一个字叙述，都只会削弱它的荒诞程度。

直接上分析。

问题出在哪？

# 一方面是小律师们普遍自我价值感低，不能、不敢、不会对不合理的要求说不。

律师虽然已经远远谈不上是什么精英职业，但相较而言，准入门槛还是有的。能跨过这道门槛的人，基本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乖孩子。

在国内高度内卷的现实教育环境下，要成为一个好学生，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天赋异禀，这些人都在理工科，律师行业基本没有；要么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乖孩子，老实人，完全屈从于学校和家庭的高压规训，通过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换取好成绩。

这必然意味着低自尊：只有将自己降维成低自尊的人，才能接受这种毫无尊严的苦难生活。

低自尊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别人的要求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满足，哪怕这些要求本身是不合理的甚至非法的。当这些过分的要求没能被自己满足时，低自尊个体还会陷入无休无止的内耗，怀疑自己哪里做的还不够。

恕我直言，这种在打工牛马，尤其是优质打工牛马身上普遍存在的“低配得感”，罪魁祸首正是畸形内卷的教育选拔机制，以及在该机制引领下，家庭和学校共同形成的价值合谋。

低自尊、低配得感的人，在执业过程中必然更容易违规。面对不合理要求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往往是委曲求全，想方设法满足对方。这已经通过青少年时代的长期规训，内化成为条件反射。大脑早就建立了合理化并全盘接受一切要求的电回路，是他们下意识的第一选择。

学会拒绝，是所有中国式好学生们必须补上的一课。

任何人都有权对任何一方的任何要求说不。不仅仅是要求达到不合理甚至违法程度时，你才有权这样做，只要对方的要求触碰了你的边界，让你感到不舒服，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拒绝，而不必陷入任何内耗。

甚至更彻底一点，你可以自由拒绝任何人，而不必将其要求是否合理，是否冒犯纳入考量范围。

冒犯了对方也没什么了不起。

从概率上看，对方也很有可能是个低自尊的老实人而已。既然如此，就让他去纠结自己为什么会被拒绝吧。

# 另一方面是看守所的监管过于宽松、形同虚设，变相助长了违规行为。

在这个案件中，小律师传递毒品，直到第九次时，才被发现。

“九”这个数字，甚至比传递毒品这件事本身还要荒诞。

一个本身就已经很荒诞的行为，在看守所眼皮子底下，连续重复了九次。

荒诞的九次方。

我不知道小律师在受审时，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如果是我来辩护，我一定会要求追究看守所方的责任。

尽职监管，是看守所的法定职责。其监管不力，未能勤勉履职，是造成犯罪行为扩大不可忽视的原因，应当减轻小律师所应承担的责任。

哪怕在最低程度的有效监管下，后面的“八次”毒品传递都完全不应当发生。

一个杀人犯在警察眼皮子底下，杀人，还连续以同样手法连杀九个，能说警察没有责任吗？

当你在房间里发现一只蟑螂时，实际上已经有了成千上万只。

连毒品都能传递九次的看守所，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连有效监管都做不到，还谈什么教育改造？

依我看，立即全体原地脱警服都不为过。

至少应当判个渎职，刑期不能低于律师。

人性化监管是好事，我们当然应该给个大大的赞，但凡事过犹不及，人性化监管，不等于放任自流，没有监管。

国内的看守所监管，似乎总是在“一管就死”和“一放就乱”间横跳。

前者常见于内地司法理念偏保守地区，比如半个月前到豫东南某看守所会见，竟然严苛到不仅背包不允许进入，就连牛皮纸档案袋都严防死守，必须换成所方提供的全透明手提袋才允许进入监区。

后者多见于普遍观念中的司法文明地区，作为一个地图炮的深度受害者，具体我就不点名了。我曾在另一篇文章得！以后谁也别想把手机带进会见区中更详细的阐述过此类现象。简而言之，他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于会见中的违规违法甚至犯罪问题一概视而不见，最终引发雪崩效应。

这与官僚系统的固有特性有关。理想中的官僚系统，应该像一台有条不紊的机器，常态化稳定运转，永远冷静、永远勤勉、永远可靠。但实际远非如此，官僚系统同样受熵增定律限制，如果没有外界能量注入，必将自动走向无序与混乱。时不时搞一场“运动”，是成本很低的能量注入方式。久而久之，官僚系统习惯了追随“运动”意图横跳。

你说严格管理，我就连牛皮档案袋都不让你带进去。你说人性化管理，我就连在我眼皮子底下传递毒品都睁只眼闭只眼。

比烂是一种很low的行为，但我还是要说，如果非要比，那后一种监管模式的危害性显然要大的多。

这是很好算的一笔账，但很多律师却算不清楚。

前者带来的痛感更直接，严格的监管，不断的提醒，会给律师开展工作带来直接的不便，甚至情绪上的屈辱感，因而更招人反感，更容易引来口诛笔伐。

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下，这种类型的小作文往往会被视作敢于反抗权威的正义之举，能够极大彰显个人勇气，营销价值不可估量，更加滋生了网络风向的一边倒。

而后者的伤害更加隐蔽，更加间接。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伤害。律师们不要为能钻个空子帮家属捎个信儿打个电话通个视频沾沾自喜，你以为这是比较优势，殊不知，你能干他能干很快大家都能干。当每个人都把轻擦边视作习以为常之时，更严重的越线行为一定会出现。喝饮料的，吃榴莲的，甚至送他妈毒品的，都会渐次出现。

别人打电话你能跟，别人送饮料你能跟，别人直接梭哈送毒品，请问你还能跟吗？跟了你也就犯罪了，不跟你就被别人比下去了。把自己的执业比较优势建立在违规甚至违法之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极不明智近乎愚蠢的做法。

稍微阴谋论一点，如果从刑辩律师群体与公权力长期博弈的总观角度看，这种“普遍违法”现象甚至极有可能正中公权力下怀。

“普遍违法”的下一句是“选择执法”是一种惯用的治理“阳谋”。

当执业环境真的恶化到每个刑辩律师都不得不擦边甚至违规执业时，就不要再奢望这个群体能持续涌现出真正的“勇敢者”了。

他们要么因为不肯违规而抢不到客户饿死了，要么因为稍稍一勇敢就被“选择执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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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自媒体，幸运且特殊的职业

Tue, 04 Nov 2025 09:44:22 +0800

通勤路上，在微信读书上读了篇轻纪实。

讲当下大学文科教师们的生存现状。

与我们以往刻板印象里象牙塔中无忧无虑天上人间的生活大不相同，如今的大学老师，不仅面临繁重的科研压力，甚至还要跟在公司上班的社畜们销售们没什么两样，到社会面上找企业拉赞助。

在高校的术语中，经费按来源分两类，“纵向经费”指向国家正式立项然后申领的资金，这部分经费，老师们固然也要参加，但主要工作在学校，他们只需要搞好科研即可。文中所讨论的经费，是“横向经费”，完全靠高校自筹，与其他所有组织一样，高校将任务分解后，分配给每个老师。

文中所提到的学校，平均每个老师每年要拉来五万左右的横向经费。对于文科老师而言，这基本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方面与老师们所接受的文化熏陶有关，高级知识分子多少有些儒家情节，耻于言利，本就不擅销售；另一方面，也与文科的学科属性相关，放到全社会层面，文科固然大有用途，安邦定国，攘弗四邦，纵横捭阖，但在微观层面，一个具体的企业，则是另外一回事儿，文科的研究成果，无法为企业创造直接的利益，经济上行期这钱尚且不愿意掏，更别说现在了。

个人的力量，在组织面前永远是微不足道的。学校的打法很简单，就是要你弄来钱，至于怎么弄来，学校不管，如果弄不来，那就直接考评不合格，最终辞退，换能拉来钱的人上。反正现在每年新毕业博士生一大把，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博士遍地都是。

重压之下，荒诞的一幕发生了，许多老师竟然自掏腰包，甚至贷款，完成学校的绩效任务。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们不仅要掏钱，还要背负本不应背负的法律风险。

经费的赞助主体只能是企业，意味着教师们要自己去找公司，签假合同，最后走账。这其中每一步都埋着暗雷，虽然我国现在对商业的监管法网还没有稠密到伪造商业记录也要追诉刑责的程度（特朗普便因将变造律师费支出，受到此项刑事指控），但在税务监管越来越精准的今天，签了合同，却没有发生真实的货物或服务贸易，也很容易触发金税报警。

钱进到学校账上后，名义上讲，老师们可以通过报账的方式将自己垫的钱再“提”出来。

即便学校对这种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操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卡报销，这个环节又将面临一项额外的法律风险：无论这钱是怎么来的，一旦他以横向科研经费的名义进入高校账户，就成为了科研资金，应当全部用于科研项目，老师们报账出来，装入个人腰包，显然面临“贪污”（公办高校）或“职务侵占”（民办高校）的刑事调查风险。

哪怕完全不考虑这些法律上的风险，资金在流转融通中的损耗也不是一个小数目。钱从公司到高校，要扣一道税。自己购物凑发票，票上又是一道税。如果自己凑不齐票，还要想办法从其他非法渠道“找”票，不仅要付出额外的经济成本，还要面临新的法律风险。

至少在一个刑事律师的眼中，这是一项完全划不来的事儿。一旦事发，轻则钱打水漂，中则学术声誉受损职业生涯玩完，重则锒铛入狱。

但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视角想一下，好像又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百无一用是书生”，文科知识分子们直到今天，依旧无法逃脱这道“诅咒”。

象牙塔外难有他们的容身之所，而象牙塔内，也正在迅速填平与塔外的差距，这让他们更加无所适从。

绝大多数人选择了顺从。月亮代替不了六便士。他们需要这份工作维持体面的社会身份，供养一家老小。当然也有人选择反抗，但这种反抗在历史趋势面前显得非常软弱无力，顶多只不过是用脚投票而已。

老子曾用“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描述他眼中的理想社会图景。

在他的眼中，一个全部由自耕农组成的国家，是大圆满的最理想状态。

自耕农，意味着一个人就是一个独立且完整的生产单元，他不用对外进行任何交互，就能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

人世间的烦扰，多半来源于不得不对外交互。

在这个料峭的寒冬中，越发感觉到先贤的伟大。能过上太平盛世自耕农的生活，是一个个人无上的福报。

幸福都是对比出来的。读完此篇，突然觉得自己的职业还不算太差。我们当然已经不可能再完全回归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但在工业化大分工的历史背景下，能有幸在一份能够筛选交互对象的职业中栖身，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律师+自媒体，正式这样一份特殊且幸运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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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米之家撕逼

Mon, 27 Oct 2025 22:25:54 +0800

手上的K70手机服役已两年，处理器有点跟不上时代，开淘宝美团京东这种“3A”大作，总一卡一卡的，更致命的是，这两年手机电池技术似乎取得了什么突破，新机型电池容量直接奔着七八千去了。K70区区五千毫安电量，又经过两年高强度工作，早已羸弱不堪，只能将将支撑半天续航。

对我而言，手机只有两个功能，一是扫码，二是通话录音，我并不想在手机上花太多钱。当然，作为每日超越电脑，陪伴我最久的电子产品，我一点也不能容忍它卡顿，从K50时代起，我就是红米K系列的忠实用户。换机周期把握在两年一换，从50到70，这次又毫不犹豫的盲订了90。

今年来，小米和雷军的口碑，迎来了灾难式的崩塌。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前几年小米顺风又顺水，雷军不仅赚了大钱，还捎带装了大逼。命运所有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码，也该还还账了。

出于对小米品牌及雷军个人口碑主观感受的微妙逆转，我也考虑过其他品牌，比如都说OV的系统好，尤其是color OS，丝滑度甚至能压iOS一头。但年龄大了，国内手机品牌产品线太杂乱，实在懒得研究，最后还是图省事，在还没召开发布会的情况下，在太格茂小米之家，交了100块钱定金，盲订了K90。

新一代K还挺讨喜，最戳中我审美的两个改变，一是屏幕略微小了一些，到了6.59寸，没有一步到位来到6.3甚至6.1，是一个小小的遗憾，不过比动辄6.7、6.8的尺寸，还是友好多了。二是屏幕长宽比从之前的20:9调整到了19.5:9，完全照抄了苹果比例。

从上古时代开始，屏幕长宽比就是苹果与安卓阵营的差异之一。屏幕瘦高一些好看，还是矮胖一些好看，因人而异。就我个人而言，更喜欢矮胖的比例，能在小尺寸屏幕下获得更多的操作空间。

发布会还没开完，小米之家说可以提货了，我饭都没顾上吃，开上小电车，直奔太格茂，提手机。

到店后，店员给我介绍盲订政策，说送个什么价值199元的一年延保，这个对我基本没有什么价值，我用手机比较小心爱惜，迄今为止从没出现过不小心摔烂手机这种事。另外就是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具体到我参加活动的那个店，是挎包、自拍杆和体重秤三选一。

交付前，我打开手机，看了一眼小米京东自营，当时官方的线上政策是，首发购买手机，同时加送一副小米蓝牙耳机。从赠品价值看，线上倒比线下还划算一些。

我又有了些许犹豫。京东自营下单，第二天一早就能送货上门，而且颜色任挑。而当时的线下店，我选定的16+256版本，只有一台黑色现货。

于是，我向店员小哥询问：线上现在还送耳机，感觉比线下线下有没有？

小哥似乎看出了我心中的疑虑，解释道：线下也是有耳机送的，只不过现在店里没货。到时候会以优惠券的形式，下发到您的小米商城，你可以凭券到任何一家线下门店自提，也可以在商城直接下单，商城会免费包邮发货到咱家。

这时，另一个员工，圆寸头，举手投足间有股子小领导的气质，可能是店长，听到了我与店员的对话，插话道：是的，耳机是统一都有的，刚才给您介绍的三样礼品，是只针对线下盲订客户额外的。

我一听，这不错，挺划算，当即将手头的旧机在门店走了回收，并提了新机。

该说不说，雷军虽然人设崩了，再不好在互联网上继续装老实人了，但小米的客户群像也好，甚至线下店员工的气质也好，都依旧有股深深的老实人屌丝味儿。

我的旧手机享受了220块钱的换新补贴。我半开玩笑的问店员：要是别的品牌换购你家手机，会不会补贴多一点啊？

我本以为店员至少会迂回一下，结果人直接了当的说：是。

令我哭笑不得。

结账时，出现了第一个令我略觉疑惑的处理方式。

按我的理解，定金定金，自然是要在正式结算时抵扣总价款的。但店员却给我说，定金稍后会通过微信红包的方式返还给我。

总令我觉得哪里怪怪的，我交100块定金，虽然也是微信红包发给店员的企业微信，但这并不是我与店员个人之间的交易，店员收款后要走了我的小米商城二维码，并在后台系统上做了登记，我的小米商城后台也同步出现了订单和电子小票。

即便不能在购买时直接抵扣价款，也应该通过官方途径退还，而不是不伦不类的私人账户转款。

换新电子产品，是为数不多能给中年男性带来快乐的事，拿到新手机的喜悦，几乎立刻全面压倒了这些许疑虑，我拿着新手机，欢天喜地的走了。

流年不利，小米大约被接踵而来的烂事儿搞得阵脚大乱，内部管理的混乱也直接传导到了K90的销售策略上。一夜之间，12+512版本就因定价过于超出目标用户预期，紧急下调售价300元。

发布会开完不到24小时，就直降300元，简直是一场闹剧。要么当初就别定那么高，要么定了就死抗住，反正马上双十一了，到时候再悄咪咪降，做冷处理。难道雷军认为这么搞很能收买人心？实际情况是，用户对品牌的信任度会大打折扣。小米的基本盘就是我这样的较真屌丝理工男，一旦让这些人形成不靠谱，定价虚高，割韭菜的印象，这些人的品牌忠诚度，可不像华为苹果用户，这些人的“忠诚”，建立在理性的计算之上。一旦经过计算，认为这个品牌已经不再划算，甚至在把他们当傻子耍，那他们会立即抛弃这个品牌。

线上购物在中国的渗透率之所以会如此之高，与线下购物的糟糕体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线上的一切，都有痕迹可追踪，线下则不然，人类进化到今天，也没在头上进化出摄像头，当面许诺再好的事，出了门就翻脸不认账的，不要太常见。

今天，一直没有收到退还定金，也没有收到耳机优惠券的我，微信联系了小米之家小哥，问他定金和耳机什么时候能落实。

果然，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小哥说：哥，我当时说给您送耳机了吗？如果说了就是有，没说就是没有哈。

我万万没想到，表面看起来人畜无害老实巴交的小哥，竟然给我来了这么凌厉的一手。你别说，企业文化这东西，还真是挺玄学的，雷军也是个扮猪吃老虎的主，迷惑性很强，要不是这两年装逼太多，漏了马脚，估计还能在互联网上蒙骗好几年。

小哥轻飘飘一句模棱两可的反问，把皮球一脚踢回给我，倒需要我来举证他当时到底说没说过这话了。

好在咱平常吃饭的家伙事儿就是跟人撕逼吵架吐口气扯头发。小哥在我面前卖弄话术，就是李鬼见了李逵，分分钟要现原形。

我给小哥回了一句：你的意思是说，你当时没说过这话？

看一个人武功高不高，不用非看他打完一整套拳。一出手，功夫深浅就看出来了。

小哥一看我“来者不善”，疑似“撕逼专业户”，也收起了漫不经心的态度。再次跟我说：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如果当时说了要送，就肯定会送的。

语气虽然好听了点，但依旧没有半点解决问题的诚意，还是想把球踢回给我。

我紧追不放：你说没说你来问我？你们自己的销售政策你们自己不知道？那我现在问你，你们盲订政策，当晚提货的到底送不送耳机？能不能给个准话？难道是凭你们店员心情，说送就送说不送就不送？你们小米这么大个公司，一点规章制度都没有？

小哥有点慌了，话也明显少了，唯恐再次露出破绽，被我穷追猛打：不是的哥，肯定有政策的。

我说：既然有政策，那就按政策执行啊。政策具体是什么，翻出来看看不就清楚了？为什么一直给我扯什么说过没说过的？不张嘴问你们的，不懂政策的，就不给了是吗？

小哥被我说的哑口无言，说：我查一下，然后给您准确答复。

过了约莫十来分钟，小哥回话了：哥查清了，当时给您说的是盲订权益是送一年的延长保，外加赠品三选一。耳机是小米的会员或者学生才送的。

终于图穷匕见了，扯东扯西，推这推那，说白了还是不想送呗。

我反手联系了小米官方客服，反映了相关情况，要求官方协助解决。

同时，我也继续对小哥施压：那要不就调监控吧，我是首发当晚，也就是10月23日晚上八点左右到店的，当时我问，线上送耳机，线下有没有。不光你明确跟我说有，一个圆寸头，像是你们店长的人也明确跟我说有，我才决定线下提货的。你们当时要是跟我说没有，我就不会在线下买，你们那些赠品，别说三选一，就是三样加一块还不如一个耳机值钱。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不知道是后台投诉起作用了，还是小哥向店长汇报刺头找事该如何应对了，小哥给我转了一百块钱红包，备注退定金。耳机问题也改了口，说要送的，途径还是手机激活七日内发券到小米商城。

话说真是心累，前两天一个已经服刑的客户家属跟我吐槽，说明明退赔和罚金已经结清了，去法院开证明，还是推三阻四，各种设障。

我毫不犹豫的告诉她：告他们。

她说：太远了，跑一趟你们河南老折腾，累了，不想弄了。

我说：可以网上告。不告不行，我现在都快被逼成专业上访户了。现在是不告不闹不诉不访，任何事情都办不成。

我本来以为，只是司法领域如此，没想到连买个手机，现在也成这样了。我只能将其理解为，经济萧条的众多副产品之一。资源不足，外向突破发展无门，每个人都只能穷尽一切办法，保住兜里那几个钢镚儿。

一个耳机不值多少钱，若在前二年，店家不会如此耍赖，我也不会如此较真。

但如今，一切都变了。

今天是10月27日，等10月30日，不见券，再去跟小米之家第二轮battle。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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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罪单次会见后给家属的书面反馈材料

Wed, 10 Sep 2025 09:01:10 +0800

致张三家属：

2025 年 9 月 2 日上午，律师到嫘祖县看守所会见了张三，初步了解了检察院指控情况，并听取了张三本人的辩解意见，综述如下：

一、案件基本信息

本案已进入法院一审程序，嫘祖县人民法院于 8 月 25 日向张三送达起诉书。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应当于开庭审理前至迟十日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据此推算，本案最快开庭时间为 9 月 5 后之后。

二、检察院指控

由于本次委托仅涉单次会见，律师并未能从法院处获取起诉书文本，从会见中得知，检察院共指控五起犯罪事实，分别是：

1.分别以购买住房，解决工作灯名义，诈骗李四（音）160 多万元（含李四亲戚朋友的钱）；

2.以协调酒驾案件名义，诈骗王五（音）5 万元，案发前退还 2 万多，案发当日退还 2 万多；

3.以办退休、办医保等名义，诈骗赵六（音）30 多万；

4.以安排工作、承揽工程都为名，诈骗孙七（音）14 万；

5.以给领导送手机为名，诈骗周八（音）苹果手机一台，价值 1 万元左右；

以上共计200 余万元。

三、张三本人对事件经过的叙述

张三于 2012 年前后，加入嫘祖县政法委组织的联防队。某日，其在街上巡逻期间，认识了一个人。该人自称有很大能量，认识相关领导，并将张三带至县委大院一未悬挂门派的房间内，称该房间是其办公室，还称能为张三解决编制安排工作等。由于其能自由出入县委大院，很快取得张三信任，并在其后十余年时间内，持续通过张三，诈骗张三家人钱款（该部分内容，并未被检察院指控）。期间还安排张三一家到三亚旅游，进一步取得了张三的信任。

律师询问张三，是否知道该人真实身份。张三回答，不知道。

律师接着追问，相处十余年，对方还经常联系你，让你为其开车，你却连他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吗。张三依旧回答，不知道。

律师又问，你总有对方的电话号码吧，现在实名制了，总能追查到个人信息。张三回答，该人的电话号码，是其本人用自己身份证开办的。

2019 年、2020 年，疫情爆发前，在县招待所工作的李四（音）询问张三，是否有渠道在郑州低价购房。张三询问前文所述的“领导”后，“领导”又向其介绍了一陈姓男子，称可以找该陈姓男子办理。

该陈姓男子让张三以其姑姑的身份，办理银行卡，并以低价购房名义，用该银行卡收取李四 3 笔共计 80 万元。

随后还用该银行卡，以帮助解决工作名义，收取李四 80 多万元。据张三称，请托解决工作的人中，有 5 人是李四的亲戚朋友。

其余四起指控，经过相对简单，被害人也多基于对张三本人的信任，进而相信了其口中所谓领导的办事能力，进而向其交付钱款。

据张三本人陈述，骗取李四 160 万余元，均由其从银行取成现金，大部分交给了该“陈姓男子”，少部分自己留用。

骗取其余四人的钱或物，均系现金交易，其同样将大部分钱款交给了该陈姓男子，少部分自己留用。

张三自称亲眼见到过该“陈姓男子”及其随从一行三到五人，还亲眼见到过其登录冒充“国家领导”的微信账号。该陈姓男子还曾带李四及自己到郑州北龙湖附近看过房子，因此其很信任该男子。

律师询问张三，是否知道该“陈姓男子”真实身份。张三回答，不知道。

律师追问，如何与该男子联系。张三回答，对方的号码为一个“400”电话，现在回想来看，很可能是一个虚拟号。

律师再问，有没有向对方银行账户转过账，并从银行转账追查其真实身份。张三回答，一次也没有。

律师还试图询问其与李四的关系，张三选择了回避。考虑到与案件关联不大，律师没有进行追问。

四、张三本人对指控的态度

张三对第一、第三、第四起指控，即诈骗李四、赵六、孙七等人，没有提出异议。

对第二起指控，其称不是诈骗，当时确实将钱交给帮忙跑事儿的人了，但事已至此，他不可能再到法庭上说，对该起指控，同样愿意承认。

对第五起指控，其称与周八有借贷往来，其出借给周八一万元，后周八拿该手机还债抵账，并非指控所称向他要手机送给领导。

但考虑到该二起指控所涉总金额还不到六万元，对全案定罪量刑几乎没有影响，且该二起指控与那两位神秘的“领导”没有直接关联，故不做深入探讨。

五、辩护方向建议

核心指控其实只有两大块，都与请托办事，协调关系有关：一是通过协调关系低价买房（骗取李四购房款），二是通过协调关系办理各项常规途径难以办妥的事项（骗取李四、赵六、孙七等请托款）。

对于请托类诈骗，出罪的关键在于有没有夸大甚至虚构自己的办事能力。结合张三本人及家属的陈述，律师初步判断，本案构成诈骗罪没有问题。

在这个大前提下，要想争取从轻甚至减轻处罚，唯一办法是揪出躲在幕后遥控指挥的真凶，还原张三作为前台“提线木偶”的真实地位，进而争取认定为从犯。

六、律师对张三本人辩解的经验判断

无论是作为律师，还是作为家属，从情感上来说，都应该无条件相信张三所述。

但从理智上讲，律师必须结合经验逻辑，对张三的辩解如实分析，以供家属决策之用。

本案的关键点有二：首先是两位“领导”是否真实存在，然后是如何通过提供有效线索，引导办案机关将其二人抓获。

先看第一个问题，律师在会见过程中，对张三与二位领导的交往细节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询问，但客观来讲，张三给出的答案，并不能完全说服律师，说服司法机关的难度则更大。

其一，张三与将其带到县委大院的“领导”，交往已十余年，但却连其真实姓名都不知道，尤其是在长达十余年时间内，该“领导”始终使用张三名下的电话卡，明显有悖常理。如果说在案发之初，张三可能还有保护朋友，等待朋友出手相救的想法，但如今案件已经起诉至法院，其仍闭口死保，于理不通。只能让人怀疑，该人是否真实存在。

其二，张三与“领导”介绍认识的“陈姓男子”，同样已经认识数年，除了知道其姓陈外，对其身份信息也是一无所知。就连钱款交付，也很“碰巧”的选择了现金给付，断绝了所有追查线索。

事实上，在侦查阶段，张三也向公安侦查人员汇报过相关情况。但由于无法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追查线索，公安机关并不相信张三的辩解，也无法进行追查。

总之，基于目前掌握的信息，即便张三所述属实，也因其无法提供有价值的追查线索，很难将相关人员引入案件。

律师目前唯一能考虑的证据链条突破口，是申请法院追查涉诈微信账号的 IP 登录信息。若能查实与张三本人惯用微信账号不一个登录地点，则可以证明张三所述属实，本案还有其他未归案的共犯。但由于过于缺乏实质线索，能否具体到人，也要打上一个问号。

七、其他事项

在会见最后，律师直截了当将家属的疑问挑明给张三，问是否有身边熟人，如大白等人涉案，其肯定的回答，没有。

关于债权，大白欠其 15 万元，小东欠其 9.8 万元，威子欠其 3.9 万元。

关于生活，生活费方面，其考虑到出事后家庭困难，表示不需要生活费，把钱都留给家里用。但有两味药，一是沙库巴曲，二是琥珀 XX（其记不起全名），两味药之前都送过，需要再送一些。

面对家人的质问，张三痛哭流涕，表示自己从来不敢骗家人，自己也是被“他们”骗了。还说自己直到春节，才终于确定自己被骗了。在此之前，一直抱有幻想，觉得“他们”能把自己“捞”出去。春节那天，看着别人该取保的一个个都取保走了，自己的幻想才终于破灭。

对于目前的局面，张三表示自己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他个人的想法是让家里不必执着于为他翻案，让爸妈照顾好身体，爱人照顾好几个孩子，就够了。

八、如若继续委托的委托报价

虽然张三的说法存在一定疑点，但从律师辩护角度出发，律师仍将考虑包括但不限于申请法院依职权调取可疑微信账号的登录 IP 信息（其他拟调取证据线索，需结合阅卷情况进一步分析，若有），想方设法将同案犯（若有）披露，并争取张三能够依法认定为从犯。

虽然不否认张三本人涉嫌诈骗的大指控逻辑，但工作量及工作难度较一般认罪认罚案件的纯量刑辩护有较大幅度提高。故总体报价调整为 X 万元，本次会见费用X元可在代理费中予以抵减，交通费实报实销，按单次 X 元计（含来回差旅、住宿）。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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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要多研究阳谋，少琢磨阴谋

Tue, 09 Sep 2025 18:56:56 +0800

群里张律师前段时间问了一个虽然普遍，但很棘手的案子。

当事人请托办事，找关系，被骗子骗了钱。现在委托律师，想把钱拿回来。

在老百姓的朴素认知里，花钱办事，办不成退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不退钱就上法院起诉，实在是太正常不过的事儿。

凡事就怕上秤，不上秤没二两，上了秤千斤都打不住。

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上了秤，就不能再按那套朴素规则办。

花钱办事，绝大多数情况下，追求的都是不法利益。即便在少数追求合法利益的情景中，也因破坏了明面上儿的规则规矩，同样具备可谴责性。

司法的最终目的，就是用稳定的、可预期的规则，实现对社会的管控。自然不能容忍花钱办事儿这种出老千儿坏规矩的事儿。

一旦你去法院起诉，说事儿没办成，要退钱。法院早已统一了裁判规则，驳回起诉。理由便是花钱请托违背公序良俗，不应予以鼓励。

民事的路子堵死了，还剩下刑事的路子可走。

我当律师这些年来，花钱找关系的事儿见得太多太多了。我当然无法否认，贪污腐败，利益交换，是永远不可能杜绝的现象。但可能是我的社交圈层不够，根本接触不到天龙人，我只能说，我还从未亲眼见过花钱找关系办成事儿的。

一些案件，表面看上去，钱也花了，人也找了，最终结果也不错。但二者之间的关系高度存疑，极有可能只有时间先后关系，而无因果关系。

当事人们一般乐于将好的结果归因到“关系”上，这也很好理解，说事情是按部就班自然发展的结果，显然不如说是“协调运作”的结果，更具社交装逼价值。人性如此，只不过我的身份是律师，对这些事多处于冷眼旁观者的地位。扪心自问，倘若我自己身在局中，也更乐于向外界彰显所谓“运作”能力。哪怕明知这只是一个美妙的巧合。

绝大多数请托办事，完美符合诈骗罪犯罪构成，自不必说。

但一旦真作为刑事案件处理，马上会出现一个规则体系上的 bug。

请托人作为诈骗案件中的被害人，公权力有义务为它追回损失。

当然，能不能履行到位是两说。但从法律确认角度讲，刑事判决书会确认，被害人有获得退赔的合法权利。这是社会规则层面，对“办事儿不成有权要回钱”正当性的认可。

这样一来，一个很荒谬的局面就出现了。

在民事体系中，请托人的行为是应当遭受谴责，并同时承担不受司法保护的实体后果。但到了刑事体系中，在更可恶，更具可谴责性的骗子面前，他又“摇身一变”，成了被害人。他的实体权利，又成了应当受司法确认并保护的正当利益。

同一件事，哪怕放在不同的体系中评价，也不应该得出如此南辕北辙的结论。

更致命的是，刑事判决调用了司法的全部公信力，向社会传递了这样一个错误信号：

“请托办事儿无本万利。办成了，自不必说。办不成，公权力保驾护航，追回赃款。”

我说句很招骂的话。究竟是挤破脑门想尽办法围猎干部的人多？还是无孔不入百般设计刁难群众的人多？

咱都不是外宾，心中应该都有数，只是嘴上不愿意承认罢了。

司法应当通过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判决，引导社会在正常秩序上运转，实现良法善治。

此类判决，无疑会向社会持续不断发出错误信号。相当于变相鼓励所有人，去行贿跑关系。

很快，刑事判决也对此类案件进行了纠偏。在一般性的请托事项中，比如办个工作调动，升职加薪，可以判决将赃款发还被害人。在危害性极大的事项中，如办取保办缓刑，甚至办无罪，骗子该坐牢坐牢，但钱也不能发还，而是直接收缴国库。

我相信，随着社会风气越来越好，制度的笼子越扎越密，将来此类事件会越来越少，直至消亡。

但移风易俗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在包括当下在内的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此类纠纷依旧会层出不穷，构成了律师“案源”的很大一部分。

民事、刑事都走不通，司法维权的大门彻底关闭。但当事人想拿回请托款，律师也想挣律师费，怎么办呢？

有些律师同行就动起了歪脑筋。既然实话实话你驳回起诉，那我何必自找麻烦说是要回请托款？不如让当事人打张借条，按民间借贷去法院起诉，有条子，有流水，如果金额不是太大，很多法官问都不问就下判了。即便碰到心细谨慎的法官，问一嘴借款事由什么的，随便撒个小谎，或者稳一手说一句庭后核实，也就糊弄过去了。

该律师最初想的也是这条路子。毕竟这样最方便，非常符合人们朴素的行事惯例，很多律师也都是这样做的，最起码不会连案子都立不上。

但我却提出了不同意见，我直言：不能这么干，有虚假诉讼风险。

虚假诉讼，是指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法律关系提起民事诉讼，扰乱司法秩序的行为。

绝大多数情况下，比如双方存在多次借贷纠纷，甚至一些并非基于借贷而产生的金钱纠纷，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简化处理放法律关系。法院也很忙，没有时间从盘古开天辟地查起，你们双方每笔资金往来的来龙去脉，法院没有必要，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去通通查清楚。

这时，所谓“借条”，其实相当于经双方共同确认的对账单。

无论其原初法律关系是否民间借贷，都因基础请求权的真实存在，而不具备法益侵害性。充其量属于“变造”法律关系，不在虚假诉讼罪的打击范围之内。

群中也有不少民事律师，认为我小题大做，太实诚了，根本没必要如此杯弓蛇影，风声鹤唳。认为这跟合同纠纷、建工纠纷一样，充其量是经转化而成的民间借贷关系，跟虚假诉讼八竿子打不着。

但我坚持自己的看法，对于请托办事，这种特殊原因形成的金钱纠纷，由于其无论在民事体系下评价还是刑事，都不具备被法律承认的正当请求权基础，再按照老经验，贸然“变造”法律关系，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其相当于将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法关系，“变造”成受保护的合法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无中生有”。已经触犯了虚假诉讼罪。

律师这份职业，是一份需要经常穿梭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职业。稍不留神，就会触碰红线。

绝大多数律师，都是以做民事案件为主业。刑事业务只是捎带着做一做。以刑事业务为生的律师，更是少之又少。

许多民事律师认为，干刑事业务很危险。

他们混淆了与危险的“物理距离”和“法理距离”。

的确，刑事律师整日奔走于看守所之间，是距离“物理距离”最近的群体。但正因为“物理距离”近，让刑事律师们普遍拥有更强的风险意识。知道红线在哪里，离老远就绕开了，边儿都不挨，更不会去碰触突破。反倒是许多民事律师，冒冒失失，一脚就踩进了地雷阵里。从这两年的趋势来看，涉刑出事的律师中，民事律师的数量起码是刑事律师的几十倍上百倍。而虚假诉讼罪，正是其中的重灾区，我自己手上，就正办着民事同行的虚假诉讼刑事案子。

张律师说：可是现在案子已经接了，借条也已经写好了，骑虎难下。

我说：那就在诉状中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这样顶多是法院驳回起诉，最起码不至于惹上刑事官司。

就在刚刚，张律师又来群里反馈案件进展。

效果竟然是大大的好。

现在的法院，主打一个案多人少。法官人均年办案几百个，根本吃不消。

为了缓冲海啸般涌入的案件，法院普遍设立了诉前调解制度。说是当事人自愿选择，实际上是强制适用。前几年我还办民事案件的适合，为了跳过调解，还跟立案庭吵过大架，并当着立案庭的面，把同意适用诉前调解的告知书撕了粉碎。就这最后也没躲过调解这个步骤。现在想想那会儿年轻也真是虎，要是碰见同样虎的法官，给你扣个寻衅滋事或扰乱秩序的帽子，不说送去拘留所住几天，起码通报给律协司法局，吃个处分够够的。

今天上午，法院组织案件调解。

由于诉状写的一清二楚，法院一眼就看出，是个再普通再常见不过的请托诈骗案。

调解员直接给出了二选一：要么退钱调解，要么作为刑事案件移送公安。

本来走不通的司法程序，由于诉前调解机制的存在，又成了可以光明正大摆上桌面商量的事儿。

我告诉她：你们现在局面大优。刑事控告，开弓没有回头箭。人抓进去，你充其量能给他出个谅解书，给他减点刑。远没有现在这个局面的威慑力大。当场给钱，当场两清。如果谈不拢，就直接给法院交书面意见，要求作为刑事案件移送给公安。

果然，在强大的压力下，对面秒怂。当场同意立即给付 5 万，剩下的 10 万，半年内付清。

当事人很满意，打狗的肉包子还能回来一点，已经是意外之喜了。剩下的 10 万元能拿回来当然好，实在拿不回来，也就认栽了。

自己办的也不是什么地道事儿，付出点代价，也很公平。

就这类纠纷，律师究竟该如何在合规框架下协助客户解决，群里讨论了好几天。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没办法在完全合规的前提下解决，如果非常爱惜羽毛，只能敬而远之。

这个案子的实际进展，却似乎无意间走通了一条合规解决之路。即：

据实起诉，通过法院的诉前调解机制，以要求作为刑事案件移送公安为由，极限施压，逼迫对方退钱。

每一步动作，都是在司法机关监管控制下的合规操作。司法不鼓励请托办事，只代表它不会通过判决的方式，以国家强制力保护请托人。但当事人有自行处置自身权利的自由，人家双方要调解，你管不着。即便施压不成，对方不同意退钱，也因为有要求法院移送立案的书面文书存在，不怕跟客户扯皮。

简直是无解阳谋。

如果硬要说这套操作中有什么不合规之处，也在于法院。在最严格的审查下，法院只要发现所诉案件涉嫌刑事犯罪，都应当将相关线索移送公安。

但法院人有官身，对这种小事儿的合规需求远没有律师那么强烈。

再退一步说，法院合规不合规，关我一个律师卵事。只要能为我所用，而不是伤害我的利益，我完全没有必要当正义感爆棚的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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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婚内强奸案：男人，你在气什么？

Wed, 13 Aug 2025 11:42:45 +0800

大同订婚强奸案刚刚落下帷幕，内蒙又爆出一桩“更离谱的”婚内强奸案。

据同时担任家属辩护人的被告人姐姐称：其弟被其弟媳在婚姻存续期间，控告强奸罪，并同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民事赔偿三十万。被告人母亲同时称：事发后，其多次向媳妇下跪，乞求原谅，但媳妇均拒绝。

大同案订婚判强奸，毕竟还没领结婚证，这口气男人们咽了。

现在连领了结婚证也能被告强奸？那以后到底还有没有安全合法获取性资源的途径？

男人们本就被大同订婚案挑动的敏感情绪，再次集体爆发。

婚姻内夫妻双方到底是否互相负有性义务？丈夫与妻子发生性行为，能不能构成强奸罪？刑法是否应当介入人与人之间最私密的关系？家庭与婚姻，还是不是男女双方共同抵御性风险的避风港？

1.男人，你在气什么？

被告人家属虽然将案件披露到公域，但强奸案属于法定不应公开审理的案件，其能在有效控制刑事风险的前提下公开的信息非常有限。

被害人提起的附带民事诉状，成了目前唯一相对可靠的信源。

该诉状披露了两个关键事实：

第一，被控强奸的性行为发生之际，二人已经在民政局发起协议离婚，双方进入“离婚冷静期”，并处于分居状态。

第二，该性行为伴随严重的暴力伤害，并导致被害人轻伤一级的伤害结果。

将这两个因素叠加考虑进来，相信能让义愤填膺的男人们冷静下来不少。

这跟他们脑海中激昂愤恨的对象完全不一样：没有小仙女，没有春风法官，没有天价彩礼，没有骗婚析产，甚至连稳定的婚姻存续关系都没有，只有伴随严重暴力伤害的最原始形态的性侵害。

男人们盲目且急切的把自己代入潜在受害者——这也正是被告人方诉诸舆论的目的——但这完全是错误的——在一段稍微正常一丢丢的夫妻关系中，都不可能发生本案中的剧情。

2.婚姻关系附随性义务真的存在吗？

男方以及许多力挺男方的辩护观点认为：婚姻的本质关系是性资源的结合，婚姻关系应当附随“性”义务。他们中甚至有更激进的声音称：哪怕是霸王硬上弓，只要双方还是夫妻，就不可能构成强奸。婚内根本“无奸”，更遑论“强奸”。

“性义务”这个说法，流传甚广，但我实在没有找到法律条文，解释惯例，乃至“现代”法理依据。

这种所谓“性义务”，只是一部分男人脑中的幻想。

道理很简单，尊重并保护每一个个体的自由意志，是现代文明的基石。认为一方应当无条件满足另一方的性需求，这是在复辟奴隶制度。在女性的法律人格已经得到普遍立法尊重的今天，再将这些臭裹脚布翻找出来，着实不合时宜。

不要玩“性义务是相互的，男方也要交作业”这种无聊的诡辩。男性与女性，哪一方性需求更强烈，哪一方是性行为中占据主动地位的一方，不言而喻。这已经不是一个文化习俗问题，而是一个基因习性问题。不仅人类，但凡两性繁殖的生物，皆如此。

任何一个受过现代文明熏陶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对这种奴隶制色彩浓厚的言论，都会近乎本能的厌恶反感。

我个人真诚的建议，如果男方还要继续以诉诸舆论的打法推进这个案件，就不要再谈什么子虚乌有的性义务。拥抱现代文明吧，说点什么“国家权力不宜进入社会最小细胞，刑法不宜入侵公民最私密空间”，都比什么“夫为妻纲”好上一万倍。

3.农耕时代的男性为什么能够拥有对女性人身的绝对掌控？

认为“夫妻双方应当互付性义务”，其实质是以诡辩的话术，掩盖企图对女性人身施加绝对掌控的意图。

其思想渊源，是农耕经济形态下“夫为妻纲”道德观念的残留。

农耕经济形态下，男性由于具备对女性的压倒性力量优势，进而取得了对女性的压倒性经济优势，并最终得到了对女性的压倒性社会及家庭地位。

女性的生理机能限制决定了，她无法在农耕形态下完成自给生活，必须依附于男性。

农耕文化下，男性对女性人身的绝对掌控，源于其对女性经济的绝对掌控。

“不服从者不得食”，这才是所谓“附随‘性’义务”带血的真相。

但在进入工业化经济形态的今天，男性的力量优势已经不再能等比转化为经济优势进而地位优势。女性已经在全行业

一个数据，说我们国家当下的劳动供养比只有 1:1.1。

这个数据不可考，很可能也不是那么准确。但不容置疑的是，它符合我们的直观生活感知。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男女组建的普通家庭来说，单靠男方一人工作，已经远远不足以涵盖家庭开支。夫妻二人同时工作，共同养家，才是工业经济模式下的常态。不光是中国，而是全世界。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男性已经永久丧失了农耕经济形态下对女性的绝对经济优势，还想维持对女性的绝对人身控制，这可能吗？

婚姻的本质，从来都是基于经济，而非基于“性”。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如果未来还有婚姻的话）也将如此。

其实今天发生的一切，早就被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言中（笔者强烈荐读）。

婚姻制度若不能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可能如生物进化般衰退为“遗迹”。

当维系婚姻关系的经济合作不复基础，婚姻制度本身很可能会解体崩溃。

4.经济转型下的思想混乱

全球进入工业化时代不过两个世纪，中国更是用几十年走完了西方国家二百年的发展历程。

剧烈的底层经济变革，与人们普遍落后的思想观念，不可避免产生巨大割裂。

从孔子到程朱理学，历时一千六百余年，与农耕经济配套的意识形态才算彻底完备。

工业大转型下的思想混乱，还必将持续很久。

很可能我们这代人有生之年，都不会看到性别战争停战熄火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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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女律师质疑体验结果被索赔一千万——碰瓷政府算什么本事？

Fri, 08 Aug 2025 10:26:23 +0800

前段时间网络发帖指控爱康国宾假体检的北京张律师被起诉了，被诉赔偿金额高达一千万元。

资本明显是当成个事儿来办了，在立案普遍要半年往上，开庭排到一年后的今天，案件竟然连传票都发出来了。九月初就开庭。

好家伙，本来以为自己癌症晚期，天下无敌了，结果碰见了更狠的茬儿，直接连遗产都给你扬了。

许多网友质疑爱康国宾的公关策略，称其为灾难公关教科书。我倒以为，网友的认知已经落后时代版本，爱康国宾的应对基本是能做到的最优解。如果当年特斯拉在女车主大闹车展诬告刹车失灵事件后能拿出今天爱康国宾的雷霆手段，也不至于在网上唯唯诺诺立正挨打好几年。

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的时间太短，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见识过资本的力量。

他们对于以小博大的全部经验，都来源于跟政府的博弈。

政府是典型的公共产权弃置物，跟资本家的私产性质完全不一样。你去碰瓷政府，政府立马滑跪，求你别碰了，还倒贴钱给你买返乡车票。

但资本家都是长了獠牙的，即便像于东来那么好说话的大善人，也起诉了裤头姐，索赔了一百万。法院最后实判了四十万，足够把裤头姐一家玩死。虽然坊间传闻于东来自己替裤头姐掏了这四十万，但想必裤头姐被这么一折腾，以后再也不敢没事碰瓷资本家玩了。

谁是硬茬子？谁是软柿子？

这是网络碰瓷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不分青红皂白，乱碰一气，是早晚要碰出问题来的。

更早时候，内蒙的鸿茅药酒被谭医生碰瓷，人家直接不跟你多逼逼，跨省抓捕。

当然，最终效果并不好。

因为一旦动用公权力，就会让资本从强势方蜕变为弱势方。公安一抓人，就代替资本，站到了矛盾一线。而在公共博弈场上，公权力是绝对的弱势群体。最终，谭医生 37 天逃出生天，鸿茅药酒商誉全损，内蒙营商环境连带蒙羞。

资本很快探索出了一条更好的对付原子人碰瓷的路子，那就是天价索赔砸死你。

我诉你一千万，跟毛毛雨一样，高管少开两瓶红酒就把诉讼费省出来了。你想反诉我一千万？先看看裤兜里够不够交诉讼费吧。

从诉讼收益上看，爱康国宾显然已经赢麻了。它最核心的战略目标已经达到了，现在网络上别说质疑，就连帮腔女律师的博主都很少了。谁能吃住一千万的诉讼啊？别打嘴炮说检索了案例法院不会支持。钱能通神，万一人家支持了呢？不说支持一千万，就是支持一百万，你能受得了吗？

如何把资本关进笼子，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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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少林寺与娃哈哈看建立普遍监察系统的必要性

Mon, 28 Jul 2025 15:04:47 +0800

少林寺与娃哈哈最近都出事了。

二者都很劲爆。

释永信是个和尚，和尚不仅做生意，还贪财好色，自古以来便是猎奇流量话题。娃哈哈的事更不用说，已经被网友们脑补出了一百集《甄嬛传》。

将某个公共议题过度娱乐化，是一种相当有效的危机公关策略，能够有效转移公众关注，从而掩盖真正致命的议题。

少林寺与娃哈哈的致命议题是一致的，即：集体财产/国有资产/历史文化资产到哪里去了？这些资产的流失，是什么人，通过什么方式进行的？有哪些人应当对此承担何种性质的责任？

任何一个组织，都需要监管。

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

早在商周时期，就设有“大宰”“小宰”等官职，行使监察职能。经过春秋战国的不断发展，终于在汉武帝时期形成“刺史”官职，专司对行政文官监察之责。

古早时期的中国互联网，普遍流传这样一种论调，认为西方票选制度是所谓“历史的终结”，人民手中的选票构成了对官僚集团集团的天然核弹级制约。只要人民手中有选票，就相当于拥有了决定谁上谁下的权力，那么官僚集团就不敢胡作非为。（这句话包含了两个论断，而事实上两个论断都是错误的）

这种论调乍一听很有道理，其实对官僚体制缺乏深度的理解。

相较于个体，任何官僚体制都拥有两项压倒性的优势：一是力量优势，这点自不必说，二是信息优势，这是官僚体制力量的核心。

有很多模拟战略类游戏，玩家在游戏中扮演君主。这类游戏中最不符合现实的一点，是“君主”总能得到完整无误的数据情报，“君主”没有任何情绪波动、毫无性格缺陷、没有喜怒哀乐、不存在生理欲望，像一台冷酷的政治机器，总能做出对“国家”最正确的选择。

事实上，玩家在这里扮演的不是“君主”，而是一种类似于“国家意志”的东西。

“国家意志”与“官僚集团”，“官僚集团”与“人民”间的关系在游戏中被过度简化了。

任何一个君主，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识别“官僚集团”的系统性欺骗。在真正的君主视角，李自成可能已经快打进京城了，但他收到的战报却永远是前方大捷。

据说有款游戏复刻了真实的君主视角，就连你在操作界面看到的武将战力，都是虚假的。你只有将他派上战场，实际打上一仗，才能看到他的真实能力。

你看，官僚集团手握压倒性的信息优势，连“皇帝”都要被其压制，更何况“人民”呢？

像明太祖和雍正那样的“卷王”勤政皇帝，几千年来寥寥可数，况且就连他俩，在对官僚集团的交锋中，也是败多胜少。他们的继任者既缺乏他们的政治智慧，更没有他们的过人精力，很快便被官僚集团彻底架空，王朝便也由此走上了下坡路。

“皇帝”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这是最大的历史错觉。

只有当“皇帝”拥有足够的力量获取正确的信息，并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做出正确的决断时，他才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

但这时，他已经从一个人，异化为了“国家意志”，成了一套算法，一台机器，甚至一个符号。人世间的种种享受，对他而言，已经丧失了全部意义。

要想对体制（无论是国家体制，还是自组织体制）进行有效监察，首当其冲是要建立一套比现有官僚体制更有力量的体制。你必须首先在力量上压倒它，而后才谈得上监察它。

但这往往带来新的问题，历史上许许多多监察官职，最后都转化为了行政官职，如刺史、节度使、总督等等。不强大不足以履行监察之责，过于强大又导致他们自我异化，侵夺行政权力。但这已经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暂且按下不表。

少林寺和娃哈哈的根本问题，在于根本没有配套的监察制度能够对他们内部手握行政权力的组织进行任何有效的监察。别说监察，就连行政运作的准确数据信息，外界都无从得知。

若不是此场夺嫡风波，宗庆后在公众面前的形象还是一个脚踩几十块钱老布鞋，节俭自律的和蔼老人呢。

任何组织，无论是国家体制，还是民间自组织，如果没有监察体制的制约，都必然会被手握行政权的小部分人掏空，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包括其所有权人的利益，都会被侵蚀。

许多民营企业内部的腐败，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前两天上海某互联网企业（据说是饿了么），其采购经理竟然能滥用选品划区权力，鲸吞几千万元之巨。

许多巨无霸私营企业，本身承担着相当程度的社会公共职能，并不是说产权私有，就可以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比如美团饿了么淘宝京东这种，内部人员收点钱，给假冒伪劣稍开方便之门，就能赚得盆满钵满，但对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却难以估量。

至于像少林寺和娃哈哈，寄生在集体财产、国有资产，甚至历史文化资源之上的行政管理乱象，则更加不应该被容忍。

事实上，如何平衡私有产权与社会公共利益，已经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前沿课题。反倒是我们，还远没有向有效平衡进行制度探索的第一步。

单靠企业自行建立反舞弊机制，一则力度有限，内部反舞弊难以摆脱行政团队掣肘，最理想的情况下，也会止步于集团内部利益，对社会公共利益缺少关注动力，二则作为成本中心，会显著增加企业自身的经营压力。

如何建立一套既不会导致大规模“国进民退”，又不至于过度增加企业自身负担，还能够及时有效回应公共利益关切的普遍监察系统，已经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亟待解决的难题。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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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薪未果，他绑架了包工头

Mon, 14 Jul 2025 17:56:40 +0800

唯有法律，才是我们可以仰仗的对象。

1.警情

天刚蒙蒙亮，冬日清晨的浓雾还未散去。

咣当一声，派出所的玻璃门被撞开，接着闯进一个失魂落魄的人影。

来人光着脚，接警大厅里回荡着脚后跟撞击在地板上的声音。

「警察同志，我要报警！我被绑架了！」

值了一整夜班，正哈欠连天的民警们一下子汗毛倒竖，几乎立即条件反射般从椅子上弹跳起来。

2.绑架

事情发生在前一天晚上。

老李跟往常一样，一路哼着小曲儿，回到他租住在城郊的住处。

刚一进院门，黑影处就窜出来三个人影。

几双大手，掐死了他的胳膊。

「别出声！上车说去！」

老李惊恐的望向这几张脸，认出都是都是半年前一起在工地上干活的工友。其中一人还是他的同乡，这才稍稍定下心去。

面包车上，老李惴惴不安地望向他的同乡老王。老王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只顾开车。另外两个人则一左一右夹着他，令他动弹不得。

「老王，你这是要带我去哪？」老李小心翼翼地问。

没有人说话。回答他的，只有汽车发动机的轰鸣。

老王从副驾甩过来一截麻绳，一卷宽胶带，交代另二人把老李绑起来。

巨大的恐惧淹没了老李。他想扯开喉咙大声呼喊，但嘴巴已经被胶带封死。胶带绕过他的后脑勺，足足缠了两三圈。

天色渐暗，车窗两侧的高楼大厦逐渐消失。老李想努力识别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看到的却只有车窗上自己狼狈的倒影。

伴随着一脚急刹，车终于停下来。

老李被拽下面包车。这里已经远离北城。寒风吹过一望无际的冬小麦田，发出海浪一般的涛声。

老王一把扯下老李嘴上的胶带：「我们的工钱，到底什么时候能给？！」

「你先给我解开，我现在没钱，我给你打个条子。」

「少忽悠我们？！」

「我还敢忽悠？我不要命了？！」

一阵漫长的僵持后，老王终于给老李松了绑。

老李甩了甩麻劲儿还没退去的胳膊，在一张烟纸的背面，潦草地写下了一行歪七八扭的字：「今欠老王工资六万元。」

3.工友

老王与老李二人既是同乡，又是工友。

老李脑子活络些，在外慢慢闯出些门道，偶尔承接一些私人的小工程项目，再请几个相熟的老乡，谋个营生。

半年前，老李在北城接了个自建房改造的小活儿。当即联系了之前多次一起合作的老王。各自叫来几个相熟的工友，就开干了。

施工过程中，由于测量数据失准，一根大梁下歪了位置。

老王担心会有安全隐患，强烈要求将大梁复填后重新下。但老李核算成本后发现，如果返工，不仅会贻误工期，还很有可能工费超支。

毕竟是小本生意，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

众人没有再坚持，佯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然而，还没有坚持到完工，就出事了。

来巡查工程进度的房主发现，还没封顶的房子，墙壁上竟然出现了曲曲折折好深的一条裂缝！

他当即将正在房顶浇灌水泥的老王叫下来，质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老实巴交的老王一轮质问也没有扛住，将事故坦言相告。

房主迅速将老李、老王等人赶出工地，不仅一分钱工钱没有结算，还放出话来，将来房屋修复花多少钱，都要让王、李二人一毛不少的承担。

就这样，几个人在工地上白干了几个月，只收到了寥寥几笔预付款，又基本全用在购买建筑物料上，没赚到一分钱。

从工地撤出后，俩工友找到老王：「老王，工地上的事，向来是你和老李说咋干我们就咋干。我们就是出来卖力气打工的，家里都还急等着米下锅，得把工钱给我们结了。」

老王说：「是我把你们叫来的不假，但你们不是给我干活，要钱找老李要去。」

俩工友依旧不依：「我们跟老李说不着，我们来这干，认的是你老王。我们就找你。」

老王无奈，只得带着俩工友，走上了漫漫「讨薪路」。

半年多来，三人多次从老家往返北城。刚开始，老李还很客气，也肯见面，只是说还在跟房主那边协商，等房主那边结算了，一定会第一时间发。

后来人就越来越难见，话也越说越难听：「我找来的活，带着你们挣钱，你们自己把活干砸了，我不让你们倒赔我就不错了，你们还有脸来找我要钱？！」

最终，临近年关，被逼急了的三人，经过合计，决定给老李上点强度。

4.起诉

终于拿到了欠条，但怎么把条子变现？老王一筹莫展。

老王没事就拿这张欠条在手中把玩。一次被正在读政法大学的儿子小王看到了。

小王说：「嗨！老爹你糊涂啊！找个律师，到法院起诉老李不就完事了？」

打官司？老王从没敢想过这事儿。在他的认知里，「屈死不告状」，「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老王不是不知道有个叫法院的地方，但他从来没敢想过那是能给自己主持公道的地方。

小李接着劝慰自己亲爹：「你那都是哪年的老黄历了？像你这种情况，属于农民工工资，国家免费指派律师法律援助的！去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就可以申请！不要钱！」

老王将信将疑地来到援助中心，中心还真给他指派了一个援助律师。

律师拿着这张欠条，很快在法院立上了案。

看起来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老王甚至有点懊悔，早知道法院这么好使，直接去法院打官司就好了，自己这半年多来一趟又一趟跑来跑去，实在是有些多余。

5.反击

老王正在翘首以盼等待开庭之际，事态急转直下。

收到民事传票的老李反击了。

包工头与工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向来是一本糊涂账，连最高法都理不清楚。

他们之间，是一种貌似雇佣，但又不能完全比照雇佣的复合关系。工人们往往基于同乡、亲戚等自然联结，出于对包工头本人或某个工长的信任，结伴来到工地。这是一种既有法律框架不能精准评价的关系，有雇佣的色彩，但同时是一种原始形态的乡野互助。

站在老李的角度，他也很窝火。社会上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别说盖房子搬砖头的农民工了，就是博士生硕士生，现在还不是一抓一大把？自己辛辛苦苦拉来了活，又张罗这么些工人，是「有钱大家赚」的有功之人。你们这些人自己把活儿干砸了，我老李不去找你赔偿，已经算是仁至义尽，怎么还好意思来要工钱？

一纸民事诉状，彻底点燃了老李的怒火。

你老王何苦步步紧逼？我老李不让你坐大牢，已经仁至义尽，你竟然还真拿着强逼我写的条子上法院告我？

第二天，老李便再次来到接警的派出所。

「同志，我过来问一下，我被绑架那个事儿，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信访窗口的小姑娘登记了老李的身份证，敲了几下键盘，调阅了案件信息，说：「你这个是经济纠纷吧。你不是还欠人工钱吗？」

老李出离的愤怒了：「没有经济纠纷！我不欠他们的钱！他们还该赔偿我损失！再说了！难道欠钱就能绑架我？！就能把我手脚都捆上，嘴贴上胶布，绑到荒郊野外虐待？！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立案，我就上中央告你们！」

派出所最终还是给立了案。不过考虑到老李确实欠付老王等人工钱的事实，没有按绑架罪立案，只立了个非法拘禁罪。

不过这已经足以将老王发起的民事诉讼挡回去了。

李提起的诉讼，唯一的证据就是老李打的欠条。而派出所出具的这份立案决定书，已经完全足以引发高度怀疑，该欠条系暴力压制状态下胁迫出具的，不具有法律效力。

法院很快以民事案件的进一步处理需以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为由，中止了审理。

6.追逃

对老王来讲，这还只是第一个坏消息。

刑事案件很快进入实质程序。

一同去要账的工友率先被北城公安带走了。

老王也被北城公安列为网逃。

关键时刻，小王再次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爸，你现在赶紧去派出所自首。躲是躲不掉的。这事事出有因，相信政府会宽大处理。」

事已至此，老王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主动投案。

7.双祸

我在这个时候，才正式以辩护人身份，介入到这个案件中。

当时摆在我面前最急需处理的问题，倒还不是先想办法到看守所见到老王，而是老王家里又收到一张民事诉讼的法院传票。

彻底被激怒的老李，对老王发起了全面的诉讼反击，起诉要求老王赔偿工地损失，理由是其在工地上负责技术、质量全面管理，在明知大梁打歪的情况下，不修复、不返工，造成损失二十万余元。

这种标的额不大的民事案件，只要法院传票显示已签收，就视作有效送达，哪怕被告不到庭，法院也照常开庭，按被告缺席处理。

工地上的实际情况，并非老李所陈述，全系老王一人所致，而是「见者有份」。趁着老王被羁押，难以组织证据，把锅全推到老王身上，不说倒打一耙，至少也有些玩弄诉讼策略的成分在了。

但是，现在根本不是纠结实体问题的时候。

摆在眼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阻止法院开庭？

只要老王一天被羁押，这个民事官司就几乎可以预见败诉的命运。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要还原工地上的实际情况，需要联系以前的工友，到庭作证。无论是缺席审判，还是法院安排到看守所开庭，显然都无法做到。

我拿着盖着法院鲜红印章的传票陷入沉思。传票显示，下周就要开庭。如果不能先阻止庭审，那就败局已定。

老王不光要承担本不应由自己承担的高额工程损失，甚至还会因为丧失对老李的民事追索权，而导致刑事案件定性发生严重不利的逆转。

公安之所以将案件从绑架降格为非法拘禁处理，就是考虑到刘李二人间有民事纠纷，李对王享有五万余元工资款的追索权。但现在王反手起诉李十五万工程损失赔偿，远超李向其主张的工资。老李如果以此大做文章，主张李抱着非法求财的目的劫持他，案件罪名极有可能发生改变。无论是变成绑架，还是变成抢劫，都是可能导致判处十年以上的重罪！

还没见到老王，案件就已经来到了生死攸关的关键节点！

8.破局

难道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

等等。

这张传票，是寄到了老王家里。

可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段，老王已经主动投案，被关到了看守所里。

传票一经签收，即视为有效送达，是一种司法推定。

而司法推定，是允许进行反证的。

换言之，只要我现在能证明，这张传票从来就没有真正送到老王手上过，我就能以传票未有效送达为由，主张不具备庭审条件，打停箭在弦上的庭审！

我迅速翻出老王的拘留通知书。

看到通知书落款日期的那一刻，我的心脏几乎跳到了嗓子眼！

老王被拘留的时间，恰在民事诉状签收的前一天！

民事诉状虽然显示签收，但此时老王已经被关进了看守所，这张传票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真正送到老王手上！

传票都没有有效送达，自然谈不上什么开庭审理了！

我立即提笔，给法院写了一份声情并茂的中止审理申请书，直指诉状未实际有效送达的程序缺陷，详述了王李二人的「恩怨情仇」，并指出本案在老王被羁押状态下，民事案件不可能查清事实，如此情形下贸然作出推进庭审，作出判决，无疑会进一步双方已如烈火烹油般的矛盾。

两天后，我接到法院电话。

案件中止审理。

9.拉锯

排掉民事诉讼这个大雷之后，我踏上了北上办案的路途。

老王非法限制老李人身自由的事实客观存在，案件缺乏进行无罪辩护的基础，只能争取轻判。

想求轻判，自然要想方设法赔偿谅解。

但这个案子又有极大的特殊性。老李本来就欠着工钱没给，现在还要倒赔他钱，求他给谅解书，情感上很难令人接受。

老王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花钱求谅解的提议：「绝不能给他一分钱！」

我硬着头皮劝：「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再说老李那天也没少吃苦头，我看胡子都快被胶带粘掉完了。」

老李一听这话，乐了，同意跟老李接触，但在钱的问题上，依旧寸步不让：「他欠我的钱，我可以不要。但绝不能再倒给他钱。」

会见完老王，我跟案件的承办检察官通了个电话。

「检察官同志，这事儿事出有因，老王这样弄人家是不对，但老李欠我们工钱在先，也有一定过错，甚至可以说是事件的直接诱因。」

「这我知道，院里边很重视这个案子，也想把双方的矛盾彻底消化掉。」

「我们也有争取谅解的想法。考虑到他是被害人，我们跟他接触前，先跟您先汇报一下。」

检察官沉吟半晌：「你们有啥想法，直接告诉我，我来做老李的工作。」

检察官愿意亲自出面做工作，力度可比我这个小律师大多了。老李怎么不得给检察官三分薄面？

我心想，谅解这事儿八成稳了。

然而现实很打脸，高兴早了。

两天后，检察官打来电话：「老李不同意。非要让你们赔偿工地损失后才肯谅解。」

我倒吸一口凉气，心说这个老李胃口不小，还想一鱼两吃。对检察官说：「工地损失跟刑事案子没有关系，不能混到一起。双方已经在打民事官司。况且损失的主要责任在老李，不在老王。本案本来就是老李长期拖欠工资所引发，现在不仅工钱拿不到，还让我们倒赔钱，我们情感上接受不了。」

检察官叹了口气：「我也觉得，他的诉求并不合理。我再试试做下他的工作。如果能做通，我们就建议适用缓刑，并同时给老王办取保。如果做不通，这个案子快到期了，我们也要按时起诉。」

挂掉电话，心中五味杂陈。

老王的命运，现在完全捏在了老李手里。

只要李点头同意，他就能立即走出看守所，反之，则要遭受牢狱之灾。

拖欠工资的包工头，反倒成了需要特殊保护的“大熊猫”。真令人哭笑不得。

在忐忑不安中又等待了两天，最终还是没有等来好消息。

检察官在电话中叹了口气：「我们已经尽力了。」

10.庭审

虽然没有拿到老李的谅解书，但我们与检察院无论在事实认定还是法律适用上都没有本质分歧，老王依旧自愿选择了认罪认罚。

很快来到了庭审。

庭上，我才第一次见到了老李。

在此之前，我对老李的了解完全来自卷宗材料和老王的叙述。

对哪怕同一件事，站在不同立场的人也一定会做出不同的叙述。老王单方面的陈述，或多或少影响了我对老李形象的想象。在我的想象中，老李应该是高高在上的，飞扬跋扈的，甚至带有几分邪恶的。

但在庭上，我看到了一张与老王没有太大分别的、饱经风霜的脸。

两个昔日共同打拼的工友，在法庭上声嘶力竭地数落着对方的不是。法官数次敲响法槌，约束双方，要求他们围绕案涉事实发言。

庭审在老李、老王以及双方旁听家属的喧嚣吵闹声中结束。

11.回响

老王最终因非法拘禁罪被判处七个月实刑，一同参与拘禁的两名工友情节较轻，判了缓刑。

检察官借助刑事程序彻底解决双方矛盾纠纷的设想，完全落空。

双方互相起诉的两起民事案件，均处于中止审理状态，等老王服完刑，二人还要继续法庭对垒。

两个都既不太相信，更谈不上敬畏法律的人，在撞得头破血流之后，终于发现，唯有法律，才是他们真正能依仗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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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工业开除陪睡老外女学生：人总是你学校的吧，能说跟你没关系？

Mon, 14 Jul 2025 00:19:55 +0800

学校的开除决定，只不过是顺应了民意的“最大公约数”。

1.争论

当我还只是个初中生的时候，曾与父亲发生过一场争论。

事情是这样的，有两个人在他们单位门口打架，打着打着，不知怎的，就打进了单位里头。

这场殴斗以其中一人受伤倒地而结束。伤得倒不是太重，自己打电话报警后，自行离开。

父亲的观点是：太大意了，都只顾站在那看热闹，也不上前阻止一下。这幸亏伤得不重，否则单位脱不了干系。

我的观点是：只是个私营企业，又不是公安局，没有义务挺身而出阻止他人打架。二人打架也非与单位矛盾引发，莫说受伤，就是打死了人，跟单位又有什么关系？

（我的思维方式很“律师”，从十几岁时便已初见端倪，可见人要吃哪碗饭，往往也是天注定的。）

父亲很不屑：人在你单位出的事，能跟你单位没关系？

我更不屑：有没有关系不是看事出在哪，得论理。

这场争论没有再继续下去。

我们谁也不屑于再继续说服谁。

现在的我，来到了当年父亲的年纪，才终于发自肺腑的认同他的观点。但那时候的我，只有十来岁，还理解不了父亲，更理解不了这个社会运转的真实逻辑。

2.特色逻辑

缺乏基本的逻辑训练，不能进行正确的归因推导，是许多奇葩事件的主要成因。

人受伤跟你们单位有关无关不要紧，重要的是现在人就倒在你们这儿，那不好意思，只能先委屈委屈你们了。

东方式的因果，就是一场击鼓传花，没人关心是谁点燃了导火索，只看最终炸药在哪个倒霉蛋手里燃爆。

在这种特色逻辑下，谁是悲剧发生前的最后在场者，谁就要为整场悲剧负全责。

这个观察结论，我在多起公共事件中进行过公开验证，无一失手。最近的成功案例是，成功全程精准预测了河北骑行男孩被撞身亡案的走向脉络与最终结局。

3.正确的归因

大连理工李姓女孩事件，也不过是对这个结论又一次无聊的验证罢了。

女孩到底有没有降低中国女性的国际评价，乃至有没有损害“国格”，这是一个价值判断。

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公开讨论价值，多半没有什么好事发生，最终往往以“网络开盒”、“人肉爆破”、“大字报批斗”潦草收场。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这场舆情应持何种价值判断，而在于，女孩应该不应该为这场舆情负责。

她究竟是那个点燃了炸药包导火索的人？还只不过是个恰好被燃爆的倒霉蛋？

这个判断应该不难。拍视频的人不是她，打上 easy girl 标签传播视频的人也不是她，对着视频手冲打飞机的人还不是她。

她只是跟一个外国人睡了一觉，仅此而已。

她当然应该承担责任，但责任的范围，仅限于她本人，外国男，传说中她本人的男朋友，外国男的家庭成员之间。

后边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是超出她控制的部分。

她不应该为超出控制的部分负责，所有人都不应该为超出控制的部分负责。

可能讲的有些绝对，我先给自己叠个甲，至少不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学校对她的处理，不过是延续了那个古老但错误的归因逻辑，互文了二十年前发生在我与父亲之间的那场争论：人在你单位出的事，能跟你没关系？

事儿总是出在你身上吧，不怨你怨谁？

4.文化土壤

毫无疑问，学校对女孩的处罚过于严厉，属于广义上的公权滥用。

但如果只是在道德层面批判，而不去铲除之所以会滋生这种滥用的“文化土壤”，那这种滥用仍将会顽强的传递下去。

就像我在二十年之后，不得不由衷赞同并钦佩当年父亲的观点一样。

我顶着挨喷的风险替学校管理层说一句话：

只要这种公众层面的逻辑归因能力的严重缺失一天得不到补强，他们就事实上一天没有除了与女生进行彻底切割外的其他选项。

任何人都可以坚持自己独有的价值判断，但也不能否认，社会上一定存在一个占据主流生态位的共识价值判断。

在这个我不太想挑明的公共价值语境下，女孩想翻身，太难太难。

于是，在更广阔的公共舆论层面，学校处置女孩所依据的那套古老但错误的逻辑，又回旋镖到了自己身上：

人总是你们学校的吧？能说跟你们学校没关系？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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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行业前路何在？不包赢肯定是不行

Sat, 12 Jul 2025 22:25:30 +0800

五星级大酒店永和铂爵路边摆摊，日入三万，迅速成为一个大新闻。

昔日高高在上的高端商餐，如今成了人人都有机会品尝的平价餐饮。这几天郑州正是连续高温酷暑，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开始，想尝鲜的吃货郑州人们便顶着五十多度的体感高温，排队等着品尝五星级大厨的手艺。

永和铂爵距离老婆单位挺近，我还提过一嘴让她哪天下班去排队买点什么回来尝尝，结果被断然拒绝。老婆耷拉着脸说：恁热的天，你想热死我呗？你想吃你就自己去，我肯定不会去！

看来倒也不是所有人都对五星级大厨的手艺感兴趣。

大酒店经营不下去，转而下沉“低端市场”，疯狂内卷，永和铂爵并不是第一家。只不过他比较幸运，莫名其妙吃了一波流量而已。

单位楼下开了一家快餐店，味道非常可口。老板娘气度不凡，而且深谙餐饮管理之道。开放式厨房，每天十一点出头，社畜们开始下楼吃饭的时候，厨师小哥就开始当着食客们的面颠勺。手艺也着实了得，大铁锅颠的飞起，锅里不时翻腾出一条火舌。很快就在附近打出了名堂。

偶然一次机会，与老板娘攀谈了几句，道是原先也是在大酒店搞高端餐饮，不过这二年市场不景气，破产欠了一屁股债，好在队伍没有散，仍是原班人马，租下这间板房，从头来过。

老板娘一看就是经历过大风大浪之人，娓娓道来，波澜不惊，淡定的像是在诉说别人的故事。

今天在龙子湖夜骑，发现路口也有大酒店摆摊外卖。还上了大喇叭：红烧黄河大鲤鱼三十一条，盐焗大虾十八一盒。

价格不算贵。一条红烧大鲤鱼，放到店里卖，怎么也得大几十上百。但也谈不上便宜，有次回老城区和帖老大羊汤，门口就有个戴白帽的回民叫卖大鲤鱼，才十八块钱一条。本打算上前弄一条，结果生意太火爆，人家已经卖完了，正在收摊。

不愧是大酒店，服务员小姐姐眉清目秀，妆容精致。可惜与室外劳作不太搭，眼线已经被汗水氤开，显出别样的妩媚。

如果说大酒店的外卖与原汁原味的地摊有什么区别，大概在于外卖盒与包装袋还顽强保留了最后一丝高傲。

长盒形状的外带盒，鱼不用弯折就能放进去。还配了一小盒卤制的鱼汁，翻热后浇在鱼上。最后还拿出印有酒店 logo 的塑料袋，贴心的挽上一个活结。

可惜这一系列动作，基本全都是无用功，我压根就没看一眼塑料袋上印的什么东西，到家便把鱼塞进了冰箱。

马斯克常把第一性原理挂在嘴边。

我所理解的第一性原理，就是少装逼少弯弯绕，直奔主题。

就拿五星级大酒店内卷下沉市场这事来说，就是第一性原理的体现。

说一千道一万，饭店就是做饭让人吃饱的地方。什么环境啦、服务啦、社交啦，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都是扯淡。

一顿饭所有的边缘价值都可以被剥夺，唯独“果腹”这一点，是颠扑不破的第一性原理。

现在人们还有余力追求一下“好吃”，偶尔也会来点“精致”，但长此以往，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果腹”，“生命维持”这个最根本的价值上。

与其说是在内卷，不如说是这些行业向“第一性”的回归。

那么律师行业的第一性是什么呢？

毋庸讳言：帮客户打赢官司，解决问题。

对于刑辩业务而言，更直接，把人捞出来。

讲直白点，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哪怕你去劫狱呢。客户才不关心。

客户不要你的伤亡数字，客户只要“塔山”。

越是在经济下行趋势下，行业越会返璞归真，客户越只会对第一性价值付费。

为什么法律咨询公司能够逆势而上？

因为他迎合了市场规律，正视了客户对法律服务第一性原理的需求。

即便你并不能真的打赢官司，但只要拿到了你包赢的承诺，客户就获得了在万一官司败诉后向你索赔闹事的权利。这比你律师任何营销话术都管用。没人愿意心甘情愿接受自己花出去的钱白白打水漂的结局。

购买法律服务，别说是对老百姓，哪怕对一个资深律师而言，也是一项甄选成本和交易风险极高的行为。我曾无数次设想，假如有一天我身陷囹圄，又该如何选择律师？最后想了一圈，觉得还是不要乱花冤枉钱，给老婆孩子留着就行。我不是不信任某个律师，而是根本不信任这套律师制度。可惜我国现行刑诉法不太保障被追诉人本人的阅卷权利，如果假以时日，阅卷权能够得到明确保障，我想律师的聘请率还会持续进一步下降。

但偏偏很多同行并没有看到这一点。还在痴想妄想靠提高服务附加值的手段度过行业寒冬。甚至很多老律师，都公然鼓吹，要积极向客户提供情绪价值云云。

这种人纯粹误人子弟。

对不起，打不赢官司，哪怕你倒贴给客户吹鸡巴呢，也是卵用没有。并不能阻哪怕半分阻挡行业直线下坠的趋势。

上周参加所内论坛，畅所欲言探讨了未来行业商业形态，由于锦天城的核心业务在于非诉，对商业模式普遍有一些前瞻性思考，倒也碰撞出一些灵感火花。

其中刘律师的发言格外精彩，他早就做过打通法律市场需求端与服务端的尝试，做平台的时间甚至要早于华律网，可惜当时没有政策支持，烧完手上的一千多万之后，没有拉来后续融资，不了了之。说起这段跨界商业运作的经历，他显然很懊恼时运不济，说河南的融资环境宽松太保守，当时跑了很多地方，都说要见到现金流才能投。他急得直骂娘：我这每天几万的日活还不够分量吗？等跑出现金流了，我还用得着找你融资？还说如果是在北京上海，命运可能会完全不一样。

按下他的感慨暂且不表。

我想，未来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类假设在客户与律师之间的公司。

他们类似于保险公司。向律师垫付基础办公费用（食宿、交通、文印等），并给予最低限度的办案补贴，用自有资金承担败诉风险，以胜诉案件所收取的费用覆盖成本并盈利。

但又可能很难走通。

保险公司能够盈利，因为出险是一项小概率事件。概率模型支持它能够通吃所有风险。

而法律服务则不是，如果说民事诉讼尚且能勉强算个五五开的话，刑事辩护的成功率则充其量只有百分之五，这还是把取保、撤诉、实报实销等等广义成功有效辩护的情形全部算上的数值。

如何能用 5% 的收益涵盖 100% 的成本呢？

我想不通。

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律师行业再也不能掩耳盗铃，兀自把头埋进沙里当鸵鸟了。如果再不作出调整，这个行业就只有彻底覆灭一条路可走。

你嚷嚷一万遍“不允许包赢”，也抵挡不住“包赢”才是法律服务的根本价值所在这一“第一性原理”。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继续阅读《律师行业前路何在？不包赢肯定是不行》的全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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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刑案“狸猫换太子”

Wed, 02 Jul 2025 10:55:43 +0800

一个离奇但不保真的故事。

某女子，前几日到银行办理贷款被拒。原因是银行后台查询到她有一条刑事处罚记录。

后来女子发来了判决书。案发在 2010 年前后，盗窃罪，金额不大，偷了一台价值 3500 元的手机。认罪认罚（虽然当年认罪认罚还没有正式形成制度，但大概就是那么个意思），判得也不重，单处罚金。

女子说想申诉。

这不出乎我的意料。许多轻罪案件，当事人当时不觉得痛，能弄个缓刑就心满意足欢天喜地了，更别说她只是单处一个罚金。但刑事案底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是一个钝刀割肉的过程。在刑事判决下达的那一刻，许许多多社会上升通道将同时对你关闭。就连开个网约车，送个外卖小哥，送个跑腿，入职时都要查验无犯罪记录证明。时间越是往后往后推移，他所带来的痛感越是强烈。

我曾接到过一个白发苍苍六七十岁老者的申诉咨询。他在二十多岁，师专刚毕业时，卷入到一场刑案中，留了案底。因为这个案子，他丢掉了编制，失去了教师职业，搭进去一辈子。他忍了。由于这场变故，他的儿子没能享受到很好的教育，本来能站在他的肩膀上更进一步的儿子，连像样的教育都没能接受。他也忍了。他这一脉，直到第三人人，也就是他的孙子，才缓过劲来，重新考进了大学。他觉得再也不能忍了，必须要申诉，不惜一切代价申诉，所剩无几的余生只有一件事就是申诉告状，哪怕告到中央，也要把案底打掉。一想到竟要背负三代人的纵贯半个世纪的命运，我就觉得过于沉重，难以喘息，最终也没敢接手。

我刚要开口告诉女人，像这种认罪认罚的轻罪案件，翻案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你可以申诉，那是你的权利，但也就是空跑个程序，拿到几张盖着法院鲜章的驳回文书而已。

换言之，这基本可以确定是一个没有任何辩护价值的案件。律师的唯一价值，就是给她“织梦”。申诉的周期很漫长，一级一级往上打，申诉个三五年甚至更久是很常见的事。你虽然早就看到了故事的最终结局，但你还是要给她吹一个梦幻的气泡。这不仅无谓的消耗精力，甚至会反噬自身。据科学研究，泡沫爆裂的一瞬间，在那个极小的区域内，威力堪比原子弹。而律师恰巧不幸的站在爆破核心，无法逃脱。

但女人接下来的话，让我终于对这个案件刮目相看。

她说：“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刑事调查。判决书上还写，我被关到看守所七天，更是子虚乌有的事。要不是这回贷款没办下来，银行告诉我有个案底，我还不知道咋回事！”

我的大脑像是连了电，一下子来了劲。

前段时间，某地法院闹出了个大乌龙。是个民间借贷案件，大致情况是，原告告错了人，写错了身份证号。这个被判还钱的倒霉蛋，不仅根本不认识原告，甚至在判决书认定的借款发生的时间点，因病躺在 ICU 病房里。

人在病房住，判决天上来。

很快就成为奇案，火遍大江南北。

还好火的比较及时，没有造成太大的次生灾害。上诉法院很快纠了错，并表示将严惩一审承办法官。

民事案件诉错对象，还是一件情有可原的事。毕竟原被告本人都可以不到庭，对于小额的民间借贷案件，有借条，有明确的被告，法院径行下判，实在是一种司法常态，只不过距离老百姓对“包青天”的想象相去甚远罢了。不可能指望法院为了一桩几万块钱的，有欠条和明确被告的民间借贷案件，派出工作组，上山下乡实地调查去。

刑事案件弄错对象，也并非没有。

比如著名的赵作海案，呼格吉勒图案等，都属于抓错了人。

但这种弄错，跟该女子所说的弄错，又不是一回事儿了。

那两起命案中，错在把不是凶手的人认定成了凶手。但对于凶手姓谁名谁，家中几口人，从事何种职业，那是查的一清二楚。

但按这女子的说法，更像是小偷没抓错，只不过这小偷究竟叫张三还是叫李四，公检法一路错下来了。

我的第一想法：是不是女子的身份证被盗用？小偷被警察抓获后，掏出该女子的身份证，说自己就是该女子。案子也不大，谁也没在意，就这么将错就错？

我问女子，身份证在案发前是否遗失过。

女子说，想不起来，这都十几年前的事儿了，谁还能记得。

我又仔细研读了一下判决书。该女子与被害人都是同在一家 KTV 上班的公主。我只在年轻的时候，作为消费者跟这个群体打过有限的几次交道，并不太敢武断的对整个群体下什么确定性的评价。不过既然是女人扎堆以色侍人的行业，KTV 又往往设置各种 KPI 考评，相互争风吃醋，多半是家常便饭。再加上这些人基本过着集体生活，某人去上钟，其它人能随意翻找出其身份证，也不稀奇。

如此说来，女子的说法倒也有几分可信之处？

但转念又一想。还是觉得过于离谱。

公检法虽然是三家独立的机关，但检法两家都是卷宗主义，除非遇到强有力的辩护狙击，否则只会对卷宗进行形式审查。

如果一个刑事案件的当事人，自始至终取保候审，那么只要公安这个环节弄错了身份，检察院和法院延续错误的可能性不仅不能说没有，甚至还不小。

但问题时，这个女子并非自始至终取保，她曾被拘留了整整七天。

一旦拘留，就多了一个送押程序。

要拍照，要体检，十几年前不清楚，现在还要抽血，要人脸识别。

光是人脸识别一项，就能彻底消灭冒用身份的可能性。

十几年前，我虽然还没有开始当律师，但看守所在押人员脱逃的情形仍没有彻底消灭。甚至还闹出过美女落马贪官为逃避死刑色诱看守所所长怀孕的丑闻。

在那个一个相对混乱的年代，搞错身份，难道真的没有可能吗？

当然，女子的说法还有许多疑点。但这些疑点，都是站在今天这个科技大飞跃，对社会已经几乎达成原子化管控的节点回头审视的结果。放在当年，放在这样一个小案子中，这样的疑点，真的没有一丝逃脱审查的可能性吗？

如果女子所述属实，倒也不难翻，只要把当年的卷宗拿到手，一看便知。

我倒是对这个案子挺感兴趣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有缘拿到手。

如果有幸拿到了，我再来更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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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丹案不具备复庭条件，不同意复庭的辩护意见书

Fri, 27 Jun 2025 16:33:34 +0800

京汉区人民法院并京汉区人民检察院：

陈丹被控诈骗罪一案，于2025 年 4 月 3 日首次公开开庭审理。

庭审过程中，陈丹主要就（疑似）同案犯刘明的涉案情况、赃款的具体去向、其与孙然、刘丽二人间存在大额经济纠纷被错误计入犯罪数额等三方面问题进行了法庭陈述。（详见辩护人提交的《关于陈丹涉嫌诈骗案应当中止审理，补充侦查的法律意见书》）

由于法检两院具体工作安排及陈丹在庭审中的陈述对起诉书指控事实造成了实质性颠覆两方面原因叠加，当日休庭后，案件即进入实质性的补查程序。

辩护人庭后多次与承办法官及承办检察官沟通案件进度，所得到的答复均为：案件正在补充调查，目前正在等公安送卷，公安送卷后，会第一时间通知辩护人阅卷。

然而到了6 月 27 日下午 3 时许，辩护人突然接到京汉法院电话通知，陈丹案拟定于下周二或下周三复庭。

辩护人询问来电的法官助理：休庭已经两个月，之前一直宣称的补查材料回来了没有？如果回来了，为保障庭审效果，是否要优先考虑保障辩护人阅卷，而后再开庭？

得到的答案却令辩护人错愕：没有补充移送任何证据材料。

辩护人又问：上次庭审之所以休庭，就是因为庭上出现了新事实，需要补查。这两个月间咱们也多次沟通，你也一直回复我说在补查，怎么现在又成了什么都没有呢？

助理又改口称：上次庭审不是才开了一半没开完吗？咱们先把庭开完。问题汇总一下，等检察院如果有材料补充过来了，我们可以再安排开庭。

辩护人说：那这是何苦呢？你这么说，就是认为有补查必要。既然有补查必要，那为什么不等补查结束，材料送过来，一次把庭开完，何必几次三番的折腾？再者说，现在陈丹案要补查的事实，是案件的核心事实，关系到重大在逃同案犯的抓捕和五百多万元赃款的去向。这些问题如果查证属实，将直接推翻目前起诉书认定的事实及在案证据。我们既然已经明知，目前的指控及证据极有可能不全面，为什么不能再多一点点耐心等等公安补查呢？我先表个态，如果法院对审限问题有什么顾虑，我作为辩护人完全配合，也保证做通陈丹本人和家属的工作。

助理又说：现在一直不开庭。被害人那边意见也很大。

辩护人说：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庭上已经表述的非常清楚了。我认为被害人的核心诉求，是追回赃款。追赃问题一日不解决，社会矛盾就一日不会被根除。陈丹在庭上已经指出了 500 万余元赃款的流向。现在你们一点补查结果都没反馈，这种情况下开庭，你们确定被害人们会满意吗？

助理随后说：会将相关情况向领导汇报。

以上是我与贵院助理的沟通实录。

在此，辩护人以书面形式，向贵院表明立场：辩护人认为，鉴于4 月 3 日庭审中出现的问题至今一项也没有得到解决，陈丹案目前不具备复庭条件，辩护人明确且坚决地反对贸然复庭。如果贵院坚持不解决上次休庭后达成一致的补查问题，辩护人将穷尽一切合法手段，坚决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保障法律正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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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样的信访制度

Fri, 27 Jun 2025 10:35:56 +0800

这两年巡视力度前所未有的加大，甚至有了重蹈历史覆辙的迹象。整个上半年，巡视组一直驻扎在各省区，几乎成为常设机构。而且据说下半年还要再来巡查，打着回头看的名义，已经初步显现出行政化的迹象。巡视制度有利有弊，宏观层面，历史学者们已经一遍又一遍分析过，我就不再班门弄斧了。从微观层面讲，巡视制度对基层治理也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好多年前，代理过一对老头老太的案子。老头涉嫌民族资产解冻诈骗，很低劣的谎言，年轻人一眼就知道假的荒诞，但恰又很对老头老太们的口味。我那时也是刚执业，只会从个人创收和炫技层面考虑问题，给老杨做了无罪辩护。虽然只是初出茅庐，刚拿执业证，但毫不讳言，技战术水平已经吊打百分之九十老律师。法院当然没有判老杨无罪，但我的庭审表现却给老杨老两口留下了深刻印象。

直到老杨服满三年刑出狱，依旧对我念念不忘，多次要委托我代理申诉。我深知这个案子压根没有半点儿翻案的可能，始终坚决推辞。老两口说：“那我们先去告着，等将来真要是重新开庭了，你可一定要再帮我们一把！”

一晃，从老杨出狱又过了二三年。前几日，突然又接到老两口电话。兴高采烈。说：“刘律师，有个好消息给你分享啊！我们的案子有眉目了！我们去那个中央巡视组告状，人家接待的人态度可好，认真看了我们的材料，说这案子确实有问题，他已经批给省检察院办理。还说下半年他们还会来，他们要是给你处理的不好，到时候你还来找我们。”

我一听，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可以说，很多原本可以妥善化解的矛盾，恰恰由于信访制度的存在，而被一步步激化，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设计信访制度的人，忘了一个基本的政治常识，即任何政策，最终都要靠具体的人来落实。任何制度，在具体人的执行下，都必然会扭曲变样，偏离最初的设计。历史上的教训不胜枚举。最典型的是王安石熙宁变法，变法的每一项政策，出发点都是无可挑剔的，但偏偏正是这场变法，将北宋折腾得民不聊生。

接待老杨两口的接访人员，选择了一种对他个人而言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处理方式：将事一脚踢给业务单位，并将自己打扮成与民同心，秉公执法，挑战不公的青天大老爷。

至于结果如何，那不是他要考虑的问题。巡视一结束，他拍拍屁股就走了。至于下半年是否还回来，即便不是随口诓骗，再来的巡视组成员里是否还有他？是否又这么巧又被老两口碰着？都是极小概率的事件。

老两口本来已经基本弃疗，好不容易在时间无声的冲刷下舔舐好了伤口，被这个接访人一撩拨，又像打了鸡血一样，闷头告起了状。

有些病可医，有些病则不可医的。凡不可医的，早点告诉他，让他早日坦然面对，享受剩下的生活。这也是一种起码的医德。

但在信访制度下，你几乎不可能奢望任何一个接访人员拥有这种“医德”。只有那些经受过最魔鬼训练的保镖，才能飞扑枪眼，迎着子弹挺身而出。面对“来势汹汹”的信访人员，谁又会傻到“替人赴死”呢？即便面对老杨两口这样还算讲点道理的信访人，又何必亲手击碎他们心中美好的幻象呢？

自己只需要写个条子，哪来的回哪去，就能打发走信访人，还能顺便捞两句谢谢。

信访就是这样一套在实际运行中逐渐荒腔走板的制度：它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因为它既不具备相应的业务权限，更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威。它注定是一套“尸位素餐”的制度。推诿懈怠已经是它对整个社会伤害最小的运转方式。这套系统越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它对整个社会的伤害反而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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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琢磨如何脱罪，他绞尽脑汁

Wed, 11 Jun 2025 10:59:05 +0800

前两天，接到个咨询。

电话里，对方声音压得极低，仿佛在背着什么人似的，问我在哪里，怎么能尽快见到我一面。

我说，有什么事，先在电话里说一说吧。

对方声音压得更低了，坚持要见面，讳莫如深，说电话里不方便说。

我再三追问下，对方才稍微透了一点口风，说他有个小表妹，牵涉到一桩案子，可能面临被监察委调查，想咨询一下。

有人说，监察法实施后，律师就失去了广义上侦查阶段的代理权，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需知在以前，检察院虽手握反贪反渎利剑，但径行自侦的案子少之又少。《人民的名义》中那些高光时刻，都是文艺拔高。如果检察院的工作真那么有力度，国家也没必要叠床架屋再弄出来个监察委。绝大部分职务犯罪案件，依旧是纪委移送的，检察院只不过当个二传手而已。律师能介入被纪委调查的两规案件吗？显然也不能。只不过萧规曹随而已，谈不上进步退步。

虽然明知成不了案，但还是想听一听。因职务犯罪被抓的人虽然越来越多，但案源都流入了红顶勾兑律师和京派屎磕律师之手。我执业至今，正儿八经替当官的辩护，还只有张局长一案。张局长叭叭叭喊冤，家属也起劲，一会说上北京请徐昕，一会说找媒体曝光，硬说有个什么会议记录本，能够证明自己清白，结果到头来，本子费劲千辛万苦拿到了，却压根没他说的东西。检察官当庭得意洋洋挥舞着记录本，还让老张当庭查看，发表意见。最终弄了个当庭哑火，灰头土脸。

第二天，跟来人见了面。他表妹却也不是个当官的。道是几年前办过教培班，通过教育局一条线，给家长安排过学生。自然是有偿的，教育局拿大头，他表妹拿个小头。这条线如今已混成了教育局一个小头。但人在做天在看，昨日还坐在台上风光无限，今天就被拉了清单。

“已经被监委叫走十七天了，还没有回来，八成被留置了。”来人不管是手机通话还是当面咨询，声音都压得极低。说话间还不时朝窗外门口张望，一副担心隔墙有耳的畏葸样子。

我最讨厌这种人。如果不是职业所囿，实在绕不开，我根本不会跟这种人打交道。永远是光明磊落的人，让人交往起来更放心。哪怕是个杀人如麻恶贯满盈的魔鬼，他在铁网后高昂起头颅敢作敢当的那一刻，也值得一份与律师的双向奔赴。但这样式儿人就不得不防一手了，说不定他出了这扇门，立即就把你给卖了。你越给他交底儿，他越能卖出个好价钱。我假装处理信息，不动声响打开录音，又将手机倒扣在桌面上，才开始说话。

后面的谈话表明，我这个录音，非常有必要。

“你知道的，办辅导班，你手里得有资源。这个资源还不是说教学资源，你得能跟上头搭上线，办成事。家长相中哪个学校，你得能给人家孩子弄进去。不然，就没人来你这了。”边说，来人边用手指头向上戳了戳空气。像极了《武林外传》中口头禅“我上头有银”的无良胖书商老太。

“办事嘛，这你也知道，肯定得花钱。事儿是都办成了。这个钱呢，小表妹留了一部分，大部分都给领导了。”来人继续讲着。

“怎么给领导的？”

“前几年是转账，这二年查的严了，开始给现金了。”

“转账？”我脱口而出。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今年都 2025 年了，前几年，也就是 2020 年前后的事吧，都 21 世纪二三十年代了，竟然还有人傻逼到转账受贿？就连部队里的泥腿子，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纷纷学会收现金收存好钱的银行卡了。

“转账多少钱？现金多少钱？”我接着问。

“转账的有二百多万，现金的我还不清楚。”

看来来人也做过功课，知道现金不好追查，而转账则百口莫辩，直奔主题。

我问：“怎么会转账呢？这种事哪有转账的？”

对方说：“兄弟，你有所不知。那几年市场行情太火爆，家长把钱拿过来，根本来不及约领导见面再拿过去，只能立即先给领导转过去，要不就不赶趟儿了。”

我说：“听你这意思，当时竞争还挺激烈？”

对方仿佛终于找到了共振频率一样，使劲点了点头：“那可不是！光巴着这一条线的培训班，都有十几家呢。印把子在人家手里，我们也只是借个光，不使劲往前钻，领导不带你玩了。”

一家就二百多万，还不算现金，就这还极有可能是往少了说的数。十几家，啧啧，不敢想。更荒诞的是，这个他口中的领导，如今也不过是一个副局长而已，当时的职务，恐怕只是个科长？像这样能直接或间接安排学生，攫取巨额利益的小官巨贪，还有多少？

果然，对方又开始往外倒料：“这事儿说起来也是他们内部搞斗争。学生是都办成了，家长都很满意，没有人告。”接着又压低了好不容易才正常起来的语调：“估计是他们内部分赃不均，咬起来了。现在是波及到我们了。”

我没法接话了，只得把话题往案件上回引：“现在你这个小表妹是什么情况？纪委找她谈话了没有？”

来人说：“我正是要来请教你这个事儿呢。纪委目前还没有找她，将来会不会来找？如果来找了，我们该咋说？”

我再次装作手机来了信息，点亮手机屏幕，确认正在录音。许多人面临刑事调查后，都会慌不择路的问出类似问题。其实对于律师来讲，这个问题有且只有一个答案：“照实说。”

显然，这个答案并不能令对方满意。他开始主动抛出自己的方案：“我听别律师说，能不能说这些钱是借款，说是领导借表妹的钱？”

要搁前几年，我会很怀疑，这话是否真的是从律师嘴里说出来。但如今，见惯了太多胆大心黑的同行的“勇敢”操作，也不由得我不信了。

我从来不敢自诩自己多么清高，但有一点，做买卖，一定得合算，赔本买卖不能干。红线可以拿来蹭，但绝不能真的突破。钱当然是个好东西，但有命挣也要有命花才行。

我直勾勾的盯着对方的眼睛，用更加坚定的语气说：“不行。”

对方赔了个笑，鸡啄米似的，不停哈腰点头。看得我有些不忍。于是开口跟他解释：“借款需要双方形成合意，不是你单方面说借款就是借款的，现在对方已经被留置，信息渠道被掐断，如何确保对方也会这样说？这是其一。其二，如此巨额的借款，需要合理的借款事由，他当时是急着买方呢？还是家中有人得了急病等着钱救命？再三，借款不借款的，终归要有个字据，老百姓之间几万块钱儿尚且要打条，更何况这么大金额？你们的借款合同在哪里？”

我每说一条，对方脸上的表情便凝固一分。及至说完，整张脸已成了一摊下一秒就彻底凝固的水泥。

我看对方还没有完全死心，又上前补了一刀：“我给你说个真事儿吧。我的一个当事人，冤案当事人，曾经借给体制内工作的朋友五十万块钱，平反后检察院怀疑这五十万块钱是托关系为案件打招呼的贿款，把线索移交给了纪委。你猜最后怎么才洗清嫌疑吗？嘴说不行，合同不行，就连核查了借还款记录还不行，直到最终落实，这个公职人员在拿到钱后真的去买了房子，交到了开发商账户，这事才算画个句号。你对比着掂量掂量，你想靠借款蒙混过关，岂不是太小儿科了吗？把人家纪委当傻子吗？”

对方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那把手机关机，回乡下躲几天咋样？他们一起开培训班的，有好几个都已经躲起来了。”

一下给我整乐了。我强忍着笑意，说：“躲得了一时，你躲得了一世？现在到哪不得刷身份证？出门大街上都是天网摄像头。人不用派人去找你，给公安去个函，挂个网逃，坐等你到案就行了。”

对方还不死心：“那能不能装精神病？我看网上说，精神病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我再也忍不住了，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拜拜吧您类~”

起身送客。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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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证据的手机

Tue, 20 May 2025 12:09:58 +0800

“刘律师！这个手机里的聊天记录很重要！一定要想办法拿回来！”

坐在束扣椅中的老路，用近乎哀求的语气再三叮嘱我。

我没忍心告诉他的是，就在半个小时，我走进看守所之前，他老婆告诉我，她刚从公安局门口出来，民警告诉她，老路的手机已经邮寄退还给老路他老爹了。

一、手机里有无罪证据

在我接手的老路的这桩贷款诈骗罪二审之前，他已经因开设赌场罪被判了刑。坐牢坐到一半，又被从监狱拉回看守所，追究漏罪责任。

我告诉他，二审翻案很难，甚至连开庭的机会都不大，除非能找到一些对原审认定事实带来冲击的新证据。

这已经是老路第四次将要面临刑事审判了，“轻车熟路”的他没有向我抱怨，也没有给我要解释，略加思索片刻后说：“我有个手机，上面有能证明我跟他们（指同案犯）不是同伙的证据。但是这个手机在原先那个案子里已经被公安扣押了，我不清楚现在在哪里。”

“聊天的内容是什么？”

溺水的人总是倾向于将一切可能抓到的东西视作救命稻草，这让他们在凭据证据价值时更容易产生偏乐观的错误预判。老路的上一个案件，已经过去三四年了，手机未必好找。我决定先问清楚聊天内容，评估是否有大动周章找回手机的意义。

“能够证明我只是给他们介绍了一个贷款人，这个贷款人还是我老乡，家中老人病重，实在借不来钱了，我又恰好在朋友圈看到他们在发能办理贷款的广告，就把老乡介绍给了他们。之后就几乎再没有过接触。”

我忍不住皱了皱眉头：“你是想说，你在把人介绍给他们后，便对他们之后的行为一无所知？”

铁窗对面的老路，使劲点了点头。

这是一个专门钻银行个人公积金贷款漏洞的犯罪团伙，先物色一些“老弱病残”，利用他们或对政策无知，或急需用钱的困境，或骗或逼，令他们甘心成为“背贷人”，再通过三方人事代理公司补缴公积金，粉饰流水，从银行骗取贷款后分润。

对整个犯罪链条介入的越多，身陷其中越深，脱罪也越困难。

“但是，在整个操作过程中，需要“背贷人”频繁刷脸操作。而卷宗资料显示，几个同案犯供述，在刷脸时，你本人就在现场。”我盯着老路，恨不能用目光直接洞穿他的心灵。

“他们在说假话。”

“老路，作为你的律师，我肯定无条件相信你，但这种话我已经听得太多了。法官听到的还要比我再多十倍百倍。”我摊了摊手，“总之，他们不会相信的。”

“我手机里的聊天记录能证明。我老乡发现贷到手的钱跟他们宣称的相差太大后找过我，我当时就感觉他们可能是骗子，并曾在微信上质问过他们，还与他们发生过肢体冲突，后来招来了警察。我在做笔录时，给警察说过他们涉嫌骗贷，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他们对我记恨在心，所以才一定要把我也拽进来。”老路不慌不忙，娓娓道来。

“有没有除了聊天记录外更直接的办法？比如调取当时公安出警时给你做的笔录？”

“没用的，警察说他们出的是打架的警，其他的事让我们到属地另行报案。没有记录。”

某种程度上讲，打官司比拼的是讲故事能力。双方各自先构建证据，讲述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故事。法庭根据证据情况，并结合经验法则，常识逻辑，判断哪个故事更为可信。

刑事辩护，并没有超出这个框架。

老路讲述了一个逻辑上基本能自洽，且对他很有利的故事。一审判决将他认定为犯罪团伙的固定成员，对全案金额以贷款诈骗罪承担刑责。这个故事如果能讲通，他即便不能完全无罪摘出来，也至少能从重罪贷款诈骗变为轻罪骗取贷款，并大幅压减涉案金额。刑期能够大幅缩减。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叙事中，没有人犯错。

所有的错误，都是由于同案犯处心积虑的报复所致。随着新证据的出现，纠错显得那么水到渠成。

我心动了。

二、但是手机却拿不到

走出看守所，我赶紧给老路老婆打电话，让她赶紧设法跟原来的办案警官取得联系，把手机拿回来。

他老婆行动力很强，很快多方辗转联系上了几年前的承办民警。

民警在电话中沉吟了好大一会儿，才终于回忆起老路这个案子。但却没有带来好消息：“老路这个手机，早就退还给他爸了！邮寄过去的！”

手机拿不到，就没有突破口。案件一时陷入僵局。

“问过我爸没有，手机在他那儿吗？”

“当然问过，不过你爸年级大了，也不识字，根本记不起来有这一茬事儿。”

老路在椅子里蜷缩成了一个小孩儿，一筹莫展。

“邮寄过来了…邮寄过来了……邮寄……”

一连两三天，我脑子里一直反复琢磨这件事儿。

老头儿年纪大了，说不清楚一二三，能否依旧从公安方面入手，让他们证明自己确实曾向我们邮寄过手机呢？

为什么一定要从老头处验证究竟是否收到过手机，而非从公安处验证他们究竟有没有寄出过手机呢？

我让老路老婆和老路老爹在家中上下左右仔细翻找了几轮，又在几大常用的物流快递公司上尽可能查找了物流记录，都没有发现这个警官口中已经邮寄回来的手机。

心中基本有底后，老路老婆直接驱车从老家驱车千里，赶到了案发地，将当年的承办警官堵在了派出所门口。

“你不是说手机邮寄给我们了吗？你邮寄单号多少？”

警官看着这个瘦弱但斗志昂扬的不速之客，一时不知所措，支支吾吾的说：“时间太长了，需要回去落实一下。”

老路老婆干脆在当地住了下来，但依旧没能等来好消息。警官的答复依旧是，当年案件办结后，就邮寄退还了，邮寄底单也因为时间久远，找不到了。

手机的线索，到此似乎便彻底断掉了。好不容易出现些许曙光的案件，再次走入了死胡同。

老路老婆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在当地守了三天，尽力了，但无一无所获。我正想着如何开口劝慰几句，突然脑海中灵光一闪，为什么不试试12389 呢？

12389 是公安系统内部的督查专线，之所以一开始没想到动用这个渠道，是因为它主要接受公安民警的违纪违法举报，手机退还这个事儿，还上纲上线不到这个程度。

既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就死马当作活马医，通过督查帮忙施压看看，会否有奇迹发生吧。

不管是我，还是老路老婆，都已经对能拿回这部手机基本不再报任何希望，向12389 反映完事件来龙去脉后，老路老婆就又回了老家。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随手下得一步闲棋，竟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仅仅两天后，当年的承办警官再次联系老路老婆，说手机找到了，让她尽快来所里签字领取。老婆老婆还没问缘由，他自己个儿先颇为不好意思的解释道，原来弄错了，是另一个同案犯的手机寄回给家属了，不是老路。

三、手机拿到了但是没密码

我赶紧再次来到看守所，告诉老路这个好消息。

束扣椅中的老路显得高大明媚了不少，嘴中吐出一个又一个字母与数字的组合。老路说，这是他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所有用过的密码，一定有一个能解锁手机，拿到关键的无罪证据。

老实说，对律师来说，传递密码是一项非常高危的行为。一不小心，就会沦为被利用转移赃款，互串信息的工具。

虽然老路已经坐牢坐了三四年，这部手机又一直由公安保管，刚刚才被拿回来，我还是倍加小心，没有将密码直接告知老路老婆，而是让她将手机寄给我，我决定自己亲眼看一下，这部历经波折才拿回来的手机中，究竟有没有足以翻盘的关键证据。

好不容易找来一根几年前的扁口充电线，黝黑的手机屏幕在度过了难捱的漫长等待后，终于成功点亮。我迫不及待的抓起手机，挨个实验老路给我的解锁密码。

没有任何意外，意外再次降临。

错误…错误…还是错误…

若干次错误之后，手机干脆自动上了锁，提示要等半个小时后才能继续输入密码。

四、手机解锁了然而没证据

我把围绕这个手机发生的故事，它的来龙去脉，已经很可能具备的极高证据价值，写成了一篇书面材料，交给了法官，并申请法院依职权动用技术手段，解锁手机并提取其中的微信聊天记录。

法官接到材料后，沉默了很久，然后给我回复说：“要不开个庭吧，让他老路当庭试试能否解锁。如果能解锁，就不用这么麻烦了不是？”

某种意义上讲，二审开庭对法院来说也是麻烦事儿。只不过在大麻烦事儿跟小麻烦事儿之间，他们果断选择了小麻烦事儿。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古老的法则再次应验。申请开庭的文书还没得到回复，倒是这个申请调证的文书歪打正着。

由于不确定手机里到底有没有有效证据，我在庭前并没有跟出庭的检察员说过这个手机的事儿。

在庭上，我刚提出有新证据提交，请求法庭将手机交给老路解锁之际，检查员就近乎应激反射般急切的表示反对：“我们反对！这个手机来路不明，不具备合法性！同时我们无法核实证据的真实性，聊天记录有被篡改可能性！”

我差点脱口而出，你这个检察官到底懂不懂基本法理，取证合法性是对公权力取证的限制，私权取证根本不存在证据合法性问题。

但我更加深知，此时并非争勇斗狠，逞口舌之快的时机。我耐心向他解释道：“这个手机来历没有问题，是家属刚刚从前案办案机关手里领取，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出示一下领取文书。并且领取回来后，因不掌握密码，连系统都没有进去，更谈不上篡改。今天就是想借这个机会，在三方共同见证下，让老路解锁手机，一探究竟。”

法官微微颔首，没待检察员再说话，便示意法警，将手机递给老路。

老路老婆的目光，检察员的目光，我的目光，法官的目光，法警的目光。

全都汇聚到了老路身上。

聚光灯下的老路，像手捧某种神圣的器物般，小心翼翼的点按着手机屏幕。

空间中仿佛传来秒针的走步声，滴答滴答滴答。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老路的脸上，逐渐丢失了最初的坦然，越发显得惊慌失措，细密的汗珠若隐若现。

老路不时将茫然且无助的目光投向我，我知道，他是在向我发问，同时也是在向我求助。

他想说的是：“这手机为什么解锁不开？”

我举手申请发言，请求法庭短暂休庭几分钟，理由是时间久远，老路需要时间回忆原先的密码。

相当出乎我意料，法庭竟然同意了。

一休庭，我、法官、还有检察官，都涌到了老路身旁，就连两个法警，也凑过来好奇的观看，这个小小的手机中，究竟隐藏着什么大秘密。

“解开了！”

终于，老路发出一声低呼，声音中难以按捺的喜悦。

众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到手机屏幕上。

关机数年的老迈手机，肉眼可见的卡顿，老路足足用了将近两分钟时间，才成功输入密码，进入微信界面。

老路手指翻飞，急切的找到了同案犯头像，点按进去。

谢天谢地，界面并非一片空白，看来聊天记录还在。

我偷偷斜睨了一眼检察员，暗带几分看笑话的心态想：这可是全程在你眼皮子底下解锁取证的，待会儿复了庭，看你还要如何狡辩？

然而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老路更加迷茫的眼神。

手机里根本没有所谓的证据。

四、难解的谜团

毫无意外的，开完庭后，老路很快被裁定维持原判。

但这件事儿，却成为了久久萦绕在我心中的一个难解谜团。

在法庭那种高压环境下，老路的举止、神态、微表情，以及他无法自主控制的包括出汗在内的生理性反应，无一不在明确昭示，他没有向我说谎。

那这些所谓的证据，究竟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又去了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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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后谁也别想把手机带进会见区

Fri, 25 Apr 2025 11:05:50 +0800

律师们常说，南方的司法环境好。

其实好倒没好到哪去，前疫情时代，我在上海办过一桩电信诈骗案，竟然将案子分到单个人起诉，单个人受审的程度。你想当庭对质，不存在的，甚至就连同案犯的口供都不给你看。你找检察官要，检察官就说，其他人的案子不是他承办，他手里也没有。

虽然理论上讲，经过一番“斗争”，最终大概率也能拿到同案犯口供，但大多数案件都是些小老百姓，请的也都是些收费勉强够糊口的小律师，折腾上几个回合，还不够差旅费的，谁去费那劲儿？大多不了了之。

分案审理，是瓦解攻守同盟的最佳手段，是“分而化之”的终极形态。分案这招儿传到内地，只是近二年的事儿。可见在如何对付“无良律师”“胡搅蛮缠”上，南方要“遥遥领先”。

明明司法环境并不好，甚至在对付那些较真辩护的律师上更有经验手段，为什么律师们还普遍说好呢？

因为南方更善于在能律师和家属能够直观感知的地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点“小恩小惠”。

比如看守所会见，内地的看守所大多管理森严，拿河南举例，大多数看守所里任何电子产品都带不进去，甚至有些矫枉过正到几近应激的看守所，连背包都不让背进去。这当然也不正常，引起了许多律师的强烈反弹，时常有因律师需要带电脑会见而与看守所起争执乃至闹到网上的事儿发生。

南方则是另一个极端。

我首次到南方某地看守所会见时，看守所不验包不搜身不查手机，坐到会见室屋里，我还心中惴惴，犹豫半晌，不敢把电脑掏出来，最后硬是跑到前台问了一嘴，会见能不能用电脑，前台说行后，才敢拿出来用。

会见结束后，更令我吃惊的事出现了。

大多数看守所，房间内设置有内线呼叫系统，会见结束后，内线呼一下，民警过来把人提走，会见结束。而该看守所竟然没设置内线呼叫系统，墙上贴着大大一张会见指引，写了一个外线手机号码，让律师会见结束后用手机呼这个号码。

我心说，怪不得不管控手机，若是不让带手机，会见完还没法通知所方提人了。

但是，我心中随即暗暗生疑，难道这里的律师一个二个就这么自觉？真的不会有人借会见能带手机的便利，给家属行个小方便，偷摸违规打电话吗？

更有甚者，许多刑事案件中，第一时间着急的，除了家属外，还有同案犯。许多潜在同案犯，为了打通与在押人员信息渠道，情愿自掏腰包给已经落网的在押人员请律师，这个一眼可见的监管漏洞，难道真的不会被同案犯利用吗？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疫情期间，我一次到某市看守所会见，该看守所在距离监区较远的地方，搭建了两排板房，作为特殊时期下的视频会见室。我找到一间板房，将电脑插上网线，调试好系统，等待民警提人。旁边板房里，坐了两个外地来提审的民警。病毒传播不区分你是律师还是公安，不管是律师会见还是公检法提讯，都得线上打视频。

过了没一会儿，又进来一个长头发女人。女人穿着一双高跟鞋，踩在下面铺满线缆的悬空木地板上，咣当作响。女人进来后，并没有像早已适应了视频会见模式的律师们那样，早点找个房间落座，调试设备，而是不时在各个房间踱步，东张西望，显得很迷茫。不多会儿，她又掏出手机，开始拨打电话，语出惊人：“王律师，你到了没？我已经在看守所这边等着你了。”

我心想，这是哪个律师，胆子这么大，感情是瞅着视频会见区脱离了看守所视线范围，钻空子带家属直接会见来了。看守所提供的会见电脑，摄像头摄录范围很小，律师挡在前面，家属缩在侧方，并不会出现在影像画面上。

我还只是心里犯嘀咕，隔壁屋俩来提审的外地警察坐不住了。只听一个警察起身对女人略带严厉的说：“你是干啥的？是律师还是家属？谁叫你进来的？家属不让进来会见你知道不知道？赶紧出去！再不出去我们通知看守所了！”

女人出去后，俩民警还回来嘀咕了半天，自然少不了奚落“无良律师”：“现在的律师胆子也是真大，这是收了多少律师费，竟然违规带家属进来会见？！”

南方某地这个案子也是。

当事人老刘是我们本地人，他老婆在当地人生地不熟，干脆从本地请了我过去代理。南方当地有个律师，看老刘是个大老板，也想上去刮点油水。老刘老婆本来还有些犹豫，下不定决心，一来不知底细用着不放心，二来也觉得律师有一个就差不多了，花两份律师费没必要。

当地律师只用了一招，就拿下了老刘老婆。他在会见时，直接掏出手机，建了个网络热点，然后用电脑登录微信，给老刘老婆拨了个视频电话。他一边会见，一边挂着视频电话，末了还让老刘跟老婆隔空喊话了几句。

那次会见结束后，老刘老婆再没有半分犹豫，痛快利索的付了律师费，倒不指望他参与办案，就一个条件，多多去会见，打视频……

好在老刘老婆还比较通情达理，并没有跑来质问我，为什么同为律师，别人都能打电话通视频，我却老实的像个新兵蛋子，更没有强逼我像他一样勇敢，突破执业纪律乃至法律红线为她和老刘连线搭桥……

如果大家都守规矩，那自然是监管越宽松越人性化越好。

但问题是，总有那么一小撮儿不太守规矩的人，钻空子攫取超额利益。

他们破坏规则，若只是自己多获点利，倒也罢了，问题是还会引发恶性军备竞赛式的道德崩塌。老刘老婆不强逼我也在会见时打电话通视频，一是有其他社交羁绊，信任程度比较高；二更重要的是，距离太远，我去一趟，光差旅费就要上千，不太划算，索性不如把这钱给当地律师。

但对当地律师来讲，便是另一番光景了。

扪心自问一下，有几个家属内心真在意你律师违规不违规的？换作你是家属，同样花一份律师费，你是愿意请一个这也不准那也违规的律师，还是愿意请一个二话不说就为你打开摄像头的律师？

这是另一个版本的工贼引发恶性军备竞赛，最终导致全行业崩溃的例子。明明五点就可以下班，偏偏有人为了挣表现，自愿搞到六点七点。直到单休、大小周、奋斗者计划……直到最变态的，表演式加班，哪怕无事可做，也要耗在办公室……

你其实没有选择，只有跟进。

于是，越来越多的律师加入了这条危险的擦边赛道，在会见时偷偷拨通电话，让在押人员与外界联系。更有个别胆儿肥的律师，甚至将这当成了招揽业务的一大特色卖点，公然在小红书宣扬。

物极必反。

越来越多的违规行为不仅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关注，也引起越来越多普通律师的不满。真一个案子收了几百上千万律师费，冒点险也就罢了。问题是绝大多数律师都是正常收费，为什么明明收的是白面儿钱，却非得被大环境逼着去干白粉儿的活呢？

终于，一纸会见新规，彻底“拨乱反正”，明确重申强调会见纪律，并限制了除笔记本电脑外绝大多数电子产品进入监管区域。尤其像智能手表这种新事物，过去在立法层面是个空白，这次也予以明确界定，不准携带。

这次再去当地看守所会见，终于欣慰的看到，再也带不进去手机了。办事大厅放了一排手机存放柜，管控甚严，律师要凭手机存放凭条到前台领取会见卡，基本杜绝了手机违规进入会见场所的问题。

其他以“司法环境好”而著称的南方城市，情况也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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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俯卧撑竟快要了我的老命

Thu, 17 Apr 2025 10:49:49 +0800

退伍后，我第一次动健身的念头，是在三四年前的一个冬天。

那会儿正在办内蒙老匡的案子，住在平煤宾馆的招待所里，窗外寒风凛冽，房间内倒是温暖如春。我刚吃完内蒙的优质牛羊肉涮锅，一肚子羊油消化不动，甚至能感觉到油正顺着血管向四肢百骸蔓延，与我体内早已堆积如山的脂肪合流。

我再也坐不住了，就是现在。

我从床上爬起来，在地上硬撑着做了十个俯卧撑，并立下 flag，坚持以后要每天都做上十来个俯卧撑。那时候我的目标就已经相当现实，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施瓦辛格史泰龙那样的肌肉硬汉，只求每天能做上几个，维持住肌肉含量，就够烧高香了。

但根本也没坚持多久。人的惰性就像个无底洞，我懒起来的时候，简直连起床吃饭都不想，更别说费劲巴拉去做俯卧撑了。哪怕后来我受类心灵鸡汤读物《微习惯》的影响，将目标降到了卑微的每天一个，只要象征性打个卯就算完事儿的程度，也依旧没能坚持下来。

顺便说一句，《微习惯》虽然很心灵鸡汤，但理论大致还是正确的。他的核心思想是，对于某项打算长期坚持的行动，一定不能把目标定的太高。就比如做俯卧撑，你把目标定到每天一百个，看着很美好，决心也很大，但往往是冲劲猛后劲乏，能坚持一个星期都算牛逼。应该把目标定的小之又小，比如每天只定一个。这样就不会给你带来太大的心理负担，毕竟只要抽出三秒钟，趴下去，撑一下，再站起来，今天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更重要的是，任何人都不可避免会有懈怠的时候，把目标定的渺小一点，能最大限度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至于断了打卡。对于已经坚持了很久的事儿，突然断了打卡，那种心理打击非常沉重。我一次出差，断了即将拿到的连续阅读 2000 天微信阅读徽章打卡，断的原因还不是因为没读，而是火车上读后到宾馆忘了联网同步，令我 emo 了好久。这个徽章直到现在还没拿到……

前几天，吴女士——结案多年久未联系的一个客户，到河南来探监她坐牢的丈夫，顺路给我打了个电话。她一耳便听出了我的疲惫，闲聊几句后劝我：“哎呀我看你还是别干律师了，这律师我看也没啥干头，随便整点小生意都比这强。”

律师是桩很消耗人的差事儿。这个客户之所以对我说这样的话，是因为当年她就是我的最大“消耗源”之一。在她老公出事儿之前，她是一个全职家庭主妇。这样的客户常常令律师爱恨交加。爱的是她们往往很好成交，愿意在律师身上花钱。恨的是她们突然失去了生活的全部依托，往往把律师当成唯一的救命稻草，会经常性的侵入律师的个人空间。

我在被她消磨到最接近崩溃忍无可忍的时刻，郑重地建议她去找份工作。当然少不了一大堆冠冕堂皇“为你好”的理由，什么生活还要继续啦，孩子还要照顾啦，给老公打官司跑事儿也要用钱啦，但最根源的考虑还是为我自己，她找到工作，有了事情做，精神有了寄托，我的压力才能减小一些。

那会儿她已经将近四十，比我年龄还要长上几岁。又没有什么工作经验，还独自拉扯着俩孩子，想跟刚毕业的小姑娘们竞争，简直是门儿都没有。但天无绝人之路，打工不行，我就自己当老板。

没成想，这个江浙沪独生女倒还真是块做生意的材料，比她那不争气的苏北老公强完了。没二年时间，生意搞得风生水起，虽然不是什么大生意，只是做些临期零食饮料的小买卖，但架不住人家赛道选的好，正好迎合了经济衰退消费降级的基本面。

她倒不是第一次跟我说“别干律师了”这样的话了，自打她的生意步入正轨，便常来反向洗脑我，让我也找门生意做做。我很羡慕她的状态，她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男人对于女人来说并非必需品，除了协助生育以外，对家庭是可有可无的。

我跟她毕竟基因不同，我祖上种了上千年的地，继承下来的全是种地基因，骨子里排斥任何有风险的活动。当个不拿工资的个体户律师，已经时常令我有惴惴不安之感，更遑论自己去当老板做生意。

人无法想象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物，我常常在脑海中畅想，在郑州当打工仔肯定是行不通了，若是也像吴女士那样，找门儿小生意做做，会不会现在整个状态会好上一些呢？

但转念又一想，大约老板也不是那么好当的。毕竟古语有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当个体户律师，还只是用管好自己一亩三分地，偶尔不高兴了还能耍耍小性子，大不了飞个单便是。当了老板，要操心的事儿可就多了，就不说对外，从我代理过的几场劳动争议诉讼经验来看，光是整天跟现在的 00 后新生代员工斗智斗勇，就够喝上一壶的了。

可能我就是命不够硬，扛不住太多因果，所以几年律师当下来，竟有气若游丝，奄奄一息之感。

清明节去爬云台山，上山时还好，社畜们的身体素质半斤八两，谁也别嫌弃谁。但凡石阶有个小转角，都挤满了满头大汗张着大嘴贪婪呼吸的城里人。下山时，我的极度虚弱才体现出来，双腿抖如筛糠，几乎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最后只得放弃徒步的念头，转而坐了缆车下行。

回来后，反思了很久。

不管给自己找什么借口，运动量严重不足是铁一样的事实。目前唯有外地出差时，能多走上几步路，便算得上是运动量较大的一天了。

对于已经步入中年的我来说，单纯的轻微有氧运动，已经不足以阻止肌肉流失，保持足够的肌肉含量，下山时双腿抖如筛糠，便不难理解了。

昨天，再次下定决心，重启力量训练。

以我现在的弱鸡水平，健身房肯定是不用去了，能把徒手自重训练坚持住，就算大大的成功了。

昨天共做了五个俯卧撑，十个深蹲。

深蹲还好，毕竟我自重大，双腿早已习惯了“负重前行”，区区五个俯卧撑几乎要了我的老命，从第一次下沉开始，两条胳膊便像连了电一样，高频振动。咬紧牙关，直撑得脸上青筋暴露，才勉强完成。今早起来，两条胳膊竟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再来豁着老脸立个 flag，每天保底五个俯卧撑，务必要像每日码字一样，长期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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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日记随想 | Tags: 力量训练，律师职业，运动恢复，中年危机，健康生活， | 添加评论(16)

法律文书：关于陈丹涉嫌诈骗案应当中止审理，补充侦查的法律意见书

Tue, 15 Apr 2025 22:42:08 +0800

京汉区人民法院并京汉区人民检察院：

辩护人认为，鉴于庭审中出现的新情况，本案已不具备继续审理的现实条件，应当先行中止审理，就陈丹当庭揭发所遗漏重要同案犯张明的涉案情况及刘丽与孙然间经济纠纷情况等问题进行补充侦查，并待补充侦查终结后，再行恢复审理。

详述如下：

陈丹涉嫌诈骗罪一案，于4月11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

庭审过程中，陈丹补充供述了同案犯张明涉案的具体情况并就刘丽与孙然二人间存在大额经济纠纷可能错误载入其本人犯罪数额中的情况进行了补充辩解。

其所供述及辩解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微信账号“缘分”（即冒充“张震”身份的微信账号）系张明控制使用。

二是手机号“150XXXX9067”（即冒充“副市长”身份的手机号），同样系张明控制使用，其虽然也操作这个手机号，但相关聊天内容，均系张明授意。

三是本案涉案款项去向，有500余万元，通过转账或现金交付的方式，流向了张明。

四是孙然与刘丽间存在经济纠纷，孙然曾向刘丽借款80万元，因孙然银行账户被法院查封，该笔款由刘丽直接转给陈丹，陈丹随后将钱转交给孙然。但该80万元，目前也被计入了其本人的诈骗数额，与事实不符。

五是其在京汉分局办案民警办公室内，通过微信转账，向一女性工作人员转款10万余元。当时办案民警称，该十万余元系退赃。但目前的卷宗材料内，未见到该笔款项的具体去向及最终性质认定。

陈丹所供述的第一、第二、第三项内容，关系到本案是否遗漏重要同案犯张明的重大认定以及关系到能否最大限度追赃挽损，修复社会关系，实现良好的办案效果。

张明是否涉案，涉案程度多深，是查清陈丹涉案程度，理清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先决条件。

若陈丹当庭供述属实，本案无论从犯意发起，还是犯罪实施，直到最后赃款分配，张明都当之无愧居于主导、操控地位。陈丹极有可能只是被张明操控利用而被动参与犯罪的从犯。

此外，根据陈丹的供述，本案绝大部分涉案款，都流向了张明。只有查明张明涉案情况，追回涉案赃款，才能最大限度挽回被害人损失，修复社会关系，实现良好的办案效果。

陈丹所辩解的第四项内容，关系到本案具体涉案金额能否查清的问题。，目前起诉书认定涉案金额的方式过于简单粗暴，只是将孙然与刘丽二人与陈丹之间发生的经济往来，进行了简单的对账加总，而后将其差额作为涉案金额指控。

这种计算方式，没有考虑孙然与刘丽二人与陈丹个人之间发生的与案件无关的其他经济往来，也没有考虑孙然与刘丽之间通过陈丹发生的经济往来。

若陈丹当庭辩解属实，则孙然经陈丹向刘丽借款的80万元，显然不应当计入陈丹的犯罪金额。

更重要的是，这反映出起诉书指控逻辑的重大漏洞。对侵财类犯罪的指控，查清具体犯罪数额，是最起码的证据要求。起诉书仅以900余万元的约数指控，是对刑事诉讼证据标准的严重背离。

陈丹所辩解的第五项内容，很有可能关系到办案人员的纪律作风问题。我个人无条件相信我们的公安干警能够严守办案纪律。但从辩护人履职的角度，目前卷宗中确实没有关于陈丹所述该笔款项去向的相关材料。希望通过此次补查，就该笔款项去向问题一并进行说明，以打消陈丹本人及其家属对办案人员的疑虑。

此外，从辩护人的角度，本人依旧认为，起诉书将刘丽列为被害人，是不妥当且突破刑诉法授权的。

辩护人对刘丽的遭遇深表同情，同时对刘丽案发后积极筹款退赔被害人的行为表示由衷赞赏。

但道德判断不能代替法律判断。诈骗罪中的被害人，是指其本人财产性权益因嫌疑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直接损失的人。

刘丽虽然在案发后用个人财产退还被害人，其代理人认为，也可以扩大理解为遭受了“财产损失”，但辩护人认为，这个“财产损失”，其内涵决不能等同于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失”。

刘丽本人，并没有请托过任何事项，也没有向陈丹交付过任何个人自有资金。其本人，没有因陈丹的诈骗行为遭受直接物质损失，不符合刑法中被害人的认定条件。

另一方面，本案中众多因办理请托事项而遭受财产损失的真正被害人，则因起诉书的错误认定，而被阻隔在刑事诉讼程序之外，相当于被剥夺了维权路径。

在民事诉讼当中，一方当事人众多的，可以推举诉讼代表人，进行“借名诉讼”，但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身份，是一项与自然人身份严格绑定的诉讼权利，目前刑事诉讼法体系中，没有任何关于被害人借名诉讼的授权性规定。起诉书将刘丽单独列为被害人，代表其余人员参加诉讼，事实上突破了法律授权，违反了“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法理。

希望通过此次补查，也能将被害人身份认定问题，予以一并解决。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鉴于庭审中出现的新情况，本案已不具备继续审理的现实条件，应当先行中止审理，就陈丹当庭揭发所遗漏重要同案犯张明的涉案情况及刘丽与孙然间经济纠纷情况等问题进行补充侦查，并待补充侦查终结后，再行恢复审理。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继续阅读《法律文书：关于陈丹涉嫌诈骗案应当中止审理，补充侦查的法律意见书》的全文内容...

分类: 刑辩实务 | Tags: 中止审理，补充侦查，经济纠纷，诈骗，有效辩护， | 添加评论(2)

该让机器人交社保吗？

Mon, 24 Mar 2025 20:43:52 +0800

两会期间，忘了在哪看到一则新闻，说有人大代表提议，要工厂里的“机器人”也交社保。

新闻一出，网络立即一片哗然。

民间一直以来都有这样一种声音，认为社保是一种“税”。这种“税”既增加了企业负担，也减少了劳动者实际到手收入。

对于现代社保制度，他们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现代社保制度是一项不可持续的制度，它建立在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长的假设之上。而这个假设本身，很有可能是错误的。这种质疑的声音不仅仅针对我国的社保制度，而是对全世界所有国家现行的社保制度都提出了同样的质疑。

前段时间，以刘强东主导的京东为首，发出了“算法不能成为压榨底层兄弟工具”的时代强音，同样引出了同样的质疑声音。

质疑的理由千奇百怪，但归根结底，并没有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还是加重企业负担，减少劳动者到手收入，这样的老调重弹。

只不过，质疑的烈度远较之前为甚，直接表达了对社保基金蛋糕分配的不满。比如有声音直接称：“那些每月领一两万甚至更高退休金的人，当初交社保了吗？是不是现在社保池子没钱了，才想起外卖员小哥来了？”更有甚者，更加直言不讳：“不是外卖小哥需要社保，而是社保需要外卖小哥。”

在这种社会普遍思潮下，人大代表此言一出，会遭受何样的网络质疑，可想而知。

手伸到人身上还不够，现在连机器人也不愿放过了？

对于这样质疑的声音，不能一味苛责求全。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是全人类对自身命运的一项全新探索，至今不过百余年历史，就连顶层设计者们对这项制度，也是边探索边建设，边学习边推进。

要理解人大提议背后的深层次考量，就要首先结合人类，或者指代的更明确一点，“智人”现在所面临的生存现状。

小米的汽车工厂，如今年产量已经逼近40万台，但整个工厂系统只有2000人。整个工厂流水线，几乎完全不需要“智人”手工操作。工厂车间甚至都不用开灯，是名副其实的“黑灯工厂”。

可以这么说，智人正大步迈向彻底沦为“无用之物”的文明发展“奇点”。

不管是流水线打螺丝的蓝领工人，还是办公室做PPT的白领员工，都正在已他们自己都无法想象、不曾预料的速度加速被科技取代，被时代抛弃。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必须相匹配，过于发达的生产力，需要更先进的生产关系与之匹配。否则，落后的生产关系也必将反过来拖累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小米的黑灯工厂一年能产接近四十万辆汽车，而且产能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爬坡，却只解决了2000人的就业。

哪怕这两千人各个年入百万，他们的消费能力全部释放出来，也最多不过能消化掉2000辆su7 ultra的产能。

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黑灯工厂会越来越多，智人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无法从历史中习得任何经验的一幕将出现：一方面社会能够提供的有效就业越来越少，另一方面，社会有效就业越少，社会生产力反而越高。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生产力的提高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必须要有有效的需求拉动。

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有销路，资本才能赚取利润，资本家才愿意投资，工人才有工作岗位。工人有工作，才能赚取工资，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才有销路。整个经济循环才能打通。

中学政治课本上讲述过一个美国大萧条期间的故事，并以此为例批判资本主义制度。

寒冬，又冷又饿的小男孩问矿工父亲：为什么家里不买些煤来取暖？

父亲答，因为工厂倒闭，自己失业了，没有钱买煤。

小男孩又问，为什么工厂会倒闭？

父亲答，因为煤生产的太多了。

我在整个中学时期，都完全不能理解这个故事。弄懂故事背后的蕴含的经济规律已经要到大学上经济学课程的时候，而理解其更深刻的哲学内涵，则要等到后来又读研究生专攻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了。

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复杂原因，现在谁要是在公开场合一板一眼严肃的谈论马克思主义，仿佛谁就是食古不化的疯子一般。

但事实上，美国大萧条，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矛盾的一次“小爆发”，而美国走出大萧条的应对措施，也完全是社会主义式的。

国内的教科书，提起美国如何在罗斯福领导下开展新政，往往只会介绍其进行大基建，拆分资本寡头，至多再提一嘴二战“及时”爆发，为美国国内的巨大产能找到了释放途径，但对于罗斯福新政的“社会主义改造”部分，往往讳莫如深，无人提及。

我前段时间通读了《炉边谈话》，该书收录了罗斯福总统在就任期间通过广播向全美的发表的一系列30余次演讲，其中近三分之一的演讲，均涉及到大萧条期间的国内政策应对。

罗斯福的经济政策，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创造基础就业岗位，这也是国内教科书上进行了通识教育的部分，兴修水利，大搞基建；另一手抓防内卷，通过制定法令，强行推进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阶级福利待遇。

很多人看今天的美国人自由散漫，就想当然认为他们“自古以来”便是如此。其实这种刻板印象大错特错，美国在资本主义早期的黄金时代中，人民的工作热情（内卷程度）远超今天中国的996、007福报社畜。国内最起码还没有出现大范围的童工，而在大萧条前夕的美国，有近175万名16岁以下的儿童在工作，一些儿童甚至从6、7岁就开始打螺丝。资本家热衷于雇佣童工，因为童工的“性价比”更高，能创造更大的利润。而童工们的家庭，也正等着童工挣回家去的“救命钱”。

虽然我经常口头戏谑“工贼”，但劳动者无序内卷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原子化的个体在资本面前缺乏议价能力，最终只能被资本逐个击破，陷入“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互害怪圈。罗斯福的新政，一方面通过政府法令，另一方面通过对工会赋权，改变了劳动者面对资本家单打独斗的被动局面，为劳动者在资本家面前拥有议价权铺就了道路。

罗斯福总统号召美国不要加班，因为与其让两个人加班干三个人的活，不如让三个人都充分就业。多一份就业，就能让多一个家庭体面的生活下去。多一份就业，你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才有人购买。才不会陷入商品价格虽然一落千丈，但市场上已经没有人有钱消费的荒诞泥淖。最超出我认知的是，直到二战初期，美国开始全面爆产能之际，罗斯福依旧在号召美国人民不要加班，以便将工作机会留给更多的人。

今天的世界，正在一场烈度远超美国大萧条的经济危机前夜。这次危机，很可能将是决定智人未来命运的一次危机。罗斯福时代，生产力的维系与发展，至少还依赖无数个普通个体的辛勤劳动。也正因为此，深处金字塔基的普罗大众，才获得了那么丁点儿“统战价值”。最终美国通过对自身制度的有限社会主义修正，成功度过了危机，智人也随之整体迎来了战后黄金时代，享受了半个多世纪由基础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生产力飞跃红利。

然而今日，智人似乎正在迎来被自己亲手埋葬的命运。如果生产力的维系与发展不再以最大多数人的必要劳动为先决条件，智人社会当前的经济运转体系，毫无疑问将不可避免的走向彻底崩溃。

道理很简单，近一个世纪前的罗斯福已经说的很明白。

每个人都同时具备“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只有当市场上存在足够的适格消费者时，你作为生产者的努力才有价值。否则，就必将陷入煤产得越多，价钱就越低，价钱越低，反而越没有人能买起的怪圈。

机器人是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这是以数以万计十万计百万计的产业工人失去工作丧失收入来源为代价达成的。

短期来看，资本能够从这个看似“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获利，但站在全社会角度看，这种获利绝不会是可持续的良性发展。

之所以现在还能够获利，是因为市场上还有足够的存量消费能力。机器全面取代人力，已经是一个不可能被逆转的历史趋势。这种取代会以我们每个人想象不到的速度，取代绝大多数有效就业岗位。当社会上的存量消费能力消耗殆尽之际，请问，你黑灯工厂造的汽车还能卖给谁？

我们很可能已经正站在文明的十字路口。

智人社会必须创造出一套能够维系经济有效循环的新制度，刻不容缓。如果不能“创造”出机器价值向人类进行有效转移的社会制度，那整个智人社会都将很快走向彻底崩溃。

智人的命运，究竟是像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那样，过上物质极大丰富，人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生活，还是像《the matrix》（电影，中文名《黑客帝国》，这个中文译名可能很叫座，但完全无法体现电影对智人命运的哲学思考，所以我列上英文名）里那样，沦为被机器奴役的“算力芯片”，很可能最终取决于，究竟是人能够驾驭机器，还是机器最终反过来奴役了人类。

能问出“机器人该不该社保“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一个好的开始，它是我们探索新的社会分配制度，成功驾驭机器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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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邢志强：三十年前击发的子弹，正中三十年后自己的眉心

Fri, 21 Mar 2025 14:50:03 +0800

警察邢志强改判了。

从原来的犯故意杀人罪判无期徒刑，大幅减刑以故意伤害罪改判为四年有期徒刑。

根据新京报的报道，1995年某日傍晚，邢志强与朋友携带一非制式步枪到水库旁射击，看到被害人孟永清骑摩托车路过，认为孟的摩托车可能是盗窃所得而上前拦截。二人发生争执，邢志强被孟永清持刀刺伤，邢志强开枪射击孟永清背部。孟永清被击中后摔倒并逃跑，躲藏两天后就医，抢救无效死亡。(https://mp.weixin.qq.com/s/W7Z3--Czvir1lOthUu4nHA)

# 案件之所以大幅改判，主要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根据警察法规定，人民警察在非工作时间，遇有其职责范围内的紧急情况，应当履行职责，认定邢志强之行为具有相当的履职正当性，是在履行公务。包括韩旭在内的很多大咖为此站台，称：法院的此次判决结果是警察在执行公务时的尺度导向，不应该判得太重，否则以后警察可能不敢为了我们的公共安全去维护社会秩序，既要给他们适度的空间，同时也不能限制太死了。

二是被害人孟永清的身份特殊，其是服刑人员，案发时一个因患腰椎间盘突出请假回家治疗。邢志强自我辩解时称，听说有个叫“小黑头”的犯人越狱脱逃，而这个孟永清就是跟“小黑头”一伙的，这更加让他坚定了孟永清“有问题”的判断。但该辩解并未经依法查实，判决书记载：经审理查明，在案证据未证实孟永清曾帮助任永利（“小黑头”）脱逃，也未证实案发时公安机关布置过抓捕孟永清的任务。

三是邢志强存在正当防卫情节。早在案发当年的1995年，邢志强所在的公安局就出具了一份红头文件，载明：孟永清刺伤我局干警邢志强案已侦查终结，邢志强在实施盘查、追捕孟永清过程中的全部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但诡异的是，当年已经侦查终结的全部卷宗材料早已不翼而飞，本案所有的口供都是在近三十年后补录的。

四是孟永清之死亡与邢志强开枪射击间的因果关系不唯一。孟永清中枪后，没有第一时间到医院治疗，而是自行用玻璃碎片取出体内弹头，进而导致继发感染。孟永清异常的就医处理，不仅扰乱了因果关系，同时还放大了其本身行迹高度可疑的怀疑，某种程度上加强印证了邢志强关于自己开枪行为正当性的辩解。

五是孟永清方没有“苦主”，原被告双方力量对比严重不均衡。我这里之所以采“原被告”的说法，就是取其老百姓所通常理解的本意。检察院虽然代表国家进行公诉，但其与直接发起形式控告的“苦主”在实际立场上有很微妙的区别。一些因民间纠纷而引起的刑事案件中，常见公诉人照本宣科念完起诉书便“原地躺平”，而被害人及其代理律师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原因便在于此。案发当年，孟永清刚刚21岁，而此时的他已经入狱近六年时间。该人既未娶妻，更无子嗣。目前所有的网络报道中，只有其大嫂作为近亲属接受了采访，其他亲属均未出面。按正常生育年龄计，孟父孟母三十年前即已至少将近五十岁岁，如今时间又过去30年，目前是否还在人世，要打上一个问号。不管什么原因，一个很可能素未谋面（孟十五六岁即已入狱），基本谈不上什么深厚感情基础的大嫂，能不能扮演好“苦主”角色，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案件施加案外影响，可想而知。而反观邢志强方面，阵容豪华，家属律师记者齐上阵，喊冤声早已响彻云霄。

# 我对案件的质疑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孟永清犯法了吗？

基本上所有认为邢志强无罪的文章，都会花浓墨重彩描绘孟志强的服刑人员身份，暗示其系盗窃惯犯，所骑摩托车就是偷来的。因为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下，邢志强所有的行为才可能具有正当性基础。

但综合所有公开报道，我没有发现任何指向孟永清涉嫌犯罪的线索信息。

孟永清是服刑犯人不假，孟永清是盗窃重犯也不错，但一个人偷过东西，显然不能等同于一个人所有的东西都是偷来的。

邢志强辩解称怀疑其所骑摩托车是偷来的，这不仅没有被查明，而且也不符合常理。90年代，摩托车是大件商品，珍贵程度比今天的家庭小汽车更甚。是不是偷来的，很好查。出了命案后，公安局当时就展开过调查。如果查证属实摩托车确系盗窃赃物，那这么好的证明自家民警挺身而出捍卫人民利益的事情，为什么没有记录在材料里呢？

有人会说，你孟永清说不清楚摩托车来源，那摩托车就极有可能是偷的。我想反问持这种观点的人一句，邢志强的非制式步枪是哪里来的？能说清楚嘛？如果说不清，难道也算是偷的？

如果摩托车确系盗窃赃物，公安局当时直接给邢志强出个拘捕击毙的材料不就行了？还用得着拐弯抹角论证什么正当防卫？

第二，邢志强的拦截盘问追捕行为有正当性？

案发时，邢志强的状态很有意思。他持“非制式步枪”“着警服”与“朋友”到水库附近“射击”。

我很同情记者，邢志强当时的状态过于异常，难以找到更加温和、不刺激神经的用语来描述。

行将日暮，空无一人的水库，枪响声不时惊起几只飞鸟。

这邢志强，怎么看都更像是穿着警服带着朋友到野外“打猎”来了。

穿着警服打枪耍帅还不够，还要在朋友面前进一步逞威风。你看见骑摩托车那小子了吗？我让他停下来他立马得停下来给咱让烟你信不信？

反正都是证据缺失，由着一张嘴说嘛。不过是占着死人不会说话的光罢了。

人家正常骑辆摩托车路过，你凭啥说人家形迹可疑？我还说就是你为发泄情绪，寻找刺激，随意拦停呢？

现有的对邢志强随意拦截追捕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的辩解，完全建立在事后复盘的上帝视角，结合孟永清特殊身份所作出的片面性、倾向性、误导性解读。

站在当时的时间点，孟永清仅仅是一个骑摩托车路过的普通人。邢志强仅凭个人主观臆断，对路人“持枪”（还是非制式的土枪）随意拦截盘问，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场景，都不可能具备正当性。

如果按这个逻辑，那任何一个警察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任意拦停盘问任何一个公民。公民必须对警察的随意拦停行为无限度配合，稍有抵牾，就会被认为有重大作案嫌疑，可以径行“正当防卫”，轻则上铐，重则就地击毙。

这对吗？

就连“枪击每一天”的“自由美利坚”，警察权也没有大到这个地步吧？

第三，邢志强的行为有防卫性？

事实上，根据目前网络公开报道，邢志强究竟与孟永清有没有发生过打斗，都高度存疑。

新京报的报道中提到两份目击者证言。一份是：前面有一辆摩托车在跑，后面有两个人骑着一辆摩托车追，坐在后面的人手里还端着一把枪。

另一位证人不仅做了笔录，还出了庭：邢志强没有下摩托车，也没有举枪挥舞格挡。

法院判决书对两份证言作了综合评判，认为：李肖关于在枳芨滩村载邢志强追赶孟永清时，邢志强将枪架在李肖肩上的证言与上述目击者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能够证明邢志强处于准备射击的状态，且与孟永清后背中枪的客观结果相吻合。

按照这两份证言，邢志强根本就不是在与孟永清打斗状态下开的枪。而是坐在摩托车上，持枪将孟射杀。这场景像极了猎人追逐猎物，也是整个案件中最令我感到恐惧的场景。

既然枪击根本不是在打斗过程中发生的，又谈何正当防卫？

第四，枪击后的第一时间发生了什么？

孟永清在遭受枪击后，没有到正规医院就医，而是用玻璃碎片，自行取出了弹头，并因此引发感染，并于两日后才由其母亲送医，最终医治无效身亡。

一个非常确定的事实是，孟永清在中枪当场，并没有立即死亡。

抛开邢志强之前处置手段的合法性不论，在孟永清已经明确中弹，丧失行动能力及反抗能力后，至少也应当将孟永清及时送医，并同步启动正式的刑事司法程序。

而邢志强仅仅是将孟永清射倒在地，没有进行任何善后处理。

如果说邢志强之前的行为，还能拿担忧危险分子流窜进入社会面辩解，那其之后的处置行为则完全与自己所作的辩解完全无法相洽。

现实中的中弹，跟影视作品中鲜血四溅、血肉横飞完全不一样。对小威力弹药命中非致命部位，往往需要上前进一步查验后才能确认中弹与否。

邢志强有没有去确认自己是否击中？如果没有上前确认，那他就不怕自己没击中，丧心病狂的（他眼中的）犯罪分子诈伤后继续流窜作案，危害社会？

如果邢志强上前确认孟永清中弹后，依旧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处置措施，那这种行为的性质是什么，根本不必多言。

第五，当年的证据卷宗飞哪儿去了？

卷宗肯定不会凭空消失，如果说卷宗丢了，那一定是有人把他给故意搞丢了。

那是谁会去故意搞丢这样一份陈年积案的卷宗呢？

分析谁最可疑，就看谁最能从卷宗丢失中获益。

毫无疑问，还是邢志强自己。

1995年的枪击事件发生后，邢志强依旧一直在同一个公安局工作，直至近三十年后案发时，已经官至副局长。在这三十年漫长的时光中，邢志强官越当越大，根越扎越深，他有充足的能力搞丢这份卷宗。

接下来是动机。

邢志强有没有动机呢？换言之，这些卷宗，究竟是对他有利的内容居多呢？还是对他不利的内容居多呢？

对这个问题，依据现有的零星信息，同样不难得出答案。

如前所述，哪怕是三十年后重新采集证据，依旧有两名证人栩栩如生的描绘了他们目睹的案发现场情景。

不敢想象，这份被消失的卷宗中，类似的证言还有多少份。邢志强很清楚，这些证言躺在档案室里，就是一枚随时会把他炸得粉身碎骨的定时炸弹。他必须将这个炸弹拆掉。

肯定会有人说，这些都是你单方面的猜测。

那么换一种思考方式吧。

假如这些材料对邢志强有利，那邢志强作为一个副局长，作为切身命运与卷宗死绑的当事人，是会穷尽一切手段保护它们不被消失呢？还是更希望看到它消失呢？

换作任何一个人是邢志强，他理性的做法，如果不能抗拒更强大的非让卷宗消失的力量（如果有的话），至少要去复制一份材料出来，以留作证明自己清白的关键证据。但邢志强却什么也没有做，这根本解释不通。

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邢志强自己就是那个让卷宗消失的人。

# 回思

世界上真会有完美犯罪吗？

邢志强差一点就做到了。

因为这一枪，邢志强一辈子谨小慎微。监察委于2020年对其留置，查了两年愣是没查出经济问题。这才翻出这起尘封三十年的陈年旧案。最终最高检于2022年，正式核准对邢志强涉嫌故意杀人罪进行追诉。

当年那一枪，让他老实了三十年，最后还是打在自己眉心。

邢志强案不能得到合理解释的地方太多，仅仅是浏览阅读网络公开报道的只言片语，就让我毛骨悚然，感受到深深的恐惧。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它事关警察权行使的边界，事关公民自由权利的基本保障。

对邢志强案的追问与思考，不应当止步于个案中的“疑罪从无”“存疑利益归于被告人”这种肤浅的沾沾自喜，更要及时回应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深度追求，考量由判例所创立的司法规则可能导致的警察权恶性无序扩张对社会运转的长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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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罪，无罪辩护意见部分采纳，检察院撤回对滥用职权罪指控

Mon, 03 Mar 2025 10:46:25 +0800

成功案例：职务犯罪案件有效辩护，被告人涉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罪，无罪辩护意见部分采纳，检察院撤回对滥用职权罪指控。

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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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涉黑案的去黑“秘闻”

Mon, 03 Mar 2025 10:34:03 +0800

洺水老王的案子，那时候我还只是个勤勉认真，对法治还抱有些许不切实际幻想的小实习律师。

那时候我天真到什么程度吧？老王案子开庭时，我针对两份讯问笔录发表质证意见，笔录显示两名被告人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接受同二名侦查人员讯问。我当时笃定的认为，这样的两份笔录，一定会被理所当然的同时排除。理由很简单：世上没有分身术，同一时间同一侦查主体不同的讯问对象，只能导向一个结果——伪造。

而检察员只云淡风轻的回应了一句话：这明显属于套用笔录模板后忘记修改时间，充其量属于瑕疵证据，不影响证据效力。既然辩护人提出来了，我们庭后会联系侦查机关出具补正说明。

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两份笔录同时被法庭采纳，作为定案依据。

直到老王案二审时，我还非常幼稚。这种幼稚程度，在今天的我看来，简直有点陌生。

二审时我干了件现在的我根本不可能去干的事儿。对着一审庭审笔录，对照判决书，一份份证据比对，看有没有哪份证据属于没有当庭出证质证，而被直接作为裁判证据采纳的。

结果还真被我发现了一份，好像是二号人物小李的口供，证据价值倒是寥寥，但是恰好庭审没有展示，而直接出现在了判决书中。

我如获至宝，自以为找到了解决案件的金钥匙。我洋洋洒洒给二审法官交了一份法律意见，认为这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当时的二审法官是老邓，后来办另一起套路贷案时，又跟他打过交道。邓是个技术水准和“国学”素养双双在线的老法官。搞那个案子时，我卯足了劲要去碰瓷。结果老邓全场嬉皮笑脸，我二十年的功力全部打在棉花上，如泥牛入海，被他化解于无形。我简直难以想象，久经考验的邓法官看到我的动议后会作何反应，会不会猛然将刚吞进口中得到枸杞茶喷到刚刚捧起的报纸上。不过最终，善解人意的邓法官还是在判决书中排除了这份未经出示的证据，并礼貌的维持了原判。

说句不谦虚的话，从技术层面来讲，我属于“出道即巅峰”的那类律师。倒不是说我多厉害，而是司法竞技这场游戏，其实没太多技术含量在里头。只要智商在线，又肯钻研，少则仨月，最多半年，每个律师都能充分而彻底的解决任何领域的法律技术问题。

决定一个律师能力上限的，永远是““国学”水平”。

说人话，就是洞穿人性与社会运转底层规则的能力。

要懂人，要懂社会治理。

越是底层的逻辑，越是褪尽伪装，越是看起来不那么高大上，但它偏偏管用。

老王案，就是吃了不懂“国学”的亏。

我以为的沟通效果是，将案件证据薄弱之处暴露出来，让检察院知难而退。而实际的沟通效果则是，我的证据分析恰恰省了检察院的大事儿，连补正提纲都不用列了，我甚至怀疑检察院直接将我的法律意见甩给公安，让公安对照着一一补充。

两退三延后，我错愕的发现，我能找到的漏洞，全他妈被堵上了。连开庭时留给我说得到话都不剩几句了。而这个过程中的罪魁祸首，竟然是我自己！

但老王这个案子最终还是去了黑。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对何人，只要谈起老王这个案子，我永远不会舔着脸说，这个案子去黑，有我的功劳。

去黑，完全是““国学””显灵发挥作用的结果。

涉黑案件，公检法三家都要分别层报至省里审查，审查认为构黑了，才能继续往下走。当时洺水犯了个低级错误，都开过一次庭了，还没往省里汇报。不知道怎么回事，被省里发现了洺水这旮瘩，竟然这么大胆子，不讲政治，妄图先斩后奏。省里责令洺水，立即停止所有司法程序，把卷报过来，接受审查。

案情大概是这样的：

老王干了个加气砖厂。但洺水那地方，交通落后，至今连条高速公路都不通。在洺水建厂，原材料都要从外面通过大卡车运进来。最终的结果是，工地在老王那买块砖，成本反倒比从外地进货还要高。老王为了“垄断”“控制”洺水加气砖市场，派出小弟，把持了几条进入洺水的必经之路。只要一看到进洺水的运砖车，就上去把人挡风玻璃给砸了。

老王的算盘打的噼啪响：你跑车不就为了赚钱吗？你跑一趟洺水能挣几个钱？我砸你一块玻璃，你光修车就得大几百。让你跑一趟赔一趟。时间长了，没人再往洺水跑，岂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用我老王的砖了？

要我说，给老王定个黑社会，还真不能说冤。

如果洺水县一开始就按正常程序向上层报，省里八成也会同意黑社会的定性。但问题出就出在，洺水不听招呼，自行其是，妄图先斩后奏。这在上级司法机关眼里，是极度不讲政治的行为。

我估计案卷抱到省里，人省里的人根本就没看。本来就是奔着找你洺水的麻烦来的，谁真他妈在意犄角旮旯小县城里一个姓曹的老头是不是真黑社会？直接劈头盖脸熊了洺水一顿，接着给案件定了调儿：不涉黑。就让洺水的人滚回去了。

这就是老王案去黑的全过程。

我看卷细致到连两份笔录的记载时间重叠都给挑出来了，又有什么用？人家公诉人就这还是看你从省城远道而来，高看一眼，还给你弄个补正说明。碰见傲气一点的检察官，都不带正眼瞧你的。

从“国学”角度划分，刑事案件可以分两种。

一种是不体现官方意志的案件。什么诈骗啦、强奸啦、伤害啦。纯粹由于民间纠纷引发，官方至多需要考虑个维稳问题。对于这种案件，自当以解决法律技术问题为主。充其量对方上魔法攻击时，你这边也要适时玩点支的，对冲一下。

另一种则完全是在官方意志主导下的案件。具体来说就是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案件。很多律师吐槽，说越是当官的，落马后越是相信组织，迷信关系，言语中颇有不屑之意。律师想挣钱，我能理解。但律师若就此以为，自己真的比当官的高明，那就图样图森破了。解决这两类案件的金钥匙，当然在案件之外。落马官员唯一没有转变过来的观念是，他们已经出局，not on the table，but on the menu 了。

第一类案件，只要解决了技术问题，最后大多都能获得不错的结果。而第二类案件，则是“时”、“势”、“运”缺一不可。

即便让今天的我带着满满的““国学””储备，穿越回去再做一回老王的案件，我就能确保案件同样脱黑吗？

不能。

且不说没有逐级层报这种事儿，律师根本无从得知。

从“国学”的角度讲，同一件事的败露，是上级主动发现，还是有人揭发，处理方式自然不一样。同为揭发，不同的人揭发，所达到的效果也不会一样。

同样是没有层报，一个是省里自行发现，一个是律师跑到省里告状。

处理结果会一样吗？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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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牛牛演练了两把如何去邻班找小玩伴

Tue, 18 Feb 2025 18:53:31 +0800

哈哈是牛牛上幼儿园时交到的好朋友。

人的年龄越小，越容易交到交心的朋友。这句话似乎在全年龄段都适用。小学已经上完一个学期了，牛牛常玩的几个玩伴儿，还都是幼儿园同学。她的几个玩伴也是如此，九九跟哈哈关系最好，一逮着机会来我家，俩人就疯跑疯玩，叫都叫不走。

哈哈家原先就住在隔壁小区。两个小区只有一二百米的距离，中间隔着一座小体育广场。有一大片空地，一个小足球场和两个小篮球场。

两个小区的居民饭后常在楼下小广场遛弯，她俩也经常趁遛弯时，在一起玩耍。

去年下半年，哈哈突然搬了家。新家还不近，已经不在现在这个学区了。俩小孩除了能在下课上厕所无意中碰到说两句悄悄话外，在一起玩的机会就很少了。

昨天刚接到牛牛，牛牛就扯着我的手，迫不及待的说：刚才放学的路上，我碰见哈哈了，我俩约好了要在小广场玩。

我还以为她俩只是约好了某个时间一起到广场去，就问牛牛：那好呀，你们约的什么时间啊？

结果牛牛说：就是现在。哈哈正在前面等着我呢。

说话间，我便瞅见了哈哈和她奶奶。一老一小果然正站在路口。哈哈踮着脚尖，伸长了脖子，正往人流里张望。

于是，我在小广场上吹了近俩小时的寒风。俩小孩儿才恋恋不舍的互相道别。

不知道俩小孩在一起又嘀咕了啥。牛牛晚上收拾书包时，特意多装了两个本子，说哈哈很喜欢这个本子，要拿两本明天上学送给哈哈。

牛牛很担心自己找不到哈哈。老婆给她支招：你就到她们班门口，直接喊哈哈的名字就行了。

牛牛说：可是我不敢去串班呀。

老婆又说：那你就站在她们班门口，看谁出来上厕所了，让她帮你喊哈哈出来。

牛牛满怀心事的睡觉了。

我倒是老早就把这件事儿给忘了。

倒是牛牛，今天刚一接到手，就跟我说没找到哈哈。

我和老婆都忽略了一个事儿，对于他们这个年龄的老实小孩儿来说，串班儿是件很需要勇气的事儿。

哈哈班在上厕所的必经之路上，牛牛还敢顺路站在她班门口瞅两眼。哈哈压根就不敢往牛牛班这个方向来。

我问牛牛：为啥不敢去，是因为老师不让去吗？

牛牛说：也没说不让去，但是都没人去别的班串。

咱也说不上到底为啥。想想也是，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其实挺封闭的单元。除了极少数“风流人物”，大部分人从第一天进校门到最后毕业离校，交际圈都不会超出本班。像牛牛和哈哈这样，幼儿园就碰巧在一个班，又格外玩得来，还最终上同一个小学的，毕竟是极少数。大家都不串班，俩小女孩没有先例可供参照，就卡在这一步犯了难。

小孩的心思远比大人想象的要缜密。

俩小孩昨天就约好了，今天下课期间，约在哈哈班门口见面。一下课，哈哈就站在班门口，等着牛牛去找她。

但是俩小孩可能并没有约好具体哪一节课下课，总之，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俩小孩今天一整天都没能碰上面儿。

突然觉得现在的小孩子好可怜，比我们这代人小时候可怜多了。

现在的小孩基本丧失了行动与交际自主权。想跟哪个好朋友见一面，玩上一场，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我常自诩比较开明的家长，但也绝对不可能允许牛牛跨越哪怕一个路口，独自到朋友家玩。反观我小时候，大街上随处是三三两两插队的小孩儿。我从家里上学路上，刚好经过一个好朋友的家，我经常中午早些出发，路过他家时去他家里玩上一会儿，再一起去学校。

我也搞不清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是因为现在的城建钢铁森林对小孩子过于不友好？恐怕也不是的。我小时候居住的南阳路一线，近几十年来没什么太大变化。即便让我回到南阳路附近去住，我就敢于放手让小布丁点儿的牛牛自己上好朋友玩吗？肯定还是做不到。

我从老家转学到郑州的第一天上午放学，老师就问了我一嘴，家在哪个方向。我指了指，她就安排说，那你排在这个队伍里。之后便不管了，我自己走了两个路口回了家。放在今天，这事儿简直不敢想象。今天的老师，非把小孩儿交到家长手里，否则宁愿吃点亏加班守着，也不敢放小孩自己回家。哪怕家距离学校只有二百米的距离。

看着牛牛为难又落寞的神情，我决定带她演练一番。

我让她站定在原地，用手对空气比划一番，对她说：现在假装这是哈哈班里的门，假装你是哈哈，正坐在座位上，我是你，你就像我一样，走到哈哈班门口，把脑袋探进去，大喊“哈哈”，哈哈听到之后，就会出来见你了。

牛牛被我的样子逗笑了：还有其他办法没？

我说：有啊。你还可以先站在她们班门口。现在假装你是下课出来上厕所的小孩儿，我是你。我现在拦住你，让你帮我回班喊一下哈哈。这样你们不就也见着面儿了？

牛牛若有所思片刻，说：算了。我还是直接喊坐在她们班门口的小孩儿帮我喊吧。

我一屁股坐在路牙石上，对牛牛说：现在假装这棵树是哈哈班的门，假装我是坐在坐在门口的小孩，现在你来试一下让我帮你叫哈哈。

牛牛却拽起我的手就走，嘴上嚷嚷：快走啊爸！别这样！你这样太幼稚了！

我又问牛牛：明天就像刚才那样找哈哈，知道了吗？

牛牛说：知道了。

我突然变成了全天下爱唠叨的父母样子，接着安排道：哈哈要是问你昨天咋没来找她，你就跟她说，我昨天来找你了，但是没找到。

牛牛点点头。

希望今天的演练有成效，明天俩小人能顺利接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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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是一份经不起消费降级的职业

Sun, 09 Feb 2025 10:21:41 +0800

昨天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帖子，令人啼笑皆非。

一个人，因与某教育机构发生退费纠纷，遂在网上找了个“律师”。该律师声称，3 个小时内就能“逼迫”教育机构退费，服务费 800 元。该人嫌贵，与该律师磨价钱，最终磨到 500 块成交。

这里我不得不插一句，这个人找得所谓“律师”，八成是网推所的销售人员。不仅不是律师，甚至可能连丁点法律知识都不懂，只会点销售话术。其实严格来说，法律服务这个行业，应当天然的排斥销售话术。都说病急乱投医，人们想到律师之时，往往是遭遇法律纠纷，走投无路之际，以我近几年当律师的观察，只要你敢夸海口，无论话术编的多么蹩脚，多么漏洞百出，客户也会相信。碳基生物终究是基于情绪而非逻辑的物种。很多时候，你话术越离谱，客户越会认为你神通广大，你成案概率反而越高。

我为什么敢说这个人绝不是律师，问题就出在他那句三个小时要回钱上。我真想不通，这世上还有什么手段，能逼人三个小时内就范啊？你就是去人家门口上吊，也得先上五斤杂货铺买根上吊绳吧？500 块钱的律师费，滴滴肯定是坐不起了，出门还得坐地铁挤公交，等你吭哧吭哧跑到人家门口，三个小时恐怕早就过去了吧。再者说，你能请三个小时保证要回来钱的律师，人家就不会请保证半年一毛不用出的律师？最强之矛对上最强之盾，又该当如何？

律师介入后——当然，此律师已非彼律师，还是一贯的套路，“律师”把这人拉进了一个名字很高大上的微信群，常见的冠名方式为 XXX 专案群等——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说我们跟人干仗，要讲究策略，不能一窝蜂冲上去。

这人便问：什么策略？

律师答：你先去跟教育机构闹，闹得越大越离谱越好。等你们闹得局面不可开交了，我再从天而降，当老好人，撮合你们一番。这样起码能保证他们给你退个百分之六十。

这人一脸迷茫：可是现在教育机构已经答应退给我六成了啊，你们那个张律师说能全退我才找你们的都。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律师但肯定不是张律师的律师见差点说漏了，赶紧讪讪的笑笑，打个哈哈，说：全退估计有点难，我们争取能退个百分之八九十吧~

这人便依律师之计，跑到教育机构大闹一番。这人战斗力约莫还行，只把学校搅得天翻地覆，就是结果不太理想，人学校也是吃软不吃硬的茬儿，原来还说能退六成，现在一看都说好了还要来变卦搅屎，干脆关门送客，扬言一分钱也不给退了。

这人完成律师交代的任务后，马上给律师打电话，说我已成功炸掉碉堡，你们大部队赶紧上阵清扫战场吧。

律师自然也回天乏术。最终这人不仅原本说好的六成退费没拿到，还搭进去 500 块钱律师费，贴进去一个月的时间精力。终于回过味儿的他，跑到律师协会，坚决投诉了该律所，并跑到各大自媒体平台，曝光了自己的“上当”经历。

由于缺失的信息太多，这件事的是非曲直，我没法评价。

但有一点，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说，在当前律师行业普遍的商业模式下，500 块钱，不可能购买到充分的法律服务。注意我的表述，我再重复一遍，500 块钱，连合格的法律服务都买不到，更不用说什么情绪价值啦那些高附加值高溢价的服务了。

我知道你看到这儿一定很想骂我，但你先别急着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其空谈道德，我们不如来算一笔账。

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网推团队，我们就算他三个人吧。这三个人要想维持基本的生命体征，起码得能住起个合租房，每天叫得起两顿拼好饭吧。500 块钱的单子，刨掉各种苛捐杂税，三人一个月至少要接四五十单，才能勉强度日。

这个“被害者”指控律师的罪行中，首当其冲的一条是律师没有在自己与教育机构闹掰后，第一时间介入响应，最终导致事态无法挽回。咱且不论这个逻辑是否能讲得通，咱就算算小律师的工作量，心里也该有点数了。人可不是孙悟空，身上拔下几根猴毛，变出好几个孙悟空来，一个去送外卖，一个去干跑腿，一个给合伙人当牛马，一个给客户当受气包，一个给公检法点头哈腰上烟……我更倾向于人为，小律师不是要故意拖延，而实在是分身乏术。

但逻辑在大多数人的大多数生活场景中是不存在的（这也是我认为碳基生物在硅基智慧面前不堪一击的根本原因），人摆明了要挑你毛病找你刺儿，你说啥都没用。中央已经决定了，这事儿最终没成，锅就扣在你小律师没有第一时间介入修复关系的身上了。

况且，就这种 500 块钱的单子，一个月能不能接到四五十单，也还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你网推我也网推，你承诺我也承诺，你杀价我也杀价。越是下沉市场，越是血流成河。好不容易创点收，还要一大群人参与分配。这能办出质量来才见鬼了。

人都要吃饭睡觉娶婆娘，基本的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空谈情操，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我对“网推”没有意见，也并不排斥。无论怎么讲，网推作为一种组织，在经济形态上都要比个体经营更先进。事实上我的老东家就是一家网推所，入行在老东家，是我当律师几年来唯一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幸运事。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公司化模式对我的培养，我可能现在连律师行业的门还入不了，早就饿死求了。

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网推，而在于生不逢时，在于当下的经济形势，在于律师行业普遍的组织形态已经过于陈旧落伍。

任何组织的形态演化，都以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前提。经济越是繁荣，越有助于大型经济组织的产生。经济越是萧条，组织越倾向于收缩。年后复工去找地方理发，发现街上多了许多“十元快剪”。只能摆下一张转椅，一个洗手池的大小，只有一个理发师傅，连个帮着洗头的小学徒都没用（也站不下），若想在店里洗头也可以，加三块钱，自助洗。这就是经济组织收缩到极致的体现，市场已经不足以支撑哪怕自然人合伙经营这样最初级的经济组织形态，只能收缩回个体经营。

而律师行业，无论律所规模大小，组织形态几乎一直停留在个体经营层面。律师这个群体很有意思，前几年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鲜有律师往进化组织形态上考虑。原因当然很简单，纯经济分析就够用了，任何组织，最终都是一种“异化”。具体来讲，“组织”会减少律师个人到手的利润。组织规模越大，组织层级越高，组织成本就越大，律师到手的利润额就越低。我个体经营一个月干俩案子到手三万，呆在组织里一个月干六七八个案子到手一万，我肯定不乐意。现在经济形势不乐观了，不足以支撑组织形态的大规模演化了，别的行业纷纷开始逆组织化了，律师们反而又开始抱团取暖了。顺风的时候都没搞成，现在逆风了，反而搞成了？我看世上难有这样的道理。

律师行业要想有集体的进一步发展，根本药方还在于如何提升组织度上。组织度提上去了，行业的整体抗经济周期韧性才能提升。就像理发店里的托尼老师们一样，大家手里都有钱的时候，他们卖几千上万的会员尊享服务，大家手里都没钱的时候，他们散作满天星，在街头巷尾开起一家家“十元快剪”。往大了说，这叫服务社会。往小了说，这叫收缩过冬。如果繁荣的时候你还在搞个体经营，萧条的时候，恐怕只有饿死一条路了。

这才是健康的行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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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时评杂文 | Tags: 律师行业困境，网推所，律师行业改革， | 添加评论(5)

关于请求检察院尽快依法向辩护人提供卷宗材料，保障辩护人阅卷权的反映信

Fri, 07 Feb 2025 10:00:39 +0800

阳城县人民检察院：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涉嫌寻衅滋事罪犯罪嫌疑人路人甲委托，指派刘臣律师担任其辩护人。

经辩护人与贵院检察院案管中心沟通确认，路人甲案，已于2025年2月5日侦查终结，并由阳城县公安局移送贵院审查起诉。

辩护人就如何阅卷问题进一步询问案管中心时，案管中心答复辩护人称，可以在12309检察网律师平台绑定案件后申请远程阅卷，也可以到现场阅卷。

辩护人随即于2025年2月5日下午，在12309检察网律师平台上传了包括委托书、公函、近亲属关系证明等能够证明辩护人身份的材料，申请绑定案件，并进行远程阅卷。

2025年2月6日全天，辩护人多次致电贵院案管中心，询问案件绑定进度。案管中心均以网络波动，暂无法处理为由答复辩护人。辩护人随即又提出，既然网上阅卷暂时有困难，那可否线下阅卷，刻录光盘？案管中心又答复，公安的电子卷宗还没有完全传过来，线下也阅不了。

2025年2月7日上午，辩护人再次致电贵院案管中心，询问电子卷宗是否已经全部传送完毕，并请求先复制已经传送过来的部分。案管中心又恢复辩护人，称只能等全部传过来才能提供阅卷，不能部分提供。

辩护人充分理解因网络波动原因所导致的电子卷宗制作、传送延宕问题，但本案涉及人数广，案卷材料多，辩护人唯有尽快展开阅卷工作，才能全力配合好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工作，才能全面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才能履行好律师法赋予辩护人的职责。

鉴于网络波动因素迟迟无法消除的现实局面，辩护人特向贵院申请，尽快协调时间，安排辩护人线下复制纸质卷宗，依法保障辩护人阅卷权利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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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刑辩实务 | Tags: 程序辩护，阅卷难，信访控告， | 添加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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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保证要来证据，那就还不如干脆不要

Thu, 23 Jan 2025 08:32:29 +0800

张院长给我打电话，询问是否还做张局长工作，如果能认罪，量刑方面，她可以再去做工作。

作为一名刑辩老油条，我一下子就听出了张院长的弦外之音。

临近年底，案件马上要下判，最后再给一个认罪认罚的机会。如果愿意认，量刑就还能再往下弄。如果不认，法院也就按不认下判了。

我问我们申请移送全案证据，到现在没见移，怎么处理？张院长讲话有水平，话里话外另有玄机，说什么，已经多次通知移送，但如果就是不移，法院也只能依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依法判决。

她说这话，其实是引用了刑诉法解释第七十三条：对提起公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证明被告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证据材料是否全部随案移送；未随案移送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指定时间内移送。人民检察院未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在案证据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

我在庭上，主打的是重构事实。纪委做的证据实在是天衣无缝，就着卷宗打无罪，门儿都没有。张局长也很争气，靠着两本十五年前的工作日志，愣是把水成功搅浑。

事实已经很明显，纪委方面极有可能故意隐藏了关键的无罪证据。

张院长不否认客观事实可能与目前的法律事实不一致，但她并不打算，也无力解决这个问题。

严格来说，这也不能怪她，而是最高法在出台刑诉法解释时，就自我阉割自我限权，放弃了对客观事实的“求索权”。

司法解释一方面规定，法院通知公诉机关移送未随案移送的相关证据的，公诉机关应当移送。但对于公诉机关不配合移送怎么办，没有作出任何惩罚性规定。

刑诉法中的惩罚性规定，不一定非得是直接对责任人追责的直接责任，也可以体现为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间接责任。

前俩月听省检一个退休高级检察官的讲座，他也提到这个证据审查中至关重要，却又往往被忽视的问题——证据完整性的问题。

对证据进行任何体系分析的前提，是证据全案移送。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侦查机关与公诉机关使坏，把那些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都藏起来，压根不往卷宗里放。相当于在法院对证据进行认证之前，率先对证据进行了一轮筛选。那法院还能作出正确的司法判断吗？还能得出正确的司法结论吗？

更极端的情况，完全不顾事实，做出一套完美证据，再送到法院。现在很多纪委不就是这么干的吗？

检察官对刑事诉讼的研究很透彻，而且因为已经退休的缘故，也比较敢讲。我也算听了很多人讲证据，他是第一个将问题深入到证据体系完整性这个固疾的人。事实上，证据完整性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首先解决，任何头头是道的证据分析都很荒诞可笑。他直言不讳的批评了最高法这条司法解释，并认为，当明知有无罪证据但未随案移送的情况下，法院应当根据该未移送证据所可能构建的事实判决。

从实践角度讲，我不认为检察官这个建议有操作可行性。如何在没有见到证据的情形下，确证某份证据存在？又如何在证据根本没有到场的情况下，分析出该证据可能构建出何种事实？如若果真照此施行，幽灵抗辩将大行其道，都说有无罪证据没有随案移送就完事儿了。

但检察官这个司法理念却值得称道。实务中，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藏匿无罪证据，已经几乎成为心照不宣的秘密。除非你能抓住他们的把柄，将他们逼到墙角，否则他们绝不会承认。

当年经办的某诈骗子，之所以能翻案，就是因为抓到了公安藏匿证据的把柄。公安藏匿了整整数十本的账簿，这些账簿能够清楚证明，所谓被害人，以股东身份接手经营砖厂大半年之久，砖厂账簿上，密密麻麻全是被害人的签字。整个转让交易早已经完成，被害人根本不存在任何错误认识，也没有遭遇财产损失。

公安自然清楚，这样的证据放进卷宗，诈骗一整个定不上，干脆全部藏匿。但百密一疏，账簿虽然藏了起来，但搜查笔录和扣押清单却忘了从卷宗里抽出来。清单上明确记录，扣押了账簿合计两千余页。

我们揪住这份扣押清单不松口，坚决要求调取未随案移送的账簿。最终也正是靠着这些账簿，才实现了惊天逆转，完成翻案。

倘若没有这些证据，案子能不能翻，法院敢不敢翻，我想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执掌公器之人，脱下制服，也与你我无二异，不能苛求他们“舍身取义”。更何况，在司法程序中，所谓的“义”也需要证据支撑。否则如何来判断，这个“义”究竟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虚无缥缈的，甚至压根是被告人为求脱罪而杜撰的？

所以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如果实在调不来这些证据，根据在卷现有证据依法裁判，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只能说是现实重压之下相对不坏的选择。

之前读过一本日本刑辩同行写的办案手记。我惊讶的发现，日本的司法制度，对是否全案移送证据这个问题，包容度比我国还要大得多。我国至少还像模像样的规定了证据必须全案移送，日本却连这样的规定都没有，他们的律师也只能像我在在前面所说的诈骗案中那样，凭借现有卷宗中的蛛丝马迹，猜测侦查机关是否藏匿了关键证据，并根据自己的推测，向侦查机关申请开示证据。

由此观之，古往今来，无论西东，人性大抵都是相通的。没有哪个侦查机关心甘情愿的主动交出无罪证据。

任何制度在现实运转过程中，都不会完全按照预设的理想状态运行，而是会在各方博弈下，在另一番相对稳定却又不至于过份偏离制度设计的状态下运转。

韩寒年轻时在电视上说了句大实话，流传至今：既然明知道早晚要被学校开除，为什么不及早退学？这样将来说出去，面子上还好看一些。

日本的司法制度，之所以退回到不再强制要求全案移送证据，可能就是司法参与各方现实博弈下的最终结果。

证明学讲究一个“证有不证无”，想证明某项证据被恶意藏匿，唯一的实锤是掏出这份证据。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份被藏匿的证据，那么藏匿它的人，一定不会拿出来，证明不能。如果压根不存在这样一份证据，那同样因为拿不出证据，而证明不能。

中国的刑诉法解释，为什么会给人一种别别扭扭的感觉，我认为，是因为他过于理想主义。

我国的整个司法体制，都对客观事实有某种过于执着的追求，理想主义色彩浓厚。

有理想是好事，但是理想也要接地气。过于激进的理想主义，有时候反而会导向罪恶。比如上世纪，侦查技术还不足以支撑“命案必破”理想时，为了提高破案率，公安机关大肆刑讯逼供，制造了很多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

最不坏的情况下，这种理想主义也会损害司法权威。

比如关于证据完整性的相关规定，既然规定了要全案移送，就要想方设法保证执行，但这事实上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根本无法确定到底有没有藏匿证据。同时，既然秉持了对证据完整性不妥协的立场，就应该在裁判理念上同样强硬，诚如检察官所说，不移送就判无罪，但这更加不现实。

一条根本没有任何操作可行性的法律规定，只会持续不断损害司法权威，如果不能拿出强硬手段保证拿到证据，还不如干脆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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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折腾键盘，hi75+v1轴=吹爆

Wed, 22 Jan 2025 15:19:57 +0800

上回说到，自打买入了hi75后，发烧便一发不可收拾。

入的第二把hi75是从闲鱼上买的二手货，大键声音有点散。做了半天功课，认为可能是卫星轴的声音。

当天就在淘宝下单了卫星轴和润滑脂。接着一不做二不休，又在闲鱼上买了65颗v1轴。

今天，这些配件终于全部到货了。

凡是机械的玩意儿，总有些玄学的成分在。哪怕是同一个工厂，同一条流水线，同一个装配工人，同一个型号的键盘，最终在手感和声音上，也都会有些许差别。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这些区别可以忽略。但对于我们这群吃饱了没事干吹毛求疵追求极致的发烧友来说，任何体质上的细微差距，都会令我们抓狂。

我现在正在用的这把二手hi75的前任主人，之所以把它低价出掉，约莫就是难以忍受这种个体差异。当时交易的地点选在了大路边地铁口，乱乱哄哄，我简单检查了键盘外观，就付钱走人了。直到到了家，两把hi75摆到一起，我才察觉出来两把键盘细微的体质差异。

差异主要集中在声音上。我从小红书上买的那把一手键盘，就是比这把二手键盘好听。尤其是空格、退格、右shift、右tab几个大键，hi75以声音发闷闻名江湖，二手键盘声音脆的简直不像是一把hi75。

我用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按捺不住一探究竟的心，给键盘开了盖。谁知这一开盖，一下就彻底打开了折腾的潘多拉魔盒。

原来，前任主人同样作为一名发烧友，也很在意我注意到的这些问题。他也早早开了盖，力所能及的做了一些补救措施。比如空格键的轴承，换成了一个我叫不上名字的新轴。退格键的卫星轴，他也拆出来抹了润滑油。不过他的手艺不太行，拆卫星轴的时候，还把其中一侧轴体的底座给撬断了。这下让本就翻了车的声音更加崩塌，按键下压时，破碎的卫星轴也被带着与底座猛烈撞击，更加剧了敲击声的脆响。

我心中暗骂了几句卖家无良，却也无可奈何。忘了哪个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个二手市场必将走向崩溃的理论。说的就是二手交易市场，无法消除信息不对称。卖家永远掌握买家的信息。买家在二手市场上更容易吃亏。久而久之，买家就会远离二手商品。这个理论倒是完全应验在了我这次的购物体验上。对方早已消失在茫茫人海，我只有想办法自己修复这些暗病。

另一个卖二手v1轴的卖家就靠谱许多。v1轴几乎是公认的，与hi75套件搭配，最声优的轴体，没有之一。得益于轴体良好的机械素质，围绕着v1轴，还衍生出一个庞大的改装市场。商家将原厂轴承拆装，换上压力克数不同的弹簧，再分别卖给习惯不同手感的玩家。

这个卖家标价99，支持小刀。所谓小刀，是闲鱼自带的一个功能。卖家可以设置小刀的最大限额，系统会在最大限额内，随机给买家优惠。我的运气还不错，一下子小刀了近十块钱。正在我犹豫要不要付款下单时，卖家主动给我发来消息，问我八十块钱包邮要不要，公司马上放假，买的话现在就给发货，不买的话说不定就等年后了。我一听80块就能买65颗大名鼎鼎的v1轴，立即下了单。

为什么说这个卖家靠谱呢？一是他主动自刀，这在闲鱼上并不常见。闲鱼用户最典型的画像，大约是一群一天到晚不停刷app，无论买家还是卖家，都一刻不停关注着成交价，一旦发现自己卖贵了或是卖亏了，便捶胸顿足懊恼一番。这样大方的卖家，属实不多见。二是他宝贝标65颗，但我实际上机一数，实际到手66颗，还白饶了我一颗。不仅数字吉利，而且基本涵盖了常用键位，堪称一步到位了。

hi75+v1轴不愧值得吹爆。手上这台体质微瑕的hi75，经过一中午改造，已经基本成为完全体形态。几个大键换了卫星轴，抹了厚厚的润滑脂，配上v1轴，声音又闷又敦实。字母区主键位就更不用说了，像是雨滴拍打在双层夹胶的玻璃窗上。听着既催眠又令人着魔，摄人魂魄，让人根本停不下码字的双手。

现在这把hi75的素质，应该足够我退烧一段时间了。下次再发烧，估计就要烧自己动手换原厂轴体弹簧，自己润滑了。

实话讲，入坑折腾键盘，我不后悔。男人到了中年，还是得想法给自己找点乐子。折腾键盘这几天，着实让我再次体验了一把小时候玩四驱车的感觉。再说我整天扎根码字敲键盘，键盘对于我来说，也是生产工具。牛马还要给自己配个好辔头，更何况人呢？

折腾吧！生命在于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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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兑与死磕，殊途同归的一体两面

Mon, 20 Jan 2025 16:52:02 +0800

勾兑与死磕，不过是一体两面，殊途同归。

家属在一审时，往往迷信关系，找这个求那个，发现不管用后，二审就要转向，这时又该往北京跑，找京城大律师死磕。兜来转去，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案子。

这让我们这些技术流小律师夹在中间好生艰难，刑辩最赚钱的路子，一曰勾兑，二曰死磕。大钱都让他们赚了，我们这些搞技术的小律师，无非潦草糊口而已。

但若真是论起来，死磕派对小律师的伤害，要远甚于勾兑。勾兑与技术并不是互斥关系，很多勾兑玩家甚至还会鼓励家属同时聘请一位技术派律师。这也正是勾兑派高明的地方，他自己吃肉，却不会去砸别人的锅。

技术派中的一小撮人，不甘心一直当勾兑派的附庸，另辟蹊径，硬是趟出了一条“无冤硬喊”的新赛道。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我很犹豫，要不要保留“无冤硬喊”这四个字，最终决定还是留下。死磕派兴起伊始，确实靠与媒体良性互动，纠正了一批错案。但发展至今日，绝大部分案件都是为了造势而造势，怎么吸引眼球怎么来，真有冤情的不多。连带的挤出效应却很明显，真正的冤案反而无人问津。

任何蓝海最终成为血流成河的红海。马太效应终将应验，如今的死磕江湖，资源集中化程度比勾兑派有过之而无不及。勾兑派的影响力，往往受地域限制，天然呈现分散布局。而死磕派则是一套拳法打天下，套路可以随意复制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案件。屠龙少年终成恶龙，死磕派中的先驱者，手上拿到了超出任何一个勾兑派想象的资源。死磕江湖乱象丛生，丑态必现，远超勾兑派百倍千倍，原因正在于此。

死磕派=技术派+死磕，本质上是技术派的变种。正因为这种基因上的同源性，导致技术派的生存空间被其极大的压减。这就像是一场进化的军备竞赛，本来都是只会蠕动的爬虫，结果其中一个族群突然长出了翅膀，会飞了。技术派对死磕派的感情很复杂。就连这种感情，都与蠕虫看飞虫有几分相似。一方面，技术派羡慕死磕派挣大钱，另一方面，他们又真切的感受到这是一条内卷的不归路。天下可以有无数个诸侯，却只能有一个皇帝。死磕的商业模式决定了，资源最终会向一个“极点”无限聚集。到了那个时候，大家只能共同回到“不谄媚者不得食”的低自尊状态。大一统思想已经烙印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律师行业的演进之路，像极了中国几千年中央集权史的浓缩。

死磕派的兴起，直接引发了律师群体的价值观大分流。这种分流，固然有个人秉性，价值观念的影响，但归根结底，还是发乎于利益考量。无非是一群人急不可耐想立即挣到快钱，最好今天挣到钱明天就润出去，另一部分人则讲求长远，想多端几年律师这碗饭罢了。

很难说两者谁的主张更有道理。最理想的结果当然是我们能够建立起真正的稳态社会矛盾调节机制，也只有在这个机制完善的前提之下，律师行业才谈得上长期良性发展。理想之所以为理想，就在于它几乎宿命的不可实现。从现实角度出发，哪怕我这个死磕的坚定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死磕派的做法更务实。管它身后洪水滔天，先把钱搞到手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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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官方意志”，方能实现有效辩护

Mon, 20 Jan 2025 16:28:45 +0800

昨天与友人聊天，我总结为什么诈骗罪容易出无罪案件，原因有二：

一是犯罪构成复杂，这让技术上出罪有很大空间，若立法都像寻衅滋事那样，累死你也搞不成；二是多由民间纠纷引发，没有官方意志，很多案子压根就是迫于被害人信访压力才立上的。

很多律师过于专注技术。事实上，跟死磕这个词一样，技术的内涵与外延也都在不断拓展。现今，一个真正的技术派律师，已经绝不能停留在仅仅懂技术的层面。

刑事案件，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只有能从社会治理的高度解构刑事案件，才能真正找到解开案件的钥匙。

我当律师后拿到的第一个无罪案件，就是因为被害人常年以极端手段上访，才一步步走到人被羁押，被重判十二年的地步。审查起诉阶段，检察院本来准备作不诉处理。结果被害人专门在检察院对门租了间房子，天天去堵门找检察长，扬言检察院若胆敢不起诉，就在检察院门口上吊。

这个案子，也很难说我的当事人一点过错没有。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古训。被害人与我的当事人互为亲家，为了干砖厂生意，把毕生积蓄都投了进去。若只是赔了钱，两家倒还不至于闹到这个地步。屋漏偏遭连阴雨，厄运专挑苦命人。被害人家有个老头，又得了癌症。这下这笔钱从养老钱一下变成了救命钱。于情于理，我的当事人这时候都不应该再继续无动于衷，好歹该给人点经济补偿，安抚安抚。最后折腾了两三年，在看守所里关了八百多天，最终还是以退钱作为撤诉条件，该给人家的钱一分没少给。何苦来哉？

那个案子，之所以能推进下去，是因为被害人家里有个在检察院的芝麻小官儿，当时任县检察院一部部长。名字听着唬人，其实却连个副科都算不上。当时家属在省城到处找关系，也不知道是关系搪塞她，还是官太小了关系确实不方便出手，说她哪怕挂个副科，上边也能督办下去，这实在是鞭长莫及云云……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概念辨析，何谓“官方意志”？

一个案件，尤其是诈骗这类由民间纠纷引发的案件，能轰轰烈烈进入司法程序，多半有体制内人员借助信息和资源优势，一力推动的身影。但这并不属于我所说的“官方意志”。

我所说的官方意志，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家大政方针在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比如国家为什么要打击套路贷和非法催收？本质上是服务于社会治理。当社会上只有十万老赖的时候，老赖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若有一千万、二千万甚至三千万老赖，老赖就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的统战价值，随着人数的增长，几何级倍升。老赖也因而摇身一变，成了需要着力保护的对象。

从打击套路贷运动开展至今，套路贷案件有一个算一个，哪一个案件中的被害人陷入了错误认识？一个都没有。刚开始打击的时候，很多法官也颇有微词，不敢判，觉得根本不符合诈骗罪犯罪构成。但是又何如？这么多年，有哪个套路贷案件无罪辩护成功了？

说到这儿，我又想插一嘴。有个处的还不错的同行在外地办了个套路贷案子，一番交流，他接连犯了好几个致命的低级错误。其一是，案子八字还没一撇儿，就动员公司退了好几百万。钱退了后，公安这边倒也取保了一二十个员工。但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是，公司花钱请律师，是为了保老板，而不是保员工。况且，现在的远洋捕捞案件，对员工本来就判的不重。很多案件中，量刑直接从几个主犯的十年以上，断崖坠落到一般员工的几个月一年。哪怕一分钱不退，绝大多数员工也要正常取保。其二，紧接前文，公司退了钱后，隐约咂摸出味道不对，原来说好律师费，在仅仅了寥寥首付款后，也停止支付了。他又动了死磕念头，想拉我一起死磕。我说，你钱都退了，还死磕个什么劲？他的辩护目标定的也很不切实际，我给他说诈骗肯定是打不掉，他说至少把涉黑涉恶拿掉，也算辩护有成果了。

我不好再说涉黑涉恶你更打不掉，再说就情商太低，太不给人面子了。其实这里就是最能生动体现究竟何为“官方意志”的地方。

为什么法官敢于在明知道不符合犯罪构成的情况下，依旧眼睛都不眨的按诈骗罪判套路贷类案件，就因为这是“官方意志”。官方意志看不见摸不着，过于虚无缥缈，法官们要一个明确的保证。这个保证，便是四个字“涉黑涉恶”。

套路贷类案件，只有在扫黑除恶这个大语境下，才能突破诈骗罪犯罪构成。一旦拿掉“涉黑涉恶”这四个字，法官们就不愿意担这个险了。有了这四个字，就意味着案子翻不了。翻案就意味着翻“扫黑除恶”，其中意味不言自明。即便退一万步讲，哪天这种事儿真的出现了，那也是大家一起翻。翻了也就翻了，法不责众。

一个套路贷案件，要想脱黑去恶，首要在于想方设法变更罪名。唯有变更罪名，才能将一桩在官方意志主导下的翻不动的案件，转变成一件由民间纠纷引发的，法院可以自由裁量的案件。我经办的某套路贷案件，当事人从一审十三年半，最终实报实销，变相无罪，就在于成功将“政治问题”转化成了“技术问题”，“法律问题”。若一味停留在套路贷语境下，案件断无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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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买了一把leobog hi75

Sat, 18 Jan 2025 15:24:53 +0800

今天是小寒节气，气温却来了个历史同期最高，直接冲上了十五度。

本来中午没打算出门，想趁着周末清静，在家静养休息。最多去个太格茂，吃个火锅逛逛街什么的。

结果在闲鱼上，意外发现了一个低价卖二手hi75键盘的。还是我最钟爱的宇航员定制款。

hi75算是自打我学会打字以来，用上的第一款客制化键盘。键盘本身也很争气，手感什么的且不说，现在的键盘也早过了以手感论高下的年代。现在比拼的是声音，而且像早期青轴键盘那种类似扳机扣动的脆香也已经不流行了，现在流行麻将音。所谓麻将音，就是声音要收敛不发散，像往密封的外裹了一层棉花的水壶里扔一粒小石子发出的声音。

键盘刚到手几秒钟，甚至还没插上电实际打字，我就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连在客厅的老婆听到我敲键盘，都直夸这个键盘好。紧接着跑进屋，对着键盘空按了一大会，吵着说自己也要一个，放在办公室用。

我买这块hi75，用了小红书30块的新人券，成品到手269块钱，对于一块键盘来说，还属于可接受的范围内。后来老婆说要，我又在各个直播间里蹲了好长时间，蹲到了一张八折券，到手259块钱。不过到了下单付款的时候，我又犯了屌丝穷病，不舍得买。再后来，穷病过去了，券也过期了。

客制化键盘，有一个还算活跃的二手市场。大多数玩客制化键盘的人，都是发烧友。所谓发烧友，就是他们的消费行为不是由需求决定的，而是狂热的，非理性的。每个发烧友手里，至少都有个十把八把各式各样的键盘。退烧后，多余的键盘就流入二手市场。由于多半是冲动消费的产物，这些键盘根本就没实际上过几天工，成色都跟新的差不多。

hi75不算贵，但从官方走，还是有些不划算，我就瞄上了闲鱼二手市场。最初还真找到了一个大约是郑大或工大的学生。不过那厮胃口太大，仅限自提，这倒还不算什么，反正都在郑州市。而且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么一大块铝坨坨，邮费少说就得三十来块钱，异地卖家出手也基本走邮费到付，也不划算。但这厮要价实在太离谱，竟然要价245块钱，一分钱都不往下降。拜托，你就是再发烧友，这键盘只要经了你的手，也是个二手货。上哪找这样的大傻子，拿买新货的价钱买你家二手啊？

这单自然没弄成。我又在闲鱼上找啊找。不是卖家太远加上运费价钱不合适，就是键盘成色一般质量不放心。其中接近令我满意的，是一个做跨境电商的，估计是公司破产倒闭清库存，一律188包邮。但对方毕竟只是一个闲鱼卖家，我又有些不放心，此事最终也作罢。

直到今天上午，闲鱼咂摸出我最近购买hi75的意愿很强烈，主动给我推送了一批新上线的货。结果我一眼就瞅到了一张宇航员同款，卖家标价200元还包邮。点进去一看，卖家竟然在郑州市惠济区。我私聊他，问他是不是在郑州，自提能不能优惠。对方很快回了消息，说是，自提的话180。我一听，就觉得对方是个实在人，我还没开口砍价呢，他就先自刀了20块。我接着又小刀了一把，说170吧，这么重个铝坨坨，寄外地的话，邮费20块钱打不住。对方也很爽快，说那就出给我了。接着双方加了微信，对方给我发来定位一看，对方就在兴隆铺地铁口附近。那地方我可太熟悉了，不就是南阳寨嘛，我在那上了三年初中呢。

南阳寨附近还有个流传范围不太广的名吃，“南阳寨大砂锅”。别看当年在南阳寨上了三年初中，以我家当年的经济状况，压根想都不敢想进饭店尝一尝大砂锅究竟什么味儿。我第一次吃上大砂锅，已经是三十多年后，我结婚生子，买房买车之后。大砂锅倒也不贵，一锅六七十块钱，盆一样一大砂锅，满满当当的肉和菜。武陟砂锅单人单锅，那么小的锅，吃锅羊肉还得四五十块钱呢。边吃大砂锅，我心里边懊悔。早知道这么好吃，价钱又这么公道，该多去吃几次。现在眼看搬家到了大东郊，不知多久才能进城一趟，想吃大砂锅也不容易了。一听卖家就在南阳寨附近，我立马呼唤老婆起床，牛牛穿衣。一趟过去，既能吃到大砂锅，又能买到中意的键盘，何乐而不为？

外面暖和极了。而且今天的暖，隐约带有一股春天的味道。不像前段时间，温度高，但高的不正常，整个城市像是被扔进了空气炸锅，整个人都要被炸人干了。金水路上刚有洒水车经过，又有雾霾，空气还算湿润。大约十来年前，人们普遍视雾霾如洪水猛兽。那时虽然没疫情，但一到冬天，人们一出门就自觉带上了口罩。不为防病毒，只为防雾霾。今年这个空气炸锅式的暖冬却让我觉得雾霾也没那么面目可憎了。雾霾像是给大地盖了层薄被，多少能锁住些水分，令空气湿度高上不少，让人体感舒服许多。

金水路两旁的树，已经隐约可见绿叶，只不过分不清是去年冬天没落净的老叶，还是这几天大回暖长出来的呃新叶。不论新叶老叶，在这个本该是数九寒冬的小寒节气，都显得那么反常与新奇。

很快便到了兴隆铺地铁口。我把车停好，拍了位置照片给卖家。不多一会儿，卖家骑着一辆山地车过来了。卖家人看着很年轻，像是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键盘该有的配件一个不少，包装盒，说明书，防尘盖，配件仓，就连装键盘的塑料防尘袋都还在。我一看配件这么全，就心知键盘成色一定差不了。直接收下了键盘刚，给小伙转过去说好的一百七十块钱。临走时，我问小伙，你是干啥职业的，怎么还玩上键盘了。小伙说自己是程序员。我说那怪不得，玩键盘的，要么是程序员，要么是网文写手（最低也得是个我这样的，码字业务爱好者），成天跟键盘打交道，日久生情了。小伙儿笑笑，蹬车离开之前，还给我拜了个早年。

老城区好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每次进城，我们都会陷入选择困难。我其实挺想吃大砂锅的，但是牛牛惦记着城里有家非常非常好吃的开封灌汤包，想去吃灌汤包。牛牛非常爱吃灌汤包，前几日我们在姚桥找到一家灌汤包店，味道只能说中规中矩，牛牛就一个人干掉了十来个包子。牛牛发了圣旨，我和老婆自然只有遵从。沿着南阳路一路向北，一直走到红专路，再从红专路转上卫生路，就到了那家灌汤包店。

时间在南阳路仿佛凝固了，街景还停留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连当时我们往东区搬家时，由于对东区一点也并不熟悉，一屋子家电，还全是在南阳路上的国美家电买的。不过随着国美老板黄光裕被抓，企业经营每况愈下，今天路过时发现，国美电器的牌子已经换成了京东家电。

卫生路这家灌汤包子，是我吃过最好的灌汤包，没有之一。就连在开封，我也没吃到过这么好吃的包子。疫情期间，线下经济命悬一线，开封知名灌汤包品牌又一楼和黄家都在抖音上兜售自家的预制灌汤包。我们买过好几次。一吃，坏了。味道很不错，几乎跟实际到店吃相差无几。但坏就坏在这里，那人们又要禁不住怀疑，我在店里吃的究竟是啥玩意儿？会不会也是预制包子？这么一来，对开封本地灌汤包就更加祛魅了。当然，对于饮食餐饮来说，永远是大隐隐于市，我相信，开封街头巷尾一定藏着无数家苍蝇小馆子，口味一绝，不过我毕竟是外地人，不能去一一试吃寻找了。

卫生路这家小店，主打一个“流程可视化”。老板娘就站在不大的门脸里，一刻不停包包子。包好一笼，递进后厨上蒸锅。不大会儿，热腾腾的现蒸包子就出笼上桌了。包子卖相极好，晶莹剔透。一口咬下去，肉汁四溢。肉汁清淡，清澈透亮，几乎不见一点油星。今天中午，我们两大一小，竟然干掉了整整四笼包子。小牛牛一个人就干了十来个。吃前七八个的时候，小家伙吃的头都不舍得抬，肉汁流了一下巴。直到解了馋，才想起自己该是个端庄的姑娘，又正襟危坐，细嚼慢咽起来。

到家后，插上键盘，电脑开机，开始敲字。这个键盘成色确实好，小伙儿应该买回来就一直在吃灰，几乎没用过。唯一的瑕疵，空格键声音有点空洞，不够闷。取下键帽一看，原来是前任主人换过轴体。我又找出前几日买键盘附赠的备用轴体，将这颗身份不明的轴体换下来。再敲键盘，又是一把好听到极致的HiFi版hi75了。

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已经深深中毒客制化键盘了。我心中已经蠢蠢欲动，要开始研究轴体了。这两天就做做功课，干脆给键盘上套更好的轴体，打造一把专属于我自己的极致HiFi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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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女给我讲故事

Thu, 02 Jan 2025 22:48:55 +0800

牛牛识字后，我一直在给她物色适合的读物。

最先买来的是哈利波特。

为了勾引她的阅读兴趣，降低阅读难度，我还下载了全系列电影。

哈利波特不愧是全球童话顶流，牛牛看了半个小时，就疯狂的着了迷。此后进入自动巡航模式，不需我的陪伴，一个人把七部电影过了好几遍。

但是文本的阅读难度还是太大，而且没有注音，读起来很吃力。牛牛虽然很喜欢，甚至还把书当课外书带到学校读过两次，但进展甚微。过于吃力的阅读，不会令人体验到阅读乐趣，反而会挫伤阅读的积极性。

小孩子阅读，文本一定要爽。

换言之，节奏一定要快。三五句话找不到爽点，小孩的注意力就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就跟大人喜欢看番茄小说读网文一个道理。

从这点来看，《哈利波特》不是特别好的选择。西语本来就已经很拖沓了，再翻译成中文，那简直拖沓的不能看。书都翻三页了，剧情才推进到猫教授在哈利家门口蹲点。别说小孩子了，连我都看不下去。

我这个年龄段的人，除了极少数幸运儿，小时候大多没看过什么书。我和老婆都勉强还算相对幸运的那一批。我爸妈算是半个知识分子，书柜里有点书，他们也有点给我买书的观念，但是不多。那个时候书很贵，县城里只有百货大楼有寥寥几家书摊，个个牛气冲天，盗版书当正版价卖。老婆家里更穷，但她有个大爷是当老师的，老师家里有书，而且是适合小孩子看的书，她因此能沾点便宜看上书。

郑渊洁，这个城里小孩家喻户晓的童话大王，我直到三十六岁，才第一次读到。哈利波特其实也是同样的情况，凡是家庭条件不错的城市家庭小孩，大抵都读过。我虽然很早就进了城，但是整个家庭因家庭反而生活质量急剧下降，过上了标标准准的赤贫生活。在老家的时候，家里还给我买得起《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到了郑州，连这些书都看不到了。

我经常在卡文时怅然若失，训练大脑要趁早，越是小孩的大脑，可塑性越强。如果小时候能多读几本书，固然不会帮助我成为文学天才，但至少能让我码字的起点稍高一点。

可惜，这世上从来没有如果。

郑渊洁不仅给小孩写童话，也给成年人写童话。

《智齿》仅仅看了三页，我就动了把郑渊洁全集都搬回家中书柜的念头。

但郑渊洁实在是太过高产，作品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不知道该买啥，最后把他的成人童话买了六本，给女儿买了代表作皮皮鲁和鲁西西。

今天写完作业，我掏出鲁西西，说要给牛牛讲故事。

牛牛很开心，盖上刚掀开的平板，说：讲吧。

我躺到床上，犯起了懒，对牛牛说：爸爸给你讲了这么多故事了，今天该你给爸爸讲了！

牛牛捧起书，开始给我讲。

她认识的字还不够多，书读起来磕磕绊绊，但配上注音，也能相对流畅的读下去。

郑渊洁是个退伍丘八，按说是个糙老爷们，但不得不服气，为了给小孩子写童话故事，他是下了大功夫的。

鲁西西是一个安静的小女孩，不爱出门玩，喜欢一个人呆着胡思乱想。这几乎是所有中国小女孩的标准样式。牛牛前两天刚画了一幅画，《我去小人国》，讲她突然缩小，发现咱们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小人国。她在小人国一走路，就不小心踢倒了小人国的高楼。高楼里每扇窗户后面都住进了小人儿，有的在看电视，有的在看书，有的在看风景，有的在睡觉。被侵略了的小人儿们拿起武器反抗，但他们的武器扎在牛牛身上，就像挠痒痒一样。

鲁西西外传的第一个故事，跟牛牛这两天的奇思妙想不谋而合。鲁西西进入小人国，见了小人国的零食国王，还检阅了自己吃过的零食大军。

牛牛越读越入神，越读越顺畅，我也听得津津有味。没想到这么快就享上了闺女的福，听闺女给我讲起了故事。不知不觉间，牛牛一口气读完了整整三十页。我把书翻到最后一页，发现全书也不过一百五十页。也就是说，按照今天这个速度，一个星期就能轻松读完一本。

怪不得郑渊洁这厮这么能写，原来都是被小读者们催更倒逼的啊。

我对整个小学六年加初中三年教育的总体评价是：卵用没有。

这九年能做的唯一有意义，且将受益终身的事，唯有阅读。

甚至连码字不码字，重要性都可以往后捎捎。大脑本质上就是一套自我进化的算法，只要投喂的阅读量足够大，算法就会自动进化。有些人随便在纸上写几句话，味道就不一样，就是因为在童年大脑可塑性强的阶段，喂了足够多的料。像我这样还没来及吃几口像样的细糠，脑子就被数理化的抽象公式塞满，写出来的东西，终归差点意思。

平心而论，我写的东西不算差，精准、兼有逻辑，但归根结底不是我最想要的东西。

能不能成年后补上童年缺失的关键一课，我说不准。

应该很难。大才子梁启超就曾动过写小说，以故事而非说理的形式，启迪国人思想。但以其学识之渊博，扎根之深沉，终其一生，也没能写出像样的故事来。不过其思想倒是被新一代知识分子们继承，进而有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

除了阅读，我在任何领域都非常佛性，绝不鸡娃。要不是怕闺女过早孕育出反抗权威的危险想法，我真恨不得把学校那些五花八门别出心裁的作业撕了。

这一方面可能有对自己进行童年补偿的心理作祟。哪怕世上最克制的父母，也难免将自己童年的遗憾投射到子女身上，接着想方设法对童年的自己进行补偿。

另一方面，也有我对普通人未来生存形势的判断和思考。

我始终认为，工业化大分工是反人性的，是人类在特定发展时期，为了解决生产力不足问题，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这种生产方式将人类异化为生产的奴隶，贬损人之为人的尊严。一旦人类社会生产力逾越了这个特定阶段，人类就必然主动打破这种生产方式，寻求自身的解放。

AI 技术的大发展，就是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尝试。而且从目前的科技发展程度看，人类有望在一到两代人的时间内，达成自我解放。

未来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再必须进行刚性的生产合作。

人们依旧会结合，但这种结合将会是人主动选择的产物。换言之，是理想、兴趣、追求、目标、愿景将人们结合在一起，而非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强迫人们拧在一起。

如果你就是不喜欢跟任何人结合，那也没有问题。AI 会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辅助你成为一个超级个体。

时间倒退三四十年，想在互联网上发表一篇文章，你需要购买域名，需要搭建服务器，需要部署网页。而现在，你只需要随意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平台，注册一个账号。

今天，要想拍摄一段精美的视频，至少还需要三到五人的团队支持。但 AI 已经发展到，你给出一段文字，它吐出一段精美视频的地步。很快，社恐的人们将也能搭上短视频这趟流量的时代高铁。

未来，AI 能做到哪一步，我现在想不出来。如果我能想出来，可能我也成郑渊洁或是刘慈欣这样的高产作家了。但我敢肯定，AI 技术必将重塑人类的生产组织方式，进而重塑人类社会形态。

未来的普通人，唯一需要的底层能力，唯有阅读和写作。

你只要能表达自己，AI 自会帮你完成一切。

你只有能表达自己，AI 才能帮你完成一切。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儒家文化千百年来的理想国，或许就将在本世纪内实现。

你说，在这样一个大变局的时代，再去琢磨学校里教授的那些基于工业化合作生产的社会需求而设置的课目，究竟能有多大意义？更何况，中国目前的教育方式，与其说是在教育，毋宁说是在大屠杀。我不想参与到这场屠杀中来。

无论是从功利角度，还是从人道角度，我都认为，孩子们应该立即放下卷子，捧起书本，拿起纸笔。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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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原则上不再工作

Mon, 30 Dec 2024 10:05:46 +0800

猫与人的相处越来越融洽了。

晚上一放到我屋里，它就乖乖卧到二层。困不困不知道，估计是不困，我常在一层听到它悠长的叹息。但是也很少再闹事蹦迪，因此我也就很少再把它抓进笼子里。

但是猫的膀胱很小，也可能是无聊到了极限，每天清晨五六点钟，它就会喵喵叫个不停，并自主扒门。作为一只狸花猫，它早就熟练掌握了各种开门技巧。为了防止它逃窜，我们每天出门后，都要拿重物顶住大门。

为了防止今天清晨再再再次被它给喵喵醒，我睡前特意没有反锁门，同时借机观察它会不会趁机出逃。也不知道是它没留意到我不同于平日的这个小动作，还是野性有所收敛，它像往常一样，老老实实的睡到了凌晨。喵喵几声之后，它熟练的自己扒开门，出去吃饭喝水拉屎撒尿了。

以我对这只狡猾的狸花猫的了解，昨晚它大概是真的没留意到门没反锁，否则早就第一时间溜出去蹦迪了。我准备至少再观察它一个星期，以此确定后续是否变更对它的夜间“强制措施”。

老婆和闺女依旧在八点钟准时离家上班上学，自律的像npc。望着空无一人的家，我不禁有些恍惚。在家已经躺平养病五六天了，该去所里溜达一圈了，否则非霉烂到家里不可。

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最高温有十三度。仅仅一个星期前，我还对这样的温度充满不屑，甚至连秋衣秋裤都绝不会穿上一件。如今，虚弱的我戴上帽子，罩上口罩才敢出门。

我有点高估了自己身体的恢复状况。刚一下楼，一股眩晕感就扑面而来，双脚像踩在漫膝的河流里，一浅一深的趟向地铁站。地铁站依旧人潮汹涌。我特意观察了周遭的人，很遗憾，没有找到疫情卷土重来的证据。除了我之外，整个车厢没一个人戴口罩。

办公楼等电梯时，一个屌丝见我从头到脚包裹的严严实实，短短半分钟内像扫描外星人一样将我从头到脚扫描了三五遍。直到我察觉到他的目光，狠狠瞪了他两眼，他才很不情愿的将目光移走。我的打扮，大约像极了疫情封控放开前的最后时刻，国航机组人员全副武装，身着生化服，穿行在早已熙熙攘攘恢复秩序，毫无任何防护措施的人流中央。

这两天没什么硬性工作任务。

一是wonderpen肯定是不能再用了，我昨晚睡前又仔细想了想，倒也未必是内容审查的锅，wonderpen的同步机制多少有点问题，经常出现内容同步不过去的状况。不过不管是因为什么吧，反正我是不会再继续用了。昨天已经把家用电脑和mac上的lattics调试完毕，今天再把办公电脑调试一下，以后全面转向lattics。

二是给老梁把申诉材料整理一下。以前一直推，是想着老梁回来后能去纪委和政府找点有利的证据出来，结合了新证据再整理。但莫说人走茶凉，就是还在位，他一个小小村支书，又有多大能量。之前言之凿凿的有力证据，现在是一片纸也没有见到。我现在已经开始严重怀疑，根本就没有他嘴里所谓的证据，全都是他在法庭上编出来的谎言。但人无完人，评价一个人，不能站在上帝视角，而是要站在主观视角。从我的主观视角来看，老梁还是个挺不错的人。我既然答应了他要给他写材料，那就要给人家办到。要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病，我上周就把材料给他整出来了，拖到现在，心里还挺不好意思。我属于典型的学霸性格，只要一件事被列入to do list，我就会想方设法自我加压克服万难务必功成。这在学生时代可能是个好品质，但进入成年人社会后，这项特质经常令我感到极度苦恼，使我陷入毫无意义的精神内耗。

还剩两天，就要步入2025年了，我本年仅剩的三项工作任务，一是把老李案屁股擦干净，二是把老梁的材料欠账还了，三是老段案子还剩最后一份材料的尾巴也给他清了。

昨晚老闫说要找我合作案件。我说身体还没养好，今年不干了。

我的本意是，在进入农历蛇年前，什么活儿都不干了。今年是我本命年，一路走来坎坎坷坷跌跌撞撞，幸得今年过年早，还有个把月就能彻底熬完，我也就生了躺平避祸的心思。然而老闫显然会错了意，说等元旦后再联系，到时候把当事人约过来谈谈。听得我无语凝噎。不过这也怪不得老闫，任谁都想不到，我打现在起就准备连续放空一个多月过大年了。

我内心其实倒还真挺希望自己能彻底停下来一段时间。一来这是我长久以来的夙愿。自从拿了实习证，几乎连轴转了五六年，就是头驴也该歇歇了。二来我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已经到了临界值，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会了。原先的“闻讯则喜”，早已转为“闻讯则惊”，甚至“闻讯则怒”。要尊重身体本能反应释放的信号，好好调整调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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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流感”康复日记

Sat, 28 Dec 2024 11:35:17 +0800

2024 年 12 月 23 日

坐在北京返回郑州的高铁上，我的喉咙眼里传来阵阵干痒，像是有小虫子在爬。

这趟去北京开庭之前，我就在社交媒体上注意到，北京正在遭受大规模的流感侵袭，发热门诊人满为患。临出门前，我还想着提醒自己，要不要带个口罩。尽管经历过疫情时代，我知道口罩更多只是个提供心理安慰的“道具”，实际防护价值非常有限。

最终，与所有的出发一样，急急匆匆，火急火燎，连“道具”都没顾上带。

我潜意识里并没有太把即将迎面对撞的这场流感当回事。自从疫情放开以来，我已经记不清感染了多少轮这样那样的病毒。你说我身体好吧，我几乎每轮都不落下，一次也没能成功免疫。你说我身体差吧，这些病毒都没在我身上翻起大浪，无非是喉咙痒头疼精神差，昏昏欲睡。

2024 年 12 月 24 日

今天去了周口，会见一位“老朋友”。

“老朋友”说，号里好多感冒的，到处都是咳嗽声。

本来我还不咳嗽，一听到“咳嗽”俩字，也止不住剧烈干咳了几声。

“老朋友”说：刘律师，注意身体，年前没啥事不用总过来了。

回郑的高铁上，　喉咙里的干痒愈演愈烈。我不停的吞咽口水。口水能“解渴”，吞咽的动作能挤压咽喉，止痒。

直到晚上到家，晚饭开餐时，我还没意识到这轮流感的与众不同——至少是于我而言的与众不同。从成都网购的麻辣兔头到货了，摆了满满一盘，辣香扑鼻。我还给自己开了一瓶啤酒，就着啤酒，啃了好几个兔头。

2024 年 12 月 25 日

计划本来排的很满。

所里安排统一照证件照和形象照。个人不用出钱，所里统一买单。

我很重视，甚至不惜为此专门“斥巨资”买了一身加肥加大号的正装。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穿过正装了。以前倒是有正装，不过这二年体型膨胀，都穿不上了，也懒得再买。据说着装的正式程度与收入水平呈高度正相关，不知道我这几年因为穿着随心所欲，损失了多少钱。

还安排了一个当事人接见。原本他们周一就打算过来。我说周一不在郑州，才改到周三。

然而这些计划一个也没有实现。

早上刚起床，或者更准确的说，还不到通常的起床时间时，我就察觉到一股股过电一般的凉意。

我将被子裹得更加紧实一些，蜷缩起身子，继续睡。

再次惊醒，是被老婆和女儿上班上学出门时的甩门声吵醒。

我赶紧跳起来，这意味着时间已经到了早上八点，相较于我平日的作息，已经“睡过头”了。

刚一起身，那叫一个天旋地转，外加阵阵恶寒侵体。我穿上秋衣秋裤，找出体温计，塞到腋下。不一会儿，蜂鸣声起，测温完成，体温已经直逼 39 度。

照片肯定是拍不成了。福利没享受到，还搭进去一身衣服。

更棘手的是约见当事人的问题，幸好还有一位合作律师。合作律师问我几点到所，我说发着高烧，实在不行一会先开个视频说说吧。

视频拨通的时候，我已经昏昏欲睡，又强打起精神，开了一个来小时的视频会。事实上，从我当天下午直至第二天凌晨的状态来看，很难分辨这究竟是睡眠还是昏迷。

时间临近中午，食欲全无，点开美团看了半天，那感觉很微妙，看着五花八门的美食图片，不仅不想吃，反而有种生理上的反感。

我扔掉手机，睡了过去，或者也可以说昏迷了过去。

流感状态下的睡去或是昏迷，绝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此时此刻，我的症状已经至少包括高烧、头疼、骨头疼以及血氧含量下降。

高烧。发烧对身体并不全是坏事，好像说适当的发烧，反而有利于激活免疫系统。我最初也是抱着这个想法，对发烧采取了不干预态度。但当我在阳光西晒的暖气房小卧室里盖着两床被子还“冻得”瑟瑟发抖，体温已经逾越 39 度红线之际，我不得不吃了一片布洛芬。

头疼。是颅腔一片混沌的疼。既有大面积的模糊的疼，也有精准定点的疼。前者像是打蛋机在脑浆子里转，后者像一根针直接插进脑浆。

骨头疼。可能每个人的症状不同，我没有出现那种骨头缝都在疼的极端情况。我的痛点在腰椎。从实际感受来看，可能还不如骨头缝子疼。腰椎疼，意味着我很难找到一个舒适的姿势休息。很快事情恶化到怎么躺都疼，我只得坐起来。但坐起来又有坐起来的痛点。先是脖子疼，我抱来一个枕头，撑住下巴，勉强好一些。坐了没多大会，屁股（上的骨头）又疼，只能再躺回去。也就是从这天下午开始，我开始了在床上不停切换仰卧、左侧卧、右侧卧、半躺半坐、撑脖子坐、垫屁股坐等各种姿势的经历。

血氧含量低。弥留之际的重病号，嘴里会呜呜啦啦些含混不清的话，这可能就是血氧含量低所导致。血氧含量低，人就要用力大喘气。大喘气，再配上声带的任意微小型变，就会发出声音。在电视剧中，这些“呜呜啦啦”往往是点题之词。我的症状没有那么戏剧，就是不受控的“哼哼唧唧”。事实上，我当时也压根没想过要去“控制”，一来已经没有多余的气力，二来这种“哼哼唧唧”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当时情况下最省劲，能量消耗最小，最让我感到舒服的状态。后来翻看了一下手环记录的血氧数据，最低掉到了 90%，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睡到下午六点来钟，退烧药的药劲上来了，体温稍稍回落。趁着这个档口，老婆给煮了一碗素汤面，吃了三四口，就吃不下去了。西瓜倒是一口气吃了大半个，既清凉可口，又补充了身体继续的电解质水。

我已经彻底放弃了任由身体以提高体温的方式自行消灭病毒的想法。又吞了一片布洛芬，接着蒙头睡去。

2024 年 12 月 26 日

凌晨，醒了一小会儿，起床撒了泡尿。

我差点以为自己好了。

身体不烧了，头也不晕不疼了，灵台一片清明。

在不远的几个小时后，我就会知道，这或许只是病毒短暂的休战。今天它们会让我更加狼狈。

早上短暂起床活动了一会儿，布洛芬的药效开始退去，身体又开始一阵阵发冷。

我继续吃了一片布洛芬，外加一片奥司他韦。

吃完后，继续躺回床上。

奥司他韦官方建议随饭同时吞服，可以最大程度避免呕吐反应。但我直至今天码下这些文字时，对所有食物的生理性厌恶还没有完全消退，根本谈不上进食，只能硬着头皮空腹吃。

吃下还不到十分钟，胃里便是一阵阵翻江倒海。刚开始，我还试图硬撑过去，很快，呕吐感便如海啸一般，一波强过一波。我真怕再往床上吐一片酸水，搞得连躺的地方都没了。跑进厕所，对着马桶，吐了个昏天暗地，差点没把胆汁都吐出来。

今天比昨天难熬一万倍。

倒不是说症状有明显的加重，而是昨天半睡觉半昏迷了十六七个小时。今天半点困意也无。不管是睡过去还是昏过去，起码有个时间快进的作用。而今天，我只能瞪着大眼睛，用心感受免疫系统与病毒在我体内鏖战，每一分每一秒。

2024 年 12 月 27 日

老婆紧急恶补科学知识，给我买了玛巴洛沙韦。

玛巴洛沙韦的远离跟奥司他韦差不多，大约都是通过阻断病毒自我复制的方式抗病毒。

但玛巴洛沙韦有两个优势，一是一般不会引起明显的呕吐反应，比如我现在这种情况，奥司他韦一吃就吐，没得选；二是半衰期长，高达十五天，也就是说，玛巴洛沙韦只用吃一次就足够撑到病程彻底结束，哪怕吃下去后身体有严重的不适应症，咬牙撑过去那一会儿，也就完事儿了。

我至今也无法确定，究竟是我的病程本身已经走到了末期，还是玛巴洛沙韦起了作用。

吃完药后，我的身体感受是，迅速变得轻盈而透彻起来。像是身体被彻底展开，每个深埋的褶皱都被摊平，然后再对着喷消毒水。病毒以一种我本人能够感知的速度被迅速压制，消灭，然后清除。

三天以来，我终于头一回找回了“睡眠”的感觉。

之前的“睡眠”，与其说是睡眠，毋宁说说身体极度拉锯疲惫之下的“宕机”。

食欲也回来了一些。

晚上在家涮了个菌汤火锅。肉食依旧难以下咽，吃了几片毛肚，几片青菜。

颇为吊诡的是，我的味觉仿佛较之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偏移”。

同一瓶耗油，我今天吃起来，能分解出十几种味道来，原来只觉得鲜中带咸，口感有点滑，今天却只感觉齁，隐约带一股腥气，还能品出一缕类似沙茶酱的味道。

就了两口，实在觉得味道过于陌生，又换了个料碗，挖了两勺小米辣酱。之前，这个辣酱我可以零帧起手无前摇猛吃，而今天，仅仅是涮菜上蘸上几粒，就辣得我嘴巴疼。

目前还不知道这种“偏移”是连续好几天滴米未进的味觉自我校正，还是流感的“后遗症”。

哪怕是“后遗症”，我个人也能接受。一场病戒掉高油高盐高辣不良饮食习惯，这波不亏。

2024 年 12 月 28 日

应该算是基本康复了。

进入最后的战场打扫环节。

病毒残兵主要集中在鼻腔至上呼吸道。

大量的脓液排出，将上至鼻腔下至喉咙上呼吸道堵的满满当当，夜里甚至将我憋醒了一回。

醒来后，对着马桶又是擤鼻涕，又是咳痰，在吐出一坨坨半流体果冻状黏液后，才终于再次畅通了呼吸。

今天是周末，阳光也算明媚。本想出去走走，见见太阳，不一会儿又听见风声呼啸，最终还是作罢。得病的滋味不好受，再苟两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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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答|刚出来实习的公司涉嫌诈骗，我该怎么办？

Thu, 19 Dec 2024 09:29:08 +0800

读者来信：

刘臣律师你好！

我是在知乎上刷到您的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我现在很迷茫。

1.我是当事人（取保状态），作为公司的美工兼对接，公司老板据我了解已判刑。

我的获利是几千块钱，干了将近三四个月这样。

2.现在我的案件到了检查院，一开始我们（除去老板一共 7 人）被公安以帮信罪逮捕的，后面检查院不批捕，现在可能是因为老板被判了诈骗罪，所以警方想以诈骗罪定我们的罪，已经移交检查院了。

3.我的案件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包括老板都是一个学校的学生，12 月份我因学校临近毕业想找份工作先签了实习证明就入了他公司，他公司是做网站的，因为我大学期间学的比较差所以不会制作网站，所以就进公司当美工，但是我这个美工其实是半斤八两的，我自己学的不咋地，只是跟他的关系好，然后进公司里了，然后进了公司之后，他给我的美工任务基本上是微信发压缩包给我，然后我自己修修改改了之后再发给他，期间美工图片都是正常的图片，或者说是他让我给他找的图片啥的，由于他们做的网站大部分都是电商网站的，然后我就一直认为是做的跨境电商网站，然后 3 月份 20 号左右，他跟我说有点累（因为他自己也做网站），然后把对接客户的工作也交给了我，具体的工作内容就是客户要改网站的需求，转发给其他的技术，但是呃对接工作的软件是一个飞机软件，当时我也没有多想，我就答应了，然后就把一些客户要改的需求转发给技术（都是些正常的网站修改技术），然后到 4 月 10 几号的时候老板就被抓了，当时我们都不清楚是什么情况，甚至叫他爸妈去报警问问看，然后在 4 月 17 号这样警察就把我们抓了，被抓后后来我们才知道就是上游就是利用这些网站去诈骗。

想问您几个问题:

1.这个公司当年是老板在学校的时候就创了，然后因为创的时候他跟我说创的时候要两个人，所以说当时因为玩的很好，就帮他创立（因为当时也幻想着什么，万一他的变成马化腾这样大集团公司了呢），然后就占股这个公司 1%（当时是处在宿舍，宿舍的人都有见证），现在我想问一下，这个 1%的股份会对我有影响吗？因为公安问过我一嘴，但是没记在笔录上，然后检察官找我问话的时候也问过一嘴，我跟检察官解释了，但是检察官说没用的，还问我那些分红，然后出多少钱，我也跟检察官说了，我 1 分钱也没出，分红也 1 分钱也没拿。想问一下这个会有影响？

2.案子到这个地步，我有什么能做的呢？我肯定是不希望留下案底的，因为我确实不知情，我们也不可能为了几千块去骗人，但是前面口供没做好。

3.依据您的经验，大概这类型会判大概多久？有没有可能拿到不起诉，比较我也才刚出社会不想就背了个缓刑。

4.因为家境比较贫穷，家里是没有钱去请律师去帮助我，我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自救嘛？

5.关于我的工作美工是半吊子的基本没改过多少图，改的图也大概是淘宝商品图去水印这样，然后是对接，转发工作的内容也是给网站修改功能的。

6.检查官找我问话的时候曾经跟我说，我们这帮人当初是很多人建议捕我们，但是是他看在我们还是学生的份上没逮捕我们，但是他只跟我说了这个话，并没有跟同样的其他人说这句话，他是不是把我认定成一个小头目了？

文笔比较差导致文章比较混乱，非常抱歉让您费心了。

祝:身体安康

工作顺利

站长回信：

读者好，来信阅，简要回复如下：

总体感觉核心事实有所缺失，难以作出较为精准的判断。

最令我难以理解地方来自于你老板的罪名认定。

帮信罪，通常位于电诈链条上相对边缘的位置，一般行为人认识到或者应当认识到，其所从事的行为，极有可能是在为电诈犯罪提供帮助，却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继续实施。对于核心电诈活动的具体内容，主观上处于不确切明知的状态。如果主观上明知在为电信诈骗犯罪提供帮助，也明知电信诈骗犯罪的具体展开手段，则罪名相应嬗变为诈骗罪。

按照通常的情形，像你们公司这样为其他网站提供外包建站美化服务的，至多定个帮信罪。而且能成立帮信罪的前提，还得是你们所进行美化的图片，能够明显看出与电诈或网赌相关联，仅从工作内容上，就足以使员工判断行为性质。

但如果你老板已经被认定为诈骗罪，则说明至少你老板与核心电诈环节有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甚至直接就是电诈活动的参与人之一。只不过你老板极有可能并不会向你们如实透露他对电诈活动的参与深度。

这也是工业化大分工时代对犯罪活动产生深远影响之一。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遵循风险与收益相对等的原则行事，如果他们得知老板是个日入斗金的电诈犯而自己只不过拿每月几千块钱的微薄工资，那么他们会自然而然的作出理性选择，要么用脚投票走人不立危墙之下，要么要求参与分肥，总之要实现风险收益对等。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电诈犯罪，都会细分作业链条，并进行相应的信息隔离。

如果建立在上述判断之上分析你的案件，其实你的处境不是非常有利。

其一，关于是否够罪及罪名认定的问题。如果你的老板都只不过是一个被电诈集团利用的帮信犯，那么你们作为员工，安全系数显然要更高一些。但现在你的老板已经被认定诈骗，则你的安全系数显然会直线下降。在刑事案件中，知道的越少，就越安全。不过倒也不必幻想在公安面前佯装不知。大多数人是一辈子中第一次面临讯问，能不出差错，确保自己的话被完整准确记录已经相当不易，更别说在公安面前装老练了。一般来说，一个人究竟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侦查员搭眼一瞅，就知道个七七八八。你老板知道的越多，高危信息与你们建立关联的概率就越高。这也是为什么，最开始立案罪名是帮信，但现在公安想按诈骗把你们全诉过去。

其二，关于参股的影响。刑事案件的审查，不同于民事案件。民事案件中的股东身份、法人身份，在刑事案件中，只是判断行为人对犯罪行为参与深度的参考判断标准之一。换言之，刑事案件关注的是你究竟有没有参与核心犯罪活动，参与多深。一般来说，登记股东或法人，至少意味着与老板的关系相较其他人更为密切，在警方眼里，会让你比其他普通员工显得更“显眼”一些，但最终刑事责任的认定，还是要以查证属实的个人实际地位作用为准。

其三，关于你的工作内容对定性的影响。其实在上文中已经略有涉及，工作内容本身对工作性质及你对公司业务性质的主观明知状态有一定的辅助判断价值，这是其一。但最终的判断，并不完全取决于工作性质。同案犯的口供，尤其是你老板的口供，工作群聊天内容，获利情况等，都会成为辅助判断的参考物。

其四，关于下步你还能做什么。你只谈到之前的笔录没做好，但是具体没做好到什么程度？缺乏相关信息，难以做出判断。况，刑事案件中，你个人的口供只是一方面，你还要考虑，如果你的口供没有做好，那么其他人会不会也有此种情况？每个人的口供都跟客观事实差一点，那么最终拼图起来的案件全貌，就可能与客观事实相去甚远。

我个人建议：一方面，今后的口供，一定要实事求是的，全面的，完整的向办案人员叙述，并且要认真核对笔录，如有错记漏记，你有权利要求更正；另一方面，案件到检察院后，还是要找一个靠谱些的律师，拿到案卷材料，认真分析研判一下。说难听点，就是最终判了，也判个明白，不要稀里糊涂的给自己留下遗憾。如果实在是经济困难，至迟案件到法院后，会给你指派一个法律援助律师。现在很多年轻的法援律师还是很负责任的，与法援律师加强沟通，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

其五，关于量刑处理。因为看不到案卷，现在只能说做一个大概的初步判断。目前对于类似电诈类案件，想做不起诉有一定困难，一般要么是情节特别轻微，比如上班才一俩星期这种，要么是案件证据不足以定罪，有很好的无罪基础。但是从量刑上来说，边缘人也不会特别重，有司也已经注意到，边缘人有很强的工具人色彩，主要打击对象还是核心组织者，最终获利者。

以上，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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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利用孩子卡bug的女人

Thu, 05 Dec 2024 10:35:44 +0800

老申大晚上向我求救，说案子遇到了棘手情况，不知道该咋办了，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一听，着实棘手。

一个取保候审的女当事人，案件起诉至法院，法院作出了逮捕决定。

按说这也是正常操作。女人涉嫌在缅北搞诈骗，按现行司法政策，一般不适用缓刑。

通常来说，凡是不宜适用缓刑的案件，公安和检察院也不会给办取保。一抓一放再一抓，凭空多耗费许多司法资源。在很多司法官眼里，反正最终都要坐牢，前期放出来几天也没啥意义，而且人还容易放“野”了，后期万一人不配合，抓不回来，反而是个隐患。

老段（另一个案件当事人）号里就曾经跑过取保候审的人。也是个缅北遣返回来的电诈犯，退了一大笔前后，当地县里给办了取保。但那个县实在太穷了，太想要钱了，竟全然忽略了对跨境电诈犯作社会危险性评估。

这些跨境电诈犯，一来多半没有成家立业，在国内无牵无挂，二来对偷渡走线那一套轻车熟路，三来在境外有整套社会关系网跑出去反而更容易讨生活。

这哥们取保后，二话不说，又偷渡润出了国。这下县里可炸了锅，连累全县所有取保候审的人，不管啥罪名，不管啥家庭困难，一律通通紧急收押。

扯远了，说回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之所以能办取保，是因为案发时，她有个尚在哺乳期的小孩。对于哺乳期的妇女，不能采取羁押措施，这是一条红杠杠。

取保候审的期限是 12 个月，一晃一年将近，案子终于诉到了法院。法院一看，哺乳期也过了，符合收押条件了，二话没说，就下了逮捕令。

但问题是，女人心眼子也多，她虽然已经生了孩子，不能像前面那哥们那样再次一润了之，公安传唤她，说要执行逮捕决定，她无从违背，但她从四川老家来河南时，却抱上了自己刚刚不满两岁的小孩。

公安的大老爷们，一见母子俩，脑瓜子嗡一下就炸了。对付犯罪分子，他们有经验。但眼前这一大一小，哪里还是犯罪分子专政对象啊？大人哭得梨花带雨泪眼摩挲，小的哇哇大哭嗷嗷待哺。

一开始，公安还试图给女人做思想工作，说你这样对你自己和孩子都没有好处，赶紧联系家人把孩子接回去安顿好。

见女人不买账，软的行不通，又尝试来硬的，说你如果还不配合，我们就把你小孩送福利院去。

先澄清一下，我虽然由于工作性质，常年与帽子叔叔进行高强度对抗，但这事儿咱必须有一说一，给帽子叔叔正名。

公安说把女人小孩送福利院，只是单纯的吓唬，不可能真干。娟姐老公是个派出所的所长，一次抓嫖，抓到一个未成年小姑娘。成年妓女，抓到后开个行政处罚，该罚款罚款该拘留拘留，例行公事而已。但对未成年，情况就复杂的多。系统内要求，对未成年不能一罚了之，必须一管到底，送还家乡，交到其监护人或社区手里。然而所里是既缺钱又缺人更缺车，最后她老公没办法，开着娟姐新买的奥迪小轿车拉小姑娘回老家。

小姑娘刚开始只说，自己老家在南阳市淅川县。淅川已经是河南省内首屈一指的偏远地带，从郑州开车到淅川县，至少也要五个来小时。孰料车一进县城，小姑娘又说，她家在哪哪山上的一个村子里。一看地图，那叫一个路漫漫而修远。她老公又开车开了俩仨小时，才终于把小姑娘送回家。

这一趟下来，新到手的车自然是少不了托底剐蹭。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娟姐觉得自己新买的车竟然被老公拿去拉卖淫女，心里犯恶心，跟老公大吵了一架，恨不能把车卖了。不过毕竟也是当律师的，心理承受阈值高一些，又觉得小姑娘也着实可怜，此事才算罢了。

女人既然混过电诈园区，对公安的行事风格，多少有些了解。是以公安说把她小孩送进福利院，她心里倒是一点不慌。

不仅不慌，她还担心老申坏了她的计谋，偷摸背着公安给老申打电话，交代老申：“如果公安把孩子交给你，你转头就跑，可千万别接！”

老申是个婚都没结的单身汉，自己一日三餐都还要靠点外卖，哪里有跟小孩子打交道的经验？女人这番话倒正中老申下怀。心想我自己还是个宝宝呢，吃饱了撑得接你的孩子？

老申问我的意见，说这种情况该咋办？

我支吾半天，也憋不出个屁来，只得无奈的说：“你这个情况吧，有点超出我的大脑算力了，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你自求多福吧。”

老申第二天一大早，还是硬着头皮，去了那个小县城。

去之前，他预想了一百种方案，见不着承办人怎么办，承办人不通情理坚决要立即逮人怎么办，还有最纠结的，公安真一把把孩子塞给他怎么办？

毕竟他是女人的辩护人，对女人负有某种程度上的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难道到时候他真要抱着这个刚蹒跚学步嗷嗷待哺的小娃娃，跋山涉水，送回女人老家？

哲人告诉我们，遇事不决，呼呼大睡。

老申还没走到小县城，女人那边就传来消息，说问题暂时解决了。

果然所有的精神内耗，都是自寻烦恼而已。

原来公安上的大老爷们先坐不住了，深感女人和她怀里的孩子是个烫手的大山芋。公安们等不及身为辩护人的老申出面交涉，自己主动找到法官和检察官，说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们说这人怎么抓吧？你们要能把孩子的问题处理好，我们就能抓人。你们要是处理不好，就别搁这当甩手掌柜发号施令。

最后公检法三家的大老爷们吧唧着烟商量的结果是，立即送客，让女人先回去。名义上的说法是，给她十五天时间，该请保姆请保姆，该投亲戚投亲戚，十五天后，再回来执行逮捕。如此也算仁至义尽，如果十五天后女人还抱着孩子来，那就要不客气云云。

我没办法预知 15 天以后的事儿，不过以我对这片魔幻土地有限的了解，预感这事儿大概也就黄了。

对一个被告人是否进行审前羁押，本来就有弹性处理的空间。像女人这种棘手的情况，哪怕司法机关明知他们在卡自己的 bug，也犯不着跟她死磕。

由于对育有幼年子女的女性强行采取强制措施，曾酿成过血的悲剧。曾经发生过母亲被拉去强制戒毒，不满三岁的小孩无人照料，竟然饿死家中的惨剧。惨剧发生后，涉事民警被判刑追责。女人说家中无人愿意照看幼儿，极有可能是虚张声势，但谁也犯不着去赌这个概率。

对轻罪案件被告人是否进行审前羁押，本来就有一定弹性。法院后续只管该咋判，至于到了执行的时候，监狱如何收监，那就不是自己要考虑的问题了。

正所谓，解决矛盾不如转移矛盾。自己的智慧破不了这个局，但要充分相信监狱方面的智慧可以。

这女人后续大概会走上这么一出老套但屡试不爽的剧情。

刑事司法程序，想扭转它的走向很难，但如果想技术性拖延它的进度，方法却有不少。女人案子在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老申跟检察官协商争取适用缓刑，检察官就半开玩笑的说道，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除非你能给她弄怀孕。老申当即红了老脸，说我肯定给她弄不了怀孕，她想怀孕就自己去想办法。

俩人的对话虽然多少带点猥琐的恶趣味，但却恰恰精准卡中了另一个 bug。既然哺乳期的妇女不能收押，那就有不少人动起歪脑筋来，我何不一直怀孕？

正常人听起来会觉得这事儿很荒诞，但实务中这样卡 bug 的人还真不少。

最有名的卡 bug 选手，是一个落马美女官员，因贪腐金额巨大，被判死刑（当时的法律还保留着对职务犯罪的死刑），为了保命，竟然成功勾引了看守所所长，还怀上了孩子，成功卡上了 bug，死刑改判死缓。这事儿在当年闹得沸沸扬扬，至今仍然能在网络上检索到。

现实中，我也亲眼目睹过反复卡 bug 的女当事人。当年还是实习生时，协助指导老师跟进了一个涉嫌诈骗的女当事人。女当事人学历很高，属于妥妥的高智高知人群，骗来第一桶金后，迅速转型洗白，案发时，已经是好几家大火锅店的老板。为了不住进看守所，反复多次怀孕，她的案子直到我实习期结束也没走完诉讼程序。她的最终结局我不清楚，只知道她当时已经怀上了第三个孩子。

利用反复怀孕生孩子孩子恶意躲避刑事处罚如此常见，以至于有些时候，司法机关实在看不下去，偶尔也动真格，真把孩子送福利院，再把人收监。

偶尔到什么程度？到整一回就能被最高检当作宣传典型的程度。大多数尝到卡 bug 甜头的人，根本不会回头，只会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我甚至检索到了这个，还是 2024 年的新闻：闺蜜合伙盗窃靠反复怀孕育 11 子躲刑罚，一个生了 7 个娃一个生了 4 个娃……

做刑事案件越久，我就越对人性感到失望。所谓学溶于水，母子连心，在利益面前，也是如此不堪一击。

只是可怜了这些孩子，他们将何去何从？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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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徐的这几年：从“良家子”到“上访户”

Tue, 03 Dec 2024 12:41:16 +0800

一、与老徐的相识

老徐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十足的乐天派。

多年前，我帮他打过一桩索要货款的官司。一审被对方黑了，收获了一场荒诞的大败。我觉得很对不起老徐，又免费为他打了二审。二审开庭间隙，我杵在法院走廊外坐立不安，老徐可好，瞅准时机，卧在长椅上呼呼大睡起来。好在最终结果是好的，一审黑的太离谱，被上诉人也没来应诉，法院稍稍看了几眼上诉状，还没听几句我慷慨激昂的陈述，就直接说，好好好，别恁激动，给恁改（判）了就是了。

这个案子让我与老徐同时看到了对方身上某些可贵的品质，互相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对老徐来说，愿意免费无偿继续代理二审要说法的律师不常有；对我来说，败诉后不甩锅不抱怨而且愿意继续无条件信任的当事人也不常有。

从那以后，老徐隔三岔五会给我推些小民事案件。老徐也就是个做水暖耗材生意的个体户，朋友圈里常有人有法律需求。但我从老徐那个案件之后，逐渐淡出民事诉讼领域，民事官司着实有点太黑，法官自由裁量权太大，怎么判都能判的有依有据，没点关系勾兑还真玩不转，还是干刑事刺刀见红来得更纯粹一些。

二、老徐被拘留了

接到老徐电话说他被拘留时，我正在吃火锅。

火锅店里蒸汽氤氲，人们吃得急头白眼，喜笑颜开。欢快的场景加上老徐天然乐天派的语调，让他嘴里那句“我被拘留了，刚从拘留所出来”显得格外不真实。

我诧异的“啊”了好几声，老徐重复了好几遍，我才终于闹清楚，原来正是老徐本人，而不是他的什么亲戚或哥们，被拘留了。

我紧接着问：“因为啥事被拘留了？是刑事拘留还是行政拘留？”我又怕老徐搞不清楚文绉绉的刑事拘留和行政拘留有啥区别，又追了解释了一句：“是关到拘留所了？还是关到看守所了？”

老徐说：“关进拘留所了，拘留了五天，这会儿刚放出来，赶紧给你打个电话。”

三、这几年老徐过得不容易

我竖起耳朵，听老徐讲述他的故事。

这二年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个体户老徐自然也不例外。

前两年，侥幸跟几个伙计揽了一个大活。

某县一个政府拆迁安置工程项目，老徐几个人牵头搞工地的三通一平管网铺设。政府开的条件很苛刻，要几个人先垫资，工钱随工程进度结算。

但是怎么说呢，地方政府这几年的日子同样不好过。有人评价广大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是完完全全的“公务员经济”。中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中西部洼地区输血，政府接受转移支付后，大项资金搞工程搞基建，小项资金给体制内人员发工资发补助，共同带动经济循环。

经济循环的总阀门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一旦过上紧日子，民间经济立即进入寒冬。

老徐几人干了将近一年，垫资大几百万。对于有实力的包工头来说，几百万不算大钱，但对老徐几个个体户，可几乎要了老命。

几人三番五次到县政府去要账，政府人员态度倒是非常好，又是端茶又是倒水，但一旦说到钱，就皱着眉头不吭声，只顾喷云吐雾长吁短叹。

四、老徐想了个要账的好点子

老徐几人眼看走正道要不来钱，聚起来一合计，决定给政府上点“眼药”，当即把工程停了。

你不是政府工程限期完工吗？

我偏就给你来个罢工，将你的军，看你解决不解决我们的资金问题？

老徐们的思路按说也没错。

人们对待别人的事儿，跟对待自己的事儿，上心程度终归不一样。

对政府来说，拖欠工钱，就是“别人的事儿”，但当老徐他们以罢工相逼，工程进度受到实质影响，这事儿就变成了政府“自己的事儿”。

但老徐们终究还是错误估计了形势。

政府不是要恶意拖欠他们工钱，而是政府手里实在拿不出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很多小县城甚至连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资发放都难以保障，区区工程款，自然要要往后顺顺。

但是政府项目关系到民生大局，政府不能坐视不管毫无作为，这不仅是政府职责所系，更是政府主要责任领导政绩所依。

老徐们出了牌，现在轮到政府出牌了。

五、拦轿要账惹恼了青天

老徐几人，天不亮就开上面包车，直奔某县而去。

他们得到消息，主抓项目的副县长对工程进度不满意，今天要亲自到工地现场“督战”。

几个人为啥搞出一场“罢工”的大活儿，说白了不还是为了搞出点动静，好让自己的诉求直达天听？古老的生存智慧，仿佛不需要借助任何传播媒介，每个国人生来便能自动熟练掌握。

在县城这疙瘩地方，副县长就约等于天。只要能拦住青天，哭诉冤屈，区区工钱，一定不难解决。

老徐几人恨不能将四面透风的面包车油门踩进油箱里，终于在将将上班时分，赶到了工地。

他们到的时间挺合适，副县长青天正在左拥右促下，巡视工地，不时驻足，左指右点，为工程推进发表指导意见。

但老徐等人此刻却已经顾不上拦住青天喊冤要账了，他们既悲痛又震惊的发现：

工地上，新入场的施工队张灯结彩，一台台挂着大红花的挖掘机，排成整齐的队列，正在接受副县长的“检阅”。

他们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扫地出门了。

老徐几人骤然从满怀希望的云端，坠入寒冷彻骨的冰窖。

哪里还顾得上要账？几人当即冲进工地，拦在完成检阅正要进场施工队额挖掘机面前，大吵大闹。

现场欢乐祥和，团进奋进的气氛，被老徐几个不速之客“破坏”殆尽。青天也深感触了霉头，匆匆钻进小轿车，离开是非之地。

六、“怪就怪你们撞到青天枪口上了”

老徐等人正围着新入场的施工队大吵大闹之际，几辆警车拉着警笛，呼啸而至。

老徐几人被带回派出所记笔录。

直到此时，老徐们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他们看来，政府拖欠工钱在先，现在不仅不结算工钱，反而找了新施工队进场，找新施工队进场也不是不行，只要结清工钱，他们立即离场走人，现在钱钱没见到，干了一半的活儿反而为他人做了嫁衣。几人想不通，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亏理。

公安却只问老徐等人，拦挖掘机没有，闹工地没有。

老徐等人想说，拦是拦了，闹也闹了，但是这事儿不能这么论，得从头慢慢理。

公安压根不给老徐吐槽的机会，对老徐等人说，你们有经济纠纷，为什么不依法解决？为什么要闹工地呢？你们的行为已经构成扰乱公共秩序，现在要拘留你们。

公事办完，往拘留所送的路上，公安才终于给了老徐等人倾诉的机会。

一个相貌忠厚的公安大哥拍拍老徐肩膀说：“哥们，不是我们非得跟你过不去，怪就怪你们撞到青天枪口上了。”

七、上访还是上诉？

在拘留所里，老徐每天晚上数星星。越数心里气儿越不顺。

给我打电话，一是吐槽发泄，二是要维权。

不同于他以前给我打电话，这回他不是来咨询我的意见，而是来告知我他的决定：

“明天我就上北京，告他丫的！”

我听的一脑门子汗，问他：“他丫的是谁？”

“公安啊！还能是谁！谁拘留我我告谁！”

“你告他啥内？人家说你扰乱公共秩序也没说错啊，再说你自己笔录里不也认吗？”

“那也不中！他们是非不分！我这是事出有因！”

“因在政府欠你钱不假，但那不归公安管，再说真拿到台面上上纲上线一板一眼说，政府欠你钱你也该去法院起诉，不该搞拦轿要账这一出儿。”

老徐一听这话就急了：“你丫的净给我搁这胡扯，打官司有啥用？能要过来钱吗？到头来事儿不少耽误，钱不少花，钱还是一毛也拿不着！”

我不得不承认，老徐说得有道理。我虽然觉得上访不妥，尤其是老徐扬言要直接进京，更是不妥之至，但一时语塞，竟找不到什么有力度的言语劝阻他。

八、局部最优不等于全局最优

之所以要开篇大幅笔墨介绍我与老徐的相识，是想说明，老徐虽然粗枝大叶，语言粗鄙，但绝非一个没有法律观念，不遵守社会运行规则的人。

即便当年官司被对手下了黑手使了绊子，他也坚决通过司法程序，依靠司法程序解决问题，表现出一个“帝国良家子”的优良素养。

时间真是把杀猪刀啊。是什么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把老徐从一个良家子改造成一个拦轿喊冤进京上访的刁民呢？

老徐这件事，割裂来看，各方都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充足的道德辩解。

老徐就不用说了，政府拖欠工钱，强行清场，还把他抓起来关了五天，自己跟他死磕，天经地义。

新施工队也很无辜，我就来干个活，结果第一天就被几个壮汉大闹工地。政府欠你钱，你找政府去，来阻挠我挣钱算怎么个事儿？合着你饿着大家就都得陪你一起挨饿？

公安更简单，虽然地球人都知道，要不是撞到副县长枪口上，不可能抓你，但既然抓你了，肯定有法可依，你跟县里有啥纠纷不归我们管，但你大闹工地，阻拦施工是客观事实，我们秉公执法，你挑不出我们理。

就连政府也能为自己辩护，又不说不给你钱，只不过财政紧张，得多等些日子，再说当时把活给你时都说好了，要垫资要垫资，现在你干一半撂了挑子算怎么个事儿？那么多拆迁户等着房子住呢，关系大局稳定，岂能容你胡来？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不干就滚粗。

每个人都在这场博弈中，进行着能让自己获取“局部最优”的微操。一旦你摒弃预设立场，分别代入到他们的视角中，你还真不得不承认，他们每个人的操作都挑不出大毛病来。

然而，局部最优不等于全局最优。过分的、片面的追求局部最优，有时反而会破坏全局最优。

老徐这事儿，这大概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九、最后的忠告

电话中，我给老徐的最后的忠告是：“我还是建议你去起个诉，不是说打官司能解决你多少问题，而是有个诉讼程序在这儿，对你毕竟也多少是个保护。”

希望老徐能听得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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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书：刑事案件请求法院依法强制证人到庭作证的申请书

Thu, 28 Nov 2024 18:33:12 +0800

申请人：刘臣，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系涉嫌贪污、受贿罪一案被告人张局长之辩护人

被申请人：张三、李四、王五

申请事项：请求人民法院签发强制证人出庭令，强制证人张三、李四、王五到庭作证。

事实与理由：

张局长涉嫌贪污、受贿罪一案，贵院前日公开开庭审理。

庭前会议中，被告人张局长本人及辩护人共计申请了包括张三、李四、王五三人在内共计六名证人出庭作证。贵院经审查，认为全部有必要出庭，并依法向六名证人邮寄了书面出庭作证通知书。

然而庭审当日，只有赵六、孙七、周八三人按时到达法庭，出庭作证，张三、李四、王五三人，则对法院的出庭通知置若罔闻。

在前日的庭审中，辩护人已经口头申请贵院，依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之规定，强制上述三名证人到庭，接受法庭调查，贵院并已记录在案。现正式以书面形式，再次提出申请。

理由详述如下：

一是上诉三名证人身份特殊，具有不能取代的证明价值，非到庭作证不能查清事实。其中张三和李四是前后两任粮食局局长，对于查清吴九和郑十二人代缴社保三金有无通过局党委会议研究，是否经时任局主要领导同意交办，有关键证明价值，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的认定。证人王五是18万元贿款的行贿人，该笔贿款，前后反复经历三次送送还还，且收送款双方对最后一笔送款时间各执一词，不仅关系到能否认定张局长主观上存在受贿故意，也关系到该笔贿款是否及时退还，同样关系到罪与非罪的认定。

二是经过前日之庭审，已经充分证明了证人出庭的价值，非单纯出示宣读书面笔录能够替代。如当日出庭证人周八，当庭作证内容与纪委笔录记载存在较大出入，其当庭明确证述，关于郑十社保费承担问题，其向时任局长李四进行过汇报请示，李四原话称：“郑十会去上班？干脆别叫他上班了，给他交个三金。”得到时任局长李四明确肯定后，周八才将郑十纳入不用个人承担社保费用人群。其当庭还明确证述，张局长虽然是副局长，但根本无权支配使用局资金，非经一把手点头，不可能办理。

三是经过前日之庭审，已经充分揭露了目前在卷证卷的片面性。当日到庭的三名证人，无一例外，全部都在纪委对张局长正式立案留置前，被纪委多次传唤调查，并制作有调查笔录。相关笔录内容，被告人张局长及辩护人多次申请同步随案移送，但纪委及检察院方面，始终坚称不存在相关问话材料。在纪委始终拒绝全案移送证据之情形下，唯有强令证人到庭，才能全面还原客观事实。

四是经过前日之庭审，已经充分构建了足以推翻指控证据体系的重大合理怀疑，需要通知上述关键证人到庭，进一步核实情况。当日庭审中，辩护人出示了张局长的工作日志，证明当日粮食局党组确曾召开会议，研究相关人员人事安排相关工作。辩护人出示该组证据后，公诉人随即出示了一份粮食局当日召开党委会的会议记录。根据该会议记录显示，并不存在张局长所称的研究人事的会议议程。张局长随即辩称，当日党委会共形成两份会议记录，其中关于人事安排的议程，记录在另一份会议记录上。辩护人仔细审阅了两份会议记录，认为张局长之辩解有很强的合理性。首先，张局长的两本日记上，都记录了人事安排的会议议程，两本日记同时记错的可能性不存在。其次，张局长的日记所记录的第一项会议议程，与粮食局会议记录严丝合缝，连金额都分毫不差，可以充分证明张局长本人日记记录的真实可靠性。如果张局长的日记记录是可靠的，那就只能说明，纪委方面极有可能隐匿了另一份关于人事安排的关键会议记录。两份会议记录的对比情况一并附后，供贵院审查时参考。

综上所述，请求贵院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刑诉法解释》第二百五十五条之规定，强制证人张三、李四、王五到庭作证，接受法庭调查。

法条链接：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

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被处罚人对拘留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五十五条：

强制证人出庭的，应当由院长签发强制证人出庭令，由法警执行。必要时，可以商请公安机关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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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刑辩实务 | Tags: 无罪辩护，程序辩护，证人出庭，死磕，职务犯罪， | 添加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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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三百万无罪辩护成功，律师做对了哪些事？ (2023-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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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院长与张局长惺惺相惜，共同抵御官场逆淘汰

Wed, 27 Nov 2024 09:07:42 +0800

接上篇：

硬话软说，成功争取庭审延期

张局长这个案子，我最初的打算是挣个快钱。

我接手的时候，案子所有的庭审程序都已经彻底走完，就等着下判。

平心而论，前一任律师的工作卓有成效。

那次庭审结束后，监委约莫觉得滥用职权罪的证据太不像话，主动变更起诉，拿掉了滥用职权罪。

严格来讲，起诉至法院后，发现证据不足或压根不构成犯罪，应当撤回起诉。但撤回起诉，从法律定性上来讲，属于无罪处理的一种。监察委号称政治机关，在我们的政治话语体系中，属于“不能犯错”的主体。原先在内蒙办老匡的案件，监委也是以变更起诉代替撤回起诉，让我不由怀疑，这是不是监委系统内一种约定俗成的处理惯例。

但是变更起诉与撤回起诉，对后续诉讼程序的影响完全不一样。变更起诉后，法院需要再次组织开庭审理。而撤回起诉，则不需要。

就是这样一点细微的差异，给了我在这个案件下判前最后一秒紧急介入的机会。

接这个案子时，家属也没有对我报以很大希望。之所以要增加一名律师，是因为前一任律师跟家属沟通不太顺畅，双方产生了信任危机，家属怀疑律师被法院策反。本来家属打算将他彻底踢出局，经我劝阻，才最终作罢。我劝家属保留前任律师，也有私心，如果家属请了我之后将他踢掉，他一定会怪罪于我，刑辩律师圈子就这么大，我不想被人背后嚼舌头根子。

结果没想到，算上今天这次正式开庭，光是我接手后，就已经开了两次庭前会议，一次正式庭审。今天的庭审，虽然磕磕绊绊走完了程序，但是后遗症很多，一些关键事实隐约有浮出水面之势，但距离最终水落石出，尚有一定距离。主审法官刘副院长，工作认真负责，明察秋毫，不愿意为监委和检察院背锅，我判断，这次开庭远远不是最后一次，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再有下次开庭。

我现在不得不为刘院长竖起一根大拇指。今天开完庭，已是晚上七点多。这个案子，家属情绪比较激动，其间休庭时，张局长爱人还跟公诉人爆发了激烈的言语冲突。幸好张局长爱人性格比较平和，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要是张局长那个盛气凌人的妹妹在场，八成要闹得打上一架。

开完庭，刘院长的爱人还跑到法院，来接刘院长下班。近期社会面恶性案件频发，多半是生活受挫又涉访受挫引起，漯河法官王佳佳，由于一个标的额仅1万元出头的判决，竟遭到当事人报复杀害。刘院长爱人想必是担心庭审中家属情绪失控，早早的“埋伏”到了法庭附近，直到庭审结束，才终于现身，接走妻子。夫妻恩爱，伉俪情深，可见一斑。刘院长可谓人生大赢家，一方面工作业绩出色，能够得到院领导市领导认可，干到副院长位置上。另一方面，又能兼顾家庭，许多事业型女强人，家庭关系都不太和睦，像刘院长这样，能做到家庭与事业间皆圆满者，相当少见。

刘院长之所以愿意为这个案子投入如此多的司法资源，甚至不惜为此得罪纪委，与她的人生状态也有关系。

刘院长应该很能与张局长这样的干部形成共鸣。他们物欲不高，生活幸福，不去搞那些蝇营狗苟之事。但眼下的厂卫办案模式，显然营造出了一种官场逆淘汰的恶劣氛围。

越是问题大，牵涉的各方人员就多，牵一发而动全身，反而越安全。每个人都拿着枪指着另一个人，形成了一种建立在恐怖之上的威慑。纪委本身也是官僚队伍的一员，里头相当多的领导及普通工作人员，也处在这张威慑网中。他们不愿意拿任何一个可能破坏威慑平衡的人开刀。一旦威慑平衡被打破，将带来一连串连锁效应，多米诺骨牌一旦开始倒塌，很快就会形成雪崩。越是像张局长和刘院长这样，游离在“威慑网络”之外的人，越容易成为纪委捕猎的对象。

张局长之所以到了法院之后全盘翻供，与刘院长的“谆谆善诱”，“释法说理”不无关系。张局长有抑郁症，被留置之前，一直靠药物勉强维持日常生活。纪委留置期间就不说了，就是正常人都扛不住纪委的手段，更别说一个抑郁症了。到了检察院后，公诉人又是个极具攻击性，正义感爆棚的小年轻，第一次提审，就对他一通威胁恐吓外加义正言辞的道德说教。当然，我不是说正义感不好，作为国家公诉人，正义感是必备的基本素质。但过强的正义感，反过来会遮蔽公诉人的眼睛，误导公诉人的判断。张局长案公诉人非常优秀，是我见过为数不多，能够脱稿应变，与辩护人打硬仗的公诉人。假以时日，待他对沉重的司法现状有更深刻的认识，正义感接上地气，一定会成为一个不仅技术优秀，且视野更加开阔的公诉人。

张局长在案件进入法院之前，一直处于自暴自弃，听之任之的状态。刘院长在首次开庭之前，对张局长说了一句：“你有啥要说的，现在要赶紧说，否则以后就没机会了。”张局长这才开始全面“翻供。”当然，张局长自己并不认为他是在翻供。按他的说法，他原先对一直对纪委实话实说，但是纪委不听不信，后边所有的认罪笔录，都是纪委编造，再与他进行彩排演练，最后才录音录像制作笔录。

法院检察院中女性占比越来越高，未必是件坏事。

相较男性，大多数女性对于事业的执念没有那么大。事业心弱，恰恰有利于维护司法的独立性。

事业心弱，就意味着她们要奉献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给家庭，这就让“威慑网”上其他人主动拉拢腐蚀她们的机会大大减少。事业心弱，同时还意味着，她们没有什么动力去揣测上意，投其所好，甚至为了在大人物面前挣表现，故意干脏活自污，交投名状。

我一直讲，法律是一份贵族职业。无论是检察官、法官、还是律师，在理想的状态下，都应当由“富足”的人担当。这里所说的富足，是指主观精神状态上的“富足”，而非客观物质条件上的富足。一个人一旦陷入对物欲的追求，那将是无止境的，欲壑永远难填。但一个人要想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与平和，实现路径却有很多。比如我，读读书码码字，就能过得很富足。只不过，要想体验到我这种“富足”，门槛也不低。

一个游离在“威慑网”之外的法官，亲眼目睹另一个游离在“威慑网”之外的干员，是如何被纪委“杀良冒功”，疯狂围猎，最终心生惺惺相惜，兔死狐悲之感。

这是她愿意主动深入介入案件，并且自始至终拉偏架，暗自助力张局长和辩护人的深层次心理机制。

至于什么案件终身追责啊，怕将来缠访闹访啊，都是表面。

她只是生活美满，家庭幸福，事业顺利，不需要将过多精力放在人事斗争上。但人家能干到副院长，显然不是个不懂官场规则的傻白甜小仙女。什么翻案啊追责，缠访闹访，都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说出来吓唬吓唬刚参加工作的小年轻还可以，她是过来人，这几招究竟是实是虚，有多大杀伤力，再清楚不过。

张局长能碰上刘院长当他的主审法官，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如果换一个身处“威慑网”之中的法官，早就干净利落给他判了。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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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故事会 | Tags: 办案故事，纪委，留置，职务犯罪，翻供，无罪辩护，监察委，司法独立，官场逆淘汰， | 添加评论(2)

语言是一个人真正的祖国

Fri, 22 Nov 2024 21:16:04 +0800

本来想谈谈最近很火的“远洋捕捞”，但写出来却写成了这样。看起来跟“远洋捕捞”毫无关系，其实却是为我深度剖析“远洋捕捞”公共议题进行理论准备。在我看来，“远洋捕捞”不仅是一个司法问题、社会治理问题，还是一个语言问题，更精准的说，是一个语意污染问题。“远洋捕捞”公共议题，是一个语意污染的典型样本。要从语言角度剖析它，就必须进行这样的理论准备。

我对中文时常抱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

中文不算是一种很友好的语言。它没有成体系的显性语法，难以组织起顺口的长句，进行精准表达的难度极高。西语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从句套从句，就完事了。西语的长句不会显著提升理解成本，但中文就做不到。西语中的长句一旦直译成中文长句，立马变得晦涩难懂，如观天书。

用中文进行精准表达的难度，要明显高于西语。西语一个从句就能流畅传递的信息，中文可能要拆分成三四个短句。在组织这三四个短句时，你又不得不考虑短句之间的衔接。不仅是语意上的衔接，还要考虑发音、气流上的衔接。

然而中文的上限极高，一旦你与它充分磨合，它将绽放出最耀眼的光彩。“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可以很自信的说，全宇宙恐怕都找不出第二个上限如此之高的语言系统。

刘慈欣的短篇科幻《诗云》，就讲述了一个关于中文之美的故事。外星文明拥有极高的技术能力，它们能够毁灭恒星，视地球生物为虫豸。这个外星文明试图用技术手段超越人类的艺术创作，它们动用了一整个恒星星系的能量，暴力穷尽了所有汉字可能的排列组合，创造出了一个实体的“诗云”。

最后，外星文明指着诗云对地球人说：“不管是你们已经创作出来的，还是没有创作出来的，所有的诗，都在这里。”

“是的，但是你们永远也无法从中挑选出真正的作品。”人类回答。

罗马尼亚作家埃米尔·齐奥朗（EmilCioran）说：“One does not inhabit a country; one inhabits a language.”

齐奥朗指出了语言的实质，即它不仅是表达思想的载体，语言本身就是我们进行思考的工具。

语言的特性会塑造共同的思考方式，通向共同的思考结果，最终形成统一的价值观与文化认同。

一个人真正的祖国，是他所使用和理解的语言，而非任何物理边界。

中文写意、模糊、缺乏显性语法，掌握门槛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注意，我说中文缺乏显性语法，并不是说中文缺乏组织规范。只不过中文的组织规范，没有形成一门系统的“科学”，更多靠使用者自行探索领悟。

中国人思维方式最大的特点是不讲逻辑。

其实这完全能够从中文本身的特性上找到解释。

思考本身就需要以语言为工具载体。思考并不是无声的，每一个默默思考的人，脑海里都有一个声音在飘荡。

这个声音，就是他最擅长的语言——大多数情况下是母语，但不绝对。

他对这门语言的掌握极限，就是他思想的极限。

普通人使用中文进行精准表达的难度太高，这限制了他们逻辑能力的自我孕育。

一个生活在中文环境下的人，要想提高逻辑能力，有两条路径。

一是持续精进学习中文，以突破语言能力为抓手，持续突破思考边界。二是抛弃中文，换另一种语言进行思考。当然，另一种语言，未必是自然语言，也可以是符号语言。自然语言并不是思考的最佳载体，逻辑学中大量引入逻辑运算符，就是要摆脱自然语言对思想的禁锢。

无论是持续精进中文，还是转向一门新语言，门槛都很高，都以长时间的高等教育为先决条件。尤其是持续精进中文，不仅依赖于受教育程度，更依赖于个人持之以恒的主动求索。反倒是转投一门新语言，训练成本更低一些。你经常会见到很多理工男，文字组织能力与思想能力不成比例。就是因为他们在理工科训练中，以较低成本掌握了大量符号语言。这让他们拥有了除了中文之外的思考工具。

现在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以英语为首的西语正在广泛制造阶级隔离，最终将走向死亡。理由是西语已经跟不上时代前进步伐，几乎每一个细分学科中，都存在大量艰涩生僻的新词汇。一个西语使用者，想要进入一门新学科，首先要过的不是知识关，而是语言关。

不得不说，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尤其在知乎这样高知扎堆的平台上，这种观点几乎呈压倒之势。但它与我所要表达的观点并不冲突，不仅不冲突，甚至可以说两者完全是一回事儿。

中文的劣势在于上手难度大，下限低，不保底，上限高。这制约了中文使用者的通识教育水准。西语的劣势在于上手难度小，下限高，有保底，但同时上限也低。好比打电子游戏，一个是前期很苦逼的大后期职业，一个是前期就能起节奏但后期能力一般的职业。

在不同的适用场景，不同语言会表现出不同的适用性。知乎的观点着眼于高端科研场景的语言适用性，进而得出西语正在走向死亡的结论，倒也能自洽。

不过我不认同知乎 er 们认为西语正在大规模制造阶级隔离。中文的造词能力远强于西语，但这不代表一个律师会计师文科大学教授会去阅读物理学生物学的前沿论文。但你能说他们与科学家工程师群体间已经出现了阶级隔离吗？显然不能。

真正制造阶级隔离的，不是词汇量，而是思考强度。

反倒是中文，由于不能为它的入门使用者提供合格的思考工具，正在批量制造大量没有基本的逻辑思考能力的人。

写到这儿，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农村妇女吵架的场景。架吵到最后，她们的语言能力已经不足以支撑对抗强度。她们口中发出的声音，逐渐从语言退行成近乎动物的嚎叫。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精神创伤。她们永远不可能得到治疗，这无关金钱，而在于她们甚至缺乏足够的语言能力表达自己的痛苦。对中文使用者而言，精神创伤本身不是“富贵病”，但精神创伤的医治，却是“富贵病”。你至少要过了语言关，才能谈得上进行治疗。

事实上，中文造成的阶级隔离，远比西语严重的多。

一个准确的“定义”，是进行一切精准思考的前提。

一个熟练掌握中文使用的人，恰恰可以利用中文模糊、混乱的特性，以偷换语意的隐蔽方式，完成对中文初级使用者的洗脑，进而对其实施压迫。

很多语意污染，甚至已经发展到了扭曲语言原本含义的程度。

比如我之前曾举例过的“普信男”。杨笠正是通过污染偷换语意的方式，大肆带节奏造流量，将这个词扭曲成了性别对立的代表性关键词。

中文的这种模糊性，及由于模糊性而导致的语意易污染性，使得任何公共讨论都变得事实上不可能。

一百个人嘴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连共同的讨论起点都不能确立，哪里谈得上公共讨论？

缺乏高质量的公共讨论，反过来又使得公众难以接受日常通识教育。于是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没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就无力进行精准表达，无力进行精准表达就难以进行深度思考，难以进行深度思考就更容易陷入语意污染的陷阱，一旦陷入语意污染陷阱就必将进一步削弱其语言能力。

新文化运动时，激进人士提议，将汉语进行拉丁化改造，激进者如鲁迅，甚至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冷静下来想想，所谋深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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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时评杂文 | Tags: 语意污染，逻辑思维，新文化运动，公共讨论， | 添加评论(10)

法律文书：关于三川市公安局隐匿犯罪嫌疑人关押去向，剥夺律师会见权的情况反映信

Thu, 21 Nov 2024 16:24:36 +0800

尊敬的领导：

我是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刘臣，系三川市公安局有组织犯罪侦查支队及阳城县公安局共同侦办的9.99专案犯罪嫌疑人老杨之辩护人。

我们请求领导关注三川市公安局有组织犯罪侦查支队及阳城县公安局隐匿犯罪嫌疑人关押去向，限制律师会见权行使，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开展刑事侦查活动的相关情况。

犯罪嫌疑人老杨，于2024年X月X日被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关押于三川市陈州区看守所。2024年X月X日，辩护人通过“河南公安监管”会见预约平台预约会见老杨，经多次预约申请后仍审核不通过。后辩护人电话联系三川市陈州区看守所，看守所前台工作人员告知辩护人，老杨已经被调押至外地看守所，具体关押地点不清楚，需要向办案机关沟通核实。

辩护人随后联系专案组承办警官，向其说明了相关情况，并表达了希望专案组告知辩护人老杨目前关押地点，正在被采取何种强制措施，并保障律师会见权等相关诉求。但承办警官回应态度敷衍傲慢，说：“（对老杨的具体去向）不知道，不清楚。”辩护人反问：“那这咱办的案子，人关在哪里，咱不清楚不掌握吗？”承办警官依旧回答：“不知道，不清楚。”

9.99专案，是三川市辖区有较大影响力的大案要案，又具有涉黑涉恶犯罪色彩，辩护人坚决支持三川市公安局及阳城县公安局依法开展侦查活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但辩护人同时认为，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三川市公安局及阳城县公安局应当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依法履职，不能以隐匿犯罪嫌疑人关押去向，限制律师会见权行驶的方式开展侦查活动。

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侦查阶段享有依法了解案情的权利，及及时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9.99专案组拒不告知辩护人犯罪嫌疑人关押去向之行为，严重侵害了辩护律师了解案情及及时会见的合法权利。

关于了解案情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依法从事下列执业活动：
（一）向公安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二）与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有关情况；
（三）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
（四）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条规定：“辩护律师向公安机关了解案件有关情况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将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以及当时已查明的该罪的主要事实，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变更、解除强制措施，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等案件有关情况，告知接受委托或者指派的辩护律师，并记录在案。”

关于及时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第五十三条规定：“辩护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看守所应当在查验其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后，在四十八小时以内安排律师会见到犯罪嫌疑人，同时通知办案部门。”

此外，目前天气转凉，寒冬将至，辩护人上次会见老杨时，其还穿着夏秋季节的单衣，在社会面即将全面启动集中供暖之际，不敢想象老杨身着单衣，将如何度过数九寒冬。依法告知老杨的关押去向，起码也给其家属送两件冬装御寒保暖的机会。这不仅是对办案机关文明办案的底线要求，也有助于使老杨感受到司法机关的温情与宽大，有助于其更好的配合好办案机关各项工作。

综上所述，辩护人请求领导关切9.99专案组隐匿犯罪嫌疑人老杨关押去向，剥夺律师会见权的相关情况，望领导百忙之中关切解决为盼。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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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刑辩实务 | Tags: 郑州刑事律师，无罪辩护，死磕，化名关押，异地关押，限制会见，扫黑除恶， | 添加评论(7)

法律文书：厘清来龙去脉，分清是非曲直，站在依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切实维护社会面稳定的高度审慎处理案件 ——关于建议对涉嫌非法拘禁罪的老李从轻处罚适用缓刑的法律意见书

Thu, 21 Nov 2024 11:35:38 +0800

辩护人对老李之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不持异议，但认为该案系因索取农民工工资合法债务引起，老李虽然在讨债过程中实施了限制被害人老王人身自由的不当行为，但总体上趋于克制，没有进行辱骂殴打，索债金额也没有超出合法债权限度，考虑到其具备自首、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等量刑情节，建议贵院从依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切实维护社会面稳定的大局出发，对其从轻处罚，适用缓刑。

详述如下：

一、老李等人与老王之间有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老王本人亦承认其欠老李等人农民工工资5万元上下，本案系老李等人多次进京向老王要账未果而引发，属事出有因，被害人老王对双方矛盾激化亦应付一定责任

老李、“老郝”等人，都是在被害人老王工地上干活的农民工。老王拖欠老李等人工钱，双方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老王本人亦明确承认，虽然双方没有对过账，但5万元这个数额大体准确。

老王笔录明确记载：
“问：你实际欠对方多少工钱？
答：我没有最终核算过多少钱，大概是5万元左右。
……
其中29000元是工人工资，19000元是带班班长两个月的工资，另外2000元是他们这两次来京找我要的路费、油钱等。
……
问：钱数有没有大的出入、差别？
答：没有。
……
问：欠条有多大出入？
答：出入不大，顶多百分之十左右。”

从老王该份陈述中可以明确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其确实拖欠老李等人农民工工资5万余元。

二是老李等人在此之前已经多次赴京找老王要账，但并没有要到。（注：据辩护人会见老李所了解到的情况，老王拖欠工资后，对老李等人避而不见，电话也不接，老李等人多次赴京找其要账未果。）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农民工工资一直被赋予相较其他债权更优先的受偿顺位。如在建设工程领域，农民工工资的受偿顺位甚至优先于合法生效的建设工程项目抵押权。

立法及司法体系之所以作如是规定，不仅有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考量，更有维护社会面大局稳定的深远考虑。

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政策原因，农民工群体一直在相对缺少社会保障的环境下艰难生存，属于容易发生“脆断”的高敏感人群。

给予农民工工资较高权重的司法保护，也是从国家层面对农民工长期困于“低权利保护状态”的一种政策补偿。

具体到本案，老王明知自己拖欠老李等人工钱，却迟迟不予解决，还躲起来不露面。我们虽然反对任何极端行为，但就事论事，老王本人在此事中的表现，对激化双方矛盾，扩大事态，应当负有相当程度的责任。

不能说现在进入了刑事司法程序，老王在司法程序中获得了被害人身份，司法程序就应当无条件偏向保护老王的各项权利。辩护人建议，还是应当站到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全面厘清事件来龙去脉，分清是非曲直，切实做到案结事了，化解社会矛盾。

二、对于因讨要合法债务引发的非法拘禁案件，入罪标准应如何把握，司法理论界及实务界均有不同声音，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检察日报刊发文章，就旗帜鲜明的认为，应当从宽把握，以非法限制人身自由24小时掌握，如依最高检司法观点，本案根本没有达到入罪标准，不应当作为犯罪处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于2013年6月26日转载刊发原载于《检察日报》的文章“索债型非法拘禁：从三方面把握是否定罪”。

文章旗帜鲜明的认为：对于索债型非法拘禁的定罪问题，需综合考量拘禁行为的起因、持续时间、手段、危害后果等多方面的因素。关于非法拘禁持续时间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利用职权非法拘禁作出如下解释：非法拘禁持续时间超过24小时的，应予立案。对一般主体实施的非法拘禁持续时间，则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实践中各地做法不一。笔者认为，对于单纯非法拘禁行为的定罪标准，可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上述司法解释，以24小时为准。上述案例中（指索债型非法拘禁案，辩护人注），非法拘禁开始时间的认定，应从被害人实际被“控制”时起算，而不应从索债时就开始计算。

根据老李本人陈述，其控制老王人身自由的时间持续了六七个小时。即便按照老王的说法，整个拘禁行为也只持续了十个小时左右。如依最高检司法观点，则本案根本没有达到入罪标准，不应当作为犯罪处理。

文章原文，一并附后，供贵院参考。

三、本案中老李等人的讨债行为总体上比较克制，既没有非法占有钱财的故意，也没有伤害老王人身的想法

如前所述，老王拖欠老李等人农民工工资5万余元的事实清楚，老李等人在讨债过程中，所主张的金额自始至终没有超出合法债权限额，且索债对象也仅指向老王本人，没有扩大至其亲朋好友。

老李等人在讨债过程中，虽对老王采取了绳索捆绑、胶带封嘴等过激手段，但目的仅仅是为了压制其反抗，并没有伤害其人身的想法。

在老王承诺归还债务，并向老李等人出具欠条后，老李等人当即恢复了老王人身自由。

四、老李具有自首、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等从轻处罚情节

相关材料，卷宗中有较为清晰的体现，在此不作赘述。

综上所述，建议贵院站在依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切实维护社会面大局稳定的高度，审慎处理案件，厘清来龙去脉，分清是非曲直，对老李依法从轻处理，对其适用缓刑。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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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气的猫像极了小女人

Wed, 20 Nov 2024 22:07:18 +0800

狸花猫很邪性，智商高，性格又野，独立性强，很难养熟。

咪咪打小就很有性格，过于活泼，精力旺盛，甚至有点“超雄”，经常对人张牙舞爪，还多次咬伤宝宝。我趁着它小，可塑性还强，多次抡起老拳，爆锤它的头。话说猫科动物的脑壳真是硬，这几拳抡到人脑袋上，人也得蒙，可咪咪愣是没丁点事儿。也得亏从小就被我暴力压制，些许压抑了些野性，不然现在场面将更加难以收拾。

狸花猫还很聪明。常在抖音上刷到各路会自己蹦起来开门的狸花猫大神，当时还只当个“摆录”段子看，结果没想到，咪咪竟也无师自通，学会了开门。

最开始还只是会开卧室的木门，后来它趁人开关大门时不注意，自己个儿溜到楼道上逛哒了几圈，大约是尝到了自由的滋味儿，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先还只是趁人开关门不备时，猫着腰一个箭步冲出去，后来琢磨出来，原来防盗门的开法跟卧室木门一样，就常常趁白天家里没人，自己打开门出去玩。好几次我回家，看到房门大敞，玩够了的它，依旧不舍得回屋，小小的谷堆在门口。

去年十一节的时候，我从老家先一步回郑，到家却发现忘了带钥匙。更要命的是，从来甩上门就走的老婆，那次还用钥匙反锁了大门，导致无法通过技术手段开锁，只能暴力拆锁。趁着那个机会，我给大门换上了心仪已久的指纹锁。然而开锁师傅却有点趁火打劫的意思，瞅准了我必得立即在他那里买锁，狮子大开口。我只得忍痛买了个看起来最不坑的低端货。

如果不是要防猫，这个锁其实用起来也不错。尤其是电池，格外耐用。从去年十一节装上开始，到现在已经用了十三个月，电池却依旧健康工作。

这个锁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真正的反锁功能。看似从外面一抬门把手也能反锁，但实际上从门内一压门把手，全部反锁都能联动解锁。如果要想实现真正的反锁，只能从内侧手动旋转反锁旋钮。但这样一来，从门外又没办法打开门。

小区在大学城附近，周边被国家机关包围，算是治安非常好的区域，加上我家门口又装了智能门铃，基本不用担心被盗。所以这个门锁虽然简陋，但若是只论“防人”，其实倒也够用。没有那么傻的贼，眼瞅着门口装有摄像头，还傻乎乎来踩点窍门。

但咪咪的出现，让情况起了变化。家里出了“内鬼”，它倒是把门扒拉开，自己跑着潇洒去了，但门户大敞，就难保“心怀不轨”之人进屋翻箱倒柜一番了。

家里还真颇有些贼能看上眼的玩意儿，各种电子产品，这 pad 那 book 的。若光是这些电子产品，偷也就偷了。关键我还攒了几年的黄金，从一克不到五百攒到七百多八百，如今倒也价值不菲。平常就放在卧室衣柜里，这要是被小贼一网打尽，我简直要心肝疼的睡不着觉。

前几天，当我再一次中午回家后发现门户大敞，咪咪不知所踪后，我让牛牛转告当时还处在冷战状态的老婆，让她把家中收拾转移到地下室去。

地下室其实很安全。一来没人会想到谁会把大宗值钱物件放到地下室，这叫兵者诡道也。二来地下室门口正上方，就悬挂着物业硕大的监控摄像头，威慑力拉满，任何一个专业素质合格的小贼都不会选我家地下室作案。

然而老婆显然并不这么想。女人对金银珠宝的热爱，蚀刻进了灵魂。《色戒》里的王佳芝，为了一个钻戒，甘愿出卖革命战友，并不惜把自己的命搭进去。老婆显然认为，这些金子理应呆在卧室，近距离陪伴着她。

我老婆的做法是，临出门前，把猫扔进猫笼。

女人大多都不太喜欢猫。我想可能是因为猫太过妩媚妖娆，与女人形成了某种动物性层面的竞争关系。并且在这个层面的竞争下，任何一只猫都能实现对任何一个女人的绝对碾压，这必然激发女人潜意识中的不满。

这个猫笼还是老婆买回来的，她当时主张，养猫可以，但是要关笼子，还说她同事谁谁谁家猫就养在笼子里。我强烈反对，说这多残忍，一点也不人道，你那个同事肯定不是真爱猫。那时候咪咪虽然已经初现顽劣本性，但毕竟还没沾染上太多“恶习”，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

但眼下咪咪喜爱没事到处溜达的习惯，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家庭人身与财产安全——若是它半夜将门扒拉开出去溜达，可能闯进家里的便不再是小贼，而是大盗了。在这个最高的“政治”与最大的“大局”面前，老婆将其关笼的行为便显得无比合理了。

其实我不太能理解，咪咪为什么这么喜欢出去溜达。它是只小公猫，但早在还不满一岁时，就已经嘎了蛋。按说，嘎了蛋的小公公，应该不怎么“有脸”出门才对。哪像这位爷，一天天楼道里晃荡，搞得上三层下三层的邻居们都快认识他了。常见邻居在业主群里吆喝：“十八楼的，你家猫又出来溜达了，撵不走，赶紧来抱回去吧！”

从上周天开始，我就一直在外出差，今晚到家，往猫笼里一瞅。好家伙，小家伙气得腮帮子鼓起来，猫砂盆里的猫砂扒得撒出来一半，饭碗水碗打翻在地，也不知道是啥时打翻的，不吃不喝多久了。

我把猫放出来，给它盛满水和饭。

最令我震惊的事发生了。猫酒足饭饱之后，围着我腿脚喵喵叫着蹭了几圈，然后迈着猫步徘徊到门口，站到换鞋凳上，一伸手，门锁传来清脆的开锁声，猫就这样驾轻就熟的拱开门，扬长而去。

不一会儿，老婆带着牛牛回来了。

说起猫这几天的表现，老婆更气得不行，指着牛牛学习桌前洒落一地的粉笔说：“猫这是跟人置气呢！昨天就开始跟人对着干了！看这是故意搞破坏把宝宝的粉笔都扒到地上了！”

嘴上虽埋怨着猫的不是，一听猫又跑不见了，老婆还是出门寻猫去了。

猫出门的时候，动作干净利落，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我还以为，猫这回是真生了气，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

结果每两分钟，楼道里就传来喵喵叫的声音。咪咪像一条狗一样，跟在老婆身后颠颠迈着猫步进了门。

我问在哪找到猫的。

老婆晒了一声，道：“它还能有多大个本事？！顶天往上跑两层往下跑两层。正在 17 楼楼道口站着，等人过去接他呢。我一过去，他就跟着回来了。”

猫这种动物，真是神了，连生气起来，都跟小女人一样一样的。

还是尽快换把好锁吧。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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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性爱场面，是《我们生活在南京》一大败笔

Wed, 20 Nov 2024 19:33:57 +0800

《我们生活在南京》，终于读完了。

一本令我爱恨交织的书。

爱，是因为它读起来实在太爽了。是继《赫氏门徒》《诛仙》《三体》后，我所读到的最爽的书。

恨，同样是因为它读起来太爽了。为了读这本书，我甚至最近半个来月都萎靡不振，皆因熬夜苦读所致。

作者天瑞说符很年轻，才二十多岁。

科幻作品嘛，文笔什么的，从来都不是重点。大刘的文笔饱受诟病，但不影响人家写出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品。

年轻作者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脑洞开的太大，后面收不住，剧情不能自洽闭合。

这本书中最大的遗憾，在于连翘这个人物。

我能很清晰的感觉到，作者最初设想的剧情线，跟我们现在读到的剧情线，完全不一样。现在读到的剧情线，是为了避免烂尾局面进一步扩大，而不得已进行大幅删减切割后的结果。

连翘这个人物，就带有非常明显的删减痕迹。

连翘租住的地方，与主角白杨同一单元楼，白杨住 804，她住 703。

703 这个房间，开篇就有大幅文墨交代，这个房间是女主角半夏的老师曾经的房间，末日之战发生后，老师将这个房间改造成了配电室。作者还效仿《鲁滨逊漂流记》的处理，为半夏安排了一个动物玩伴，黄鼠狼黄大仙，黄大仙的职责是，守护 703 房间的线缆，防止老鼠将线缆咬断，影响供电。

故事中，半夏的年龄是 19 岁。那么倒推一下，白杨故事线再往后推进一两年，小半夏就该出生了。

那么问题来了，半夏是谁跟谁生下的孩子？

显然，作者最初想把半夏安排成白杨与连翘二人的孩子。

《南京》这本书，应该受了《星际穿越》很大启发。主剧情线都是人类遭遇重大生存危机，面临种族灭绝，当前时间线的人类与未来时间线的人类跨越时空，梦幻联动，最终完成拯救人类的伟大使命。

恰好在《星际穿越》中，男女主角就是父女关系。

如果将白杨与连翘安排成一对 CP，虽然会略显俗套，但故事明显会更精彩。毕竟从底层算法上来讲，所有的故事都很俗套，尹鸿在《当代电影艺术导论》中归纳了 9 个故事原型，这 9 个原型可以概括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故事。更何况，现在纯码字已经赚不到大钱了。想名利双收，就得奔着影视化走。你一个硬科幻，玩风骨，不屑于擦边就算了，至少也得玩点暧昧吧，不然市场怎么买账？

但是岔劈就岔劈在，白杨这个男一号，从一开始的人设就没立住。怎么概括白杨呢，这么说吧，他是一个过于普通的高中生，是那种普通到拼尽全力才能考上个普通本科的高中生。这么一说，大概就能稍微勾勒出人物轮廓来了。这种过于普通的个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包括谈恋爱，更不用说做爱。

作品中的人物，尤其是长篇作品中的人物，自有其命运轨迹，不是任由作者摆弄的玩偶。白杨乖乖普男的人设定的太死，连带写崩了连翘这个全书二号女主角，现时代时间线头号女主角。

男主角白杨不可能主动谈恋爱，总不能安排女主角连翘去勾引他。再者这样也过不了审，御姐勾引高三在读小正太谈恋爱滚床单最后还生出个小猴子，这不容于社会主流价值观。

其实要想盘活这个故事链，只需要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动，就能够完成逻辑自洽。

可以让白杨学习成绩差一点，完全写成个调皮捣蛋被学校开除的街溜子小混混，然后再跟女主角连翘谈恋爱生孩子，就一点问题没有。

如果觉得这样太 low，或者说成绩太差知识储备太低撑不起角色，也让白杨学习成绩再好一点，写成类似韩寒那号人物，智商超高又叛逆，高中幼稚的课程让他感觉乏味，经常捣鼓些神神叨叨老师都听不懂的前沿物理术语。一个偶然的契机，闯了个大祸，被学校开除。

总之，在当前偏左的主流社会思潮下，只要白杨不摆脱高三在读生这个身份，就没办法跟小姐姐做爱。更别说，这个连翘，还是个武警部队中尉警官，特战队员。作者要敢直接让他俩滚床单，估计直接要被封杀。

给白杨安排个小姐姐滚床单，不仅仅是为了凑些香艳剧情，也能让整个故事的哲学性上升一个段位。

人类遭遇危机——英雄介入危机——最终解决危机。

这是一个俗套到不能再俗套的故事。

我更欣赏古希腊神话的故事哲学。

命运不可违背，无论你是谁，无论你付出多大代价，无论你进行多少尝试，都改变不了命运。

起点和终点早已注定，所不同的，唯有过程而已。

《南京》这个故事，完全可以讲成一个莫比乌斯环式的故事。

在人类所不能理解的维度上，地球遭遇了重大危机，人类一次次进行西西弗斯式的无畏抵抗，但毁灭的命运始终无法更改。

白杨无意间接收到来自 20 年后的无线电波。发出求救信号的人，恰恰是他的女儿，半夏。

得知人类即将面临毁灭的现在时间线，武警中尉警官，特战队员连翘，受组织指派，贴身保护白杨的人身安全。白天，二人形影不离。夜晚，连翘住进与白杨同一楼洞的 703 室。

背负全人类的命运，是任何人都难以承受的重压。二人在执行特种任务中，逐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人类在这种无法理解的危机面前，始终一筹莫展。

在“刀客”（小说中设定的“高维”敌人）即将登陆之际，二人终于突破了战友情谊，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完成了身体与灵魂最紧密的结合。

人类被刀客屠戮殆尽之际，半夏呱呱坠地，白杨与连翘怀抱着襁褓中的半夏，建立了人类末日游击队，潜入地下，与“刀客”开展斗争。

很快，游击队被“刀客”大举包围。为了掩护连翘与半夏安全撤退，白杨付出了生命，而连翘则失去了一条腿并烧毁了容貌。

随后的剧情线，就与《南京》开篇的剧情线完成了闭环衔接。连翘作为武警特战队员，利用自己的求生技能，为半夏搭建了末世庇护所。

白杨居住的 804 室，改造成了半夏的家。她自己曾经居住过的 703 室，改造成了配电室。

母女二人作为地球上仅存的两个人类，无忧无虑的生活了几年。随后，不幸再次降临，人类灭亡刀客撤退后的地球，原始自然环境迅速夺回原本被人类占据的生存空间。连翘被出没的孟加拉虎杀死。从此末日后的世界，只余半夏一个人。

半夏按照连翘生前的交代，每天通过短波电台发送求救信号。

直到某一天，她在电波里联络上了她自己的父亲——白杨。

二十年前的白杨。

她还将在视频通路建立后，亲眼看到自己的母亲——连翘。

只不过，一家三口，并不能相认。

此时的白杨和连翘，还没有在一起，更不知道二人会一起生下一个叫半夏的女儿。

而半夏也不知道白杨和连翘长什么样子。父亲在她记事儿之前就已经牺牲，母亲的脸被烧坏，她认不出。

这样的剧情，是不是要饱满的多？

别急，还有绝杀。

当故事首尾相接，形成闭环之际。作者可以拉远到上帝视角，以画外音的形式交代这样一句话：

这是半夏第 209755696 次连通白杨，人类第 209755696 次自我拯救行动，就此拉开帷幕。

真他妈酷毙了，想想就全身起鸡皮疙瘩。

西西弗斯的剧情，也没有这个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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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被犯罪分子夸赞，这个公安被调离专案组

Thu, 14 Nov 2024 09:32:26 +0800

老陈案的卷宗到检察院了。

作为整个售假案的头号人物，老陈撂得极快极彻底，彻底到几乎没有任何辩护空间。

这个案子，从头到尾都是老陈一个人攒起来局。

他的玩法，有点像当年盛大陈天桥空手套白狼。陈天桥身无分文，就一张传奇的授权合同。他拿着合同，上骗电信公司，下骗各大网吧，竟然真让他创立起一个网游帝国来。所不同的是，陈天桥虽然胆子肥，但干的最终是合法生意。而且我们外人看来高空走钢丝的操作，陈天桥本人并不认为是个多大的事儿，多年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天桥回望这段筚路蓝缕的创业之路，坦然宣称，其实当时市场都知道，传奇就是颗摇钱树，大家看到我手上有合同，都知道有钱赚，合作必然能成。

老陈是怎么玩的呢？

地球人都知道，制假售假犯法，尤其他玩的还是假轮胎。轮胎属于重资产项目，要搞土地，要建厂房，要招工人，要找销路……

我都投资这么大了？为什么不干脆造合法授权的轮胎？何必去造假违法犯罪？

说服上下游跟他一起玩是说服不了的，老陈只好用骗的。

骗生产厂家：“你只管生产，销售我全包，而且我不在国内卖，卖到蒙古国去，你放心，保管没事儿。而且我卖九条真的里头掺一条假的，没人会发现。”于是，生产厂家拿下了。

骗经销商：“我在中原海关和源头工厂有关系，这些都是外贸回流和生产厂家的低价串货，你放心，保真。”于是，经销商也被拿下了。

把大家都骗入局了，出事儿了，他这个做局的，第一时间就彻底撂了。

我从不指望犯罪分子有道德，正常来讲，一个受过良好道德规训的人，不太会走上犯罪道路。哪怕在这个犯罪流程被无限细分，很多犯罪活动的道德判断越发模糊的今天，依旧如此。

但我认为，犯罪分子起码应该遵循一些江湖规矩，譬如讲义气。不是说你不能撂，就像女人遭受强奸一样，虽然最终都要从，但在从之前，你至少要稍微反抗一下，哪怕仅仅是象征性的。

尤其是被老陈拉下水的经销商，大约是三分真，七分演，喊冤喊的那叫一个动情，那叫一个离谱。

首次讯问。

公安问：“你有没有违法犯罪行为要交代？”

答：“没有。”

公安做思想工作：“请你端正态度。”

答，嚣张的：“我态度好的很。”

俩新兵蛋子公安没见过这阵仗，傻眼了：“你是否认罪认罚？”

答，嚣张且得意的：“我肯定没有罪啊！”

关进看守所后，公安派了俩经验老道些的民警前来讯问。好不容易问出点东西，到了签笔录的时候，又整幺蛾子。

这厮拿着笔，几乎将每一页笔录每一段话都改的面目全非。实在圆不过来的，干脆直接划掉。就这样核对了将近两个小时，直接掀了桌子，说公安记得全不对，要求重新做笔录。

公安只得按其修改后的笔录，重新制作，重新打印，并再次交给他核对。这一核对，又核对了一个多小时。约莫觉得这份笔录被两个老民警绕进去了，说得大不利，签不得，干脆撒泼耍赖，将笔录掷还给民警，不签了。

把俩民警气的半死。专门写了一份情况说明，说明了讯问经过及拒签情况，附进卷宗，依旧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我很期待到了法院阶段，他会如何表演。希望公安这次讯问有同步录音录像吧，否则还真不太好搞。

这个一个狂浪不羁，嚣张到顶点的经销商，还真取保出来过一段时间。

我猜可能两方面原因：一是这些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大老板，在当地多少有些司法圈的人脉资源，有些甚至直接给领导干股分红，以求庇护，这些资源多少帮了些忙；二是这货确确实实有三分冤枉，他说自己干轮胎生意二十多年，从来没见过假轮胎，因为造假成本太高，没个上千万投资弄不成，在他自己的认知里，从来没想过轮胎还能有假的。他的律师也比较给力，提交了好几段他跟老陈之间的录音，从录音内容来看，确实不像是确切明知的样子。

插播一段法律知识：刑事司法中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明知状态有两种途径。一种即上文所提到的“确切明知”，就是字面意思。另一种是“推定明知”，即行为人虽然明知，但拒不交代，辩称不知，此时就需要结合一些外部事件作为锚点，以普通人的正常认知判断为基准，推断其是否明知。经销商虽然始终坚称不知情，但公安机关侦查发现，其所售出假冒轮胎，曾遭大量客户投诉，有些客户还找到源头厂家出具了具备法律效力的真伪鉴定书。但经销商依旧充耳不闻，继续售假。此外还有一系列足以推定其主观明知的证据，见下文。

这个经销商最终能被检察院逮捕，再次住进看守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遭到了老陈的背刺。老陈像名侦探柯南一样，抽丝剥茧，逐条协助公安分析：什么一开始就告知经销商全是假货啦，什么自己发的轮胎连厂家标签都没有，都是自己做的假的发给经销商，经销商再自己贴上去啦，什么售后纠纷处理没按行业规范来全都是退货退款息事宁人啦……

再次进看守所后，经销商这货也没消停，继续拉了泡大的。

一次做完笔录，他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大书特书。原文过于经典，不忍改动，全文摘录如下：

“今天的两个公安专门问一些我不知道的小事情,所以我的回答是不知道,让领导看了笔录觉得我不老实,我要求下次做我笔录找小刘公安给我做.他是比较公正的,就是最后一次我在派出所给我做笔录的小刘公安。”

被公安铁拳来回锤了几轮后，他心里大约也有数，胳膊拧不过大腿，因此虽然跟两个前来讯问的小民警继续发生了冲突，但还不忘向说话顶用的大领导服软。

不过你服软就服软吧，捎带人家小刘公安干啥？这不转手就把人卖了吗？

果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老陈是个两面三刀的吴三桂，经销商也是个翻脸不认人的三姓家奴。

派出所这个小刘公安，我印象很深刻。

他绝不是犯罪分子的暗线、保护伞，恰恰相反，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公安民警。只不过是个新兵蛋子，欠缺点跟无良律师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经验。

我干律师这么多年，申请过无数次取保候审，唯有跟刘公安对接这一回，他煞有介事的给我出了个“不予变更强制措施通知书”。其他 99.99999%的公安，连收律师的取保申请都不愿意。

一次我在田园路派出所交个取保申请，公安直接开口吐槽：“你说你交这弄啥？说白了你交了我们根本看都不看。不给你们回复吧，你们还到处告我们不依法办事。给你们回复吧，一天到晚忙的跟啥样，光弄你们这些熊事儿了！你们想办取保找检察院去！检察院不批捕我们自然就取保了！”

不光程序上照顾律师，实体上刘公安也愿意跟律师说实在话。批捕前，我们找他探口风，想了解下有没有可能通过退赔取保出来。刘公安直接了当的说：“他（指老陈）现在应该也拿不出啥钱吧，资产都被我们查封完了。结合他的地位作用，我个人建议没必要说到处借钱来退，家里还有几个孩子，先把日子过好吧。”如今拿到了卷宗，回首这几句忠告，当真金玉良言。

一两个月前，我还联系过小刘公安，问他案件往检察院送没有。结果小刘公安说，自己已经不在专案组上了，无可奉告。我又追问，能否告知一下现在跟谁对接联系。小刘公安很不熟练的摆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架势，说你们自己去局里问吧，我这边给你说不了。

当时我整一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说好好个人，怎么突然一百八十度大拐弯，性情变化如此之大？

看了经销商留在笔录上这几句话，我才恍然大悟。

中国人的斗争哲学讲究一个“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这句话反过来也成立的：“敌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

一个犯罪分子和无良律师都说好的侦查员，还能留在专案组吗？

那必须不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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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信男自信约炮，反遭高端仙人跳

Wed, 30 Oct 2024 23:20:38 +0800

昨天刚提了一嘴，有这么个曾经当过妓女，后来又改行仙人跳，最后又跨界码字写文的奇女子，今天就赶巧，又听来个离奇的强奸案。

我听到的故事是男方视角，从男方视角来看，他倒更像是遭遇了更高级的“仙人跳”。昨天文中的女主角“静若幽兰”，虽然玩的也是仙人跳，但跟今天要讲的故事比起来，作案手法就显得粗糙许多，明显处于“初级阶段”。

杨笠由于公开嘲讽广大男性同胞“普通而自信”遭到众多男性围攻抵制。

我最初不太理解这五个字究竟冒犯在何处。

坦率的说，绝大多数男性，尤其是像我这样已经步入中年的男性，连“普通而自信”这五个字都占不全，只能勉强沾上个“普通”。

“自信”是一种颇具贵族气息的特质，是一个饱含正能量的褒义词，说实在的，它很稀有，稀有到你已经很难在生活中观察到它的存在。

一个人，无论男女，能称得上普通，就说明至少混到了中位数，及格线，虽不值得大书特书，但至少没有拖社会后腿。若是能再活得“自信”一些，阳光一些，怎么看也属于社会中流砥柱群体，已经多少值得点赞了。

判断一个人究竟要表达什么，要把她的话听全，综合全面考量。后来大概检索了下杨笠的过往言论，大概理解了为什么绝大多数男性会感受到强烈的被冒犯。

杨笠是个语言大师，她通过巧妙的表达技术，偷换了“普通”与“自信”这两个词的内涵。

在她的语境中，“普通”约等于“屁也不是”，“自信”约等于“自命不凡”。她还巧妙的通过一个转折，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反差，并最终创造出“普信男”这个嘲讽感拉满的网络新词汇。

明明啥也没有，屁都不是，却还常常幻想自己是白马王子，女人多看自己一眼，就是对自己动了心，女人说话尾声拖个小波浪，就是在对自己大放桃花，女人要是有意无意跟自己身体接触一下，那就更不得了，必定是想跟自己上床生小猴子。

杨笠想表达的是这个。

这样的男人多不多，你还别说，真他妈挺多的。

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人觉得被冒犯——人只能被真话冒犯，而不会被假话冒犯。

今天的故事男主角，就是这样一个普通而自信的男人。干脆就称呼他为“普信男”吧。

普信男意图在陌陌上约炮，加了一个头像面容姣好的女人。

什么样的女人会玩陌陌，我不了解，没有发言权，但什么样的男人会玩陌陌，玩陌陌的目的又是什么，我还多少懂点。

大体来说，男人只有在精虫上脑，肢体即将被性冲动彻底支配却还残留一丝自由意志时才会玩陌陌。

这个时间窗口非常短暂。

性冲动不足，没动力玩；性冲动拉满，又腾不出手玩；及至性冲动释放，就进入了众所周知的“贤者时刻”，提不起兴趣玩。

高明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面貌出现。

男人对女人的了解，远不及女人对男人了解程度之万一。

游荡在陌陌上的女猎手们，非常清楚，留给她们得手的窗口期非常短暂。

女人节奏推进的非常快，当晚就把普信男约到了自己的住处。

精虫上脑的男人，智商基本为负数。

女人说自己总感觉身上发冷，还咳嗽。

普信男就中央空调病发，嘘寒问暖，还主动提出给女人送药。

女人说行。

普信男狂喜。提起裤子就往女人住处奔去。

到女人住处时，已是凌晨 0 时以后。

女人上身披着一件棉睡衣，扣子也没有扣，只有一根胳膊围拢在胸前，两只大白兔若隐若现。

低头再一看，好家伙，女人下半身也光着，棉睡衣的下摆将将罩住半个屁股，两腿间的茂密丛林那么黑，却又那么刺眼……

普信男哪见过这阵仗，登时血脉喷张，如遭五雷轰顶，大脑一片空白。

更要命的是，女人还要求普信男先去浴室冲澡，洗洗干净。

普信男确信，这是女人在对他释放清晰的性同意信号。

密闭的空间，诱人的肉体，缠绵的夜色，暧昧的低语，氤氲的闺房香气……

普信男彻底丧失了理智。

他一把搂住女人，撅起嘴巴，就往女人的樱桃小嘴儿上拱，两只手兵分两路，一手从衣领长驱直入，揉搓两块大白馒头，另一只手穿越丛林，直探密林深处。

女人最初没有反抗，这更加鼓励了普信男，普信男嘴上、手上的动作越发大胆、狂暴……

突然，女人亮出锋利的指甲，一把挠在普信男胸前。普信男平坦的没有任何肌肉痕迹的胸前，现出几道红通通的血印子。

几乎与此同时，女人打翻茶几，并对普信男大声詈骂，呵斥他立即助手，滚出去。

普信男如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炽热肿胀的下半身，迅速冷却缩小。

普信男一下子从刚才的无比自信，变得不那么自信了。他从莫名艳遇的春梦中惊醒，灰溜溜穿上衣服，离开了女人的住处。

当晚，女人到派出所报案，声称自己遭遇强奸。

第二天，公安上门，抓走了普信男。

听完这个故事，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普信男，这回大概率要遭了。

自古“奸出妇人口”，性侵类案件，多发生在密闭空间。男人女人脑回路本就不同，纵是夫妻，也很难说一定能做到毫无误解的充分有效沟通。女人说“要”，她其实可能想表达的是“不要”，但男人听起来，就是明白无误的“要”。反之亦然。一旦双方撕破脸，闹到了官家哪里，就更是各执一词，真伪难辨。

刑事司法，绝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而更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

从社会治理层面讲，司法只能偏听偏信弱者，也就是女方。即便发生性关系时，真的两厢情愿，只要事后女方咬死，也多半能把男方咬进去。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这个话题太宏大，今天暂且不作展开。

更何况，普信男显然遇到了高手。

女人显然就是专业吃这路饭的。

她故意衣不蔽体，就是要充分唤起普信男的性冲动。让普信男去洗澡，一是为了让普信男误以为已经得到了性同意，二是为了让普信男脱掉衣服，暴露自己的皮肤。容忍普信男对自己的私处上下其手，是为了在性器官附近留下普信男的生物信息碎片。而最致命的一击，来源于那几道血淋淋的指甲印——既在普信男身上留下了伤痕，也在指甲缝里采集了普信男的生物信息，共同证明，普信男使用了暴力，而她进行了激烈反抗。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女人在住处甚至已经备好了录音或录像设备。踢翻茶几，对普信男大声詈骂，都将共同还原一个性侵案发现场。（之所以敢于作出这样的猜测，是因为我之前办理过一个剧情几乎雷同的风化案件。）

几乎是一条完美证据链。有被害人的指认，有能够还原现场的视听资料，有性器官上采集到的男性dna，有在男性身上留下明显的反抗痕迹……

无论普信男如何辩解，都几乎不可能重建一套能够推翻女性指控的叙事。

女人现在所需要做的，只有等待。等待普信男家人出面，苦苦哀求她，为普信男出具谅解书。谅解书说贵也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供女人小半年开销用度，问题还是不大的，真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

而且，这是完全合法的买卖。

可真是比“静若幽兰”们当年刀口舔血来钱快多了。而且还能个人单干，不用依托“团队”，多少钱全归自己，自由自在。

俗话说，男人要管好“两个巴”。一曰嘴巴，一曰鸡巴。两个巴但凡有一个管不好，就早晚要闯出大祸。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个定义下的太妙了。它解释了人类社会之于动物界的复杂性。

男人与女人之间，几乎不可能存在纯正的性关系。

可以这么说，人类社会的性关系，已经不再是性关系，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并且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

我举一例，为什么很多贪官共享情妇？而且被共享的情妇，往往看起来并非秀色可餐，毫无性张力可言？

是因为这些贪官都是心理变态？还是因为这些贪官包养不起青春靓丽的女大学生？

抑或是，共享情妇只是他们维系某种社交网络的途径？

这个问题不难想明白。

《水浒传》中王婆将男女性事归结为五个字：“潘驴邓小闲”。

女人图男人什么？

潘安的容貌，驴一样的屌，邓通的财富，此外还要能提供情绪价值，有耐心，有温暖，有时间，有陪伴。

男人在跟女人发生性关系前，务必要对照这“五字真言”好好检查检查。自己能沾上边几个？私以为，至少要占上两点，这性关系才算安全。

要是像今天的主角普信男那般，明明一个也沾不上，却还以为能走桃花运，那就真成了杨笠口中“过于普通却又过于自信”的男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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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你在未知的远方，写的愉快

Tue, 29 Oct 2024 21:39:48 +0800

老韩昨晚给我发来一张截图，截图内容是一个已经注销的微信公众号，已经看不出号原来的名字，只有几个灰色的大字：“该账号已注销”。

我不明所以，给老韩打了个“？”

老韩说：“那个‘静若幽兰’把号给注销了。”

静若幽兰是一个妓女，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妓女，出卖肉体与色相的妓女。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比单纯出卖肉体更加令人痛恨的妓女。

妓女起码还遵守等价交换的交易规则，但静若幽兰却经常玩仙人跳挣钱。

套路很老套，但一招儿鲜吃遍天，百试不厌。先靠美色诱引男人上钩，再趁男人欲火焚身之际，漫天加价，故意制造事端。

你还真别说，女人找起茬儿闹起事儿来，套路全都一个样子。嫖客们当然不会同意被一个妓女敲竹杠，于是冲突被顺理成章的制造出来，双方争执不下期间，一群大汉冲入房间，揪住嫖客的后脖颈，脱光了衣服的嫖客抖如筛糠，乖乖掏钱挨宰。

当然，不排除有嫖客战略定力强，能够忍受屈辱。但那也无妨，玩仙人跳的，黑社会可能够不上，但算个恶势力团伙还是绰绰有余。人家抱定了主意要敲你竹杠，岂能因你认怂，因你善而改变主意？

这样一份职业，不消多说，见识了太多人性阴暗，心理不出点问题，反倒有些不正常。

别说妓女了，就是老师、律师这样的职业，我看都很难找到几个心理完全健康，阳光向上的人。

律师多少还好一些，至少拥有选择休息的自由，选择客户的自由。就好比我现在，一心想要躺平休息，不愿意多接案子。我还打算把手里所剩无几的案子清理干净之后，彻底放空休息个一年半载，出去旅游一圈，找个小城市，租套小房子，隐居上几个月，全面疗愈下我业已千疮百孔的心灵。

老师们则惨的多了。自从牛牛上了小学，大数据经常给给我推送一些老师们的吐槽帖子。看了这些帖子，我逐渐发现，老师是一份比律师更难做，更痛苦的职业。

律师之痛苦，全在于不得不介入他人之因果，而介入他人之因果，自然要大幅消耗自身业力。除非天赋异禀之人，肉体凡胎律师做久了，自身精气也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整个人的精神就开始出问题了。

老师对他人因果之介入，较之律师更深。老师是一份手握巨大权力的职业。权力的同义词是责任。权力大，意味着责任同样大。律师只需介入一时一事的因果，而老师，尤其是初级教育阶段的老师，在很多时候（至少在社会的普遍标准下），需要对学生的人生全面负责。

这份重担何止千斤，单是想想，就令人窒息。

据统计，老师家庭的子女，罹患抑郁症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职业的家庭。老师们固然难免有些于家庭生活而言不太好的职业习惯，容易表现得过于aggressive，但我想这只是表象，根源在于，老师们在工作中过度消耗了自身业力，本身精神已经出了问题。精神问题带有很强的传染性，负面情绪不会凭空消失，它通常会从家庭中的强者流向弱者，也就是孩子。

坦率的讲，作为一个男性，我最初关注“静若幽兰”，确存了几分阴暗的窥私想法。我很快折服于她细腻的文笔，继而钦佩她功不唐捐的码字毅力。作为一个同样爱好码字的人，甚至与她产生了某种惺惺相惜之感。

过于细腻的文笔，或许也为她的不幸提前做了注脚。细腻的文笔背后，一定有一颗细腻而敏感的心。细腻又敏感的心，多半又属于一个身弱的躯体。

我曾经加入过一个她的读者粉丝群。很难辨别，群里有多少是真正的读者，有多少是不怀好意的窥私者。我之所以从一个阴暗的窥私者，转变成一个真正平视并欣赏她的读者，多半源于我对码字者的同类身份认同。如果没有这层身份认同，我不敢说自己能完成这种转变。

但这世上码字者显然太少，窥私者显然太多。

这让“静若幽兰”感到非常不适。

我能理解她。

将自己不堪的经历写出来，已经足以使任何一个人鲜血淋漓，更不消说，这种表达反而会招惹来大量恶意的调侃，不怀好意的打量，甚至粗俗庸鄙的性骚扰。

“静若幽兰”在读者群里呆了没多久，就退了出去，从此便消失的无影无踪。

后来听群里有跟她在现实中相识的闺蜜说，“静若幽兰”托她给大家带句话，她现在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协作平台，公众号大约不会再更了。

只是没想到，她这一去，去的这么彻底。

由于包括但不限于社交实名的种种特性，公众号是一个很好的推广平台，但绝不是一个很好的写作平台。就连我这样的边缘写作者，也很少在公众号上发表文字了。

祝她在未知的远方，写的愉快。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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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话软说，成功争取庭审延期

Thu, 17 Oct 2024 20:40:59 +0800

刚跟书记员打了个照面，我就察觉到这个案子肃杀的气氛。

书记员站在二楼走廊，居高临下睥视着我。

“是谁委托你们的？”书记员冷冰冰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游荡。

“是张局长的老婆。”我回答。

“叫什么名字？”依旧是冷冰冰的语调。

我环顾四周，想找到一条通往二楼的通道，这样就不用继续以这样一种极度弱势的位置姿态与她对话。倒是发现了通往二楼的步梯，但在一层半步梯拐角的位置，一道防盗门拦住去路，只有办公楼的工作人员刷卡才能打开。

我只能继续扬起脑袋，以一种臣服的姿态，向书记员喊话。我仅仅在三分钟前，与杨萍在法院门口匆匆见了一面，她趴在汽车引擎盖上，为我签了委托书。我本想从档案袋里抽出委托书，确认一下她的名字。但又转念一想，这样恐怕会引起这个满怀敌意的书记员更大的怀疑，仅能凭借模糊的记忆，略带忐忑的脱口而出三个字：“杨萍。”

书记员的面色稍稍和缓，看来是说对了。我本以为，她要邀请我上去，哪知她却依旧半伏在二楼走廊栏杆上，居高临下的对我说：“去把她也叫过来。”

“给杨萍打电话，让她过来，我们要核实委托手续的真实性。”看我疑惑的杵在原地不动，书记员向我进一步明确指令。

“那我去大门口接她一下？一会进门时，我给你打电话，你给保安安排一声？”疫情虽然过去，但疫情的遗产还在。法院的森严安检，并没有随着疫情远离而翻片儿。

很多下级法官和书记员自己也是过度案件的受害人。律师进不了办公楼，书记员就只能抱着厚厚一大摞卷宗，下楼到办事大厅，让律师阅卷。当事人家属进不了法院大门，书记员就只能跑路到法院门口，说明情况，登记领人。法院的工作已经够忙了，每天却还要大把时间消耗在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

“你让她自己想办法进来，我没带手机，也不会给保安打电话。”刚刚若隐若现的一丝丝柔软，再次从书记员的声线中消失了。

我有点气恼，但更多的是疑惑。我隐约觉得，在此之前，家属与法院之间，一定发生过什么故事，而且是相当不愉快的故事。否则不足以解释，书记员为何对我怀有如此强烈且莫名的敌意。

来沁阳的路上，听娟姐隐约提起过，张局长原本有一个律师。但这个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操作出现了失误，没有提前交代张局长，认罪认罚程序的性质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导致张局长不明不白签下了认罪认罚具结书。直到开庭，家属才知道，原来检察院曾经给律师打电话，要求律师过来沁阳，见证认罪认罚。但律师因故未来，最终检察院找看守所值班律师签了认罪认罚。

律师的失误点正在于此。很多律师认为，反正自己不同意认罪认罚，那干脆就不再过去签。律师在这里只考虑了自己，没有考虑嫌疑人面临的实际处境。律师到场，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心理支撑，同时是对检察院公权行使的无形监督。你越是不同意认罪认罚，反而越要到场见证，防止检察院软磨硬泡，连哄带骗，利用看守所值班律师制度，强行将生米煮成熟饭。

按杨萍和张局长本人的说法，正是由于前任律师提前没有明确交待，又没有到场，最终导致张局长在检察官的威胁下，被迫签订认罪认罚，造成了如今的被动局面。

当然，对于一个翻供的被告人来说，总要给自己找点合适的理由，或者说“开脱”。我已经早就过了“当事人说什么我信什么”的执业阶段。杨萍和张局长对前任律师的控诉，我并不十分相信，但从律师执业的角度来讲，其执业行为确有瑕疵，这才导致被人家攥住小辫子。

在张局长案首次开庭中，强烈要求作无罪辩护的家属与前任律师发生了激烈冲突，并当庭解除了对其委托授权。庭开了一半不得不草草休庭。这才有了我的“赶鸭子上架”，当了一把救火队员。

因此，虽然书记员一副高高在上的冷漠敌对态度，我却没有贸然对这种敌意作出反映，而是照单全收。天知道家属之前跟法院发生过什么火星撞地球的冲突呢？

法院一般有两个大门。一个是办公楼大门，就是刚刚我刷律师证进来的大门。还有一个是诉讼服务中心大门，老百姓刷身份证过安检也能进。杨萍从诉讼服务中心进门，兜兜转转了一大圈，才终于步入办公楼大厅。

书记员看我与家属双双到齐，这才挪动步子，踱到横亘在步梯中央的防盗门处，为我们刷了卡开了门。

跟随书记员到办公室，掏出盖好公章的公函手续，双手捧着，连同律师证原件，毕恭毕敬交给了书记员。书记员拿在手里，左右翻看，最终也是没有挑出什么毛病，收下了手续。

我长吁一口气，心想总算是过关了。却见书记员又从案头翻找出一本厚厚的卷宗材料，从中抽出《起诉书》、《变更起诉意见书》两份材料，接着又在电脑上，打印出一份《开庭通知书》，将《开庭通知书》压在最下面，最后又找出一份《送达回证》，将一沓纸一起递给我，说：“签一下送达回证吧”。

常年与公检法斗智斗勇，毫不客气地说，他们一撅屁股，我就知道要放什么屁。书记员在电脑上敲键盘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拟开庭时间，就是后天。也就是说，仅仅给了我一整天的庭审准备时间。

书记员大约也料到了，我会对这个开庭时间提出异议，所以很鸡贼地，将三份文书并在一起一并送达，想来个浑水摸鱼。一旦我没仔细看，将字一签，就视为我对这个开庭时间没有异议，到时候法院就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只管开庭了。

这点小把戏，自然蒙不住我。我抽出压在最下面的《开庭通知书》，跟书记员交涉说：“老师，这个开庭时间，能不能调整调整，你们后天就开庭，我这卷都看不完，怕跟不上法院的节奏，配合不好啊。”

书记员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反问道：“张局长之前就有律师，而且已经开过一次庭了，不可能他一说要换律师，法院就得等着他吧？”

我一听书记员说这话，便知道她的确只是个不懂半点刑事程序法的“书记员”。我说：“老师你看，我不喜欢张口规定闭口规定，搞得跟给人抬杠一样。但是要给予辩护人必要的庭审准备时间，刑诉法确实有明文规定。我们也不给法院添麻烦，也不多要。就把规定的十天期限给我就行了，我一定在规定期限内，加班加点，保证不影响法院正常开庭。”

我硬话软说，书记员挑不出毛病，于是拿出手机，开始给法官打电话。

准确说是给领导打电话。张局长虽只是个副科，但放在小县城，已然是一个大案。法院刘副院长亲自挂帅，担任本案主审法官。

书记员走出办公室，俩人在电话里叽叽咕咕了好大一会儿。书记员回来后，依旧对着我老调重弹：“刚才跟领导汇报过了，答辩期限是给被告的，不是给律师的，我们已经给了张局长本人充足的答辩期限，程序上没有问题。不过为了便于律师开展工作，我们可以让你阅一下前期庭审形成的笔录，便于你快速全面了解案情。”

接着，书记员又伸出手，将《出庭通知书》递给我。

我依旧没有伸手去接。不接，这事儿就还有回旋余地。一接，成为既成事实，再去更改，难度就大的多了。

我说：“这样吧，老师，你也不容易，我也很理解你，有些事儿不是你个人能做决定的。你看，正好领导这会儿也在院里，刘院长在哪个办公室？要不我去跟刘院长当面汇报一下？”

律师与法院死磕，有一个惯用伎俩，故意激怒法官或书记员，抓对方在狂怒失态下的语言漏洞。这个头回打交道的书记员，始终对我充满敌意，恐怕也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思。不过几番交锋下来，我始终不上套，不为所动，进退有据，察觉到我可能也不是个好对付的茬儿。正好我提出来要当面跟领导交涉，她也乐见将矛盾上交。于是站起身，对我说：“走吧。我带你去。”

刘副院长的办公室在走廊。是一个小套间，书记员带我敲开里间的门时，刘正坐在办公桌后会客，办公桌对面摆了两张沙发，其中一张沙发上坐着一个应该同样是法院工作人员的中年男性。

书记员对刘院长说：“这是张局长新请的律师。”

我赶紧对刘院长略微欠身致意，说：“刘院长好。”

刘院长说话的语气倒是比书记员轻柔许多，却浑身散发出上位者所特有的逼人魄势。像她这样的领导干部，已经不再需要靠玩色厉内荏压人了。

刘院长向我微微点头示意，说：“请坐。”

听闻此言，本来坐在沙发上的中年男性赶紧起身，挪到了内侧沙发上，将靠外的沙发让给了我。而刚刚还对我横眉冷对的书记员，则乖巧的抱着卷宗，笔直的站在门口。刘院长官威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我明知没用，但为了引出话题，还是将刚才已经对书记员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我那段话总共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层，律师不是来吵架的；第二层，律师的诉求有法律依据，非无理取闹；第三层，是暗含着的意思，如果不保障，律师会进行反制。

刘院长依旧是老调重弹，摆出了答辩期限针对被告而非律师那套说辞。

从刘院长的语言习惯中，我推断出她大概率并非刑庭法官出身，而是以搞民事业务起家。对于一个长期浸淫在刑事语境下的法官来说，绝对不会说出“被告”这个词。考察一个刑事律师有没有入门，就问他“被告”与“被告人”有什么区别就行了。如果一下子被问住了，就说明这个律师绝对不会以刑事业务为主。还有什么“答辩期”，就更是非常典型的民事诉讼用语了。

我决定向刘院长略微展示一下“武力”。刑事诉讼，可能是国内司法现状下，最讲技术的领域。在刑事技术这个层面，公检法律极为难得的获得了人格上的一致性。就像武侠小说中，不管你社会身份如何，武功不济，终归也是抬不起头来。展示一下“武力”，小压这个官威正盛的副院长一头，反而更有利于让她静心听我说话。

我说：“刘院长，我们律师一开口说法律规定，就容易被误解是来抬杠找茬儿的，我得先声明，真不是这样。刑事诉讼中的辩护人，与民事诉讼中的代理人，法律地位完全不一样。辩护人拥有独立辩护权，具备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地位。而民事诉讼中的代理人，才是您刚才所说的，被告人的传声筒。因此，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庭审准备期限与辩护人的庭审准备期限，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期间。不能说被告人已经给足了被告人庭审准备期限，就可以不给辩护人庭审准备期限。对于这个问题，刑事诉讼法及刑事诉讼法解释说的非常明确，应该没有分歧和异议。”

这番“武力展示”果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不仅刘院长安安静静听我娓娓道来一起说完，连坐在我身旁的不明身份的中年男性，也微微侧过身来，全神贯注听我讲完。

如果是普通员额法官，这番博弈可能也就到此为止了。但刘却偏偏是个副院长。官一旦当的大了，说出去的话，就不好改了。口含天宪之人，怎能朝令夕改？否则损害的不仅是个人官威，更是官家体面。

刘院长并不松口，而是开始迂回包抄：“张局长这个案子，其实我们本来可以不再开庭的。上次开庭虽然最后出了点状况，但该走的庭审程序都已经走完。”并且，刘院长稍稍顿了顿，加重了语气：“作为一个职务犯罪案件，我们院里也很重视，庭后全面研究分析了案件，我们认为，这个案子无论从程序上还是从实体上，都没有问题。张局长本人呢，无论是在监委调查阶段，还是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都是认罪认罚的。为什么到了我们法院之后，立马就全面翻供，我们也进行过分析研判，总体认为，可能是怕自己的事儿影响家人……”

刘院长说到这儿，突然停住，不再继续往下说。我当然能听懂她的话外之音。那意思是说，案子没有任何问题，完全是家属在外唆使张局长翻供，你律师要招子放亮，明辨是非，不要甘当贪官污吏的马前卒。

张局长案实体上冤不冤，我不敢说。但要说张局长案程序上没有一点问题，那就纯属胡扯了。就一条，检察官没有权力在明知张局长已经聘请辩护人的情况下，绕开辩护人，通过值班律师签认罪认罚。而这个检察官却明知有此强制性规定，还要绕过前任律师签具结书，单这一条，就足以构成强有力的回避事由。

但眼下显然不是争辩这些细枝末节的时候。一言不慎，把话说崩了，法院就是要强行开庭，我一个小律师，能有什么办法？螳臂当车而已。

我说：“刘院长，从我个人而言，我完全愿意相信您的专业判断。但作为张局长的辩护人，我不好贸然表态。但我能给您表的态度是，我一定会从证据出发，客观发表意见。决不会为了故意迎合张局长或他的家人，而故意发表不负责任的意见。”

这番话倒不是糊弄刘院长，而是我的肺腑之言。我十分不欣赏那些或是为名，或是图利，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律师。

四面合围之势已经形成，留给刘院长的退路已经不多了，但见她沉吟不语，依旧难以下定最终的决心。其实从我个人角度而言，完全能够体谅她的苦衷。监委案件，政治压倒一切。监委说要三更出判决，哪个法官敢拖到五更？

我决定帮刘院长下定最终决心：“而且，刘院长，您别看我年轻，这些年来，做过的刑事案件也不少。其实这些当事人和家属啊，把刑事诉讼里的弯弯绕绕，研究的比我们还清。咱关起门来自己搁这说，为什么家属上回要当庭解除律师？他说白了就是要给你法院开庭制造障碍。想看你们在程序上犯错误。咱们何必在这些小事儿上计较？平白制造矛盾，给人口实？我又不多要庭审准备时间，就要刑诉法规定的最短期限，十天。这十天之内家属的维稳工作，我全权负责。”言外之意，给了这十天庭审准备期，我保证家属这段时间不来法院闹。如果不给，那就不好意思了。

刘院长终于被我说服。拿出手机，翻看日历。

“那今天就把时间定好吧，免得再为这个事儿纠缠。10月18号怎么样？”刘院长终于下定了决心，拍了板儿。

今天是10月17日。终于抽出时间来，写下这段事儿虽不大，但在我看来还算成功与精彩的博弈。

至于为什么突然有了时间。是因为原定于明天开庭的张局长案，又因故不开了。

这里头，又是另一段精彩的故事了。

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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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货币，摆脱奴役

Thu, 17 Oct 2024 09:27:38 +0800

着实有些后怕。

国庆节七天假期，除开与老婆吵架的时间外，我基本都在认真的考虑，要不要跟风进股市。

我很清楚，这是一轮假牛市。当前的经济基本面，没有支撑任何牛市的基础。

但我同时也很清楚，当前全球的股市，都已经不再完全靠经济基本面支撑。国际地缘政治、国家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博弈，每个因素的影响权重，可能都超过内在价值面本身。

对于大 A 来说，一是站在国庆前后时间点看，兔子获得了空前的国际地缘政治优势，从我一介乡野匹夫的认知来看，鹰酱一时难以破局（但今天来看，鹰酱破了，这是后话），二是国内这两年为提振经济，印制了海量货币，由于实体经济太过萎靡，这些货币始终在金融系统内空转，并未进入实体流通领域，伴随这轮大牛市启动，海量货币将涌入流通领域，使得我等小民手中为数不多的存款进一步缩水。

对于第一点，超出我的控制能力范围，是国家博弈，我虽然保持一定的关注，但并不构成对我的困扰。

但对于第二点，我高度关注，不想坐视手中为数不多的辛苦钱被无端洗劫。

信用货币超发，就像一场狼吃羊的劫掠游戏。

你要么选择做一匹狼，要么选择当一头羊。

当狼，未必就能吃到肉，但由于加入了劫掠队伍，至少能保证资金勉强跟上信用货币膨胀扩张的速度，不至于使自己损失太大。

在信用扩张面前，任何勤劳发家的想法都会显得极端幼稚可笑。

我上大学那几年，正是中国信用扩张最猛烈的几年。

当年信用扩张的载体，是房子。所有人都眼睁睁看着房价如吹气球一样飞速膨胀，却无能为力。室友坤哥的姐姐，本来已经攒够了首付，准备在重庆买套小房子安身立命，却又小农思想作祟，不想过度贷款，就决定再干两年，等攒下来钱，一把结清，不欠银行的钱。结果“攒”了两年下来，差点连首付钱都不够了。这才幡然醒悟，赶紧上车。

信用货币，是阶级剥削之集大成者。根本没有任何机制，能够制约当权者通过滥发信用货币，攫取民间财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现代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古代的交子、大明宝钞等一众先锋尝试，也无一不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货币机制，已经不仅仅是在奖懒罚勤，而简直是在把良家子按在地上摩擦，朝脸上吐口水。

勤劳致富，哪有直接动手盗抢骗来的快？

为了跟上信用扩张速度，保全自己的财富，人们用出各路怪异招数，也都无可指摘了。

币圈有句名言，叫：“数字货币，摆脱奴役”。

数字货币的机制，其实就是完全照搬了黄金。

总量恒定，且不受人为控制，可以无限等分，以灵活满足交易需求，最重要的是，交易匿名，流向无法被公权力轻易追踪。

甚至在匿名性与隐私性上，数字货币拥有远超黄金的优势。

抄家时，黄金很容易就会被抄出来。但是数字货币不一样，就是一串密钥，他在你的脑子里。只要读心机一天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你的数字货币就绝对安全。

很多缅北遣返的电诈分子，在入境之前，纷纷把资金兑换成数字货币，然后再回国。回国后，应对讯问的话术都完全一致，什么刚过去没多久啦，是被骗过去的不是自己主动要去的啦，过去还没开单没赚钱啦，不仅不赚钱还整天挨打啦，自己根本不想骗啦不过园区戒备森严跑不脱啦……

明知道他们都在说瞎话，但是跨国犯罪，人数又太多，一个一个去落实，既不现实，也不经济，于是只能按照各自在境外电诈园区滞留时间长短，判个一年半载的轻刑。着实有些太便宜他们了。

贝卡利亚反对死刑，理由是死刑既不能改造罪犯，也不足以警示社会。

这是玩弄刀笔之人惯用的诡辩伎俩。

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所有刑罚都是无效的。这在缅北遣返电诈犯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

这些人做足功课才回国，自身显然没有任何悔改之意，呆在看守所里，又大肆传播先进电诈理念，听得一群吃不上饭的失业小年轻心中满怀憧憬。恨不能当即拜把子认大哥，好指望出去后，大哥能带着去缅北混碗饭吃。

砂锅县县更可乐，小地方消息闭塞，不知道这些缅北诈骗犯的套路，还以为是什么香饽饽。第一批人员遣返回来后，当地还专门花钱“买”回来一大批人员指标。

办案指标肯定不会公开叫卖，但不排除公安部有些小官胥吏趁机揩油，骗骗砂锅县这种穷地方的土包子，一番添油加醋，说说这些人身上油水多少，弄回去就是财政收入。

砂锅县买回来一看，压根不是那么回事儿。不仅没见着钱，而且案子也不好办，个个都把自己说的比窦娥还冤。最后拿办取保连哄带骗，终于每个人身上榨出来几万块钱油水。结果你猜怎么着？一个电诈分子，前脚刚办完取保，后脚就又偷渡出去了。不知道是去了缅北，还是去了新加坡迪拜。他这么一跑，倒是把其他还没来及跑的人坑惨了。一哥们才刚取保出去六天，就被这事牵连，又被连夜抓回看守所。回来后天天在号里骂，说自己骗了这么多年人，最后反倒被公安骗了把大的。令闻者捧腹难蚌。

不过这倒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对于屁民来说，数字加密货币相比主权信用货币，具备压倒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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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校的主要精力从搞教育转变为防碰瓷

Fri, 27 Sep 2024 20:00:31 +0800

古语有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每个小学生都学过这句话。

在教育领域，它所蕴含的机理再明确不过：成功的教育，应该注重培养激发受教育者的自驱力量。强制的、压迫的、剥削的教育，一定不是好的教育。

但恰恰相反，现在学校所推行的几乎所有教育配套措施，都在朝着破坏自驱力的方向上一去不复返，与教书育人的本质宗旨背道而驰。

学校这帮人，未必是不懂教育。

曾几何时，学校老师们挂在嘴上的话是：“家长要尽量少掺和学生的事儿，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培养学生自理能力。”

当时的学校，嘴上是这么说的，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如今的学校，嘴上或许依旧会高喊几句诸如“培养学生独立性”的口号，但在实际行动上，却恨不能处处把家长强行拉进来。

送孩子要送进校门，接孩子要跟老师做好交接，写作业要家长批阅打卡，就差没让家长轮班去学校当值日生了。

作业成了家长与孩子共同的作业，将导致一个完全不可能避免的后果。

家长与小孩的节奏不可能完全一致。

哪怕再有界限感，再注重培养小孩自驱力的家长，也会不可避免的陷入“提醒”、“督促”、乃至“强制”的怪圈。

哪怕是最温和的“提醒”，也是对自驱力的不可逆破坏。

实际上，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温和的提醒”，“提醒”本身就是“push”的一种。

在小孩尚小，自我意识没有完全觉醒之际，通过强行压制，双方或许还能“貌合神离”的勉强磨合在一起。

但这个雷早晚会爆。

为什么很多小孩儿，一到青春期，就彻底失管失控，甚至不惜自毁？归根结底，就是这种矛盾长期积压得不到宣泄，最终一朝殉爆。

学校的心态也很好理解。

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互害社会。

小孩无论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不管是谁的错，学校都跑不了背锅。明明小孩在家被长期精神PUA，转身进学校跳了楼，明明跟学校半点关系没有，学校却还得出面安抚凶手（家长），赔钱息事宁人。

干脆一开始就把你家长也拉进来，啥事都让你掺和一脚。

这样，无论出了什么事儿，都没法一股脑儿推到学校头上。

于是，整个教育理念从“家长别插手，培养小孩独立自主”，摇身一变，成了“教育需要家庭与学校共同参与”。

“共同参与”这话本身倒是没错。

只不过学校在使用这句话的时候，偷换了内涵。

共同参与，是指不同分工，不同定位，不同角色下的共同参与。

学校负责教书，家庭负责育人。

学校负责管教，家庭负责关爱。

这才是“共同参与”的应有之义。

现在的学校是怎么干的呢？

故意模糊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不同职能，将家庭强行改造为“第二校园”，通过各种明显冲着家长来的管制手段，最典型如钉钉打卡，强行将家长绑架至学校立场。

一旦陷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格混同，学校就彻底成不粘锅了。

你怎么来碰我的瓷，我都原样给你反射回去。

为啥非得把家长拉进来？

说一千道一万，遮羞布找的再多，终极驱动力，还是为了甩锅防碰瓷。

也很难责备学校。

这年头，谁碰见巨婴不得绕道走？

学校是公益事业，不能挑选受众，只能“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家长，将每个家长都当作巨婴防范。

一人得病，全家吃药。也算是国学传统艺能了。

我深刻感受到，现在的小孩所面临的教育局面，远比我自己当小孩时要复杂的多。

我那个时候，至少学校、家庭还算各司其职，没有互相掣肘，使绊，拖后腿的现象。

而今的教育，十面埋伏，八方来敌。

学校的主要精力从如何育人转为如何防碰瓷。管你家小孩最终成什么样儿呢，反正别粘上我就行。

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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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还能有效辩护吗？能！靠玄学！

Wed, 25 Sep 2024 20:09:56 +0800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两个算是认罪认罚后又辩护比较成功的案件。

一个是靠“私交”，一个是靠“斗争”。一左一右，应该说有一定代表性。

第一个案件，发生在疫情刚刚开始不久，整个人类社会对新冠病毒还没有完成祛魅的时候。

之所以要特意强调这个时间，是因为疫情这个因素，对案件的后续进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直接改变了案件的走向。

是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如果按现在的司法政策来看，定帮信更合适。

帮信的证据标准更低，而且一定程度上引入了证明责任倒置。只需要很少的工作量，就能将整个银行账户框进来。

但掩隐则不然，要定掩隐，就需要首先达到“上游犯罪查证属实”的证明标准。。

这并不容易做到，会无形中加大侦查机关的工作量。很多侦查机关既没有足够的资源，也没有足够的兴趣“刨地三尺”。辖区内出了被害人报案，一般把被害人那笔给落实清楚，就算完事儿了，其他的可疑款项，有余力落实就查一查，没有余力也就算了。

检察院审查逮捕阶段，我第一次跟检察官见面。

都说无巧不成书呢，接过我的委托手续，看到我的姓名后，检察官问我：“你不会就是‘刑辩人在路上’的作者吧？”

竟然在这个偏远小县城，碰见粉丝读者了，还正巧是在办案件的承办人。也正巧当年我还没有油腻发福，他才能认出来。

俩人攀谈了好一会儿，东拉西扯，谈天说地，当时帮信罪刚走入司法实务，我们还探讨了一些关于帮信罪的理论问题。

最后，他友好的把我送到楼下，临别前还主动跟我握了握手，说：“现在这个案件还不太明朗，等公安把卷送过来，到了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再深入沟通。”

“上游犯罪未能查证属实”，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最有效的辩护切入点，没有之一。

果不其然，公安在这个案子上，也犯了懒。

在嫌疑人整张卡银行流水明显都高度可疑的情形下（按今天的标准，已经足以全部认定为帮信罪），依旧只严格落实查证了辖区内被害人报称诈骗的那一笔。

如果只移送审查这一笔，那倒也好说，至少没有把难题抛给检察院。

但办这案子的公安手里，好像又总有种朴素的正义感，觉得只追究这一笔，实在太便宜了卡主。于是，又通过公安内网，调取了几个外省被害人的关联报案信息。但调取的非常粗糙，只有一个内网OA系统页面截图，连他们的报案笔录都没有。

这连夹生饭都算不上，相当于菜市场捡了块烂猪肉，连泥都没冲干净，就要往检察院嘴里喂。

哪怕律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二话不提，这种案子也很难过了审查起诉这关。

更何况，我一向是个不太讲“人情世故”的人。一通提意见，把公安的起诉意见书和证据体系驳斥的体无完肤。

再见这位检察官时，气氛就略显尴尬了。

上次见面，属于票友见面会，不过多涉及公务，所以其乐融融。这回见面，双方都代入了角色，而且是相互对立的角色。

这种对立，是不因辩护人个人风格，或因私人交情而改变的。法律制度设计成这样，就是要通过公诉人与辩护人的交锋，遏制公权。只要辩护人尽责，就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与公诉人形成对立。

检察官的表态也中规中矩了许多，收下我的材料，说了几句官样场面话，就打发送客了。

审查起诉快到期时，我去会见当事人，顺便又去检察院跟检察官见面。

按照正常办案节奏，这个案子肯定是要退回补充侦查的，至少要把那几个只有报案信息的外省被害人情况落实一下。

但别忘了，这个案子的时间点，当时全国刚从第一轮大封城中走出来，国外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茬儿一茬儿的死人。

检察官见了我，表达了两层意思。

先是说公事。案子准备疑罪从无，准备只认定查证属实部分，因此量刑非常轻，基本能做到实报实销，问我是否同意。我当然没有意见，掩隐的量刑非常高，过账十万就能判三年以上，就不说整张卡了，光是把卷里那几个被害人都落实一遍，就凉透了。

看我同意认罪认罚，然后开始说私事。毕竟有公众号粉丝这层额外的链接纽带在，聊得开一些。我还没开口问，检察官主动开口吐槽：“这案子本来要退给公安补查的，但是公安不想往外省跑。话说的还可难听，什么‘你们检察院也有侦查权，你们自己咋不去？！’去他丫的，不去就不去，不去不给你认定了！”

我捂着嘴就想笑。心说这要求要放在平常，倒也稀松平常，但眼下是什么光景，谁的命不是命？让人家出省调这么个小案件的几份小笔录，跟让别人去炸碉堡堵枪眼也差不多了。人家没直接骂娘，都算不错了。

检察官又说：“另外咱们毕竟也算缘分，也是看在你面子上。”

我连忙点头，称谢。

这情咱得领，不领说不过去。

“面子”的作用可能有，但作用可能微乎其微。要不是疫情那个极短特殊情况，光靠公众号粉丝这点私人关系，恐怕不足以改变案件走向。随便查查就搞到三年以上了，根本搞不到一年以下实报实销的效果。

读者朋友们也不用过于介怀，是不是律师又作了恶，放纵了犯罪分子。

不存在的。

是时，帮信罪的适用已经大规模展开。只不过偏远小县城，节奏总是慢上半拍，还没有习惯运用这个打击电诈相关联犯罪的“大杀器”，才有了上述围绕掩隐的技术层面博弈。如果按帮信来定，也就是一年上下，与这个当事人的实际量刑，相去无几。

第二个案件，跟时局就没多大关系了，是因为检察官自己犯了错，被我揪住了。

很多检察官，有搞“认罪认罚突袭”的坏习惯。

案件一到检察院，趁着律师手续还没交过来，火速动员嫌疑人认罪认罚。

在这个案子之前，我就吃过这样的亏。

周一去问，说案子还没进审查起诉。

周三再去问，说已经认罪认罚并且诉到法院去了。

搞得我好不尴尬，非常被动，差点被家属归为“骗子律师”。

从此以后，我就留了个心眼。凡是侦查阶段就接手的案子，在审查逮捕阶段，交给检察院的代理手续上，一定注明，代理期限至一审终结之日止。哪怕家属暂时只委托了侦查阶段，我也这样交上去。

就是这个不经意的习惯改变，使我在这个案件中，完全扭转了被动局面。

这个案子，遭遇了几乎同样的剧情。

头天下午，公安往检察院送卷，第二天上午，检察院就跑到看守所，“突袭”签订了认罪认罚。要不是我第二天下午就跑到检察院去阅卷了，并因搞突袭的事儿与检发生了激烈冲突，恐怕第三天检察院就要往法院诉走了。

客观的说，检察院喜欢搞“突袭式认罪认罚”，主要是为了提升诉讼效率。

“突袭”不等于“错案”，这是两个概念。

比如我首次遭遇“突袭”的那个案件，当事人是一个电诈团伙的漏网在逃犯。在外跑了两三年，由于精神压力太大，主动投案。案件的事实早已查清，连他在团伙中的地位作用，都一清二楚。刑期早就被同案犯锁死了，没有什么弹性。只等他到案，走个诉讼程序，出个判决书就完事儿。

这次这个案子也是，公安以组织卖淫罪立案侦查，介入的早，检察院在批捕阶段，就对我的当事人变更了罪名，改成了介绍卖淫罪。

这个检察官给的量刑建议，说实话也中规中矩。如果不是他故意搞突袭，而是正常与我沟通，我基本上也会同意这个量刑建议。

但是，他在明知道我作为辩护人存在的情况下，依旧绕过我搞突袭，这令我无法接受。

人，各走自己的路，不妨事。但一定要心存善念，不要动辄一边走自己的路，一边顺手拆别人的桥。

检察官可能觉得，“突袭”能省不少事儿，而且反正我没办错案，任谁能怎滴？

司法机关与律师间的很多冲突，都是在这种“图省事儿”、“无所谓”的心态下造成的。

人要学会换位思考，要有基本的共情。

你倒是省事儿了，可律师没法交差了。

说好的审查起诉阶段大有可为，结果这边卷还没阅到，那边认罪认罚就签完了。

律师轻则退费，重则被骂骗子。

当然，是退费更严重，还是被骂骗子更严重，每个人理解不一样。我个人认为后者更严重。

你让律师无法在程序框架内开展正常辩护，那律师肯定会琢磨盘外招儿，找补回来。

我二话不说，投诉控告了这个检察官，理由是：明知道已有辩护人（此前在批捕阶段交的手续立了大功），还故意在辩护人未到场见证情况下，通过值班律师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无效，应当重新协商，重新签订。

一番搅屎组合拳，最后又打下来俩月。

这俩月，倒更像是检察官为了息事宁人，纯粹白给的。

你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之所以搞突袭，本来是为了省事儿，结果事儿一点没省了，反而让工作量翻了好几番。

两个案子，从结果上看都很好，应该属于所谓“得到有效辩护”的认罪认罚案件。

但我左思右想，复盘来复盘去，并不觉得有什么收获。

任何案件的成功办理，都离不开玄学因素。

但玄学显然不是我们要总结、提炼、传承的那部分。

客户问你：“律师，你哪方面最有优势？”

你总不能说：“我运气特别好，每次都能撞着大运。”

是的，归根结底，这两个案子都是靠运气。

不论是碰见熟人承办，还是碰见司法官犯低级错误，本质上都是撞大运。

我想找到哪怕一丢丢，能够复制粘贴到其他案件中普适的经验，可惜都没能找到。

追过几集美剧《风骚律师》。

小律师为了跟公诉人谈量刑，追在屁股后面，一直追进厕所。终于趁检察官扯开裤裆准备嘘嘘时，找到了机会，一手抢着接过检察官手里的公文包，这才算搭上了话。

检察官甚至想不起来小律师说的案子是哪个案子，连续报了三四个人名，才终于跟小律师对上号。

最后，就在灯光昏暗，满墙尿碱的厕所里，伴着检察官尽情释放的哗啦声，小律师终于为自己的当事人争得了两个月减刑。

认罪认罚了，还想充分博弈，有效辩护，属实属于比较奢侈的想法。

中外皆然。

如果硬要无中生有强行总结的话，那就是，还是要穷尽所有努力，毕竟“越努力越幸运”。

鸡汤味儿太浓了，令我很不适。

但一想，连我们大洋彼岸的同行们也如此狼狈，心里又莫名平衡了。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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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认罪认罚了，就别谈什么有效辩护了

Wed, 25 Sep 2024 10:41:31 +0800

老张邀请了我多次，他打算搞一个刑辩论坛，想让我过去捧个场，当个与谈人。论坛主题是：“认罪认罚大背景下的审前辩护”。

我最初有些犹豫。

作为一个i人，我对这种人多的场合带有先天的基因恐惧。这些年来，唇枪舌剑，刀光剑影，恐惧虽然早已基本克服，但内心的排斥依旧挥之不去。

而且，作为一个钢铁直男，我还很担心自己一言不慎，不经意得罪人。

刚来锦天城时，“刑事合规”方兴未艾，所里搭台，老王唱戏，遍请全国大咖，搞了个高峰论坛。

我当年也是年轻气盛，在千人之诺诺的随波逐流中，非要标新立异一士之谔谔出风头，说“刑事合规是个伪命题”，结果自然而然被老王认为我是故意砸场子，从此穿上了小鞋，一穿就是三四年。

回想起来，我甚至可能是全国第一个在公开正式场合，唱出“刑事合规是伪命题，必然走不通”反调的人。幸好时局变化过快，刑事合规现在已经破产叫停，我也随之“平反”。

但是跟老张私交又实在不错，他邀请我时，特意说：“你来当与谈人，可是没有费用哈。而且讲完还不能走，中午还得帮我捧个酒场，喝完才算完事儿。”

他要说给钱，我反倒好拒绝了。结果他直接说不给钱，而且还不止要帮一个忙，面子忙要帮，里子忙还要帮，我就没话说了。

给钱，意味着双方是在做买卖。买卖嘛，可成可不成，无伤大雅。

不给钱，就是说没拿你当外人，这就不是做买卖的事儿了，成了感情上的事儿了。推无可推。

只好顺水推舟，成人之美，成己之美。

之所以对是否出席如此犹豫，主要还是在于，我觉得“审前辩护”这个话题，跟“刑事合规”一样，同样是个伪命题。

为什么会有认罪认罚制度？

表面上看，是国家为了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深层次看，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潜在统战价值进行识别，然后分而治之。

一旦你选择了认罪认罚，就已经被打上了“低统战价值”的标签。

这年头谁最好欺负？当然是良民最好欺负。

这道理走到哪都行得通。不信你看公司里，最受欺负的，一定是上有老下有小还着房贷养着老的中年人。

落后就要挨打，好欺负就要受欺负。

这是亘古不变，中西通行的“真·普世价值”。

检察官法官都很忙，既然你既认了罪又好欺负，大家就等着开庭走过场出判决书就行了，谁还在庭前听你律师瞎掰胡扯？

不光中国是这样，域外司法实践中的辩诉交易，实质运行状态也好不到哪去。

追过几集《风骚律师》，小律师为了跟公诉人谈量刑，追在屁股后面，一直追进厕所。终于趁检察官扯开裤裆准备嘘嘘时，找到了机会，一手抢着接过检察官手里的公文包，这才算搭上了话。

检察官甚至想不起来小律师说的案子是哪个案子，连续报了三四个人名，才终于跟小律师对上号。

最后，就在灯光昏暗，满墙尿碱的厕所里，伴着检察官尽情释放的哗啦声，小律师终于为自己的当事人争得了两个月减刑。

美国是无数中国法律人心目中的法治灯塔，可美国有什么“辩诉交易大背景下的审前辩护”吗？

有个屁！

统治逻辑都是相通的，要把有限的统治资源，分配到那些统战价值更大，更难缠的“刁民”身上去。

辛普森可以搞豪华律师团，颠倒黑白，世纪大审判，不代表你屁民同样可以。

运气好了，检察官撒着尿心情舒畅了，给你减掉俩月。运气不好了，谁认识你是谁？你就是司法流水线上一道工序。屠宰场里的一只鸡。你会在乎嘴里的炸鸡腿究竟来自lucy还是来自Mary吗？

不管是叫认罪认罚也好，叫辩诉交易也罢，首先都是一套“识别系统”，识别出哪些是良民，哪些是刁民，然后再根据识别情况，分配不同的司法资源。

看到了这一层，就自然而然会明白，所谓“审前辩护”，从根子上来讲，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伪命题。比“刑事合规”伪的还要更彻底一点。

但是，说“审前辩护”是个伪命题，不等于找不到“审前辩护”成功的个案。

两者不是同一概念。

说一项制度是伪命题，有两层含义。一是这项制度不能够自维持，必将走向崩溃。二是这项制度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配套的协商、对话、解决路径。

比如刑事合规，就属于第一种情况，找不到这么多司法背锅侠（话题太宏大，改天专开一篇讲），现在已经从官方层面叫停。而“审前辩护”就属于第二种情况，好像一个不收敛的函数，有“解”，但却没有“固定解”。每个人都能讲出不少“审前辩护”的成功案例，但这些成功经验，却永远不可能原样照搬复制到下一个案件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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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娃真没用，歇歇吧

Mon, 23 Sep 2024 22:35:41 +0800

牛牛这两天总是躲着我，大约与我总是催促她先写作业有关。

小学有个不大不小的毛病，作业不在放学前布置给小孩，熬到晚上六七点了，又在群里发。

小学一年级的作业，与其说是布置给小孩，不如说是布置给家长。一会要给她读题，一会要陪她写字，一会又要拍视频上传钉钉打卡。

搞得大人小孩都很狼狈。

本来都要休息要睡觉了，又被迫折腾起来写作业。不仅搞得鸡犬不宁，也不利于培养小孩子的良好行为习惯。

我本想再给学校写封信，提提意见，但又怕学校觉得我太矫情。

之所以说“再”，是因为开学不久，我给学校写过信，建议调整接送点，学校很重视，并最终采纳了建议。

想来想去还是作罢。

倒不如干脆不布置作业。

我上小学时，印象中学校从来没有布置过作业，也没见影响啥。

或者布置作业也行，布置点小孩能独立完成的作业。这样至少不用大人小孩绑定到一起，各自按照各自的作息习惯搞就行。

很多家长的鸡娃焦虑，跟学校现行的作业模式，也有一定关系。

本来不大点事儿，除了天生智障儿（就是字面含义，中性表达），还没见谁学不会识文断字，算不清二十以内加减法。学校每天通报学习进度，搞得跟火箭发射倒数读秒一样，凭空制造紧张气氛。

再加上有些精神不太正常的家长，以及部分伪装成家长的无良教培从业者，大肆在各类平台上散播不实消息，大力营造恐慌踩踏氛围。

我就整天刷到这些信息。可能是因为再蠢的家长也都能学会识文断字和简单的四则运算，拿语文数学吓唬家长不太好使，他们重点“攻击”的学科是英语。

什么人教版教材大改版啦，加入防自学机制啦，英语从此只筛选不培养啦，云云……看的人眼花缭乱……

我这几天一直在辅导闺女读英语。我个人认为，这版教材编的还很不错。不过，我对英语教材的印象，还停留在李磊韩梅梅那一版，没有对比，对这个问题不算很有发言权。

大概还真能唬住不少家长，尤其是那些英语从没入过门的家长。

毕竟自己当年就没学会，水军再一添油加醋，当年作为学渣的恐惧与耻辱一并涌上心头，鸡娃光宗耀祖，一雪前耻的决心便被激发了出来。

其实英语有个奶子学的？

如果纯粹为了应付高考。小学能背下来26个英文字母就行了。到了初中，逻辑思维能力发育成熟了，直接速通语法，英语这门学科就算毕业了。之后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背单词，不断的背单词。

我自己的英语就是这么一路走来的。当年从家中书柜里翻出了一本内页已经发黄的大学英语语法，大约是我爸或是我妈的书，然后英语直接就毕业了。

从“战果”来看，高考接近满分，六级六百多分，一些英语老师的词汇量都未必有我大，应该足以说明问题了。

事实上，应试英语唯一的目标就是应付高考，别扯什么学语言。语言其实不需要刻意学，只要扔到相应语言环境中，人会无师自通。不信，看看韩国来打LPL的英雄联盟职业玩家，现在哪个不会说汉语？连the shy这样的“自闭症患者”都能熟练听说读了（写估计差点意思，但是打字也会）。英语这种比汉语难度低好几个level的语言，只要去到了英语环境中，一年半载就能轻松达到日常交流的水平。

无论从应试还是从将来日常使用（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都完全看不出来，内卷英语的价值在哪里。

你说你内卷个数理化奥赛吧，好歹还能为国家筛选点高智商的理工科人才出来，你内卷英语个什么劲？

听说伊河路小学有些过于变态的家庭，小学毕业生就能卷到做英语高考卷子的程度。

这样的家长，如果是闲在家不上班没屁事干，应该赶紧找个班上，如果明明有班上却还这么作践孩子，应该送到精神病院去治治病。

我甚至敢说，这些小学毕业就卷到高考的小学生，到了真正高考的时候，成绩很可能不进反退。

作为应试的英语，已经从实用英语中异化出来，成为一门纯粹为了考试而考试的变态学科。几乎没有实用价值。

哪怕找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过来，做我们的高考试卷，我估计也考不了太高的分数，至少绝对不会比我们的学霸高。

维持这种“高应试状态”，需要持之以恒的练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回过头来想想，高中那些知识，其实总量并不大。

几乎每个人身边，都有“黑马”案例。他们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学习成绩的飞速跃迁。这也侧面说明了，整个学生时代被灌输进脑子里的知识容量，远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广博。

极端压力下的应试学习，如两军对垒打仗。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只要大脑算力够用，初三搞一年，高二下学期加高三搞一年半，绰绰有余。

对于应试学习这种极度反人性，只会带给人痛苦感的低价值动作，应该尽可能少的重复。

就像当年疫情放开，快速过峰，尽快翻篇，才是最优选项。

马拉松第一圈就全力冲刺，把劲用完，哪怕是从纯应试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愚蠢的策略。

如果大脑算力不够用怎么办？

那就更别焦虑鸡娃了。

他本来也不是应试的材料，鸡也没用。

小孩能陪伴在家长身边的时光极其有限，家长能为小孩做的事也远没有我们自以为的那么多。

多给小孩留点快乐的记忆碎片——可能会温暖她一生，也少折磨折磨自己，岂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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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们都去哪儿了？

Sat, 21 Sep 2024 11:04:43 +0800

最近很多案件都在拿被害人出庭做文章。

这张牌，我前年在办理某套路贷冤案的时候就打过。

打之前，我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犹豫。

被害人出庭，绝大多数情况下，对案件没什么好处。

当初办某诈骗案时，被害人每庭必出，出庭必哭闹，庭外还磕头，搞得场面很被动。本来是个冤案，也弄得像我们坑害了对方一样。

观感既不好，也影响法官心证，更为法官纠错增添了顾虑。现在他只是在法庭哭，将来他找到我家门口去哭，可咋整？

后来逼得实在没办法了，我方当事人家属也去法院下跪磕头，才算勉强平衡了对方的魔法攻击，案件最终得以纠错。

由于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打被害人出庭这张牌前，我非常谨慎，再三向当事人本人及家属释明：“被害人出庭是柄双刃剑，假如他出庭后假话咬死不松口，或者干脆一哭二闹三上吊，那效果未必好。”

刑事案件，一定要充分发动家属这个同盟军。这个被害人身份很特殊，是当地司法系统某领导家的公子哥儿，案发前，跟我当事人关系不错，大致属于“狐朋狗友”关系。家属用能给我充分自信的口吻说：“放心吧，刘律师，他家这个孩儿我们知道，瓜得很，他不敢出庭。他只要一出庭，保管露馅。他爹妈也不会让他来丢这个丑。”

得到家属的准确情报后，我开始大打特打被害人出庭牌。果不其然，家属的判断非常正确，这个被害人从二审打到重审一审，又打到重审二审，最终也没敢露面。

这个套路贷案件，最终能够翻案，命门就出在被害人身上。他在案件侦查阶段，对案件事实作出过非常致命，且截然相反的陈述，足以扭转整证据链条。

就案件当时的辩护局面来说，我们咬死要求他出庭，而他不敢露面，其实是最好的局面。案卷中的矛盾已经足以推翻原审认定，他一旦上了庭，信口开河，强行修复了这个漏洞，案子反而不好解决。

作为被害人，无论他来说什么，哪怕人尽皆知是睁眼说瞎话，法院基本都会无脑采信，这种经历，相信很多辩护人都有过。

强烈要求被害人出庭，而被害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敢”出庭，可能是大多数情形下，打出“被害人出庭”牌所能获得的最佳局面。

有时候也未必是“不敢”，而是“不便”，比如由于身份特殊，厌讼心理，诉讼成本都多方面考量，决定放弃出庭。但无论如何，只要被害人经通知后不到庭，尤其是经辩护方强烈要求后仍拒不到庭，在观感上都会令人认为是“不敢”出庭。

对于冤假错案来说，在法庭上当庭拆穿被害人谎言，当然是理论上的最优解。但既然是“理论上”，潜台词便是，这种效果通常难以实际达到。

被害人既然敢来出庭，要么是对案件有把握，不怕当庭对质，要么是痛感过于强烈，对被告人怀有深刻仇恨，非置对方于死地不可。

律师不要过分迷信盘问技术，指望能在法庭上靠抖机灵脑筋急转弯，三言两语拆穿谎言。

如果盘问技术那么有效，那刑讯逼供早就没有生存土壤了，但实际上，刑讯或变相刑讯，一直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游荡在刑事侦查的旷野中。

最近很火的郑州中院刑辩天团中原会战案，光排非就搞了一个多月，侦查人员，看护人员依次出庭接受盘问，结果也没有实现击溃对方的战略目的，最后还引发了一场关于“赌咒发誓”是否有用的大讨论。

对于被害人人数众多的案件，又有两个显著特征，非常有利于开展辩护工作。

一是一定能找到被害人，认为自己“没有被害”。哪怕是涉黑涉恶案件的被告人，背后也一定有自己的基本盘。但是司法程序无从甄别纷乱的“派系”，只能一刀切全部列为“被害人”。基本盘们当然不会认为是“被害人”，也不愿意当这个被害人。自己势力的头脑们被打掉，会导致自身利益直接受损。他们甚至会有强烈的冲动，积极参与到诉讼之中，为代表自己利益的被追诉人说话。

二是绝大部分被害人，对参与词讼呈高度排斥态度。一对多的涉众型案件，基本的运转逻辑是，“从每个人身上搞十块钱，而绝不从一个人身上搞一万块钱”，走的是“广撒网，大捕捞，愿者上钩”的路子，羊毛绝不逮着一头羊薅。看似案件被害人很多，但单个被害人的痛感并不强烈，没有很强的追诉欲望。国人有深厚的厌讼思想，巴不得一辈子不沾染公检法，很多被害人连做个笔录，都需要公安反复做工作，才肯出头，更不用说去当庭指控了。

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在被害人众多的案件中，打“被害人出庭牌”，很有可能收到奇效。

效果甚至比我那个套路贷冤案更加显著。那个案件中，也只是做到了“引而不发”，动摇法官内心确信的程度。试想一下，假如一个案子有一千个被害人，其中八百人压根不愿露面，另外二百人则出庭坚称自己没有被害。那该是多么有戏剧张力的一幕！

科学技术领域有“技术大爆炸”现象，即科技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呈现平稳态势，但又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急剧陡峭拉升，就像发生了大爆炸一样。

我们很可能正在经历刑辩领域的“技术大爆炸”。我能明显感受到，近年来，刑事辩护的对抗性越来越强，对抗战场越来越向场外蔓延，对抗武器库越来越多种多样。

就拿向司法行政机关投诉控告司法鉴定机构这招来说，当年徐昕律师在芜湖谢留卿案使出这一招并收到奇效时（也可能他不是场外投诉第一人，但他有非常强大的流量能力，我个人的确是从这时受他启发才打开场外辩护思路），我整个人仿佛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那种震撼，不亚于 90 年代的兔子，前一秒还正笑嘻嘻准备吃海湾战争的大瓜，看鹰酱如何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无力自拔，结果后一秒就被鹰酱的降维战法震撼到 emo 了。

但时至今日，场外投诉司法鉴定机构，几乎已经成为对抗性刑事辩护的标配。连我这样胆小怕事的良民律师，只要发现司法鉴定意见有问题，也绝不会停留于庭上不疼不痒发表质证意见，而是直接向其主管司法行政机构致函投诉。在好几个案子中，投诉都收到了奇效。且据我观察，仅在我朋友圈的律师同行当中，就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人，将场外投诉司法鉴定机构作为了对抗性辩护标配。可以说，场外投诉鉴定机构，已经从当年的开天辟地之举，成为今天的刑事辩护标准动作。

强烈要求涉众型案件被害人出庭这张牌，是在刑事辩护的对抗越发激烈，控辩双方的共识区间越发稀少的大背景下，新一轮“技术爆炸”的最新产物。

我很期待它所能收到的实际辩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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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收案无罪辩护暂时失败了

Fri, 20 Sep 2024 07:17:00 +0800

昨晚非常努力的调生物钟。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今天早上醒来时的状态依旧比昨天好了一些。调整作息，非一时一力之功，也要像扎根一样，持之以恒。

昨天上午，顶着瞌睡，来回开车二百公里，跑了趟焦作。

会见老孙时，从老孙嘴里得知，法院通知全体取保人员，于当日上午到法院集合。

我敏锐的察觉到，这是法院要下判决了。

其实老孙案子下判决，在节前便已有征兆。

节前最后一天，我正开车，载着老婆和闺女，沿连霍高速一路向西，开往洛阳。

正当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没入地平线，大地即将彻底被黑暗吞噬之际，老孙老婆给我打来电话。

话说的很客气，张嘴先说对不起，放假了还给我打电话。

为啥说律师一定要努力向上突破呢？因为唯有向上，你作为律师的价值才有机会施展。徘徊在底层打转，只能沦为情绪垃圾桶，整日当受气包。

我本来还以为，老孙老婆打电话过来是要兴师问罪，问我为啥节前没安排慰问性会见。

结果是我小人之心了。

连声致歉后，老孙老婆说：“小孙（不知道是不是姐弟恋的缘故，他老婆总称呼他为小孙）刚从看守所里传出话来，说看守所所长和法院接连找他谈话，劝他认罪。”

我问：“劝认罪不意外，从开庭前劝到现在快一年了，开的条件怎么样？”

老孙老婆：“说认罪能给判个三年。”

我说：“那条件也不怎么样啊，最起码给个缓刑，也多少算有点诚意。”

老孙老婆一直以来，都强硬的坚持不让老孙认罪。这很令我不解。在绝大多数刑事案件中，家属的态度都相对软化。村支书老梁家的态度够硬了，老伴也只是把话说到“永远支持老梁上告”，而把决定权留给老梁自己。

眼看已经到了图穷匕见的最后一刻，老孙老婆终于少见的软化了一丢丢：“你见小孙的时候，小孙究竟是怎么个态度啊？”

我：“实话实说吧，段总口头表达的依旧是，钱可以不要，但案底不能留，检察院必须撤诉。但给我的实际感觉呢，总觉得他并没有言语上表达的那么坚定。”

老孙老婆：“小孙的想法有时候也太天真，人家不办他的人，怎么弄他的钱呢？而且说撤诉，他毕竟是公司老板，现在光把他一人摘出来，是不是也不好摘啊？能给个缓刑其实就不错了，但是是不是缓刑他一缓的话，所有人就都得缓啊？”

我一听老孙老婆终于说了句上道的话，也接到：“是这样，但是现在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一旦撕开口子，事态将恶化的更彻底。”

老孙老婆：“所以还得再麻烦你，节后赶紧去见小孙一面，还是得把家里的态度转告给他，家里现在就还是一个，坚决不能认。”

其实我很喜欢老孙这样的家属。他们有自己的主见，而不是什么都甩锅给律师，什么“律师你最专业，我们都听你的”，“我们是啥都不懂，全指望律师了”……

乍一看像是充分放权，百分百信任，其实是甩锅卸责，将所有的决策风险推给律师。

除非法院直接判无罪，律师无论帮他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最后都要倒霉背锅。

劝他认罪，他将来会怨你，使他永远丧失了无罪机会（认罪认罚案件，申诉成功率为零）；劝他抗争，他会立刻怨你，使他丧失了从轻处罚机会。

一句话，左右不是人。

律师本质上是个吃信息差的行业。律师们之所以大骂认罪认罚，原因正在于此。认罪认罚其实并没有改变原有的刑事诉讼运行逻辑。在认罪认罚制度推行以前，两个情节、地位、作用完全等同的同案犯，一个认罪，一个不认罪，难道就会同等判罚？显然不会。

区别在于，认罪认罚，消灭了模糊空间，提前告诉你，你选择不同的诉讼策略，将面临不同且确定的诉讼后果。而不像原来，谜底要等到法院下判才会最终揭晓。

消灭了信息差，就相当于砸了律师饭碗。更不用说，认罪认罚走的更彻底，不仅消灭信息差砸了饭碗，还顺手甩给律师一口大锅。

在认罪认罚制度的大背景下，刑事律师无论给出什么样的建议，最终都一定会背锅。那你说，我闭嘴，不给建议。那结局可能比背锅更严重，你会被解聘。

除非家属态度十分坚决，自己有主意，否则律师的工作非常难做。

越是优质的客户，越能分清楚，哪些问题属于该律师解决的问题，哪些问题属于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能够独立承担责任，有一定的边界感，能让律师在安全的氛围中施展拳脚，避免陷入内耗。

老孙家属，就属于非常优质的家属。有主见，不事儿逼。

哪怕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刻，也没有想过要把“认还是不认”这个世纪难题甩锅给律师。

我能感受到老孙老婆的犹豫与挣扎，但最后的最后，她还是向我发出了坚定且明确的指令。非常难得。

老孙这个案子，辩护空间说实在的并不大。至少在目前的社会氛围和政策背景下，不大。

我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老孙案件的法律文书节选，大家若想了解案情，可以链接进去读一下。法律不应过分苛责守法公民，过度保护老赖，代为取回基于合法债务衍生的逾期车辆，不构成任何犯罪。

大体来说，老孙受另一家公司委托，为其收回逾期车辆。

这个行业，怎么说呢，黑不黑，白不白，确实有些擦边。

我不能因为是老孙的律师，就一味护短。

这种收车，几乎不太可能在完全和平、友好的氛围下进行。

不上点强度，肯定对付不了老赖。

但也不用上太大的强度。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是深入每个人骨髓里的自然正义观念。

车主一看找上门来了，心里虽然不情愿，但也无可奈何。

推推搡搡肯定会有，但基本上也不至于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

这就是收车现场的真实情况。

我能够清楚的感受到，社会思潮的集体左转，在近几年，有一个急剧的加速。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把老孙一帮人给判了，也不说不能判。

毕竟别说像老孙这样，线下接触性的催收组织了，就连电话催收的小姑娘软妹子，都能定成恶势力非法催收了。这么一比，老孙也算不上冤。链接：催收公司底层话务员：公安说我寻衅滋事，法院说我催收非法债务，检察院让我认罪认罚……

但是这种左的思潮，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社会不可能一直搞运动，经济停摆。

左的思潮一旦过去，社会秩序重归服务经济建设。像老孙及小姑娘这种催收行为，又会成为被法律保护，或者至少说，不会被法律打击的行为。

我坚决为老孙做无罪辩护，不全出于家属的要求，也有我自己的判断。

不太谦虚的说，我是一个很爱惜羽毛的人，虽然我不是什么大律师，也不用用像公检法一样，对经手的案件承担终身责任。法律甚至赋予了我作为辩护人胡说八道，无理硬辩三分的权利。但我还是希望，我在自己案件中说的每句话，发表的每条意见，都经得起考验。

这案子已经打了两年多快三年了。我也不希望，老孙在最后一秒，猝然认罪，之前做过的所有抗争，一夜归零。

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我顶着大瞌睡和台风预警，赶到焦作会见了老孙。

我前脚刚出看守所，后脚老孙就收到了判决书。

最后判了四年。中规中矩的判决。基本在我的意料之内。

检察院量刑建议三年半到四年半。节前的最终谈判里，法院在量刑建议基础上，又减让了半年，可以给到三年。既然没谈成，那就按量刑建议中间值来，倒也合理。

继续上诉吧，慢慢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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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我们为什么要睡觉》

Tue, 17 Sep 2024 10:28:30 +0800

我原先一直以为，睡觉越沉，梦越少越好。最好能不做梦，一觉到天亮。那才说明觉睡到位了。

直到读了好友给我推荐的《我们为什么要睡觉》，才明白不是如此。

科学上讲很复杂。

大概意思是，众所周知，人的睡眠分为快速眼动睡眠和非快速眼动睡觉两个大周期。

非快速眼动睡眠，是人们通常理解的深度睡眠周期。而快速眼动睡眠，则连浅睡眠都算不上，更像是打乱睡眠节奏的“小插曲”。

人的各种瑰丽梦境，都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

在这个睡眠阶段，大脑会彻底切断所有“自主肌”的行动能力，以防人无法区分梦境与现实，在物理世界作出可能会伤害自己或他人的举动。

如果大脑不能在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切断自主肌的行动能力，随之而来的后果便是“梦游症”。一种严重的睡眠障碍疾病。

之前还听说过一个名词，叫“清明梦”。

是指人在做梦时，能够自主意识到，自己正身处梦境之中，并能主动操控梦境。有点像电影《盗梦空间》，通过卡 bug，获得了梦境的 root 权限，成为梦中世界的主宰。

从科学角度来说，清明梦也是一种睡眠障碍。

人在睡眠中，不仅会切断肌肉控制，同时会切断感官信号。也就是说，只要进入睡眠状态，大脑的状态，就是一颗被切断所有触手的“缸中之脑”。

此时的大脑，是一个完全独立于“自我”的存在。

只有在完全切断与“自我”联系的情况下，大脑才能完成自我修复、自我重建、自我进化等一系列复杂的，人类目前还弄不清楚原理的工作。

很难用文字描绘这种感受。虽然扎根已满三年，但我的笔力实在依旧是非常有限。

人们总是过高估计“自我意志”的力量。当他们清醒时，往往自大的认为，自己拥有对大脑的 root 权限。

事实上，他们错的离谱。

大脑更像是一个“自我”的独立生命体。人类的躯壳只不过是供其寄生的宿主，为他提供所需的养分。

当人类陷入睡眠时，才是这个生命体（大脑）获得完整的自由。

人类的清醒状态，对这个生命体（大脑）而言，根本并非必要。如果不是需要这个被寄生的躯壳（人体）寻找食物，供养自己。大脑可能根本不会允许人体醒过来。

大脑通过让渡一部分算力给躯壳的方式，与躯壳达成双赢，形成共生。

听上去很惊悚，但读完这本书，我意识到，这可能才是大脑与人体的真实关系。

由于躯壳掌控了物理世界，所以他总能轻易的单方面剥夺大脑的睡眠。

一个完整而健康的睡眠，非快速眼动睡眠与快速眼动睡眠应当均匀分布。

在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大脑主要进行自我修复，储存躯壳在物理世界收集到的各类信息。

而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大脑则主要进行自我进化，归纳整理在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储存的信息。

说人话，像是学生白天上课时，边听边记了一大堆笔记。晚上回到家，将笔记分门别类，整理归纳。

记录本身当然重要，但整理归纳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在整理归纳的过程中，知识才能得到整合，融会贯通，甚至碰撞交融出灵感火花。

快速眼动睡眠阶段之所以会天马行空做梦，便在于这是一个大脑快速运算、整合各类信息的阶段。

古人有解梦之说，如此来讲，倒也并非全是妄语。

梦的确不是凭空而做。

就像一个作家创作文学作品。一定有他的真实生活经历为蓝本。为什么有些文字，一眼便能看出出自哪个作者之手。便在于文字这种东西，带有深刻的个人烙印。几乎无法抹除。

梦亦同理。

梦等同于大脑对白天接收到的信息进行的“二次创作”。

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古人认为，梦能预示未来，其中的科学原理在于，梦本质上就是大脑对物理世界中已经发生的事进行了“预演绎”。

这种“预演绎”，是完全摆脱了情绪好恶，情感偏向等一系列躯壳所带来的负面因素而进行的。相对更加科学、理性、全面。

所以，“解梦”可能并非什么封建糟粕，恰相反，它时常很灵验。

洋洋洒洒写到这里。为什么睡眠多梦不是坏事，答案已经基本呼之欲出了。

如果将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比作信息输入，那么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就相当于信息输出。

只有输入与输出相对平衡时，才能维持大脑的正常运转。

据科学实验，当人遭受长期的睡眠剥夺时，大脑会优先补偿非快速眼动睡眠。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极度劳累时，往往一夜无梦。

无梦的睡眠，相当反直觉，并不意味着一场良好的睡眠，而恰相反意味着，一场不足的睡眠。

因为不足，导致大脑还来不及进入对信息进行深度整理的阶段，就被迫醒来。

尽管机制尚不完全明确，但梦对人的技能精进作用非凡。对比研究表明，同时学习一项新技能的两组实验者，一组持续训练，另一组直接睡觉。结果反而是直接睡觉的一组，表现出了对新技能更高的掌握程度。

长期缺乏快速眼动睡眠，随之而来的后果是，大脑更缺乏创造性与深度学习能力。

多睡觉，多做梦吧。

毕竟，书中不一定有黄金屋，但梦里却一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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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北京

Wed, 11 Sep 2024 23:32:20 +0800

自从退伍之后，就没怎么回过北京。除了办内蒙老匡案件的时候，经北京转过车。转车还挺饥荒（河南方言，指“着急”、“赶”），北京西下车后，要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赶到北京朝阳站。好在出租车师傅很给力，也很友善，没有因为我们催促而破防，更没有暗地使绊子，提前二十多分钟把我们安全送到，甚至给我们留出了在车站吃顿快餐的时间。

那次是第一次乘高铁到赤峰，也是最后一次。我们惊讶的发现，高铁到赤峰去，竟然比飞机还要方便的多。老匡的案件，绝大多数时间在元宝山区——当地人称平庄——兜兜转转。而北京到赤峰的高铁，直接经停平庄。倒比飞机飞到赤峰，再走回头路到元宝山方便多了。可惜（这俩字怪怪的，老匡看见了估计要骂人）那趟过后，老匡的案子便顺利解决了，说这辈子有点太远，但至少在可预见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大概不会再往内蒙去。

迄今为止，去过两个山海关以外的城市。一个是葫芦岛，另一个是赤峰。两个城市我都挺喜欢的。人不多，城市也不大，生活节奏不快，人也都很友善。尤其这些地方，冬天既够长又够冷，一次刚过十一到赤峰去，竟然已经开始集中供暖，一年中有大半年都能窝在屋子里吹暖气，很适合我这种 i 人。现在人都流行到南方养老，我却觉得往北方去也不错。如果将来，我能靠一根笔养活自己了，我可能会找个极北小城，住上个三两年，好好体验一下生活。

这会来北京，纠结了很久，是坐高铁还是坐卧铺。

高铁是真快。最快的车，俩小时就从郑州飙过来了。甚至感受不到出了省。普铁现在也不慢，十几二十年前，到北京首选夕发朝至的卧铺车，晃晃悠悠一整夜，第二天一早七八点钟到北京。然而现在普铁也跑快了之后，形成一个很尴尬的局面，想在车上舒舒服服睡一个囫囵觉是很难了。要想晚上赶车不熬夜，就得忍受凌晨四五点钟早起下车。要想早上睡到七八点自然醒，晚上就得熬到一两点再赶车。

最终一气之下，买了个白天的卧铺。十一点半上车，下午六点十分到。反正坐高铁也得搭进去一下午，不如买个卧铺，还不耽误午睡。而且绿皮火车有种特殊的魔力，仿佛一踏入绿皮火车，就进入了另一个次元。现实世界中所有的压力和烦恼，都不会被带入那个次元，仿佛进入了与世隔绝的零压力“仙境”。

同包间是三个老人，操一口京腔。像是退休后组团出来云游世界的，素质很高，一不抽烟，二不打牌，三不外放开到最大刷抖音。我二话不说，爬上铺位便睡。火车晃晃悠悠，甚是助眠，一觉醒来，已经从郑州睡到邯郸。

爬起来也无事可做，便躺在铺上发一会儿呆，看一会儿书，如此循环往复。

这次来京，要到丰台区看守所会见。既然提前一天来了，就打算住到看守所附近，这样明天早上时间能宽裕些，多留出点时间睡觉。

瞧我，三句话不离睡觉。

实在是因为睡觉太重要了。以前只搬砖，还觉得多睡点少睡点都能克服。现在每天码字，码字俨然已经成为我的绝对主业，睡觉的重要性就越发凸显出来。

“辉哥奇谭”说，为了保持持久输出能力，他每天只抓两个核心任务：一曰睡觉，二曰码字。保证每天深度睡眠在三个小时以上。如果两者不能兼得，那就绝不墨迹，优先保证睡觉。

我很好奇这个人现在是不是全职码字状态，但凡还在搬砖，哪怕是像我这样，从事近乎自由职业的个体户职业，也很难保证每天三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对我而言，那意味着每天要完整睡眠九到十个小时，实在太不现实了。只有在周末节假日的零压状态下，我才能睡出这个成绩。

北京西站刚好有直达丰台看守所附近的公交车。我刚出站，就赶上一辆。车上人倒是不多，可惜我吊在了最后，恰好成了唯一没抢到座位的倒霉蛋。

北京的公交车很有意思，一辆车能解决三个人就业。

司机就不说了，在自动驾驶彻底成熟之前，哪怕是最无良的资本家，也裁不掉这个岗位。北京的公交车比其他地方多了俩人，一个售票员，一个安全员。

俩人一左一右，端立在车厢中间。

说是售票员，其实据我观察，干的主要也是安全员的活。只在乘客刚涌进车厢时，吼两嗓子：“来先往里边走来！里边也能刷卡！”

车一开动，售票员和安全员便各自扫视窗外，观察路况。每当车辆要变道，或驶入匝道交汇路段时，俩人还分别打开车窗，向车厢外招手。那场面很是喜感，像是不知道多少年前，连自行车都是稀罕物件的时候，骑自行车上路用的“手语”。挥左臂就代表要左转，挥右臂就代表要右转。

这俩岗位，大约是可有可无的。如果确有什么价值，真不至于全国各地的公交车都不见设岗。这大约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座城市的气质。

当然，也有人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首都公交车上一左一右“两大护法”，主要职责是防止极端上访户“捣蛋”。车上如果只有一个司机，万一开开着开着，突然有人有人抛洒传单，下跪喊冤什么的，场面就不好看了。

官方肯定断然不会承认这种颇具恶趣味的调侃，但也犯不着出面辟个谣什么的。很多事就这样，本来还只是个茶余饭后之余的谈资，你一辟谣，反给人以此地无银，上纲上线之感。那就真的洗也洗不清了。

此外，北京公交还有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地方，人家的公交车专用道，那是真严管，真专用。主路私家车堵的密不透风，也没有一辆赶往公交车专用道上挤。偶尔有一辆胆大的，也只敢借道超个车，一看后面公交车跑过来了，立马玩命似的往车流里加塞儿。

公交车的地位高低，很影响一个城市市民的心理归属感。我上高中的时候，郑州刚刚开行brt快速公交。那时农业路还没有高架，早晚高峰堵的红绿灯都失灵，交通彻底瘫痪。市政府铁腕治堵，硬生生又划出一个车道给brt，任何车辆，包括普通公交车辆，都不得驶入brt车道。凡强行驶入的，发现一辆，处罚一辆。

我爸和我妈看到brt开行，高兴坏了，连声说：“这才是咱老百姓该有的待遇！看看再有钱怎么滴！还是堵到路上动不了！”

不过等我大学毕业时，爸妈不知道怎么开始走了财运，买回一辆进口奥迪。从4S店提回车的当天，就因为驶入brt车道，被交警罚了。当时我妈还想仗着没挂牌不好处罚狡辩两句，结果人交警也不惯着，直接说要扣车。我爸我妈这才怂了，乖乖认错认罚。

什么叫屁股决定脑袋，这就是。

现在大家条件好了，几乎人人家里都有公交车。人人都有车的一个正面效果是，车不再成为人民相互划分敌我的标识。现在应该很少有人再将私家车能不能走公交车道，上纲上线成阶级斗争，或尽情叫好，或肆意举报了吧。

但我还是觉得，大家要站稳人民立场。公交车优先，不是阶级斗争语境下的穷人优先，而是公民社会语境下的公共利益优先。郑州现在的公交车专用道，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谁都可以随意侵占，这样很不好。北京的有钱人一定比郑州多多了，但人家还是很好的坚持了公交专道，我觉得这样很好。

坐上公交车前，看着堵成黑红色的京港澳高速，我还有些忐忑，心中犹豫，究竟是坐地铁到丰台，还是坐公交。最后决定坐公交，是因为地铁实在乏味。地铁钻在地下，如果不看站名，简直分不出到底是北京还是南京。坐公交就不一样了，毕竟跑在地面上，能看街景，吹街风。

北京的秋已经很冷了。幸好出门前，我看了眼天气预报，随手搭了件防晒衣穿在身上。

出北京西站时，太阳已经几近落山，在西边的天空正洒下最后一抹余晖。一股秋风吹来，夹杂着即将入夜前的清冷，令我打了几个寒颤。赶紧从书包里翻找出防晒衣，裹在身上。防晒衣薄如蝉翼，其实并不挡寒，但裹在身上，却给我莫大的心里支撑，登时暖了许多。

下了公交车，走下主路，先过天桥，再进辅导，接着拐进一条窄窄的马路，随后又拐进一条半是石子儿半是渣土的简易路，心中才泛起阵阵后悔。光顾着往看守所附近找近的地方住了，没顾念到看守所都建在鸟不拉屎的犄角旮旯。这拍照照片发出去，谁能相信是北京啊？就是个华北平原上再寻常不过的城乡结合部嘛。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家非常非常破旧的小旅馆，住了下来。感谢上天赐我一具男儿身。我虽然常说，律师是对女性最友好的职业，几乎没有之一。但饶是如此，男性的职业优势依旧碾压女性。

对于一个男性来说，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是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开放的。但对女性则不然，哪个姑娘敢大半夜敢穿越黑灯瞎火的渣土路，住“形迹可疑”的小旅店？

但是男性就可以。这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

住下后，又从小旅店出发，穿越了另一段乱糟糟的渣土路面，终于走到了有路灯的地方。

随便找了一家烧烤摊，撸了几把肉串，怼了两瓶北京当地的燕京啤酒。

话说，北京这地方的酒是真好。

当年专案组从北京撤走时，好几个爱喝酒的哥们，成箱买当地的红星二锅头寄回家去。

你还真别说，真跟外地超市卖的不一样。

我酒量不行，特别挑酒。目前为止，我喝完不头疼的，唯二两种白酒，一种五粮液，另一种就是北京当地买的红星二锅头。当年专案组聚餐拼酒，只喝二锅头。不过，坦诚的说，北京二锅头好是好，但主要还是穷。你想，连北京二锅头都那么好了，那北京的五粮液茅台岂不是更好？这个道理我们还是明白的，只不过囊中羞涩，消费不起啊~

两瓶燕京下肚，脸也不红，头也不疼，甚至让我以为自己喝到了假酒。直到吃罢喝完，结账走人。站起来的一瞬间，顿感天旋地转。

我才明白，这是又他妈的喝到好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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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即地狱

Tue, 10 Sep 2024 09:35:47 +0800

一直都不太想办战友的案子。原因你懂的。

或者更干脆点说，这段时间简直什么案子都不想办，只想原地躺平。

社会戾气越来越重，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任何人的报复对象。这种社会环境下，少与他人打交道，可能是一种虽然略显消极，但尚不失为有效的防御性生活方式。

但这个案子又推不掉。周日下午，老战友便开始不停给我打电话。其时正在午睡，没接着。睡醒了回过去，电话里简要交流了案情。

是两个案子交织在一起，一个刑案，一个民案。当事人是老战友当队长时的通信员的爸爸。所谓通信员，大略可以理解为小太监，专门伺候队长指导员吃喝拉撒睡的角色。也正是由于通信员服务的对象是私人，不是公务，才恰恰造就了通信员高人一等的特殊地位。当年在农场时，老指导员的小通信员，嚣张跋扈，甚至不把二期士官三期士官放在眼里。

通信员姓李，就叫他小李子吧。小李子他爹，老李，有一手会盖房子的手艺。这次跟着村里一个叫老王的工头，跑到北京去给一户人家盖房子。

房子没盖美气。说是一根大梁下错了位置，偏了几十公分。老王跟老李又都心存侥幸，硬着头皮继续浇筑。结果活干完还没来及交工，那边大梁就开裂了。新房成了危房，户主肯定不愿意，先扣了老王十几万尾款不给，后续可能还会继续起诉。

据小李的说法，房子盖岔屁这事儿，怪不得他爹。不过小李的说法在我看来也很可疑，先是说大梁下歪后，老李找老王说过，说坏了事，得打掉重新下，老王说不妨事，重新下就要折本了，就这么糊弄。我回答说，这样恐怕并不能免责，一来双方都是口头，没有证据，现在老王肯定不会认，二来盖房不是儿戏，建筑质量有强制性标准，现在盖岔屁了不能住人，就要承担赔偿责任。小李不说话了，半天后又给我打电话，这回改口了，说他爹老李干的不是一手的活，之前还另有一队人马施工，这根下歪了的大梁，是上一队人马干下的活。我说，那要这样的话，倒还有几分掰扯。看你对到底咋回事也是一知半解，还是等我会见完你爹，弄清楚到底咋回事再说吧。

业主那边扣着老王的钱没给，老王又恼怒老李把活搞砸，压着老李的工钱不给。

老李一怒之下，竟然干起了“非法讨债”的勾当，把老王“关押”了整一天一夜，见老王身上也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才把老王放了。

老王这头刚重获自由，那头便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报警，报老李非法限制他人身自由长达一天一夜，涉嫌非法拘禁；第二件是民事起诉，向老李追偿被业主扣发的十几万元尾款损失。

案子不大，甚至可以说小到不能再小。

在风调雨顺的年景里，这样的案子完全可以避免。

老王和老李都是常年干工程的人。大梁下歪，意味着什么，比谁都清楚。

因为这二年太困难，怕返工就会损失，所以心存侥幸，硬着头皮蛮干，孰料瞒天过海失败。依我看，业主把这十几万尾款扣了，才只是第一步。这个事情本质上是一桩侵权纠纷，不是合同纠纷。所谓侵权纠纷，就是给别人造成多少损失，就要承担多少赔偿责任。这栋还未交工大梁便已开裂的危房，是否还存在修复可能？如果不能修复，原地重新翻建，又要花费多少？这些烂账将来肯定还是得算到老王跟老李头上。

同样由于太困难，老李才动了“扣人要账”的歪想法。俩人一个村，多年的老伙计，风里来雨里去。但感情不能当饭吃，老王欠着老李的钱，老李便要欠着工人的钱。要搁年景好的时候，老王也好，老李也罢，先从手头腾挪点垫一下，撑过这一阵子，等其他工地上的款子结下来，这事便就无人再提。可如今不同，能接个小工程已经很不容易，好不容易接来个活，还得兄弟伙们垫钱先干着。如今大家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家家都等米下锅，实在匀不出口粮给他人分了。

还是因为太困难，老王才会狗急跳墙，不仅要把老李送进监狱，还要起诉老李，让老李赔偿尾款损失。老王起诉老李，单从法律上来讲，不能说完全没理，但总归很反直觉。大家一起出来找活干谋生路，赚一起赚，赔一起赔，断没有说干赔了让兄弟全担的道理。老王如此不守江湖规矩，怕是以后在这行里也难混了。不知道是不是眼瞅着工程行业已是明日黄花，准备金盆洗手归隐山林了。

老王跟老李之间的纠葛，大概也印证了我在文章一开头便开门见山抛出的观点。这个年景，扯什么挣钱，完全是痴人说梦。能不被别人抢走碗里现有的肉，就很不错了。看着眼前你是挣钱了，其实是给自己埋下了一颗大地雷。

前段时间深圳有个律师，代理劳动争议案件，由于一时疏忽，忘记提醒委托人缴纳5元的诉讼费，导致委托人丧失诉讼。委托人迁怒于该律师，起诉要求该律师赔偿共计一百四十多万元的期待利益损失。法院全额支持。律师因为这一单，起码三年白干。

当经济有增量时，大家都怀揣理想，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把蛋糕持续做大。当经济陷入停滞甚至负增长时，大家的目光便开始转向左邻右舍的一亩三分地。

存量经济，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互害经济，劫掠经济。

劫掠不需要理由，但劫掠需要借口。

不与他人发生交互，固然不能完全避免被劫掠，但可以避免给人劫掠的借口，也能一定程度上有效降低被劫掠的几率。

就好比那个劳动争议案件，明显属于葫芦僧判葫芦案。由于劳动争议案件诉讼成本无限趋近于零，不以诉讼标的额计收诉讼费，只象征性的收取5元或10元，客观上造成了不少劳动者在提起诉讼时，抱着“有枣没枣搂一杆子再说”的心态，漫天起诉，沾边不沾边的都先诉上再说。

这一百四十多万的起诉金额，不说有八成水分，少说也有六成水分。所谓“期待利益损失”，也要考虑客观上的“成就可能性”。哪怕当初诉讼费交上了，法院判也绝对判不了一百四十多万，可现在就因为律师的工作过失，被缠上了。法院再一和稀泥，就成了如今这个局面。

劳动争议案件频发，其实也是经济下行，戾气从生的侧影。一方面，工作机会减少，客观上肥沃了案件滋生的土壤。另一方面，中国人普遍有厌讼心理，对于当惯了牛马的打工人来说，要打劳动官司，需要下定一番决心。毕竟哪个老板愿意要一个动不动状告自己的员工呢？只有在遭受了违法对待，并且短期内无法实现再就业，这两个条件同时成就的时候，劳动者们才会下定决心诉诸法庭。

小到互相撕咬的老王与老李、律师与劳动者，大到远洋捕捞，大搞财政司法的地方政府，其实都只不过是在遵循大时代背景下的底层规则行事。

萨特说，他人即地狱。

说的大概就是从今往后开始的每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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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愤怒的葡萄》

Sun, 08 Sep 2024 22:12:45 +0800

《愤怒的葡萄》，美，约翰·斯坦贝克。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品。

号称美版《活着》，仅就苦难程度而言，实在不足挂齿。

美国是一个极度幸运的国家。美国人对于苦难，极度缺乏想象力。吃不上肉，喝不上咖啡，开着二手车流浪，已经是他们所能想象的，苦难的极限。中国历史上随便一次改朝换代，社会运动，天灾人祸，所造成的困难，在美国人眼里，大约都可以归为“神话故事”。

但恰恰是这本完全不够苦难的苦难文学，唤起了我深层的恐惧。我几乎是浑身战栗着，勉强读完了这本书。

中国的史书只会向你描述“人相食”三个字，却很少向你抽丝剥茧，展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苦难都深层原因。偶有涉及，也很难脱离宏大叙事，是典型的帝王心学，屠龙之术。

《愤怒的葡萄》却将个人与家庭的苦难，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

现在的中国，所面临的局面，与大萧条前的美国别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本书中，你能看到：传统经济如何在资本的碾压下分崩离析，家庭如何在经济萧条中苟延残喘，个人如何被逼到绝路却连挥刀该砍向谁都无从得知，那个利维坦般的怪物如何造就了一个互害社会，努力工作如何从美德异化为捅向同类后背的利刃……

还有很多很多……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大略故事背景：

忘了是费孝通还是谁的书，分析中国的人口结构，说是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引发了军备竞赛时的生育潮。

农业生产带有很强的周期性。农忙可能也就十天半个月，但如果在这十天半个月内，不把农活干完，那一整年的收成就要被耽误。

于是，农村不得不储备大量的劳动力。哪怕这些劳动力，在一年十二个月的十个月中，都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

大量看似冗余的农村人口，其实就是为了填平农忙高峰时刻的劳动力缺口。

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只要是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经济形态，都会孕育同样的人口结构。

我老家河南是农业劳动力大省。九十年代直至零零年代初，国家每年都会开通往新疆方向的专列。将过剩的劳动力运输到新疆，采棉花，换取些许微薄的报酬。

后来沿海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发展，才成为一个能够更有效吸纳过剩劳动力的就业蓄水池。“采棉专列”才终于慢慢淡出视野。

《愤怒的葡萄》中，主人公所在的东部地区，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完全被机器取代。喝柴油喷黑烟的拖拉机，能够提供相较于传统人力耕作近乎无限的生产力。足以完全填平任何人力资源缺口。

于是，东部的土地，不再需要农民。

几乎整个东部的农民——现在应该被称作流民了，有地的才叫农民，失去了土地，只能被称作流民——都涌向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

加利福尼亚气候干燥炎热，适合耕种葡萄、柑橘、棉花等经济作物。

这些经济作物，对精耕细作要求较高，短时间内，难以被机器完全取代。

农忙时，加利福尼亚可以容纳大量的工作岗位。正是这些工作岗位，不断吸引着全国范围内的流民。

在流民的想象中，加利福尼亚遍地工作机会，葡萄和柑橘满山遍野都是，富庶到可以拿葡萄汁洗澡。

但真相是，加利福尼亚只在短暂的农忙时期，需要超额劳动力。而现在的流民数量，已经远超加利福尼亚能够提供的岗位极限。

心怀憧憬的流民们不知道，加利福尼亚虽然有满山遍野的葡萄，但却没有一粒葡萄属于他们。

饥饿的流民们为了争夺活下去的机会，陷入无效内卷，工价被一压再压。以至于到后来，每日辛勤劳作所得，仅够一家人一天的温饱口粮。

即便如此，这样的工作机会也随着冬天的到来，而消失殆尽。

人们在绝望中挣扎。为了比别人多活一天，而肆无忌惮的互相伤害。但也有少数人，走上了孤独的觉醒与反抗之路。

工价低到了九十年代至零零年代初的中国。

我清楚的记得，表哥背起行囊沿海打工时，嘴里说的话：“只要管口饭吃，能省家里一个人的口粮，就是赚到。”

故事在深秋时节戛然而止。

漫无边际的洪水中，流民们像蚂蚁一样，分散而无助。

苦难并没有结束。

等待他们的，是漫长且没有任何工作机会的冬天。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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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答|父亲常年信访维权，突然被寻衅滋事

Tue, 03 Sep 2024 10:11:04 +0800

读者来信：

因咨询内容过长，且内容较为敏感，不再做全文摘抄，仅简要叙述案情。考虑到几乎所有的因维权上访导致的寻衅滋事案，都遵循同样的剧情线。

先是合法权益遭受损害，而后正常维权未果，同时在维权途中不断积累怨气，事件性质逐渐开始变化，私人恩怨开始主导情绪对抗急剧升温，最终直至整体暴雷。

关于上访维权这些事儿，非常建议大家阅读《星空与半棵树》《我不是潘金莲》等文艺作品，脍炙人口，诙谐幽默，又入木三分，直指问题本质。

既然所有的维权类寻衅滋事案案情都大差不差，那么详细叙述个案案发经过，就更加显得缺乏必要性。

问题是共性的，我的回答也是共性的。

希望能对身陷泥淖之中的人们有所帮助。

站长答复：

来信阅。结合你所提供的信息，简要回复如下：

1. 关于是否构罪

寻衅滋事是臭名昭著的口袋罪，以犯罪构成模糊，入罪标准随意而饱受诟病。也恰恰由于入罪标准随意，在司法实务中，成为政府打击（他们眼中的）“刁民”的利器。

但哪怕对于寻衅滋事这样模糊的罪名，在司法实践中，也有一个最基本的底线入罪证据标准问题。概言之：一是维权信访有无合法事由，这决定了究竟是上访维权还是无事生非；二是看信访程序是否恰当，信访过程中有无过分逾矩之行为，这决定了究竟是合法依规信访还是死缠烂打无理取闹；三是看信访过程中有没有不当得利，这决定了究竟是单纯的维权行为还是为私利的强拿硬要行为。

从你的叙述来看，你父亲的信访一有合法事由，二未违反程序，三无过分逾矩之行为。但从我的一般经验看，如此“三无”的上访行为，很难引起政府方面如此应激的反映。诚然，凡是京访，都会给当地基层政府带来一定的困扰，这种过激的反映，与你父亲的实际上访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对等。这是目前我个人比较难以理解的地方，也是你们在处理刑案中，需要格外关注的地方。

风起于青萍之末，几乎所有由上访而引发的寻衅滋事案件，都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冲突升级，从最初的和煦微风，最终化为飞沙走石的呼啸狂风。

常年对抗性的上访甚至会改变一个人的精神面貌，要更准确更全面的评估这个案件，仍然必须依赖于对全案卷宗材料的审阅。你父亲的上访，如何一步步演化为刑事案件，谜底就藏在一次次螺旋上升的冲突升级之中。

你父亲在整个过程中，最有可能被拿来做文章的部分是两次收取工作人员钱款，如以交通费名义收取3000元，以误工费名义收取1200元等。这部分钱有可能被扣上“强拿硬要”的嫌疑，而且从其他案件的情况来看，现在地方政府财务核销制度也很严格，这些钱不能完全排除是工作人员个人自掏腰包给付，如果是工作人员自掏腰包，将进一步放大刑事风险。

2.关于够不够判，能判多久

这个问题实在不好回答。原因在前已经叙述，寻衅滋事本来就是公权力给自己留的后门，如果政府铁了心要判你，那肯定是能判的。

至于能判多久，这与当地政府对你父亲的忌惮程度成正比。或者文明点说，与你父亲的统战价值高度相关。

我说一个过往经办的案例供你参考，县长说要顶格判，也就是判五年，检察院量刑建议也是五年，最后法院判了四年九个月。我代理的刑事申诉，当时与法院沟通，这个有整有零的四年九个月是怎么判出来的，法院说，看他也实在情有可矜，就按初犯偶犯这唯一的从轻情节，酌减了三个月。就这还是上了审委会，一级组织背书，才敢减的。法院在此类案件中的自主权之小，由此可见一斑。

领导的考虑也很简单，我也就在任这几年，判你个五年，等你出来我也差不多调走了，到时候你爱咋闹咋闹，反正影响不到他了。

反之，如果“战斗力”不是太爆表，政府压的太死，法院也不愿意把事做太绝，像你父亲这种情况，轻判，甚至实报实销判，都是有可能的。

3.关于诉讼程序延宕及补充起诉

首先可以明确答复你，法院有一万种办法，从技术上规避掉超审限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与检察院打配合延期审理，自行延长审限，与检察院配合补充起诉等等等等……除开这些摆在明面上的技术动作，法院内部还有一系列不对外公开的扣除审限规定，比如你父亲这个案子，肯定要上审委会，甚至要向当地政法委、党委政府汇报，汇报期间全部不占用审限。

所以，从你的角度看，案件已经延宕过久，肯定早就超审限了，但从他们内部追责的审限计算周期看，一定不超审限。

检察院这次补充起诉，一方面有补充证据的原因，但我个人初步认为这不是主要因素，上访过程中是否有过激言行，是此类案件的基本取证点，不应该直至今日才想起来去补充；另一方面有通过补充起诉，重计审限的考虑，所谓重计审限，就是指以前的审理天数全部清零，从零起算。

这么做的目的也很明显，就是通过长期羁押，最大化抵减抗争行为的收益，促使你父亲及你们家属的妥协。

4.关于提交证据

能够理解你前任律师的担心，但不太认可他的实际操作。事实上，你所提供的证据，主要是客观证据，律师代为提交客观证据，并不会显著增加律师执业风险。但对于关键证人的言辞证据，我这边的做法也是以申请证人出庭，由其本人当庭陈述为主。

5.关于家属的下一步工作

此类案件的逻辑主线是边打边谈。家属可以在不示人以弱的前提下，与政府方面进行相应的沟通。从国情出发，既要无罪判决，又要政府低头认错，还要拿赔偿，是不太现实的，家属必须要想清楚，自己的核心利益究竟在哪里？哪些是可以部分让渡的权益，哪些是寸土必争的核心利益？想清楚的前提下，有的放矢，与政府展开有效协商，争取妥善解决。

如果最为看重无罪的清白之身，那么我个人觉得，能够通过让渡一些非核心利益（主要指经济方面的），争取检察院撤诉已经是相当不错的结果。当然，这只是我个人想法，最终仍以你父亲本人的意见及你们家属的意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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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机械键盘码字舒服

Tue, 03 Sep 2024 09:34:09 +0800

前两天刚说，等再过段时间，就犒赏自己一把上档次的好键盘。话音未落，办公室用的键盘就罢工了。

这块键盘也够神奇了。

是我第一块机械键盘。还是我在行通当实习律师的时候，花199块钱巨资买的。我当时一个月的实习工资，才只有两千块钱。这一块键盘，就花了我十分之一的月收入。

青轴键盘。翘起字来，噼里啪啦作响。整个办公区所有人一起敲键盘的声音，压不住我一个人。最开始用的那段时间，敲惯了薄膜键盘的手指还不习惯，总有种过度劳累后的酸胀无力感。

后来同事们反应，键盘实在太吵。工作时间，大家都在打字搬砖，倒还无所谓。那时候我正年富力强，中午别人都睡觉时，我不爱睡觉，喜欢随便码点字写写公众号，总吵得大家睡不好觉。于是我又买了一块相对静音的红轴键盘，放在办公室用。

红轴的敲击感比起青轴差上许多，总感觉松松垮垮的。敲击青轴键盘，就像抚摸青年健美的肌肉，柔韧又健美。红轴的味道就差上许多了，也有肌肉，但终究是抵不过时间流淌的肌肉，少了柔韧与弹性。

这块青轴键盘又被我拿回家，继续发挥余热。

实习到刚执业那两三年，我的工作强度非常大。经常白天干一天活后，晚上到家，坐在电脑前，借着两口劣质伏特加提神，看案例写文章阅案卷，经常搞到凌晨一两点。那时住的又远，第二天早上五点多便爬起来，骑上电动车又往律所跑，白天继续高强度搬砖。这个强度，现在别说扛了，光是想想就能把我累趴下。

键盘之于新时代牛马，就好比锄头之于旧时代奴隶。我的工作强度大，键盘的工作强度自然也大。在服役了近两年半之后，这块诸多键位早就被磨的油光发亮的老键盘，终于扛不住压力，“N”键坏掉了。最初还只是偶尔断触。越是断触，我越要在敲击时加大力气，这反过来又加快了键位的损坏。最终，被磨的几乎能当镜子照的“N”键，彻底挂了。

挂了之后，键盘本体我倒是没扔，随手放在了床边柜上。再后来，家中养了只猫。猫对这个用爪子一扒拉就会噼啪作响的玩意儿好奇极了。没事儿就坐在键盘前，爪子拨弄着玩。后来干脆整只猫趴在键盘上睡觉。

本来这块键盘的命运，应该是一直静悄悄的呆在床边柜上，落满灰尘，直到某次大扫除，被当作一件再无任何价值的垃圾，丢进垃圾箱，被垃圾转运车运出城市，运到巨大的垃圾填埋场，被张着巨口的钢铁怪兽挤压粉碎，然后填埋至地下，永不见天日。

但好巧不巧。一天闲来无事，心血来潮，拿手机折腾linux容器玩。需要外接键盘。我从床边柜上拿下这块沉睡了近两年的键盘，倒着朝向地面，轻轻拍击键盘背面。灰尘和猫毛瞬间挤满了我面前的一整块空间。

连上手机，随便敲击了几行字。键盘竟然是好用的。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有点恍惚，有点分不清当初它是否真的曾经坏过。我又反复逐一点按了键盘上每一个案件，伴随着清脆的敲击声，对应的字母跃然屏幕之上。

不管它曾经是否坏过。反正现在，它是又好了。

仅仅再次拥抱机械键盘几分钟，就已经足以让所有的薄膜键盘黯然失色了。我把这块沉睡了几年的老键盘，再次拿回了办公室。

以前我码字，基本不在台式机上码。台式机的屏幕太大，反而带给我一种失控感，不利于进入“心流”状态。但自从换回了机械键盘，台式机一瞬间变回了我几乎唯一的码字平台。清脆的敲击声伴随手指飞舞宣泄而出，成串的文字随之出现在屏幕上。这种感觉，太令人欲罢不能了。

仅仅过了两个小时，我便决定把家中的键盘也换回机械，并立即下单了一块京造机械键盘。

虽然喜爱，但于机械键盘，我毕竟只是个门外汉。凡是对于我很喜欢，却又不太懂的商品，我都倾向于首选京造啊、小米啊这些贴牌货。他们一定不是行业内最顶尖的，但也同样不会是行业内最坑的。

我很尊重刘强东、雷军这样白手起家，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企业家。生意做到他们这个地步，已经没有半分在这些小物件上骗人钱财的必要。现世的东西，他们该有的都有了，所余追求的，只有身后之清名了。

买来一用，果真比那块几年前的老旧键盘手感好上许多。段落感分明，触发力度适中，敲击后对手指的回弹，简直像是有生命的活物，而不是冷冰冰的机械弹簧。

所以我才有了前两天所说，边用边研究，等研究差不多了，就犒赏自己一把更“高大上”的键盘的想法。

可惜，昨天上午，码字正酣时，那块老迈的机械键盘，突然又罢工了。还是老毛病，“N”键敲击不灵。我拆下键帽，瞎拨弄几下，又装回去，如此数回，“N”键还是毫无响应。眼看是彻底坏了。

看来我的记忆并没有错。这块键盘当初就是因为坏掉了，才闲置在那吃灰这么久。但我心中越发好奇。本来就已经坏掉的键盘，怎么突然间又支棱了起来，好了这么一阵子呢？

难道真的是猫日夜无事拨弄，无意间给拨弄好了？只不过依旧脆弱，被我连续几天大力敲击，终于再次彻底挂掉了。果然猫猫有能力创造神迹。

还没开始研究，老键盘就挂掉了。对着京东挑选了很久，每一家都说自己很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最后还是下单了跟家中一样的京造同款。

能够统一在家与在办公室的码字体验，也是一件好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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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女儿学校校长关于优化调整学生接送点位的建议信

Mon, 02 Sep 2024 22:05:26 +0800

尊敬的学校管理层，张校长：

我是贵校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很抱歉在新生开学季，冒昧地给您们写下这封信。但此事事关全体一年级新生的放学接送安全秩序，故仍郑重地向您们写下该信。

在张校长和学校管理层连年来不懈努力下，学校成功跻身新区义务教育一梯队。随着学校知名度日益提升，原本规划六个班额的学校，已经超额招生至十二个班。

我欣喜的看到，学校通过将新生有效划分为东路队及西路队，有效疏散了人群，基本做到了上下学时段近三千人同时出入校而秩序不乱。

在此，作为新生家长，再次向您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但是，经过开学一周多以来的观察，我发现，学校安排的东路队放学接送点，仍有进一步调整优化空间。

目前的东路队，无论是上学还是放学，接送点均设在纵横路与经纬街交叉口西南角，靠近天宫小区处。

作为上学送孩点，这个位置非常合适。此处举例学校仅有二百玉米距离，且全程不过马路，无红绿灯，学校又贴心的设置了隔离带，派出老师专程在天宫小区出车口担任安全员，能够确保孩子上学路途中绝对安全。

但作为放学接孩点，这个位置就有很大的优化调整空间。不同于上学期间，家长只需要将小孩放到接送点，人流随到随走。放学接孩子时段，家长们需要在4点钟（周一周五）或五点钟（周二至周四）之前，到达接送点聚集等待。该位置虽然被学校设置为接送点，但事实上仅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甚至略显拥挤的十字路口。由于天宫小区院内缺乏足够的电动车停放车位，从该接送点向南，直至天宫小区门口，全部为该小区自行设立规划的电动车存放点。该接送点纵横路一侧，又设置有政府投放的共享自行车取放点。

这就导致本就不宽敞的路口，一到下学时间，就被拥堵的水泄不通。接孩子的家长，川流的机动车，嘈杂的下学队伍，挤作一团。

不同于送孩子，作为接孩子的位置，还需要考虑一个特殊因素。不是所有的家长，每天都一定能抽出时间，准时接孩子放学。

目前学校的解决办法是，由老师将孩子统一到至接送点，再由每个孩子自行寻找各自父母，找到父母的孩子，跟老师打招呼示意后，方可随父母离开。

但由于场地的逼仄，秩序的混乱，该项制度在实践中几乎不可能得到完整有效的执行。

就拿今天下午我本人接送孩子的情况来说，孩子的队伍已经到了接送点，由于人流过大，场面混乱，我与孩子迟迟未能互相发现。如此过了许久，还是眼尖的孩子率先发现了我，高喊了一声爸爸，父女二人才得相见……

接孩子稍微曲折一番，倒还无伤大雅，不过这反应出另一个迫切的问题，凡事都具有双面性，如果在混乱中，孩子被人流冲散，而老师也由于场面过于混乱而未能及时发现，那就将是一个后果很严重的故事了。

事实上，就在学校设立的接送点再往东二十米，过了经纬街路口，便有一个十分适合作为接孩子放学点的位置。银河社区文体广场。

该广场占地面积大，至少也有两到三个标准篮球场大小；远离道路，安全有保障；且广场上视野开阔，便于老师约束管控学生，不致产生管理“糊涂账”，尤其便于老师管控家长未能及时接走的孩子，将大大提高学生的安全系数，改善放学时段学校片区的交通通行秩序。

我将该广场现场的照片及自行制作的方位图，放在附件中，供贵校决策时参考。

再次向您们的工作致以崇高的敬意。

望审慎考虑我的建议，并将处理意见函复我本人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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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答|要跟公司劳动仲裁，却发现自己名下有与东家同业公司

Mon, 02 Sep 2024 22:00:43 +0800

读者来信：

您好，刘律师，关注您的博客许久，看到您的从业方向是刑辩，我这个劳动仲裁应该算是诉讼，也希望能够得到您的解答，以下是正文与问题。

本人为当事人。自去年年初入职位于某软件开发公司。正常上班，加入公司后工资与五险一金除第一个月按时足额支付，其余月份均未按时足额，只发一小部分，甚至有些月份工资干脆未发。考虑到找工作市场的情况，于是并未提出辞职，还是希望公司能够发出工资。但奈何公司从今年上半年直到现在，一直以“投资款未到帐没有钱发工资” 为由欠发所有员工工资。刚开始，和老板以离职为要挟还能偶尔给本人发一小部分工资。拖至今年年中因本人不想继续忍受拖欠工资，向公司提请离职，并办理正常离职，签署离职证明与欠薪声明。欠薪声明上写公司经营不善，欠发工资总数额，计划偿还时间，以及每月支付金额，以及统一补缴五险一金等内容。总计数额不小，有十余万。

离职后本人已申请劳动仲裁调解，监察大队上门未果，公司拖延时间。监察大队告知可提交仲裁或等待发放工资。现本人计划提出仲裁。

但有个事情是，本人名下有一家信息科技公司，注册时间早于这家公司的入职时间。公司营业范围或许与仲裁的公司有部分重合，本人是法人，本人名下的公司目前的所有活动为：1.备案2个域名，2.申请2个商标被驳回，3.在仲裁公司上班期间，每月在本人名下进行个税零申报，申报条目为工资薪金，除了这几个活动以外无其他。本人在仲裁公司入职时并未对名下有公司事情进行告知。与要仲裁的公司的劳动合同中，看到比较核心的冲突内容，是这几项：

“规章制度与劳动纪律” 章节：

27.未经甲方允许，乙方不得在其他单位兼职，不得从事其他任何与甲方利益冲突的第二职业或活动，并保守甲方的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

“非竞争” 章节：

1.在职期间，乙方应当仅为甲方工作，不得受雇于任何第三方。

2.乙方在职期间，不得直接或间接从事同甲方同行或具有竞争性的业务，不得向甲方同行或竞争对手提供（无论是直接或间接提供）任何形式的服务，不得聘用（或试图聘用）甲方任何员工为自己或与乙方有关联关系的实体工作，不得唆使甲方任何其他员工接受其他公司或个人聘用。

现在想要向您咨询几个问题：

1.如果我提交仲裁，需要提交本人的个税缴纳记录作为证据，这样子对方就会知道我名下有一家公司，是否会以上述“非竞争” 与 “规章制度与劳动纪律” 章节来作为理由，说我违反了非竞争，以及甲方的劳动规章制度，从而不给或减少我的欠发工资金额？除了备案域名，申请商标，按月本人个税零申报外无其他业务活动。

2.我是否可以在提交劳动仲裁时，不提交个税缴纳记录作为证据，并且后续即使仲裁开庭也拒绝提供个税缴纳记录作为证据，（我觉得这条有点不太现实，或者可以申请证据隐私保护，只能让法官看？

3.本人名下有公司这个事情，以及在个税上申报的零申报记录，是否会在仲裁时，作为劣势，作为法官或对方公司作为违反劳动合同的证据，从而拒绝支付本人欠发工资或酌情扣发。在本人看来，本人名下的公司本来也没有生产经营的记录，只是单纯买两个域名，申请了两个商标，给本人申报了零申报的个税记录。就算公司声称违反了纪律以及非竞争条款，也要看对合同履行是否造成影响以及影响范围吧？

4.这种情况算是并未产生实际影响的情况吗？

5.非竞争部分，属于是竞业协议吗？合同中并未明确写明如果违反的赔偿数额。

6.我会被要求赔付公司名誉损失，商业秘密泄露的可能损失吗？我并未对其任何商业秘密进行泄露，或对其名誉有负面影响。

希望能获得刘律师的答复，谢谢您刘律师！

以上。

站长回信：

读者好，来信阅，感谢信任，简要答复如下：

1.关于是否需要提交个税缴纳记录作为证据。没有这样的强制性规定。劳动仲裁案件，提起立案的证据标准非常低，只需要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即可。具体到你的案件，你只需要提交劳动合同，并列明仲裁诉求及相关事实理由，足以立案即可。在更多的劳动仲裁案件中，劳动者手头可能连个书面劳动合同都没有，拿着工牌、名片等边缘证据，实务中也足以立案。

2.关于你是否有权拒绝提交个税缴纳记录。这里可能牵涉到很多人对民事诉讼程序，尤其是劳动仲裁案件举证责任划分的误解。首先，对于民事诉讼，法院（或仲裁委）原则上秉承消极中立态度，并不积极查明事实，只对原被告双方所提交证据进行中立裁判。且不说不会法院不会强迫你上交个税缴纳记录，就是你一张纸的证据都不交，法院都不会向你主动释明，更谈不上强迫。此外，劳动仲裁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划分，总体上倾向于保护劳动者。这是由于劳资双方地位不对等，基本所有的有效证据都保存在资方手中，劳动者一般难以获取。在劳动仲裁案件中，如果劳动者主张存在某项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但该证据由资方保管，典型如证明存在加班的证据，但资方拒绝向法庭提供的，法庭将直接推定，劳动者的主张成立。也就是说，你根本不必担心任何人强迫你上交任何证据。哪怕公司在诉讼中提出，你的个税申报问题，从单纯诉讼规则角度考虑，你也完全可以置之不理，法院也无权对你采取强制措施。

3.关于你名下有公司，是否会对诉讼造成负面影响。这个问题应当从应然与实然两个角度考虑。从应然角度解读，确实会对你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抗辩理由也基本如你所述，你虽然挂名了公司，但该公司实际上并未经营，从实质审查角度讲，不属于从事第二职业。从实然角度解读，公司可能都未必了解你名下另有公司，且经营范围存在一定程度重叠这件事。从诉讼应对角度，建议你提前准备好你名下公司并无实际经营的相关证据，视庭审进展情况，灵活决定是否出示。

从我本人的预判来看，公司即便知情，也未必会拿这件事说事儿。因为该条款已经对你们双方的纠纷没有实质上的利益影响。

如果公司在想法设法裁人，可能会拿这一条无责与你解除劳动合同。但现在的局面是，你已经自愿主动离职，且只主张了实际工作期间的劳动报酬。公司再拿该条款说事，没有太大意义。

4.关于4、5，基本与3是同一个问题。首先，这不属于“竞业限制”条款。所谓竞业限制，是指劳动者在离职后一定期间内，在公司发放竞业限制补偿金的基础之上，限制从事原单位同领域工作。你们之间的条款，只是一个单纯的“忠诚义务”条款，并不会对你离职后的去向产生任何影响。即便公司掌握了你名下另有公司的情况，也因未约定赔偿金额，且丧失诉讼价值，而不必投放过多关注。详见前一段解答。

5.关于是否会被公司要求名誉损失，商业秘密赔偿。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结合你的描述，我不认为你损害了公司名誉，侵害了公司商业秘密。但从诉讼策略角度考虑，由于劳动争议案件诉讼成本极低，不排除公司以提起高额反诉的方式，对你形成心理压制，以逼迫你作出某些让步。现在谈这些为时尚早。不要为尚未发生的事件过分焦虑。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

以上。祝诉讼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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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上小学了，我却高兴不起来

Wed, 28 Aug 2024 22:35:15 +0800

女儿上小学了，今天是开学第三天。

我没有一丁点儿体会到迈入成长新阶段的喜悦，反而对这个教育体系愈发排斥和厌恶。

这种厌恶从开学第一天，我看到她排在队伍中，跟着老师一二一的哨声，从校门走到接送点的路上，就强烈的发生了。

又到昨天晚上，老师在班级群中，发了一段小孩们在班里进行“适应性训练”的视频。

视频里，五十多个小孩子胳膊交叉并拢，雕像一样端坐在座位上。老师不时发出各种口令，小孩子们跟着老师的口令，做出各种整齐划一的动作。一个个神情木然。

每到奥运盛会，朝鲜的啦啦队便会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她们五官精致，妆容得体，却给人一种近似“恐怖谷效应”的疏离感。很难让人觉得他们是跟我们一样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类。

我不好妄自揣测，老师是带着某种“自鸣得意”的心态发出这段视频的。但老师的言论中，分明带着强烈的“请功”心态，满怀“职业荣誉感”。这又像极了奥运盛会上的朝鲜啦啦队。她们不仅在肉体上与世隔绝，精神上也自我囚禁。

家长群里鸦雀无声。没有人给老师捧场，甚至无人说一声收到。

大约家长们的感受都与我雷同。只有排斥与恐惧，没有喜悦与感激。

今天下午，接到一个咨询。

咨询者是一位父亲，说自己的孩子跳楼自杀了，问能不能向物业主张赔偿。

我第一反应是追问，如何确定是跳楼而不是失足坠楼？

父亲默然的说，小孩给家里留了字条。他说的比较委婉，所谓字条，其实就是遗书了。

与我过去对自杀家庭的刻板印象不同，这个父亲并不强势，也很讲道理。我跟他大致分析了一下法律规定，他就先我一步自行得出了结论：“算了，搞得像是讹物业一样。”

我以前一直固执的认为，真正杀死小孩的地方，是家庭而非学校。小孩早就死于家庭，只是恰好死在学校。甚至一度暗戳戳主张学校不应该给自杀小孩的家庭赔钱。这些混蛋家长明明亲手害死了孩子，却还乔装打扮成被害者，眼含热泪收下孩子血肉兑换的金钱。

但是女儿仅仅开学两天，我就扭转了这个刻板的印象。

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我们这代人的父辈，经历过太多苦难。他们这代人中的精神病患比例相当高。只不过在那个肚子都填不饱的年代，没人顾得上这个。国人对精神卫生的初步关注，也就是最近十年才刚刚发生的事情。至今，绝大多数国人对“精神病患”的认识，依旧停留在满嘴哈喇子，披头散发，满身虱子的流浪汉形象上。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病根确实出在家庭。贫贱则事哀。生存资源的匮乏，带来人际关系的高度紧张。这种压力就像水一样，最终会由家中最弱小的孩子默默承担。

费孝通说，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手下过日子更难过。

向弱者施暴，是所有动物的本能，人类也不能例外。哪怕是受过良好教化的父母，也绝不敢说自己能杜绝向孩子“施暴发泄”。

原生家庭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我们这代人掌控舆论话语权后，对幼年时期曾遭受到的伤害，以集体情绪发泄的方式，进行自我疗愈的一种表现。

但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独有的问题。对于我女儿这代人来说，学校所施加的系统性压迫，无论是烈度与广度，都将远远超出我们这代人在糟糕的原生家庭中所经受的。

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老师是一个手握巨大权力的职业。这种权力，超出任何一个成年人对任何另外一个成年人所可能拥有的权力极值。

老师几乎拥有对小孩子身体的完全掌控权。这是君主之于子民都不曾拥有过的权力。没有任何一个成年人，能接受小孩子在学校这般的完全身体控制。

正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年纪，却要被套上最厚重的镣铐，眼睁睁看着生命力逐渐枯萎凋谢。作为父母，面对这一切，不仅无能为力，甚至还要时常充当压迫的帮凶。

人间残忍，无过于此。

看过一个外国小孩子合唱《something just like this》，小孩子间站得老远，远到每个小孩子都可以在原地转圈翻跟斗而不会影响到身边人。

完全不同于中国小孩子的合唱——每个人半侧着身体，整齐的队列，人与人之间不留半点缝隙，扮着同样的表情，做着同样的动作。

我跟那个不幸丧子的父亲聊了很久，后面几乎完全没有在聊法律问题，他多次表达了自己的疑惑：“孩子为什么会自杀。究竟是什么杀死了他？”

我想我大约知道答案，但这却是一个不能说的答案。

总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也应该像《something just like this》里的金发碧眼崽儿们一样，肆无忌惮的翻跟斗、跑调、出洋相……

只是，我女儿却无法享受到这种盛放的自由。

我很抱歉。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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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已经提桶跑路，工具人还在尽职办公

Sun, 25 Aug 2024 12:21:52 +0800

三个月前，小爱所在的公司突然通知全体居家办公。

刚接到通知的小爱，心底甚至还有几分窃喜。二话不说，抱起财务电脑就回了家。居家办公，工资照领，对于小爱这样内向到连打个招呼都觉得心累的人来说，太美妙不过了。

这是小爱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她通过boss应聘到这家公司时，公司规模还不大，经过两年飞速发展，现在各类人员已高达二三千人。

这次“居家办公”总感觉哪里不对劲。人员纷纷离职跑路，有些甚至连工资都还没结清就跑了。有传闻说，公司涉嫌诈骗，正在被公安机关调查，不过老板神通广大，撒了大把钞票，很快就能摆平。也有传闻说，老板早就卷款跑路了，所谓“居家办公”，只不过是稳住员工，装装样子。

流言喧嚣尘上，纵是迟钝如小爱，也嗅到空气中的异样。她问自己的直接领导，财务总监小艺，公司会不会有有事，外面那些传闻是不是真的，下一步该怎么办？

小艺告诉她，公司确实正在经受一些合规方面的调查，不过老板早就咨询过专业的律师团队，并且进行了针对性的合规整改，不会有问题。老板和律师团队很快就能摆平，居家办公只是权宜之计。末了，小艺还拿小爱打趣，好好珍惜居家办公的日子吧，马上就又要朝九晚六打卡上班咯。

小爱听信了主管领导的话，继续兢兢业业，按时保质的记账、报税、发工资……

与此同时，那个小爱几乎没见过几面，唯一的关联点只在于过年时发两条祝福短信的公司老板，已经携带巨款——这么说其实不太准确，钱早就随骗随转出去了——远渡重洋，当润人了。

小爱如梦初醒之时，已是三个月后。此时的她，坐在看守所会见室内，与我隔着铁窗相望。

回想过去三个月内发生的事儿，小爱自己都觉得十分离谱。

一次深夜，小艺给她拨来微信语音，声音紧张的像是身后有猛兽在追赶。小艺安排说，自己可能要去配合公安调查。

那这个月的工资和报税怎么处理？小爱问。

小艺没回答。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或许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或许是“大梦初醒，悔不该当初”，小艺对小爱说了近三个月以来唯一一句真话。但非常可惜可叹的是，也正是这句真话，将小爱推进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这句话是：“公安可能也会来找你调查。他们能通过手机定位，如果不想见他们，就把手机卡拔掉。”

小爱再一次照做了。

财务是一个非常敏感且高危的岗位。挣钱没你份儿，背锅跑不了。

公安给小爱打电话，始终拨不通，只得登门“拜访”。

早已六神无主的小爱又出了一个“昏招”，面对公安机关的敲门，不作回应，佯装家里没人。直到公安叫来开锁师傅，要技术破门时，她才最终露面，打开房门。

没有任何悬念的，她被直接关进了看守所。

小爱不仅亲手将自己送进看守所，同时葬送了自己的“自首情节”。实务中，出于节约司法资源的考虑，公安往往以电话通知的方式，通知嫌疑人或“准嫌疑人”到案配合调查。

小爱本来至多算一名“准嫌疑人”，但从拔电话卡玩失联开始，她就已经一只脚迈入了“嫌疑人”行列。公安登门后，她又搞了一出掩耳盗铃，彻底坐稳了公安心目中“高危嫌疑人”的位置。与小爱一同被叫去调查的，还有财务部门其他几名女孩子。小爱是被拘留的唯一一人，也是职级最低的一人。

从“准嫌疑人”到“嫌疑人”，从“主动投案”到“抗拒抓捕”。这些都是小爱自己“瞎逼微操”的直接后果。

小爱公司的内部组织架构，是非常典型的电诈架构。核心部门是“引流”、“前端”、“后端”与“客服”。

各个案件中，以上四个环节所对应的名称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干的事情大差不差，业务流程几乎相同。

所谓“引流”，就是字面意思。流量是一切商业活动的起点，诈骗也不能例外。

“前端”是对客户的一次转化，同时为“后端”二次诈骗进行韭菜筛选。电信诈骗，是广撒网式的诈骗。广撒网，就意味着，这个骗局往往并不精妙。如果不对受众进行筛选，行骗成本就会飙升，而行骗成功率也会下降。早些年，电信诈骗还停留在挨个打电话的草莽阶段时，行骗人员几乎人手一口蹩脚难懂的闽粤普通话。正常人一听就知道是骗子，会立即挂断。而这恰恰也是他们所追求的效果，你不想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他们观你亦如是。

“后端”是整个骗局的核心，也是整个电诈链条中获利最高的部分。经过初筛的肥美韭菜，在这个环节中，会被电诈集团中最“优秀”的“话术员”反复洗脑，心甘情愿掏出巨款。

“客服”负责善后收尾。人之所以被骗，是情绪与认知综合作用的结果。情绪在受骗中的影响权重，要远高于认知，至少也要达到七三开的程度。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当情绪的狂潮褪去，被骗的人往往能咂摸出点异常。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会向电诈公司要求退款。“客服”部门的职责，就是安抚这些大梦初醒的人。能重新对他们洗脑催眠，避免退费，自然是上上之选。实在洗脑不成，就“按闹分配”，难缠的多退，好说话的少退或不退。

我们当然不能武断的说，凡是采用这种业务流程的公司都涉嫌诈骗。但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凡是搞电信诈骗的公司，大多都采取这样一套业务流程设计。不同的电诈公司，只不过是所兜售的产品不同，在组织架构上大同小异。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公司形式的电信诈骗，不仅要骗客户，同时也要骗自己的员工。采用这套组织架构，更有利于骗自己的员工。

在一个电诈公司内，掌握“核心技术”的团伙毕竟只是极少数，大部分人都从事中立或至少“貌似中立”的工作。

只有将业务流程肢解，并将大部分边缘流程打扮成“中立”的模样，这套流程才跑的起来。

任何一个理智尚存的人，如果知道老板每年骗到手好几千万上亿，他还会“挣着白面的钱，担着白粉的干系”，甘于领每个月几千块钱的死工资吗？要么走人，脱离险地，要么入伙，加入分润，这才是正常人的合理反应。

只有将员工一起骗，组织规模才能扩大，“利润”才有质的提高。

很多公司内部，在部门间设立了严密的“信息防火墙”，禁止部门间就各自工作内容沟通。

很多非核心部门的工作内容，如果不放在全案上帝视角看，压根无从判断是否涉嫌犯罪。我曾经代理过一个案件，骗局是以代托管网店躺赚为名实施诈骗。

核心骗局在“后端”。公司业务员以假发货的方式刷单，让客户误以为真的能赚到钱，进而持续诱使客户花巨资升级“托管套餐”。

但于此同时，公司的“前端”部门在干嘛呢？他们的工作，仅仅是向客户收取一千余元的费用，帮助他们注册搭建起一个网店。对价合理，且提供了真实服务。看起来完全中性。

依托公司架构的电信诈骗案件，错案率相当高。

但是我所说的错案率高，不是指全案定性错误率高，不是指老板错案率高，而是指其中大量从事“中性”工作的普通员工错案率高。

但吊诡的是，此类电信诈骗案中，铁构罪的老板们往往拼死抵抗，而实际冤屈的员工们，则早早认罪认罚。

这套为了便于行骗而设计的业务流程，摇身一变，又成了老板的法律防火墙。什么提供了有效服务，不能仅以价格高认定诈骗啦。什么公司有完善的退款制度，不满意的客户都给退款，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啦。更有甚者，一些洗脑甚深的韭菜，直到案发依旧没有回过劲儿来，更成为老板的有力辩护抓手，被害人自己都不认为被骗，你们凭什么说我是诈骗啦……

云云……

刑辩并无新鲜事。就那几个剧本，来来回回，翻来覆去的演。

小爱也不例外。

我问小爱，明明不知道公司在诈骗，为什么要在笔录中说知道？

小爱说，她本来是跟公安说她不知道来着，不过公安反问了她仨问题，把她问住了。趁她还没缓过劲儿来，公安又把笔录递过来，她稀里糊涂就给签了。

这三个问题是：

你都在那上班两三年了你能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心里怕啥，为啥拒捕？

别人上班才几个月，都说知道，就你嘴硬说不知道，你是什么态度？

连扇三巴掌过后，公安又递过来一把甜枣：

没你什么事，我们要找的人是你老板，你交代清楚了，我们就放你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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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答|农村老宅在不知情情况下被拆迁，至今已三年，还能起诉要拆迁款吗？

Thu, 22 Aug 2024 22:59:41 +0800

读者来信：

家里的住宅（农村院落）被政府拆了，但是没有告知任何人，包括我与我的亲戚（父母已过世，家中只有我一人）。事后拖拖拉拉了有三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修，也没有给予补偿款。

我现在也没有那座住宅的证书之类的证明，但是我的户籍地在那所住宅。

我想知道我是否能打官司？如果打官司需要多少钱？假如打官司能打赢吗？

望解惑

感谢！

站长答复：

你好，来信阅。

拆迁纠纷属于行政诉讼，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民告官”。

行政诉讼受起诉期限制度约束，你可以大体将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期限类比民事诉讼中的诉讼时效制度理解。

即，法律一方面要处理纠纷，但更高阶的价值追求为稳定社会秩序。

一旦某项纠纷已经过去“很久”的时间——这个“很久”，视具体的诉讼程序及案由不同而改变——法律将倾向于不再处理该纠纷，而倾向于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哪怕这个既定的秩序很有可能是有问题的。

具体到行政诉讼，不服某项具体行政行为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你家的房子已经被拆三年，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的案子一定超越了起诉期限。

玄机在于起诉期限的起算时间点，不是从行政行为作出当日起即时起算，而是从行政行为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算。

根据你的陈述，房屋拆迁时，你并未收到当地政府的明确告知，因此，本案的起诉期限，应当从你确切得知房屋被拆迁之日起算，大概率不超过起诉期限。但具体是否实际超过，要看当地政府的举证，举一个例子，比如政府进行了公告送达，虽然你本人可能没有留意公告信息，但在法律上，这依旧是一种有效送达方式。

说完起诉期限，再来说能不能拿到赔偿。

从实体上来说，只要你能够举证自己对宅基地的使用权及对宅基地上房屋的所有权，就依法应当按照当年的拆迁补偿标准获取补偿。

你现在的问题在于，手上没有明确的宅基地确权证书。

但确权证书只是证明使用权的凭证，并不等同于使用权本身。

我国的宅基地分配制度，是“一户一宅”。只要户上还有人，宅基地使用权就仍归属该户所有，并不被村集体收回。至于宅基地上房屋的所有权，鉴于您的双亲已经离世，你也已经通过法定继承方式，自动获得所有权。

因此，根据你的描述，毫无疑问，你同时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及宅基地上房屋所有权，应当依法享有拆迁补偿款。

鉴于您所提供的信息过于笼统，我只能帮您做一个大致的法律分析。

拆迁导致的行政诉讼，五花八门，具体诉讼过程中，很可能会遭遇到匪夷所思的刁难，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不仅需要律师的专业知识，也需要当事人本人坚韧的毅力与超乎寻常的勇气。

至于相关费用，我的专业方向不是行政诉讼，不太了解相关行情，恕难解答。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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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答|境外网赌公司上班，能否判缓，如何退赃？

Mon, 19 Aug 2024 15:00:59 +0800

读者来信：

亲属兄弟去菲律宾打工回国一年后以涉嫌罪名，开设赌场罪被警方带走，目前收到逮捕通知书后一月，律师会见一次，得到亲属口供信息是团伙专案，案件牵涉金额2.6亿，亲属系坦白，知道赌博在国内违法但以为公司所在国菲律宾当地是合法公司，家属在其中职位为客服，负责接待客户咨询问题，亲属对其他情况不清楚。工作时间约4年，半年后回国2个月后又去，前后总收入大概40万；低于8000的工资是否不算高额工资，是否计算到违法所得里面？；有没有必要在侦察阶段退缴违法所得以及退多少合适？家属手机没收，账号里支付宝或者银行卡有十几万这个会被冻结没收吗，是否计算到追缴违法所得里面，如果只是客服，检查院认罪认罚全退赔违法所得争取缓刑概率多大？如果不退缴退赔，被判刑服刑结束后，是否还会被追缴违法所得，所得工资大部分亲属已经花掉了，会继续追缴其他收入吗，比如房子，是否会追缴其他家人或者责令家人退赔？

站长回复：

就你关注的几个关键问题答复如下：

1.关于是否构成犯罪。构成，对法律规定的误解，不属于犯罪学上的阻却事由。误以为菲律宾不违法，不等于实际不违法。况且，我国刑法中有属人管辖条款，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哪怕在境外实施了违反中国刑法的行为，中国依旧可以对其行驶刑事管辖权。故，你亲戚的行为肯定构成犯罪。

2.关于违法所得问题。目前除了极个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我在实务中尚没有遇到司法机关在追缴违法所得时区分哪些属于基本劳动报酬，哪些属于超额收益，也就是你所说的高额工资的情况。一般来说，只有当工作性质存在显著的中立性时，司法机关才有可能区分基本报酬与超额收益。境外网赌公司上班，很难归为此列。因此，很大概率上，司法机关会将其上班期间所有收入列为违法所得。

3.关于退赃时机。虽然你们案件仍处于侦查阶段，但检察院已经批准逮捕。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捕后侦查阶段，可以通过向检察院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变更强制措施办取保，但该程序基本属于僵尸条款，处于冰封状态。建议等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再与检察院洽谈退赃及量刑适宜。

4.关于量刑。从我的经验来看，这种境外网赌、电诈公司的人员流动性一般很大，你亲戚在里头连续工作三年半，很可能已经具备中层领导职务。但一般而言，只要职务不是太高，不参与公司全局性管理，或者不属于某个业务条线的具体负责人，仍然可以认定为从犯。如果确定只属于底层客服员工，大概率会在三年以下幅度内量刑。

5.关于能否适用缓刑。根据经验判断，境外网赌+上班时间过长，难度很大。境外电诈网点遣返人员，现在原则上已经不适用缓刑。虽然诈骗与开设赌场分属于不同罪名，但同样牵涉到跨境网络犯罪，多少会受到相关政策影响。

6.关于追缴是否会及于家属。犯罪行为所产生的退赔义务属于个人之债，并不及于家属。因此，家属的合法个人财产，不在追缴之列。但如果有证据证明，家属某个账户中的钱款完全来自嫌疑人犯罪所得汇款，则该部分钱款的赃款性质不因账户转移而改变，依旧属于追赃的范围。但从普遍的司法实践来讲，对于财产部分的追缴，目前的司法资源还不能做到全方位无死角覆盖，对于此类小额零散赃款，少见实质性追赃措施。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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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嫌饭店菜量太大，食客强逼老板退二十块钱

Mon, 19 Aug 2024 12:05:22 +0800

去饭店吃饭，从来只有嫌弃老板奸猾，菜量给的小，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上周末在云台山吃饭，竟然碰见一桌人以菜量太大为由寻衅碰瓷，要求老板给个说法。

我们一家三口刚在饭桌前坐定，菜还没上齐，就隐约听见隔壁桌不时传来女人的尖声呼喝。

我好奇的望过去。

很奇异的旅游组合。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子，能看出出门前化过不淡的妆，但一天游览下来，已经被汗水弄花。怀里抱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已经彻底断电，睡得如一滩烂泥。女人对面坐着一个十一二岁的胖姑娘，该是小男孩的姐姐，自打坐在桌前，就大气不敢吭一声，低眉顺眼，只顾干饭。另外两个位置，坐了两个年纪相仿的老太太，头发花白，其中一个背还略微有点驼，步履蹒跚。

出门在外，非礼勿视。当天天热，山上游客又多，急火攻心是常有之事。我示意老婆和牛牛，莫要多管闲事，只管吃自己的饭即可。

小男孩一直沉睡未醒。八九岁的胖大小子，估计少说得有七八十斤，两个白发老太太也帮不上忙。担心小男孩被吵醒，女子始终保持着左手环抱的姿势，想换手也不得。小姑娘倒像是很能吃的架势，桌上的菜扫的差不多光盘后，又点了一碗烩面，此时正在埋头苦吃烩面。

烩面的量许是太大，小姑娘非常努力的吃，却也剩了小半碗没有吃完。天地良心，我必须说句公道话。小姑娘真的尽力了。我也点了碗烩面，量实在不小，而且味道也很一般，我只吃了不到三分之一，就再也吃不动了。

不知道是不是小姑娘额外追点的这碗烩面，成了压垮女子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女子突然开始对着两个老婆和小姑娘厉声训斥起来。

此番训斥，已不同于刚开始时的大声说话，八卦之心人皆有之，我好奇的支起耳朵倾听。

女子的矛头并未对准老人和姑娘，而竟是对准了小餐馆。

“这家店真不像话！咱就这些人，点了这么多菜，根本吃不完，也不说提醒提醒！”女子说。

俩老人在一旁帮腔：“就是！想挣钱也不是这么个挣法！”

其中一名老太还站起身来，拿起手机对着小餐馆门头拍个不停。我见状，赶紧扯着牛牛往另一侧避让少许。老太显然是要发抖音要说法了，我们可得躲远点，万一网络报案火了，我们无端连累上镜，可找谁说理去。

仨女人的厉声讨伐，很快吸引来了老板娘。老板娘很富态，圆滚滚的身材，像个女版弥勒佛。

老板娘站定了好半天，甚至揉了揉眼睛，盯着饭桌瞅了好大一会儿，才确认了女子和老太的诉求。

可不是嘛，一桌菜早已被吃的七七八八。再说了，埋怨菜量太大，不应该在开吃之前吗？哪有吃完了再来说菜量大的？

女子看把老板娘成功引来了，叫声更大了，周边几桌的目光全被吸引了过去。

老板娘像是见过大世面，一点也不慌乱，甚至有些压不住嘴角的笑意。还以为是饭菜里吃出了苍蝇头发，或者埋怨缺斤少两，结果张口却是“菜量太大”，这不是打上门来的活广告吗？

“你们这么多服务员，服务根本不到位！我们俩老的俩小的，能吃多少！点了这么一大桌！你们也不提醒提醒！”

老板娘微笑。

“你们这一份菜，这么大一盆，点之前为什么不说？！在城里，都是只有一小碗！我照着城里的菜量点，结果根本吃不完！这不是浪费粮食吗！”

老板娘依旧只是微笑。

老板娘阅人无数，很快看出端倪。其实不止老板娘，连我这吃瓜群众都瞧出了一二。

女子嫌菜量大是假，拖着老人小孩游玩一天，又累又饿，好不容易下了山，到了开饭时间，小男孩又睡得死猪一样。老人没力气，搭不上手，小姑娘又自顾自的吃。唯有自己，还要白天劳累一整天，晚上吃顿饭也不消停。

人在困饿劳累之状态下，情绪最容易崩溃。我自己便是如此。每当我察觉到自己情绪不对劲时，便提前对牛牛发出预警，告诫她不要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暂时远离我一段时间。待吃饱喝足睡够后，我的情绪自会恢复正常。我猜想这可能是某种写在基因内的设定，困饿劳累状态下，情绪易怒，肾上腺素飙升，更具攻击性，而在生存资源匮乏的状态下，更强的攻击性显然会带来更高的生存概率。

据我观察，或许大多数人身上都带有这种基因。每念及此，我都会默默心疼自己的先祖们，他们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磨难，才把自己的基因传递到我们身上。虽然我现在时常痛恨这些时常引发我不受控的情绪波动的基因，但没有这些基因，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我只能努力学着跟这些基因和平相处。

女子此时显然便正处于这种基因的不受控的强烈表达状态之中。她满腔攻击性无处释放，最终表现为肆意发泄情绪。

咂摸出来味道后，老板娘干脆也不再站在桌旁，而是拉过一张椅子，陪坐在女子身旁。

小男孩此时终于睡醒了，女子一边轻甩被小男孩压麻的胳膊，一边嘴里依旧嘟囔着，饭店菜量太大，服务员没有提醒云云。只不过早已没了原先的戾气，甚至是在边笑边说。

女子显然不是什么恶人。刚才的失态，是她被迫沦为了自己基因的奴隶。

老板娘主动提出，看小男孩刚睡醒，免费给小男孩送碗烩面。然而已经断电的小男孩，一意嘟囔着要回酒店睡觉。最后，老板娘掏出二十块钱，递给女子，说：“你们来我们这小地方玩一趟不容易，消消气。”

女子有些不好意思接。

旁边老太太却又在拱火浇油：“退二十可不够！我们多点了那么多，得都退给我们！”

天地良心啊！除了小姑娘碗里剩的那点烩面之外，桌上的菜早就一扫而空了！实在看不出“菜量太大”的指控依据何在……

小姑娘早被这场闹剧囧的不耐烦了，终于开口说话：“就这吧！赶紧回酒店吧！二十就二十吧！”小姑娘虽然暂时被她妈妈压制的不敢说话，但假以时日，想也是个战斗力爆表的主。等她武力值再高一点，嘴里可就不是“二十就二十吧”，而大概率可能是“别搁这现眼了，赶紧都给我走！”

一桌人接过老板娘的二十块钱，终于还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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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游云台山

Sun, 18 Aug 2024 23:05:27 +0800

云台山游玩了两天。体验到了阔别多年的极致疲惫感。

昨天就因为太过劳累，鸽了一天。想着今天继续鸽不合适，但是家人们谁懂啊，今天依旧很累很累啊。

红石峡是云台山核心景区。第一天，我们特意避开了红石峡，先去了云台天瀑。从第二天游红石峡的实际观感来看，这个决定非常正确。

网上早有人说，云台天瀑是人造景观。还有好事者爬到山顶拍照取证。所谓飞流直下的瀑布，竟然全靠几根粗壮如大腿的水管子供水。一时贻笑大方。

这回真到了天瀑下头，还是觉得不虚此行的。瀑布落差少说也有一二百米，瀑布倾泻而下，水花激荡出数十米远，在炎炎盛夏中，带来沁人心脾的清凉舒适。

据说冬天更美。山里的冬天不比城里。夏天里满山遍野的淙淙山泉，到了冬天，便冻成洁白的冰柱。天瀑更是整个结冰成一正面洁白的玉璧。去年冬天，云台妲己全网爆火时，便是在云台挂壁前直播。

景致虽好，奈何身体实在是不行。看瀑布，自然是在谷底看。大巴车换乘景区内电瓶车，从半山腰走到峡谷中，再沿着峡谷行进二三公里的样子，就行至大瀑布了。算上来回，也不过五六公里。说路况是山路，有些过于勉强。准确的说，就是上下楼走楼梯吧。大约相当于徒步上个十来层楼再徒步下来的落差。你猜怎么着，返程下台阶时，整条腿竟然抖如筛糠，支撑不住自己身体。

中国人出来旅游，都很拼。我们这回住在了位于半山腰的岸上服务区。吃饭住宿都很方便。中午草草吃了个拉面双人餐。牛牛吃了半碗面一个鸡爪子，老婆吃了一碗面一个肚包肉，我吃了剩下的半碗面一个鸡爪子。

大多数人吃过饭后，便立即顶着太阳换车继续上山游玩。我们因就住在半山腰，干脆回酒店大睡了一场午觉。好几年没睡过这么沉的觉了。一觉睡到三点多快四点，才意犹未尽的醒来。

头天晚上刚到云台山时，吃完饭在服务区溜达。牛牛眼尖儿，眺望到了远处凤凰岭上一座通体发光的小亭子。次日白天一看，刚好有缆车从服务区直达。

经历过上午的劳累，立志爬山的万丈雄心早已无影无踪，我们二话不说，买了缆车票上山。上山前，我们还心存了最后一丝侥幸。打算从凤凰岭上去，先玩一圈玻璃栈道，再步行到茱萸峰，最后从茱萸峰再坐缆车下站。

结果现实自然是又打脸。俗话说，望山跑死马。头天晚上在山脚下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亭子，到近处才发现是一座足有六层的高塔。

本着“来都来了”的朴素想法，我们决定爬塔。这边好不容易爬到塔尖，发现风景也与平地无异。中午本就没吃饱没睡足，下塔时，腿又开始抖如筛糠。

牛牛最心心念念的玩耍处是玻璃栈道。我问牛牛，玻璃透明，低头看下去便是万丈悬崖，你怕不怕。牛牛说不怕，还说去年妈妈带着她在嵖岈山就走过。我说，嵖岈山是普通的山，普通的山起势慢，总有个坡度，玻璃上往下去，落差未必大，今次我们来这是太行山绝壁，几百上千米的山头，如天工开凿，壁立千仞。牛牛压根不理我在叽叽咕咕些什么，早跑到玻璃栈道入口了。

谁知玻璃栈道依旧是要先从山峰下到半山腰。还没到栈道上，就先又下行了几百阶台阶。玻璃栈道着实有些骇人，路上好几个嘴硬的小孩儿，一进栈道，吓得不敢往前走。牛牛倒还勇敢，初踏上玻璃时慌乱了一小阵，后来很快发现只要不低头往下看，就与走平地无异，坦然自若起来。我反倒跟在后面胆战心惊，手一时不敢放松右手边的绳索，走的满头是汗。其实真不过是心理安慰罢了。最要命的是，走在我前面有一个老婆子，带着个跟牛牛差不多大的小姑娘。老婆子嘴里不时对小姑娘惊恐吼叫：“可白往底下看！往前看！往前走！”我寻思别说小姑娘了，周遭几米内，本来不害怕的，听见你这么吼叫法，也惊恐莫名了。

玻璃栈道似乎经过扩建。前几年来时，还只是小小的一遭，如今将两座山头都连接了起来。从入口走到出口，要走上十来分钟。加量不加价。走到后半段时，内心的恐惧逐渐克服，人们开始放松下来，笑容重新挂上脸庞。我也迎着大好河山，给老婆和牛牛拍了几张合影。

最要命的是，走完玻璃栈道，还要再从半山腰爬台阶爬回凤凰岭。其实玻璃栈道的攀爬量不大，但是本来身子就虚，又加上高空带来的惊吓，此时已经疲惫不堪。原定的茱萸峰之行，此时已经无人响应，就连精力最充沛的小牛牛，也嚷嚷着要坐缆车下山。

从凤凰岭往远处望去，太行山脉躲藏在浮云与薄雾之后，层峦叠嶂，像极了一副水墨画。我掏出手机，连拍了好几张。然后才坐缆车下了山。

岸上服务区虽说就在景区内，但物价还算合适。晚上我们仨人吃了两条烤鱼——一条碳烤鲶鱼，一条铁板鲈鱼，一小份小龙虾，一份炒凉粉，一份铁板鱿鱼须，一盘饺子，一份臭豆腐，也不过才花了二百块钱。

吃完饭，牛牛又回了点电，说还想在服务区逛逛。然而此时远处天边已经乌云密布，怕下雨，终于劝回了酒店。

山上的雨非常不得了。牛牛之所以听劝，也是因为头天晚上刚刚见识了云台山的大暴雨。也是正在吃饭，天上突然飘下来几滴雨。食客们不当回事，各自依旧埋头苦吃。不过三五秒钟时间，雨点便如炒豆子般砸将下来。食客们这才发觉大事不好，“抱头鼠窜”，各自多雨。果真是民以食为天。暴雨淋头，跑路时还不忘各自端着自家饭碗。

常年居于山上的老板倒是见过大世面的，不慌不忙招呼伙计，将遮雨帘打开。顷刻间，整个夜市广场，都被遮雨帘稳稳遮蔽住了。

雨势越来越大，砸在雨布上，轰隆作响。服务区建在半山腰，雨水从高处汇集，顺着小吃街汹涌而下，跟发了洪水的小河沟也没什么两样。

游客们见状，纷纷围拢在路边拍照录像。还有三三两两窃窃私语，生怕雨势不停，一会儿下出来个山洪灾害。小吃街上的老板跟伙计们倒是一脸淡定。我问老板，夏天经常这般下雨吗？其实心里也是担心，怕半夜发起山洪来，甚至已经在盘算要不然开着车先下山逃命算了。老板却说，这算啥里，这在夏天都只能算是小雨里。我听老板这样说，这才回到桌上，又安稳吃起饭来。

夏日山里的急雨，来得猛，走的也彻底。这场雨下了约莫有四十来分钟。雨停之后，路边滴水不积。我们趁着雨停间隙，赶紧回了酒店。

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九点多才醒。醒来后，直接将行李装车，然后便坐车到最后一个景点，红石峡。

云台山闻名遐迩，全靠红石峡能打。几年前首次来云台山，着实深受红石峡壮美之震撼。可惜这趟来，正赶上暑假高峰。人挨人，人挤人。啥美也没体会到，光看人类同胞的后脑勺与脚后跟了。

云台山每年初会售卖一阵子年卡。明年准备一家三口弄三张年卡耍一耍。周末过去爬爬山看看水，既能休养心灵，兼能强身健体。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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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刑事手段可破12岁骑行男孩身亡刁案

Fri, 16 Aug 2024 14:22:13 +0800

12 岁骑行男孩遭机动车碾压身亡，这事儿大家应该都听说了，具体过长我就不再复述了，网上铺天盖地都是，随便点开一条链接瞅瞅便是。

毕竟是律师，我先说我的个人观点。

我认为，这个事件中，司机无责。不仅没有刑事责任，而且连民事赔偿责任也没有。

事故发生时，司机车速只有 52 公里每小时，无论如何都谈不上快，并且行驶在自己的车道上。

目前唯一能指摘的点，无非在于这条道路还并未正式通车。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不该出现在这条道路上。

这里我们不谈什么路政责任，也不谈什么骑行团同样不该出现在这条道路上。

我们首先需要理清一个概念，交警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认定的行政责任。

《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的责任，不等同于民事赔偿的过错责任，更与是否构成过失类犯罪的刑事责任风马牛不相及。

任何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都可能成为被判承担事故责任的理由。比如，这起事故中，肇事司机就很可能会被揪住进入未开放道路这个点，被认定承担事故责任。

我们不能完全说进入未开放道路与事故最终发生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这种因果关系，是一种广义的因果关系，是生活上的因果关系，是潘金莲如果不开窗，就不会勾搭上西门庆的因果关系。

而侵权责任认定乃至刑事责任认定中的因果关系，则不能进行此番无限制扩大，只能局限到事故本身来分析具体责任划分。

具体到这起事故来说，司机根本不可能预判事故，也来不及进行避让。因为小孩几乎是瞬间“送”到他车轮底下的。一个人不应该对自己既无法预见，也无能力改变的事情负责。这有悖基本的规则原理。

这起事故成为一个公众关注焦点，也很有些日子了，网友判官们至今没能作出判决，一方面可见这个案子裁判难度之大，另一方面也可见涉事司机着实冤，否则正义感爆棚的网络判官们早就用口水把司机淹死了。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不讲规则，不讲道理的时代。所以，我们先暂且抛开司机到底有没有责任，有多大责任的争论，而去做一个思想实验。

假如爱好敲键盘的你来当这个案件的法官，你该怎么判？

对了，我还要提醒你，在最终判案之前，要看下时事新闻。最近漯河有个女法官，同样也是处理交通事故案件，因为几千块钱的判罚金额争议，被当事人刀了哦。

我还要提醒你，根据法院官方通报，女法官的判决一点问题都没有。连最高院的通稿里，都对女法官坚决秉公依法判案多次表达了崇高的敬意。

你说你不信通稿，最高院也不过是在护犊子，只要一天不公开庭审录像，不让嫌疑人上中央电视台向十四亿同胞公开讲话，你就啥也不信，那是你的自由，我只是提醒你有这么个事儿。

好了，现在开始判吧。

是不是挺为难的，小老弟？

为啥为难呢？

因为女法官只是几千块钱的争议，就丢了命，而你们却还将这种连同态复仇都算不上的，充其量算是张献忠式的滥杀，美化成一种义举。

玩弄政治正确，从来很简单。如何不被这种政治正确反噬，才考验玩家技术。

你说你秉公判决，司机无责就是无责，至多承担 10% 的人车事故无过错责任。那你就等着噶吧。养了十二年的大胖小子，说没就没了。一个家一下子就垮了。你作为人民法官，不共情受害者，机械司法，不刀你刀谁？顺便提一嘴哦，女法官被害事件中，他们就是这样喷的哦。

就算你运气好，小男孩家讲点道理，不走极端，你保住一条命。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闹访缠访这些都先不说了，既然干了法官这份活儿，谁还能不被告状？虱子多了不痒，不去理他。但是网暴你能逃过吗？你想想“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扶”，你害怕不害怕？虽然现在所有资料都公开了，法官根本没说过这句话，事情最后也反转了，但是喷子们可不管那些，依旧十几年如一日网暴你。

好，你说你怕了，不秉（机）公（械）判决了，我和和稀泥，欺负欺负老实人，多判给司机点。那我还是要提醒你哦，真论起来，刀女法官的老头明显也是个老实人呢。毕竟网络判官们都论证过了，如果老头真是个想讹人的刁民，还用得着跟你打官司？直接往保险公司门口一躺，往你法院门口一躺。他这个岁数，谁敢动他？谁敢不满足他的诉求？

我不得不承认，这番分析确实有道理。从心理学来讲，越是平时受压抑的老实人，越容易突然来一场情绪总爆发。据说基因学上也能找到解释，中国人普遍带有“狂战”基因，可以在人畜无害的小白兔和杀人不眨眼的魔头间无缝转换。据说这是上千年治乱大循环筛选的结果。

不要以为人家看起来老实，就肆无忌惮的欺负人家。一条人命官司，不比老头的轻微伤，大几十上百万判下去，一个中产殷实之家瞬间灰飞烟灭。你以为视频里司机唯唯诺诺，大气不敢喘，就可以随意拿捏人家？你就可以随便自由裁量？不就是“布衣一怒”吗？被逼到绝路上，“狂战”基因自动觉醒的哦。你掂量掂量～

这样一提醒，是不是觉得事儿没那么简单？法官没那么好当？案子没那么好判？怎么判都难免挨刀？什么叫口嗨容易办事难，这下懂了吧？

我常说，对待历史遗产，要永远胸怀敬意。

我国司法体系，自古以来重刑轻民，古有“一部大诰治天下”，今有“刑事优先，先刑后民”。

一项制度，或者一项传统，能够长久生存，并且延续下去，一定有其内在原因，绝不是一句“糟粕”、“封建”、“落后”就能轻飘飘带过的。

事故发生后，肇事司机被第一时间被刑事拘留。而这个时间，交警甚至连事故责任认定书都还没有做出来。

公安是以什么理由拘留司机，又为什么要拘留司机呢？

拘留罪名首先排除交通肇事罪。交通肇事罪以肇事方承担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为前提，公安抓人时，根本还没有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不可能以交通肇事罪抓。

排除了交通肇事，就只有过失致人死亡一个罪可以适用。

本质上说，交通肇事罪只不过是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变种。过失致人死亡罪，依旧要求肇事者承担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实质要件。但在形式上，却不要求必须有那张盖着交警队公章的“纸”。

看出端倪了吗？

交警队心里的小九九很清楚，你们网友都判不清的事儿，却让我去判，我也判不了。

我只管先把人随便安个罪名抓了，反正人是死在你车轮下，先把你抓了，也能平息舆论，至少不会使自己成为舆论审判对象。等案件走到检察院甚至法院了，舆论热点也早就过去了，就算到时候依旧有人关注，也不干我公安的事儿了。

公安常年混迹基层，与三教九流人群打交道，熟稔国学，玩得好一手金蝉脱壳。

抛却这种官僚集团内部互相抖机灵甩锅的考量，第一时间抓人，对促进事件和平解决，有没有帮助呢？

答案是：不仅有帮助，而且是大大的帮助。

悲剧已经发生。无论如何处理，人都不能再死而复生。失去儿子的伤痛，无法通过金钱获得充分抚慰。我刚才说过，对任何传统久远的习俗，都应当报以充足的敬意。同态复仇历来被视作血腥、野蛮、落后的象征，但对于血债、命案，唯有同态复仇，才能聊慰被害者。

如果交警部门第一时间介入，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无论如何出具，都会影响事件的平滑解决，甚至会殃及自身。

直接抓人，能在第一时间平息舆论的同时，将当事各方拉入刑事诉讼语境内解决纠纷。

民事诉讼是零和博弈。一方之所得，必为另一方之所失。双方难免陷入“损失框架”的思维模式。

为什么说漯河女法官被架在火上烤，为什么说小男孩案如果作为民事案件审，法官弄不好又是杀身之祸。就是这个道理。人都不喜欢吃亏。一旦吃了亏，就想找补回来。轻则信访投诉，重则网络开盒，如今百业凋敝，戾气滋生，碰见极端分子，直接拿刀杀人也不是没可能。

而刑事诉讼则是非零和博弈。嫌疑人与被害人，完全可以在刑事诉讼框架内获得双赢结果。

这可能很反直觉，我还拿骑行小男孩这事举例来说。

肇事司机被抓了。他最担心什么？最担心被判刑对不对。原来他可能会觉得让他拿大几十万上百万出来，冤屈得很，绝对不肯。但现在身陷缧绁之厄，能从看守所脱身，不影响子女考公政审已是大幸。若此时对他说，你们只要给小男孩家赔偿到位，拿到谅解书，就给你作个不起诉。你猜他会不会对国家感激涕零，甚至觉得自己赚大了？

小男孩家里同理。现场视频一清二楚，他爹更是就在骑行队伍之中。司机究竟有多大责任，自己究竟能占几分理，嘴上或许不说，但心里肯定门儿清。说白了，人家司机车开的好好的，突遭此无妄之灾，本来能赔点钱就很不错了，现在国家还站你们一边，连人都给你们抓起来了。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你猜，他会不会也对国家感激涕零，甚至觉得自己也小赚了一笔？

你看，在民事诉讼框架内双输的事儿。放到刑事诉讼框架内，完全可以运作成双赢局面。

至于道理不道理。不重要。咱几千年不讲道理，不也这么过来了吗？

传统的，不一定是最先进最时髦的，但一定是最适合的。因为适合，方能形成传统，方才具有生命力。

为什么会有“一部大诰治天下”，这下说清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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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税人式的内容监管是柄双刃剑

Wed, 14 Aug 2024 11:08:00 +0800

先来下定义，什么叫“包税人式的内容监管”。

中国的互联网生态呈现出非常典型的“特色”，内容及流量完全集中在大平台手里，比如视频内容在抖音快手B站，文字内容在知乎微博豆瓣。

在大多数情况下，监管者不必进行直接监管，而是将监管权“下放”给平台，由平台按照监管者给定的规则——或者压根没有什么规则，揣摩监管者的意图，代为履行监管职责。

监管者不问过程，只要结果。整个机制设计无限雷同“包税人”，故称为“包税人式的内容监管”。

这种特色的网络生态，直接导致了互联网内容的枯竭。有十四亿母语使用者的中文，在全球互联网中内容占比甚至低于越南语。

十几二十年前，给网站做SEO是个很热门的职业。那时候，监管者对互联网内容还无法进行无死角全时段监管，只能搞搞“打地鼠”，哪里着火哪里救火。

那时候的互联网内容，还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之相。在这种生态下，搜索引擎成为链接读者与内容的关键通道。这也是搜索引擎的黄金年代，百度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霸者，每年的百度年会，都能开成一年一度的互联网盛会。

所谓SEO，用大白话说，就是如何调整网站结构、内容，使之更迎合搜索引擎的抓取规则，以便使自己的网站内容能够在搜索引擎中靠前呈现，从而获取更多的搜索引擎流量。

这样的话逻辑就理顺了，SEO热门的前提是搜索引擎能提供有价值的内容，搜索引擎能提供有价值内容的前提是互联网生态繁荣，而互联网生态繁荣的前提是？

我们当然不能将中小网站的衰败全部归因于监管。之前在某个独立站长群中，群友们也热烈讨论了这个问题。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工信备案也好，公安备案也罢，固然是要走个前置程序，但只要有心搞，还没听说过因为备案下不来，网站开不起来的。独立站搞不下去，真正的原因有且只有一个：站长不能长期持续有效输出内容。

内容枯竭了，网站久而久之自然就荒废了。但是人嘛，都倾向于卸责，这不正好有个无处不在的大家长，锅自然就推给监管了。

平心而论，有一定道理。

我甚至隐隐觉得，平台化、集中化可能是互联网生态发展的内在趋势。搭建一个个人网站，存在一定的技术门槛。不要看我是个律师，其实我有一定的编程基础，上高中时在“文曲星”（一台电子词典）上捣鼓过qbasic。虽然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但总体上边搜边看，能搞明白代码啥意思。而现在的许多小孩，可能连电脑都没怎么用过，唯一接触过的高科技产品就是手机，你们他们去解析域名，配置网站，调试代码，简直天方夜谭。

另一方面，毕竟术业有专攻，哪怕对于具备一定捣鼓能力的人而言，除非技术水平真的非常精湛，想把自己站点捣鼓的像专业内容平台站点一样美观、便捷、可靠，也非常困难。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这个地方多投入些，就难免要在其他地方节约些。既是大文豪，又是顶尖程序员的人，非常罕见。这俩词光是放到一块，就感觉非常违和，压根不是一种气质。平台相当于精装房，拎包入住，而独立站，则相当于从零开始打地基，一砖一瓦现盖房。哪个舒服，一目了然。

最后，也是对于内容创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流量。各大内容平台通过十几年与搜索引擎——就国内而言，主要是百度——的博弈，证明了所谓流量入口，不过是寄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吸血鬼。只要有足够的优质内容，完全可以实现流量滚雪球式的正向内增长。内容平台与流量分发平台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凭借内容创作的便捷性与手握巨大流量的红利，吸引更多的内容创作者入驻，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种内容自发聚合的特性，恰恰互联网内容监管者喜闻乐见的。以前要监管一千个甚至一万个中小网站，现在则只需要盯紧知乎微博抖音B站几个大平台就行。我无从得知，监管层的政策，对于今日中国互联网生态之造就，具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不敢妄评。

但一旦来自监管层的意志与互联网生态的内在逻辑相结合，势必迸发出难以想象的力量，进一步推动互联网内容的集中化。

平台从集中化中获取经济利益，监管部门从集中化中实现了全方位监管，创作者从集中化中获得了创作便利与流量扶持。

看起来是个三赢的局面。

但“阴在阳之内”，凡事不可能百利而无一弊。

内容平台手上既有内容，又有流量，俨然成为一个画地为牢，割据自立的封闭王国。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几乎所有的大内容平台，都已经拒绝了搜索引擎的抓取。最开放的知乎，原先至少还开放给bing和google抓取，但自从ai革命后，内容的含金量陡升。与bing和google带来的那点流量相比，如何维护自己手上的内容不被偷走拿去喂给ai，成了知乎更在意的事儿。于是，唯一一个还算开放的内容平台，知乎，也彻底沦陷了。

说句很多人不爱听的话。中国不太可能在ai革命中胜出。不是说我们的资本投入不够，也不是说我们的算力不够，更不是说我们的代码写的没有老外好，而是单纯的，训练内容不够。

开头就说了，由于这种畸形的互联网生态，导致中文互联网内容已经几近枯竭，仅存不多的内容又都握在“大军阀”手里，不开放抓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饭都吃不饱，怎么指望驴干活？没有足够的内容投喂，谈何训练大模型？

从社会治理层面讲，平台独大的生态，确实更有利于社会平稳时期的监管，只要社会秩序大体平稳，平台老实听话，一切相安无事。但永远须知，“包税人”随时有能力自立为王。

美国为什么盯准了TikTok，一定要搞死，就是因为他几乎垄断了短视频流量，而且是美国监管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任何一个强力政府，都不可能容忍这样的内容平台长期存在。

监管者授予“包税人”的权力越大，包税人“噬主”的风险也就越大。

平台完全有能力通过不断试探监管红线的方式，实现对平台内部意识形态的完全掌控。一说B站，就是战狼小粉红，一说网易就是反贼恨国党，一说知乎就是阴阳怪气理中客……这些非常标签化的意识形态氛围，不完全是平台生态的自发演进，而是平台刻意引导的结果。

或者换言之，是平台自身意识形态，或者更干脆一点，是平台实控人自己价值观念的具象化。

对于不符合平台自身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平台可以做到悄无声息的完全封杀。

最近意识形态领域最割裂的事件，当属漯河女法官被当事人挟私报复杀害案。不同内容平台呈现的思想倾向可谓大相径庭，比如抖音一片喊打喊杀，知乎全是阴阳怪气定体问反思怪，小红书则全面谴责凶手。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与人之间，价值光谱不一致，才是正常现象。

反倒是各个平台内部，展现出近乎千篇一律的内容，这让人细思恐极。

知乎是我除了公众号与独立站外维护的唯一还在偶尔维护更新的平台。我昨日的文章《为什么不多判点啊？》，发到知乎后，被平台完全限流。注意，是完全，一个阅读量都没有。这不仅显著低于我在平台的日常流量，更违反了知乎自己的玩法规则。我多少还算比较能写，知乎每月给我有流量自荐包。我使用流量自荐包后，知乎提示我，已经完成加量，但实际上阅读量依旧为零。也就是说，知乎只是向我反馈了一个假的加量完成信号，实际上不仅没有加量，甚至连限流都没有解除。

原因很简单，因为我那篇文章与知乎在这件事上想要呈现的集体意识形态一百八十度相悖。

漯河女法官被害事件，可能只是社会价值观撕裂的第一幕。随着经济下行，各种匪夷所思的奇闻轶事都会次第出现。

几个包税人，就能完全左右社会发声方向。介时的舆论场，将是何种光景？

监管层是时候警醒这种“包税人”式的内容监管模式了。

自古分封易，削藩难。小心尾大不掉，养虎为患，反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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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多判点啊？

Tue, 13 Aug 2024 10:43:09 +0800

漯河女法官被害案，让我再次见识到了什么叫“物种多样性”。

官方通报未发之前，种种匪夷所思的言论就不多说了。单是回想一下我就反胃，摘录更是污染我的版面。现在毕竟是21世纪了，这些极端的反人类言论能够大行其道，令我瞠目结舌。张献忠们若是能活过来，看到“七杀”精神后继有人，倒或许会很欣慰。

昨天官方通报终于姗姗来迟，详细陈述了事件经过。

嫌疑人因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诉讼主张一万八千余元，法官判决支持九千余元，遂心生怨恨，尾随法官至居民楼小区地下停车场，将法官杀害。

法院显然已经提前预判到了，舆论会重点关注案件审理情况。通报对此也作出了详细回应。之所以没有支持嫌疑人全部诉讼请求，主要原因在于其所谓的住院29天，有14天并未实际住院，实务中称所谓“挂床”。法官依据证据酌减了这十四天的误工、营养等费用，这是诉请金额与判决金额差额的大头。其余还有些杂七杂八的小费用，通报中没有详细提及，我也不做揣测性叙述。

通报详细披露案件审判情况，积极回应舆论关切，值得肯定。但从某种程度讲，这种回应隐约肯定了某种民粹逻辑，即：“如果判错了，那法官便该杀。”

随后的舆论风向果然在朝这个方向演变。恶意揣测法官枉法裁判的言论失去了生存空间，质疑法官机械司法，应当共情底层劳苦大众，酌情多判的言论又喧嚣尘上。他们的逻辑换了件外衣，但内核并没有改变，只不过从“判错了便该杀”退让到了“没多判便该杀”。

我们的文化中，对于“梁山好汉”式的杀戮，总是报以无限的同情，不吝美化赞誉之词。我原本以为，这是因为大部分人对“好汉”们的印象完全来源于经过美化的影视作品。如果读过原著，他们应该明白，官府黑，但“好汉”们更黑。在“社会秩序提供者”位阶中，再混蛋的合法政府，也比黑社会守规矩的多。但这两天的舆论场，实在是让我再次开了眼，“梁山好汉”式、张献忠式的无目的、无差别，纯粹追求情绪发泄式的杀戮，深深烙印在每个人的文化基因当中。

无论是回应“有没有判错”，还是回应“为什么不多判点”，其实都是“被害者有罪论”的变种，都陷入了“自证清白”的逻辑陷阱。

嫌疑人已经这么困难了，还看什么证据，为什么不多判点？

多困难算困难？困难到什么程度时，法官应当不审查证据径行多判？多少又算是多？多出的钱应该由谁买单当冤大头？当了冤大头的人被迫买单之后会不会服气？会不会转过头控告法官枉法裁判？如果被控告了，谁来保护法官不受追究？

张口多判点，闭口多判点。这些问题不解决，怎么多判？站在道德高地上空谈政治正确给别人挑错口嗨多么容易，反正自己没坐在法官位子上，架到火上烤的不是自己。

事实上，吆喝着“法官太机械，为什么不多判点”的人，跟平时痛斥“法官自由裁量权太大”的人，高度重合，基本就是同一茬儿人。至于是骂“太机械”，还是骂“太自由”，那就按需所取了。反正都是借口，只要没按他的心意判，他一准儿咬死“司法黑暗”，“法官枉法”，万变不离其宗。

况且，所谓“为什么不多判点”，也不过是一种“事后诸葛亮”而已。嫌疑人脸上又没刺字，法官也不是先知。倘若法官知道这人是此等极端分子，还用着你们指点她多判点？她就是自掏腰包这九千块钱又如何？

法院不是托儿所，法官也不是奶妈。且不说一年动辄三四百个案子，还要求心理按摩精神抚慰是不是有些不切实际。这不光是一个时间和精力的问题，更是一个心理卫生问题。就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一年接三四百个病人吐槽，也得被搞出抑郁症。更何况没有经受过专业心理疏导训练的法官呢？

法官的职能是审案子，按照法律规则裁判案件。要求任何职业承担法定职责范围以外的社会责任，本质上都是在耍流氓，转嫁社会治理成本。法官（同时包括其他所有被戴上道德高帽的职业）没有能力，更没有义务去探究任何一个当事人生活的幸福不幸福，是不是即将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

哪怕你们追问一句，嫌疑人已经被生活压垮了，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哪里？我都敬你们是条汉子。可惜你们嘴里只能吐出“为什么不多判点”这种毫无营养的话来。

“秩序”，永远是法治所追求的第一价值位阶，其次才是“公正”。

“公正”是一个很主观的标准。原告与被告眼里的“公正”，绝对不是同一个“公正”。如果社会价值观能大同到每个人都认同同一个“公正”标准，那可能我们也不需要什么法院来定纷止争了。那样的法治乌托邦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

司法如果没有刚性，就谈不上什么秩序。司法之弊，永远不在不够温情，而只可能在过于软弱，说了不算，不能起到一槌定音，定纷止争的效果。

引用灯塔国杰克逊大法官的话收尾：“我们最终说了算不是因为不犯错误，我们不犯错误，是因为我们最终说了算。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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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真是个好东西

Fri, 09 Aug 2024 11:19:51 +0800

又拒了一个案件。

没有装逼的意思。事实上，这俩月是我当律师以来最清闲的俩月。手上的案子已经处理的七七八八，唯有一个淅川案，要马拉松式开庭，我对死磕案件其实并不反感，我自己办案，也常量力而行死磕，但我只对唱主角有兴趣，对捧哏没兴趣，所以也没有掺和。

恍惚想起，实习时第一个案件，是个法律援助案件，开庭前一周，我就紧张的睡不着觉，没日没夜翻来覆去看卷，整理材料。开庭前夕，我想，等开完这个庭，高低要歇息两天。造化弄人，从那个案件开始，我就过上了几乎连轴转的生活，直到今日，才得住机会歇息。

案子是个非吸案，当事人是一个老乡。老乡有个闺女，自打毕业就在沿海闯荡，家里亲情氛围淡薄，一年到头跟父母通不了几个电话。这回被抓后，警察问闺女，拘留通知书寄给谁，闺女思索半天，说谁也不用寄。但刑诉法规定，不得不通知家属，闺女才叹了一口气说，那就寄到老家去吧。老乡收到拘留通知书，这才知道闺女出事儿了。

别的地方人我打交道不多，不敢妄言。但家乡这地方，我多少还有点发言权。家乡地区的底层贫困家庭，家庭亲情氛围普遍非常淡薄。俩月前，会见过另一个身陷囹圄的老乡。那小孩也是自打毕业便在外闯荡，无人教无人管，连在外娶了媳妇，生了孩子，老两口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应了爷爷奶奶。直到儿子出事，儿媳妇慌不择路找上门来，还以为是哪里冒出来的骗子。我进看守所会见前，老两口还背着儿媳妇，暗戳戳安排我，问问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来路。

言归正传。这回这个小闺女，犯的事儿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据老乡，也就是小闺女他爸，跟民警初步沟通，非法所得额在三十万元左右。金额倒也不算小，如果按这个非法所得额倒推非吸金额，可能得有个小千把万，量刑要到三年以上去。不过民警也给老乡留了个念想，说先来退个十万八万的赃款，可以先办个取保。

老乡非常纠结。十万八万，对家乡地区的普通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更何况，我隐隐感觉，老乡的家境，可能还在平均线以下。

自打公安向他释放出先退十万八万可以取保的信号后，他就不停的咨询我。想得到的答案再明白不过：倘若我真咬牙把钱退了，人能不能取保出来，将来能不能判缓刑？

老乡向公安也反复问了同样的问题，公安的回答自然也是模棱两可，以自保为主：“这谁也给你不了保证，我也当不了家，只能说尽量去给领导汇报。”

前两天铁子哥在朋友圈发了一篇短文，《律师为什么喜欢办有钱人的案件》，其中提到一个理由，与老乡案的情况很像。在刑事案件中，钱虽然达不到“能通神”的地步，但却是解决实质问题的先决条件。办有钱人的案件，办的既轻松，又容易出效果，反过来又成为律师的成功案例，对律师亦是良好的助力。

非吸获利三十万，既多也不多。如果家里有钱，把三十万获利全退掉，甚至更有财力者，将个别闹得凶，维稳压力大的投资人也赔点钱摆平，办个取保判个缓刑八九不离十。但如果家里没钱，先退十万都恨不能让公安写个保证书，一手交钱一手放人，万一人放不出来还要找民警要说法，那就不再是事能不能办成的问题，而是压根没人愿意给办了。

果不其然，老乡跑到案发地，与民警几番拉扯过后，民警有些不耐烦了，说：“要不你们先回去等通知吧。”那意思便是送客了，哪怕你想退这十万，人家也不情愿经手给你办理了。

嫌疑人和家属想退，承办民警却不感冒的事儿很常见。我正在办的无锡案也是。派出所所长多次给家人打电话，催退赃，还多番暗示退赃后有希望办取保。这家人倒是挺有钱，在北龙湖住着上千万的豪宅。但承办民警却直言不讳的说，不太建议退，退了也不太可能办取保，但退了肯定也没坏处，至少量刑上会考虑。

为什么领导撺掇人退，承办民警却阳奉阴违，偷偷给家属和律师说不用退呢。皆因屁股决定脑袋，二者立场不一样。对于所长来说，追回赃款，既是业绩，又能通过财政返还补充所里经费，全是好处。但对于承办民警来说，自己每月就是那些死工资，眼看老陈（无锡案当事人）案值金额大，顺位排序前，没有取保可能，就不愿趟浑水经手这事儿。有些事儿，一旦沾上手，就很难脱身。家属的钱是通过你退的，结果退了人又没出来，将来无端缠上你要你退，实在是无妄之灾。

我还见过比这个民警更直接的司法官。一电信诈骗案，庭后，我找法官谈退赔。刑事案件若是搞透了，来来回回就是那么些事儿。我还没撅屁股，法官就知道我要放什么屁，说：“我知道你们啥意思，你们等我通知，我不通知你们退你们别来退。你们退钱不就是想判缓刑。能不能判缓刑我现在说了也不算。将来万一判不了缓，你们又来找我退钱，我可上哪退你们去？”

这个民警跟这个法官，都是很通透也很聪明的人。很多司法官讲话太保守，模棱两可，大片留白让人去猜。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态，祸从口出，稍不留神便是滔天舆情，少说为妙。实在不得不说，也恨不能照着法条照本宣科。这俩人就看的明白，什么情况下会被当事人记恨告状？你告他别退，退了也拿不到想要的结果，显然不会被记恨。你骗他退吧退吧，退了就能办取保，结果却办不了，才会被记恨。人家不记恨你，就根本不可能去搞你。

其实我跟老陈家里的建议一直与承办民警一致，不太建议在案情尚未明朗之前退赔。详见：《法律文书：销售假冒注册商标案阶段性工作总结——供家属参阅版》。

事情兜了一圈，又兜回到“钱”这个问题上。老陈家里不差钱儿，家里依旧退了一百万出来，跟玩儿一样。果不其然，退了钱，老陈也没能取保出来。老陈翻案金额太大，可能过亿，获利上千万，一百万不过杯水车薪。不过家里也并不太在意，一是也算是老陈尽了份心，二是家里值钱物件早就被公安查扣，早晚也是变现收缴，早退晚退都是退，早退还能捞个减轻处罚情节，倒也说不上亏。

很多人在面临退赔问题时，都会陷入老乡同样的纠结。他们总是在损失框架下思考问题：“如果我退了这钱，人却出不来，那我这钱岂不是打水漂了？”越是这么想，就越是纠结，越是拧巴，越是无法做出有效决策。

每当有当事人一定要我给个明确的建议，这钱到底是退还是不退的时候，我都建议他们在收益框架下思考问题，就跟老陈家属一样：“反正这钱早晚都要退，早些退了，既能增大人出来的机会，即便人出不来，也能落个减轻处罚情节。”如此一想，自然是天地开阔，豁然开朗。

我拒了老乡的案子，一来不挣钱，二来也确实帮不到他们，非吸案中的普通业务员，几乎没有什么辩护空间，唯退钱二字而已，三来情绪消耗太大，父母欲救子女而不能的苦痛和挣扎，会全部投射到我身上。

嗯，要是老乡家跟老陈家一样有钱就好了~

钱真是个好东西。钱虽然不是万能滴，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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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同志，我真的只判了七个月

Wed, 07 Aug 2024 10:09:24 +0800

昨天下午去看守所做认罪认罚。

案多人少，检察院做认罪认罚，不是一人一做，而是攒够几个同时到期的案件一起做。

与我当事人一同做认罪认罚的，还有另外好几个人。

最先进审讯室的，是个大白胖子。

人胖到某个阈值后，面容就会趋向一致。大胖子几乎塞满了整张审讯椅，肤色又白，还带一副黑框眼镜，像极了九十年代红遍大江南北，唱“妹妹你坐船头”的尹相杰。

大胖子从进门开始，就对两名检察官女士不住点头哈腰。当检察官告诉他，给他的量刑建议是一年至一年零六个月时，大胖子零帧起手，毫无前摇的留下了眼泪。

大胖子说：“检察官同志，求求您勒，还能再轻点嘛～”大胖子一口浓重的天津口音，给肃穆的讯问室平添了些许欢快的气氛。

检察官：“你之前就因为犯演示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这次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鉴于你在缓刑考验期内再犯新罪，需要撤销缓刑，数罪并罚。你这次帮信罪的量刑就要去到一年以上，再加上原来的罪十个月，我们合并后只给你建议一年到一年半，已经是最大幅度的从轻了。”

我在旁边默默点了点头。检察官说的倒是不错，有理有据。量刑建议也算恰当，而且给法院留足了裁量空间。理论上来说，他最低能争取到一年徒刑，即便躺平，大多数法院也只是取中间线判决，不过一年三个月而已。两罪并罚，着实不重。

胖子一边抹眼泪，一边哼哼唧唧哭出声音：“检察官同志，能再给我轻点吗？我爸还有严重的糖尿病，现在瘦的都不成人样了。我怕我没机会再见他最后一面了。”

检察官：“我们给你的量刑建议，已经是充分考虑你所有的量刑情节了。”少顷，轻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再说谁家里没有困难？你知道父亲身体不好，就更应该遵纪守法，好好尽孝。为什么还要在缓刑考验期内再犯呢？”

我本以为，检察官把工作做到这个地步，大胖子也没什么好讲的了。检察官也眼色示意助理，将具结书穿过铁栅栏递给大胖子。大胖子努力向前弓着身子，肚子上的肥肉被审讯椅上的横杆分成两瓣。

大胖子毕竟是有过官司经验的人，用手指头指着具结书，一行一行阅读起来。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量刑建议栏，口中不解的“咦”了一声，接着抬头，可怜巴巴望着检察官。

“又怎么了？”检察官的声音里已经明显带了些不耐烦。

“检察官同志，可我记得我前一个罪判的是七个月，不是十个月。”

“这些客观事实，你不要给我争辩。我们肯定都是核实过相关法律文书的。还能给你乱写吗？”

连在一旁等候的我也开始觉得大胖子有些无理取闹。前罪判了多少，判决书都写的明明白白，还能出错？好几年前，我在某地办案时，当事人有个十余年前的犯罪记录。这厮自作聪明，为了拿缓刑，诓骗我和检察官说没前科，说当时公安出警后就结案了，没有走到法院。检察官再三同我确认，他的前科情况。我那时涉世未深，当事人说啥便信啥，信誓旦旦向检察官保证，只管建议缓刑，包管没前科。幸好检察官阅历深，又负责任，千里迢迢走访当年案发地，最终从法院档案室里扒出了已经发黄的刑事判决书。

大胖子还是自顾自的在嘴里嘟囔：“可我真记得当时判的是七个月。检察官同志，您行行好再给我减点吧。”

检察官已经有些不耐烦，对站在身后的大胖子的律师说：“这不你律师在这呢，律师看过卷，你让律师给你讲讲。”

屋里众人都望向律师，等着她作出最终裁决。哪知她开口却说：“这案子是另一个律师办的，他今天有事来不了…我来替他过来签一下…我没看过卷…”

检察官一脸黑线，局面一时僵持在了现场。检察官只得祭出最后的杀招：“你再考虑考虑吧。认罪认罚越早，量刑减让幅度就越大。”

我本以为大胖子就是撒撒娇，还还价，能还下去则已，实在还不下去也就算了。哪知他用最软的语气，说出了最硬的话：“检察官同志，我前罪真是判了七个月。要不今天就先不签了吧。”

检察官正待进一步发作。在一旁把卷宗翻的快冒烟的律师抢先一步，把卷摆在了检察官面前。律师凑到检察官耳边，小心翼翼的说：“判决书找到了，好像真是判了七个月……”

屋里其他人听到这话，全都好奇的围拢过去。但见判决书上黑纸白字写的清清楚楚：“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

审讯室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很微妙。两名检察官也尬在了那里。俩人只能自己给自己找台阶，安抚大胖子说：“那今天就先不签了。回去我们再跟承办你案件的检察官核实一下。看看量刑建议还调整不调整。如果调整的话，再安排时间来给你签。”

开头科普过，实务中认罪认罚往往是批量签署。来看守所具体办理的检察官，不一定是具体承办案件的检察官。这俩检察官，显然就不是大胖子案件的承办人。

大胖子感动的快要哭了出来，人还被锁在审讯椅里，就忙不迭得探身鞠躬，连声说道：“谢谢您二位！谢谢您二位！”

一屋子人，连检察官带律师，竟然没一个看过卷的，你说搞笑不搞笑。幸好大胖子自己记得清，情商又高，张口姐姐，闭口谢谢，伸手不打笑脸人，硬生生拉扯到了真相浮出水面那一刻。

我想，高低得给人大胖子再减俩月吧。哪怕是作为检察官自己工作疏忽的致歉。祝大胖子早日改造完毕，回家尽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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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考成”下的刑事辩护

Tue, 06 Aug 2024 23:07:03 +0800

我一向不主张律师过分执着追求与司法官私下见面。

相关思想，在《无罪辩护不用找关系，也不要执着于同司法官见面》一文中有详细阐述。

老梁的案子又分到了老马手里。

或许是觉得我和老梁那个总上访，还总捣鼓部队发函干预司法，指导审判的大儿子太难缠，或许是觉得自己的发回意见管城法院一条没有落实，又原样端回给他，面子上有些挂不住，这次进入二审程序后，老马一直神隐，打电话也总推说不在，让书记员接。书记员也只负责接电话，一问三不知。

但是案件还得想方设法向前推进，不同于前一次进入二审，这次检察院竟然完美躲过了我的预判，没有提起抗诉。之前在拙文《刑事二审案件开庭，要抓住检察院这个牛鼻子》一文中，详细探讨了当下的刑事二审程序构造，本质上是一个行政审查程序，而非司法诉讼程序。检察院不抗诉，就意味着他极有可能不派员出席法庭。二审开庭这事儿，就像媒婆说媒，光郎有情不够，必须妾也要有意。法官和辩护人再想开庭，人家检察院压根面都不露，这庭可咋个开法？

法官联系不上，常规的做法就是邮寄各类书面的申请书。刑事二审案件首要的追求目标是开庭，所有申请书都围绕着开庭做文章。什么开庭申请书，证人出庭申请书，调取证据申请书，甚至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乃至侦查人员出庭申请书，只要能找到事实与法律依据，都尽可以甩上去。

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辩护人也知道，法庭不可能一一满足这些要求。但提申请的过程，其实也是暴露案件问题，阐述辩护意见的过程。法官通过阅读各类申请书，能够迅速从辩方视角了解案件情况，能够最大限度抵减来自一审法院单方面信息对内心裁判的影响。

另一方面，从非技术层面说，提出些许“过分”要求，能够给法官清晰传递出“这个辩护人不好对付”的心理印象。我多次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公权力是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利维坦，但执掌公权力的个人却未必强大”。法院强大不强大，首屈一指的国家暴力机关，这么多党政机关里，至少排在前五。但是里头上班的小法官，面对豁出去的小老百姓，那是一点招儿都没有。

近日郑州就有一83岁高龄的老太太，闯入法院辱骂法官长达三个小时之久。为什么能骂这么久？我猜是因为法官不敢还嘴。不仅不敢还嘴，甚至可能还要给老太太端茶看座。万一老太太一口气上不来，晕倒她办公室里，她就完蛋了。被舆论网暴还是轻的，弄不好得给老太太养老送终。你说上个班，受这么大窝囊气，法院能不能，敢不敢给小法官撑腰？还真撑了，一纸通告（辱骂法官三个小时，便出自通告原文），对老太太罚款一万。比狗皮膏药还不如，狗皮膏药好歹真能贴到身上止个痛。老太太打上门来骂半天，你们都没敢咋滴，现在人家骂完爽完走了，你又搁这硬气罚款呢。我就不说你敢不敢上门罚了，就是老太太主动拿着钱交到你法院，你法院敢收吗？

最强大权力，却往往由最普通的小人物执掌。你我有的人性弱点，公权力行使者身上也有。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国社会历来是“谁横谁有理”。这种怪诞的反差造就了公权力在实际运转过程中表现出“对良民重拳出击，对刁民唯唯诺诺”的尴尬局面。

为什么我厌恶死磕，因为死磕说白了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泼妇骂街，但我不得不承认，死磕他真好使。比如小李涉套路贷诈骗案，我执业以来拿到的第一个二审径直改判的涉黑涉恶案件。这个案件确实有些问题，但谈不上多大的硬伤，同批同类型案件无一改判。全案这么多人都没动，只改了小李一个。我直到今日也想不通其中的关节在哪里，只能归因于闹腾的动静足够大——能告的都告了，连鉴定机构都告到了司法厅，司法官吃不准我们的意图，也不想给自己惹麻烦，于是顺便随手给律师个面子。说白了，不是因为我们多占理，而是我们足够“死磕”。

但死磕的前提是，你得能见上面，交的上去材料，有机会表达观点。

老马玩神隐，我一身蛮力使不出，死磕无门。

还是之前办小李套路贷诈骗案的时候，为了争取二审开庭，我通过 12309 平台信访控告了检察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那个案子起，我才开始重视起类似 12309 这类数字化管理平台。上头花大力气搞这样一个全国统一大平台，绝不仅仅是为了方便律师阅卷，必有更深层次考量。

律师在 12309 上提交的任何申请，都能够实现远超线下的有效信息触达。反应李洪军案件的材料，通过 12309 信访通道，直接由省检转给了周口市院检察长。为案件最终改判，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如果换以传统死磕手段，也不是接触不到检察长，但要付出的代价则要高得多。

再者，传统死磕手段，并不是一种良性的沟通方式。即便最终能将检察长磕出来，沟通效果也不一定好。高强度的死磕，早就将本就不多的好感消耗殆尽了。

这回灵机一动，将开庭申请书，调取证据申请书，证人出庭申请书，召开庭前会议申请书，全都通过 12368 提交了上去。

本来也没报太大希望，只是死马权当活马医。检察院因有法律监督职能，很多同行分享过通过 12309 维权的成功经验，但是 12368，还真没怎么听说有人用过。

不过，最终效果出乎意料得好。老马本人倒是没给我回电话，但是安排书记员主动联系了我，与我一一核对了所提交的材料，并称会尽快研究后在 12368 平台上给出答复。至于我最关心的二审是否开庭问题，自然也水到渠成得到解决。刑事案件二审开庭，历来是个老大难问题。多少律师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与法院斗智斗勇，就只为了二审能开个庭。没想到，我这回在 12368 上点点鼠标敲敲键盘就搞定了。连 12 块钱的 EMS 邮费都没花。

“考成法”改革，是张居正政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考成法，就是给官员定 KPI，并定期对官员履职情况进行考核。进退陟黜，都以考成结果论。

张居正的考成法改革，为大明实现中兴，立下汗马功劳。对文官集团的监察效果，比朱家那几个只会整人的老农民不知道高明到哪里去了。什么东厂、西厂、锦衣卫，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只不过能扼制文官集团作恶。而考成法就厉害了，能逼迫文官集团开拓进取，主动作为。

囿于时代科技的局限，张居正的考成法不可能实现对官员履职的全过程监控。而在计算机算力爆炸增长，几近于无穷的今日，土共正尝试利用大数据与高科技，将考成法发挥到极致。

凡事都要顺势而为。站在风口的猪，也能飞起来。土共几乎将所有的资源都点在了高科技集权与大数据管制上。这或许就是他们常挂在嘴边的，“探索人类社会治理新模式”吧。

治国先治官。

这套“高科技”，毫无疑问要现在官僚集团的治理监察上试水。

理解了他们的治理思路，或许会对如何顺应潮流，事半功倍开展辩护工作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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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法院签笔录，顺便吃了二百块钱罚单

Thu, 01 Aug 2024 11:30:42 +0800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十来天前，到“砂锅县”法院签庭审笔录。因为案子人数众多，涉黑涉恶，庭审笔录干了好几百页。开完庭当天，书记员无法及时整理完稿，便让各位律师先走，她整理好后再通知大家去签。

谁知这一整理，竟整理了大半个月。

期间我还致电法院，催问过笔录整理好没有，书记员小姑娘态度倒好，只是每次都说太忙，还没弄完，弄完后会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我。而且每次还很温馨的提醒，没接到她电话千万不要直接去法院，免得跑空了。

直到发生今天要说的这事儿那天上午，我接到赞哥电话，说他上午到“砂锅县”法院签笔录了。我听了莫名诧异，问道：“是法院通知你过去的吗？”

赞哥道：“是啊。”

我又问：“笔录核对了没有？记录准确吗？”

赞哥说：“准不准确的，反正我看人家基本都签完了。”

我一听，情知又被法院给耍了。我代理这个案子第一被告人，庭审对抗颇为激烈。法院嘴上说着第一个通知我来核对笔录，实际上把我放到最后一个。等到别人都签完了，还迟迟不通知我，主打一个生米煮成熟饭再说。

我一着急上火，午觉也不睡了，开上小蚂蚁便直奔“砂锅县”县城。话说手上这么些案件中，我最喜出差的地方，当属“砂锅县”县。一来距离远近始终，出城往北，过了黄河，再向西行个几十公里，一个来钟头的车程便至，正好放空休息；二来“砂锅县”自以砂锅美味而文明，能大啖美味解馋。

“砂锅县”去的虽勤，但以往去多是去看守所会见，看守所远离县城，人迹罕至，车随便往路边或看守所门口一扔便可。这回却是要到法院办事，“砂锅县”公安和检察院都早早建了新大楼，搬到了新区，唯独法院迟迟不动，还扎在县中心闹市区的老楼里。可见公检法三兄弟，最弱势的还是法院啊。“砂锅县”县公安局最为气派，别说一个县局的人了，便是说把整个省厅都塞进去办公，怕也是绰绰有余。

“砂锅县”这样的穷县，公安局的创收能力恐怕比财政局和税务局加起来还要强。谁能搞钱谁便是爷，公安局大楼盖的如此气派，也在情理之中了。

在法院门口来来回回溜达了两三圈，也没找到停车位。好在小蚂蚁体型足够小，最后终于在距离法院门口二百米的路边，找到“半拉车位”，挤在一辆车屁股后面，将将错开过道，算是没有碍事儿。

进了法院，跟书记员小姑娘刚一打上照面，我便戏谑她道：“说好的第一个通知我呢，结果到现在没等到你电话，要不是听其他律师多嘴说一句，我还当你还没把笔录整理好呢。”

小姑娘嫣然一笑，也不答我的话，回了一句：“刘律师，你今天穿的好休闲啊~”便把话题岔开了去。

小姑娘这么一说，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前日来郑州连降暴雨，为了避免“湿身”，我下半身穿了条大裤衩，脚上踩了双洞洞鞋。与西装革履皮鞋蹭亮的同行们显得格格不入。通知没通知的话头无疾而终。

小姑娘将我引入办公室，让了个座，接着把一大厚本子庭审笔录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乖乖，早就被翻看的又脏又皱，每页纸上都密密麻麻按着红手印。刑事案件的庭审笔录，被告人本人需要逐页签字捺印，但实际操作中，被告人逐页签字多有不便，多以按手印代替。

虽然包括我的当事人在内的其余人员都已签字确认，我还是打算坐下来认真核对一番。刑事审判，坐在审判席上的人，不一定是最终拍板定案的人。庭后往往还要经历一系列漫长的汇报、研究、讨论。这些隐藏在幕后的博弈，不仅律师无法准确追踪，便是审判员本人，有时也不一定能搞清楚，究竟是哪些力量在左右案件的走向。

官僚政治的本质是公文政治。这些幕后的人怎么审案呢？他们当然不会，也没有时间去逐页翻看卷宗，主要的审理依据，便是各方汇集上来的书面材料，也就是广义的“公文”。

在刑事审判实务中，庭审笔录，是所有书面材料中最重要的一份。任何文字材料，包括公文，都暗含着“创作者”的“倾向性意见”。而官僚系统中的上位者，最忌惮的事情，便是被下属架空。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们会倾向于尽可能的靠近一线，接触第一手资料，试图撇开下属强加给他们的“倾向性意见”，独立作出判断。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做，不是因为他们多么勤政爱民，而纯粹是基于垄断权力，维护权威的需要。

当然，这种努力往往是徒劳的，自古以来最勤政的皇帝，也难逃被官僚集团架空的命运。这便是另一个宏大的话题了。

显然，在刑事审判中，庭审笔录便是这些居于幕后的上位者所能接触到的，最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这份材料的受重视程度，不仅远远超出律师提交的书面辩护意见，甚至会超出合议庭的审理报告。

当年我在北疆办理某贪污案时，对代理同案犯老王的马律师印象深刻。老王手书了一份自辩材料，不愧是做过体制内一把手的人，材料逻辑通顺，事实清楚，一气呵成，甚至比马律师的辩护意见还要出彩几分。马律师看这份材料辩护价值极大，主动向法庭提出，中午休庭时，由他替书记员代劳，将这份自辩材料一个字一个字敲进了庭审笔录里。为了敲这份庭审笔录，马律师那天中午甚至连饭都没顾上吃。虽然与马律师只有寥寥数面之缘，但马律师这个小细节，让我对他刮目相看。凡做刑事辩护者，必须对体制运转有一定的正确认知。可以说，单凭这一个举动，马律师就能在所有我有过业务层面交流的刑事律师中，水平排进前三。

其实现在的法庭庭审，早已不像十余年前，全靠书记员手敲键盘记笔录。法庭基本配备了语音转录设备，转录结果同步在电脑屏幕上展示。如果律师普通话讲的标准，识别率相当之高。只不过口头表达毕竟不同于书面语，事后还需要进行小范围的语句修改，去除口头语，是表达更加书面化。

所以核对笔录，并不是像吃瓜群众们所想象的，一字一句校对，只需要大概过一下，笔录有没有被事后删改，或是春秋笔法扭曲了原意便可。我重点核对了下庭审准备阶段，我就管辖权、回避、被害人身份认定等程序性硬伤所提出的辩护意见，因这些意见最敏感最尖锐，最能反应案件的核心问题。

小姑娘看我坐在沙发上，将笔录摊开在桌上，又从包里掏出一支笔，有意无意翻了我一个白眼，道：“刘律师，不着急哈，慢慢核对。你渴不渴，我给你倒杯茶罢？”

我情知小姑娘没有恶意，只不过是看我一副大挑刺儿的架势，觉得被我无端猜疑，心里不忿儿。我赶忙对小姑娘说：“不用管我不用管我，我带的有水。”说罢还把水杯掏出来朝她晃了一晃，接着道：“你记得非常专业，也非常完整，我就再看看还有没有错别字什么的。”女人果然都喜欢被赞美。小姑娘听罢，浅浅一笑，脸颊上显出两个调皮的小酒窝。

如此相对无言，我自核对笔录，书记员只顾忙手头的活儿，如此过了良久，突然接到老婆一串夺命call。道是说我的车没停到车位上，已经被交警盯上，交管平台发短信让赶紧挪车呢。这台小蚂蚁平常多为老婆买菜接送孩子用，是以登记在她名下，短信也发到了她的手机上。

之所以要开小蚂蚁到“砂锅县”去，就是为了省点油钱。连几十块钱油钱都舍不得掏，我又岂肯心甘情愿吃二百块钱罚单？恰好笔录核对已毕，我慌忙辞别书记员小姑娘，飞奔下楼，抢挪小蚂蚁。

小蚂蚁上已然被贴了一张“违法停车告知单”，告知人单一个杨姓人员，也不晓得是民警还是辅警。我在“逃窜”的路上，还在沾沾自喜，“违法告知单”，顾名思义，只是一种预先告知行为，并不是最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我在交警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及时挪车，当是不该再被处罚。

孰料，数日之后，12123平台还是给我推送了正式处罚通知。直到我文章写到此时之前，我还信誓旦旦要给交警队打官司。理由我都想了一大堆：什么只进行了预先告知，没有送达正式的处罚决定啦；什么行政处罚决定应当由两名正式民警同时作出啦；什么已经及时驶离没有妨害交通秩序啦。

本来今天打算趁闲写诉状的，结果稍一检索发现，咱们这旮瘩自古以来最不缺刁民，我所想到的这些搅屎理由，早就被无数先人诉了个遍。结果当然没一个人能打赢。有司早就预判了刁民的预判，该打的补丁都打上了。

既然打不赢，也就不瞎折腾了，乖乖教罚款吧。

希望案子能有个好结果，聊慰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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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书：销售假冒注册商标案阶段性工作总结——供家属参阅版

Tue, 30 Jul 2024 21:58:02 +0800

陈三，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于2024年7月6日被锡城市公安局直属分局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目前羁押于锡城市第二看守所。

本案的基本情况

陈向位于山阳的某作坊式工厂，进货定制化的轮胎，并在未取得合法授权情形下，贴牌成德国“马牌轮胎”出售。目前公安机关追查的主要销售链条为一家位于锡城的经销商。该经销商通过向陈三个人名下一张建设银行卡转账的方式与其进行交易，交易流水约有八九千万元。

陈与下游经销商的销售关系较为清晰。公安机关虽针对下游销售事项多次讯问陈三，但侦查的重点方向在于固定下游经销商，尤其是众多小分包经销商的主观明知状态，与陈并无太大关联。

陈与上游生产商的关系目前仍稍显混乱。据陈向律师陈述，其在向工厂定做轮胎时，曾借钱给工厂一王姓股东，用以购买轮胎模具，出资比例陈2王1。且陈与该股东约定，凡以二人共同购买的模具所生产的轮胎，二人均按陈2王1的比例分红。

但从我们与公安机关接触所感知到的信息并结合公安机关讯问陈三时所透露的情况，该王姓股东对该事实的供述可能与陈不一致。鉴于二人之间并无书面字据，且双方经济往来及口头约定具有一定的合伙经营特征，不排除该王姓股东会推说陈对生产环节亦有相当程度之掌控力，其系受陈之安排，受托生产，且并不占多数股份，以推脱罪责。但考虑到陈与下游间关系已经查清，该部分事实，主要关系到几名主要成员的顺位排序，对定罪量刑亦无决定性影响。

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情况

2024年7月22日，我们向办案机关递交了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主要从陈能够如实供述，且对侦查机关破获案件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客观帮助（主要体现在帮助固定了下游经销商的主观明知证据上），陈及家属有强烈的退赔意愿，陈在外斡旋更有利于筹款退赔，案件主要证据业已固定完毕等角度出发，申请取保候审。

承办民警当面即答复律师，变更强制措施难度较大，但表示会按照正常程序，向市局汇报我方诉求。

2024年7月24日，锡城市公安局正式电话告知律师，不予变更强制措施，并同步邮寄书面告知书。

案件可能的走向

据悉，公安机关在山阳工厂及陈的仓库内分别查扣了上万条及数百条轮胎。目前正在积极推进对轮胎的司法鉴定。

案涉轮胎侵犯马牌轮胎的商标权，毋庸置疑。该司法鉴定，应系主要针对轮胎的质量进行鉴定。

如果经鉴定，轮胎质量合格，则本案将仍以较轻的侵犯知识产权类罪名推进。

如果经鉴定，轮胎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则本案将会变更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该罪相较目前罪名为重罪，以陈的销售金额，将可能面临十五年有期徒刑的重刑。

关于退赃退赔的建议

积极退赃退赔是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但是否要退赔，何时退赔，仍应以综合、全面评估案情为前提。

我们建议，退赃退赔不必急于当下，至少应当等待公安机关的质量鉴定结果出炉，视罪名是否变更，再决定是否退赃退赔。

我们不是拦着不让退赔，但刑事退赔义务是侵权之债，属个人之债，并不及于家人。作为家属，比代为退赔更为要紧的是维持家庭正常运转。如果案件情况进一步恶化，罪名演化为重罪，退赔的收益微乎其微，是否仍有必要，需要全面综合衡量。

下步工作计划

经与办案单位沟通，本案对应的检察院为锡城市湖畔区检察院。本案将于2024年8月6日前后进入为期七天的审查逮捕阶段。介时，我们将加强与承办检察官沟通，及时追踪案件进展，并申请检察院对陈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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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贪官认罪都很干脆？

Mon, 29 Jul 2024 23:28:51 +0800

当官从政，历来是高风险职业。表面风光，实则暗礁无限，步步惊心，如履薄冰。

是以很多人选择当裸官。

裸官要做扩大理解。凡是与近亲属设立法律防火墙的，皆可视为裸官。将老婆孩子偷摸送出国外，只身一人留在境内捞钱，固然是裸官的极致化表现。但现在监察力度持续加大，想做这样的裸官越来越不易。

更多的裸官，只能退而求其次。比如《人民的名义》中的李达康，便是新时代裸官的典型代表。组织问起来家庭情况，就是夫妻感情不好，早已离婚各过各的了。但实际上老婆凭什么能当上银行行长，俩人究竟是各过各的，还是攻守同盟，大家心知肚明。

再如《水浒传》中的宋江，裸官做的更极致。施耐庵写的比我强得多，我直接摘录原文：“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结果了残生性命。以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又恐连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居，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来往，却做家私在屋里。宋时多有这般算的。”

今日之裸官至多不过离婚析产，宋之裸官，连亲爹亲娘都要断绝了亲子关系。

本朝骨子里还是千百年延续下来的秦制。秦制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如何钳制文官集团的问题。古代中国的宦官制度举世无双，除了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外，很少不面临宦官专权的治理难题。本质上，都是国家权力平衡的需要。国家——注意，不仅仅是皇帝——需要一个区别于文官的力量来制衡文官。少数民族政权为什么没有宦官专权的问题，就拿清来举例吧，人家有自己的基本盘，满族宗亲足以收拾文官，所以用不着宦官冲锋陷阵，宦官便只能在深宫中端屎端尿了。

靠文官监察文官，就像靠小偷抓小偷一样可笑。本朝可能是秦制两千年来，对文官集团监察力度最弱的朝代。很多落马贪官网络喊冤，内容令人发笑。

譬如上半年吵得沸沸扬扬的鹰潭吴敏案。监委跑到北京，找到吴敏女儿，告诫她不要在网上炒作了，否则深究起来，就不是面皮上不好的事儿了，你现在北京住的房子，房款来源就颇为可疑，我们顾念着吴敏，手指缝里漏一漏，可你们倒好，不仅不领情反而倒打一耙。

监委本以为，晓之以利害，吴敏女儿该能知难而退。谁知女儿竟将纪委与她讨价还价的内容发到网上。我原先抽调在专案组时，拉过许多肩上挂星之人一辈子的银行流水。一个军内高官，一辈子的合法收入，也就不超过二百万元人民币。地方官合法薪酬只会远低于这个数字。

这位大小姐大约是过惯了天上生活，不食人间烟火，真个以为地方监委欺辱到了家门口，又在网上寻求网友关注共情呢。她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究竟是什么支撑了她岁月静好的生活，她现在住的帝都豪宅，又是他爹贪墨了多少民脂民膏而来。

鹰潭是个穷市，但民穷不意味着官穷。据陈行甲在自转《在峡江的转弯处》中披露，当年他任县委书记的地方更穷，但县里稍稍有头有脸的人，都在北京有房子，有些人甚至不止一套。陈行甲没有在书中点明，这些房子从何而来，只要是个智商正常的国人，心里自然都有杆秤。县里的官儿尚且如此，更何况市里？

像吴敏这样的搞笑式喊冤，竟然也能得到刑辩律师群体的广泛附和，有些人摇旗呐喊颇为卖力，甚至看不出来是装的，说明这个群体基本由骗子和傻子组成。

我很希望我这句非常冒犯的话是错误的。不是有个“沉默的大多数”理论嘛。或许大多数人只是不愿在一片喊打喊杀的政治正确氛围中多说话，其实他们心里知道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

但大家准备沉默到何时呢？毫不客气的讲，律师行业，尤其是刑辩律师行业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沉默的大多数如果继续保持沉默，就只能随着这艘破船一起葬身海底了。而那些火中取栗之人，早就挣够了金银细软，搭上了救生艇，四散奔逃了。

原谅我，扯得有点远了。谈到本职业务，总是情不自禁的多说几句。回到裸官这个话题上。

监委这是碰到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小姐，所以才会一番苦心反被当做驴肝肺，碰了一鼻子灰。为什么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高官职务犯罪案件，聘请律师的比例那么低，一个个全都当庭认罪伏法，痛哭流涕？我当年办案最大的一个直观感受——讲清楚，只是我的直观感受，并无实证数据支撑——一个高官，智商、见识、手段必然不低。他贪墨一百个，能暴露出来三十个，已经算是很不小心，甚至是有人出卖的结果。而这暴露出的三十个线索里，能真正固定证据链，形成法律事实，送到法庭过堂审判的，至多不过十之三四。我这么一说，你自然便能理解，换作你是落马贪官，在庭上受审时一想，自己既已安全着陆，兼而保全了全家几代从此花不尽的钱财，你能憋住不笑，就算你有战略定力了。

我说的这还是下功夫查案的情况下，职务犯罪案件所能挖掘的极限深度。今日地方反贪，主要靠监察委，而从治理结构上讲，监察委又属于地方自治体系，由当地的人大选举任命产生。有这么个关节在，监察委就不可能脱离地方盘根错节的人际网络。自然不可能做到，蒙起眼睛抡大刀，六亲不认。

秦制治理体系下，监察权就是外派的皇权。即便不靠文官之外的宦官和宗亲，至少也要下派钦差。如刺史、巡抚，最初都是监察官职务。只不过监察官下放到地方后，往往又与地方文官系统交融，最终反过来侵夺地方行政权力。刺史、巡抚也从最初的监察官职演化为行政文官职，这又是另外一个宏大的话题了。

像本朝这般，直接从地方文官系统中选派监察官，实在是开天辟地头一回。监察效果不佳，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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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作案件，明码标价

Mon, 29 Jul 2024 00:00:29 +0800

某刑辩公众号发了一篇宣传文章。

在该宣传文章里，官宣了一项新业务：为所有案件提供“公共庭审监督”服务。

怕大家看不懂这个莫名其妙的词啥意思，又贴心的用人话做了翻译：就是每次庭审，至少安排三名以上律师“旁听”。

光旁听并不值钱，毕竟哪个被告人家里找不着人来旁听。值钱的并非“旁听”，而是旁听之后写的小作文，即所谓的“旁听记”。写了“旁听记”，当然不能孤芳自赏，敝帚自珍也不值钱，还要公开发表，让吃瓜群众都能看到，这个才值钱。

说白了，就是炒作案件。

“庭审监督”的强度有多大，取决于你能掏多少钱。三名小作文写手只是基础配置，你钱出的越多，人家安排的人就越多。前面有人碰瓷，后面有人添油加醋春秋笔法，暗地里还有水军到处转发投流。不怕案件炒作不起来。

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该公众号还非常贴心的主动释名了售后规则，提供“不满意就全额退费”服务。只要家属认为“炒作”，哦不，你瞧我这臭嘴，“监督”不到位，就全额退费。我并不无意怀疑该公众号背后的团队童叟无欺，高风亮节，但汉语言毕竟博大精深，究竟什么是“不到位”，恐怕真到了事儿上，双方有的掰扯。

故意碰瓷制造事端，有偿招揽小作文写手在自媒体大肆扭曲传播，造成舆论压力，获取与司法机关讨价还价的筹码，已经成为炒作案件的基本范式。

但要想赢得吃瓜群众的广泛同情，就必须在道德上占据高地。正义一旦沾上铜臭，也难免要打折。是以那些声嘶力竭喊冤的律师，向来对究竟收了多少代理费闭口不谈——当然，他们也偶尔会免费代理一两起案件，作为遭遇此类诘责后的抗辩。如果吃瓜群众知道这些正义感拉满的“小作文”都是有偿代写，心中该作何感想？

中国的事，坏就坏在聪明人太多。“旁听记”这种打法刚开始流行时，确有很多律师同行，胸怀一腔热血，抱着对法治建设略尽绵薄之力的情怀，无偿串联声援。

但很快就有聪明人发现了其中的商机，第一步还只是给参加旁听人员报销差旅费，后来发现很多人只来听听，或是不愿写小作文，又或是笔力欠佳小作文传播力有限，再或者压根观点不同，就渐渐迈入了第二个阶段，只有去旁听了并且写出符合他们要求的“旁听记”了，才给报销差旅费。

再后来，他们开始报名筛选旁听人选，旁听也不是你想去就去，去了又不助拳，甚至可能捣蛋的，压根不给你机会去。

发展到最后，他们发现，与其浑水摸鱼，不如放水养鱼，雇佣几个专业写手，专司现场火上浇油，庭后添油加醋。成本既低，效果又好。一个荒诞的商业模式就此诞生了。

此番操作，实属刑辩圈里的最高机密，非长期浸淫于刑事业务之人不能洞察。此公众号将之堂而皇之公之于众，彻底撕下原本羞羞答答的面纱，“炒作案件，明码标价”，着实令我等吃瓜群众瞠目结舌。

近年来法律圈反复翻炒一个概念，叫法律服务产品化。顾名思义，就是尽可能将非标准化的过程性法律服务，尽可能标准化，产品化。如此，才能打破法律市场生意过于依赖人力资源，不能加杠杆扩大经营规模的束缚。

不得不说，这个“炒作”，哦不，“监督”服务，从商业化的角度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产品”。

从卖方角度看，人员配置模块化，工作流程可视化，结果评定标准化，初步摆脱了刑事辩护业务与律师个人 IP 的强绑定，为实现进一步商业化初步扫清了障碍。

从买方角度看，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权当花钱买张彩票，万一炒作起来了，有司稍作让步，就赚得盆满钵满。炒作不起来，也能“不满意就退费”，不至于血本无归。

不管你多么看不惯，但凡不差钱的案件当事人，一定会对这个产品非常热忱，趋之若鹜。

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最大的问题便在于流程可视化程度不够。屎磕律师横行，其实不完全是律师及家属单方面的问题。绝大多数案件，直到开庭那一秒，家属完全无从感知律师究竟做了哪些工作。这就逼得律师不得不当“戏子”，抓住庭审这个唯一的可视化舞台，卖力“表演”。

刑辩律师流派很多，但无论哪个流派，都难逃“表演”二字，只是表演的程度有异而已。假以时日，若我国刑诉法也确立了讯问律师制度，逮捕听证制度，羁押必要性审查听证制度，唱戏的舞台多了，对“表演”的刚性需求自然便下降了。介时，庭审冲突多发的现状才有可能得道根本缓解。

说到这里，不得不插句题外话。我国的立法者对刑事诉讼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真实作用缺乏深刻理解。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极目标是化解社会矛盾。寻求绝对真相，追求绝对正义固然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最优解。但凡是最优的东西，往往是求之而不得的东西。现实中，我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一个绝对正义绝对真相不可得的现实条件下，化解社会矛盾。西方的立法者在这点上比我们的立法者要高明的多，只要你有钱，程序给你管够，我可能给不了你真相，但我由着你闹腾，任你情绪发泄个够。如果你没钱，那也 OK，认罪认罚适合你。谁让你没钱呢？你怨不得别人，更怨不得政府。特朗普不就公开说过：“或许这就是人生，perhaps that has been the story of life～”

只是轰轰烈烈，泥沙俱下的大表演大碰瓷之下，不仅正义与真相只会渐行渐远，社会矛盾恐怕亦如烈火烹油，愈演愈烈。

刑名者，国之大事也。

大修刑诉法，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程序参与度，使刑事诉讼成为宣泄的出口，而不是制造并激化社会矛盾的火点，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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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没有成为一名非诉律师

Wed, 24 Jul 2024 18:02:14 +0800

无锡出差回来的路上。我与王律师都很放松，一路谈天说地。

王律师主要业务方向为非诉业务。我刚准备做律师那段时间，主要盯得业务方向其实就是非诉业务。当时我的考虑是，一是非诉业务不用上庭打官司跟人吵架，我从小就害羞腼腆，人一多就说不出来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也不像能端上诉讼律师（更别说刑辩律师）这碗饭的料子；二是我有财务教育背景，还有注册会计师资格证，搞非诉业务，专业对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那几年经济泡沫还没有破裂，金融被视作最多金、最体面的工作之一，而非诉业务，是距金融圈最近的法律业务。

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回过头来看。我要无比感谢命运，没有给我一份非诉业务的工作机会。我当时面试省内最顶尖的金融非诉业务团队，老板对我很满意，双方相谈甚欢，之后，他礼貌的拒绝了我。拒绝的理由，他没有明说，但我却能察觉到，他认为我一已经娶了老婆，二还刚得了闺女，已经不再适合做牛马。被这个团队拒了之后，我又辗转面试了很多家律所，由于简历上的检察院工作经验，所有律所给我的岗位都是刑辩律师岗。我搞刑辩，从源头论起来，颇有些被逼上梁山的意味。

命运经常表现出吊诡的一面。金融泡沫在我被这个团队婉拒后没几年就破裂了。这个团队服务的某个大客户，卷进了一场庞氏骗局式的集资诈骗案，团队里很多律师受到牵连，连当初面试我的老板也锒铛入狱。每当我偶尔回忆起当初与心仪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的场景时，内心都油然而生一股劫后余生的庆幸。

值得我庆幸的，不仅仅是避开了这个高风险的团队，而是远离了整个非诉行业。整趟高铁行程中，甚至在看守所的会见室里，王律师的电话铃声一秒钟也没有停歇过。不同于内地大多数看守所，无锡市看守所管理很人性化，律师进入会见区，不需要经过安检。这就意味着，如果律师们自己愿意，完全可以带着手机进入会见室。但可以将手机带进会见室，不意味着可以在会见室使用手机。

在布满监控的会见室里，手机绝对是头号敏感物品。一次在安阳市看守所会见。冬天，我穿了件风衣，只因在会见室里等待当事人时，手往风衣内衬里兜摸了一下，被省监管总队值班室的人通过三级网抓拍到，一个电话打到了看守所里。看守所两名工作人员迅速赶来，严厉训斥我，不准在会见室里使用手机，刚才总队已经电话通报下来了。我一脸懵逼，进门时压根没带手机，谈何使用？我再次将手探入内衬衣兜，识图向他们证明，自己刚才只是把身份证放进衣兜，不是掏手机。他们见我又把手伸进兜去，变得更加紧张，赶紧把我从会见室往外拉，一边拉还一边说：“你怎么还敢用手机啊！再被总队看到可咋办！”直到出了会见室，远离了遍布摄像头的走廊，我才终于有机会洗刷冤屈，成功证明了自己的清白。饶是如此，看守所方还是苦口婆心的规劝，让我在会见室里不要乱掏兜。理由很简单，“你用没用手机不重要，上头认为你用手机了很重要，上头认为你用了手机而且我们没管则更重要。”

手机嗡嗡作响，王律师却又不敢去掏兜，整场会见，他都像中小学班主任嘴里“屁股上长了钉子”的小孩一样，努力隔着裤兜按掉纷至沓来的电话，身体随之摆出各种千奇百怪的姿态。那一刻，我不厚道的想，倘若这是在河南，倘若这是在安阳市看守所，这会儿不知道已经冲进来几个工作人员了。

出了会见室，王律师向我展示了他的电脑桌面。整个桌面上密密麻麻摆满了各类文档。单是远远瞅上一眼，就足以使人满身鸡皮疙瘩。

我小心翼翼的说：“你可以下载个桌面整理助手之类的插件，能让桌面看起来稍微显得整洁一下。不过，最终，还是得养成经常归类的习惯，不要把临时文档都堆叠在桌面上。”

王律师淡淡的说：“这些只是我一天内经手审核的材料，隔天的都已经归档了。”

我说：“好吧，是我冒昧了。”

每个人最终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理舒适区”。正如我觉得非诉业务，需要全天在线（或许略有夸张，但每天十八个小时在线肯定是有的），随时响应甲方各种绝大部分毫无意义的需求，简直是一种生不如死的酷刑。王律师却觉得，这么大热的天，来回几千公里，只为了个把小时的会见，实在枯燥乏味。

不同于很难独立自主决定发展方向的“体制化”打工人，律师的执业方向，三分是机缘巧合，七分是个人选择。律师之间之所以广泛开展案件合作，说白了还是因为，绝大部分律师不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譬如倘若有离婚案子找上我，我也肯定会把案子推介出去。离婚案子倒是不难打，但办离婚案子就意味着要同时担任当事人的心理咨询师。随时准备在毫无征兆的深夜，包容她的倾诉与泪水。我可办不到。

刑辩业务虽然也不可避免兼任心理咨询师的困扰——其实中国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比例相当高，不过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加之传统文化带来的病耻感，没有引起广泛普遍重视，这导致很多职业在办理纯业务之外，要兼职“心理按摩”职能——但总体来说，刑辩业务的决策链条很短，无论出事前如何风光无限，一旦身陷囹圄，真正关心他命运的人绝不会超出三个。只要保持好与这几个“绝对少数”的良性沟通，案件就不会出大问题。

而非诉业务则完全不一样，甚至可以说，非诉业务的绝大部分工作，都是为了“留痕”、“甩锅”而工作，甚至是为了满足领导的情绪价值而工作（这在某些国企中更加常见）。用体制内的“文山会海”来类比非诉工作，我认为十分恰当。大家拼命装出努力工作的样子，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只是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把锅甩给其他人。

“锅”永远只会从权力势能高的地方，流淌向权力势能低的地方。非诉律师作为整个食物链条中处于最底层的一环，如何既能安全把钱挣到手，又把锅甩的干干净净，十分考验智慧。前文所说的锒铛入狱的团队大佬，便是没有处理好甩锅的问题，落得如此惨淡结局。

王律师最近也正在头疼一件事。一个国企客户，账上有多笔坏账呆账。谁都知道这些账早就不可能收的回来，但谁也不敢自作主张将其作为坏账核销。好不容易换了个新领导，想处理一下经年累月的“屎山代码”，也不敢下定决心。最终想到先找律师事务所出具建议核销的法律意见书，再进行账务处理的主意。你说这种法律意见书，你出还是不出？你出了，就给自己埋下一枚不知道何时可能会引爆的大地雷。现在动不动就是倒查三十年，无限翻旧账。N年后（以现在的形势看，这个“N”的数值可能会非常小），为这一纸法律意见书，扣你个国有资产流失的大帽子，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你要是不出？拜托，别以为你区区小律师，真能独立行使外部监督职能，你不出有的是人低价抢着出。拿了甲方的钱，又想片叶不沾身，一点锅不背，可能吗？普华永道，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百年老字号，不也照样乖乖给恒大出假审计报告，乖乖背锅？

执业风险，永远是律师之间聊不尽的话题。很多人，包括王律师，都认为刑事业务风险很大。事实上，这种认识很片面。这几年，出事被抓的律师，都是民商事律师，非诉律师。最惨的当属现在被打成套路贷那批律师，在当年，什么砍头息啊，软暴力催收啊，都是民间借贷领域基操。一朝政策环境大变，这些律师都被打成了套路贷黑恶势力的狗头军师。反观刑事律师，只要不触碰伪证、串供等高压线，基本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偶尔对抗太激烈了，顶天不过吃张司法建议函，搞个处分。总不至于坐大牢去。

我在刚当律师不久后，就敏锐的意识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律师是一个靠出卖时间和精力赚取经济对价的职业。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终归是有极限的。财务管理上，资金流转速度是一个关键的财务指标。假如把律师个体类比成公司经营的话，“案件流转速率”也应该具有同等的地位。比起如何接案，律师应该更关注，新接案件的流转速率如何，能不能刚性的结清退出机制。否则用不了多久，律师的时间和精力都会被占满，无瑕接应新的案件。

非诉业务与刑事业务，恰恰是“案件流转速率”的两个极端。除了少数非标刑事业务，如刑事控告、刑事申诉外，凡处于司法程序内的刑事案件，都要受到刑诉法明文规定的审限制度规制。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案件，他的流转速度都是可以合理预测的，案件退出机制是清晰且刚性的。而非诉业务则不然，甲方可不管你在洗澡在拉屎还是在睡觉，他们一个脑筋短路，你就得随时拿出电脑，硬着头皮写法律分析。随着时间推移，非诉业务还会有很明显的“滚雪球效应”，麻烦会越积越多，无法排解，终至像黑洞一样，将律师的时间与情绪吞噬殆尽。王律师凌乱的电脑桌面便是明证。

有句老话，我忘了是怎么说的，大概意思是，老天爷既然让你来到人世间，就一定会让你端上一碗饭。我们需要做的，便是寻到自己的饭碗，并把他端稳端好。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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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derpen—码字软件的最终归宿

Tue, 23 Jul 2024 12:27:58 +0800

调试了一上午，（可能）终于找到了码字软件的最终归宿——wonderpen。

在wonderpen之前，我还下载了Mac平台的metion或是某u字头的软件。平心而论，那个软件做的也还不错，提供了“禅定”模式，该模式不仅提供常见的打字机模式，还能播放背景白噪音。试了一圈花里胡哨码字工具的我，差点就被这个软件吸引了。阴差阳错，就在我打开支付宝，准备付费的前一秒，App Store给我推送了wonderpen。

我曾经说过，只有开发者本人同时是一个狂热的码字爱好者，才能开发出一款极致的码字软件。metion的开发者本人显然并不码字，他搞的“禅定”模式，花里胡哨功能一大堆，唯独缺乏了一个最关键的功能——调整编辑框的左右宽度。在专心码字时，眼球的左右上下转动越小，越有利于保持沉浸状态。所谓“打字机模式”，就是基于这个基本原理。缺失调整编辑框宽度的代价是，哪怕在13寸的MacBook上，我的眼球也要随着文字从最左边逐渐移动到最右，接着再猛得从最右跳跃到最左。眼球的频繁运动，既让人在长时间码字时感到劳累，更容易分散注意力，尤其是视线从最右猛烈跳跃到最左的那一下。

wonderpen的开发者甚至比纯纯写作开发者更懂码字。不仅提供了美观、简洁、舒适的界面，而且提供了丰富的可定制化选项。只要经过一番小小的折腾，就可以将其打造成独一无二的专属码字神器。

很多码字软件有一个通病，就是在Mac上非常精致、优雅，但到了Win上，就很抽象、随意。无论如何调试，都难以做到与Mac相提并论的美观。比如我之前用的最多的flomo（及许多其他码字软件），囿于Win系统的限制，除非设置dock栏自动隐藏，否则哪怕在最大化状态下，也要面临dock栏的信息干扰。但wonderpen却非常体贴的实现了等效Mac系统的沉浸式全屏。在不经常码字的人看来，这些需求可能非常矫情。如果开发者自己不是重度码字爱好者，很可能根本察觉不到这些细节功能的重要性。一个朋友（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甚至曾经不解的问我：“有那么邪门吗？备忘录、记事本、WORD，用什么码字不都一样？”我只能说，真不一样，但到底怎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码子的人与不码字的人之间，就永远不可能相互理解了。夏虫不可语冰。

至于除了编辑器之外的其他基础设施功能，也一应俱全，包括但不限于全平台同步——光这一点就足够吊打很多竞品了，试想一下，无论是Mac还是Win，无论是iOS还是安卓，只有手头有一台智能设备和一个蓝牙键盘，就能随时随地以最舒适的状态，最习惯的设定，迅速进入码字状态——这是多么美好！至于其他基础功能，就不值得一一介绍了。总之，这款软件绝不会令任何一个码字爱好者失望。我愿意自带干粮为他带盐。

捣鼓了一上午，终于把软件调试到了最令自己愉悦舒适的状态。再见了flomo，你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对不起了纯纯写作，你的开发进度实在太慢了，我等不起了（况且你也明确说了，没有iOS系统的开发计划）。

你好，wonder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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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记郑州20240722暴雨

Tue, 23 Jul 2024 09:57:57 +0800

昨天非常幸运的躲过了自720以来最猛烈的一场暴雨。

雨势最大的时候，我正在高铁上，整个南方艳阳高照，万里无云。

快到郑州时，老婆给我发来一条视频，彼时她已经提前下班，并顺利冲出雨区，回到家中。视频中狂风大作，小区里的树随着狂风疯狂摆头，像极了这两天刷屏抖音的薛之谦演唱会蹦迪现场。老婆说：“小蚂蚁（一款微型新能源汽车）快被刮跑了！被风刮得左右乱晃的！”老婆接着又说：“一会你出地铁口，要是地铁站里的免费雨伞被借完了，就说一声，我去给你送伞。”

老婆是个很懒惰的人，如果不是因为有孩子，孩子总要吃饭，我敢说她连饭都懒得做。我这么说绝不是污蔑，而是有客观证据证明的。上周六上午，她带着闺女去白沙穿手串。中午时分回来，看我已经午睡睡着了，当即回屋睡觉去了，压根不提做饭的事儿，情愿自己也不吃饭。若是正常勤劳的女人，一定是该做饭便做饭，饭做好后再把丈夫喊醒便是了。

连老婆这么懒的人，都主动提出来要给我送伞，雨势之大，可见一斑。可既奇怪又凑巧的是，我下地铁时，虽然免费的雨伞早已被借空，但走出地铁站时，暴雨似乎正在中场休息，只落着零星的雨滴。我决定不再劳老婆大驾，顶着毛毛雨自行回家。由于不知道地上积水深浅，我还特意脱下袜子揣进裤兜里，赤脚穿洞洞鞋涉水。结果也很令人遗憾，专为涉水买来的洞洞鞋并没有机会大显神威，因为地上连积水都没有。唯一能够证明郑州刚刚下过大暴雨及马上还要迎接更大的暴雨的证据，是厚重的云层间不停闪烁出闪电的火光，雷声却并不爽朗，大约是云层太厚，层层狙击折射后，到达地面的，只剩一声声闷响。

到家后，老婆很是惊讶，连忙问我，这么大的雨怎么回来的。接着便张罗着问我吃啥饭。由于下班时间正是极端天气最猛烈的时间，她也没来及到超市买菜。正好这几天牛牛一直嚷着想吃方便面，老婆一直嫌没营养不让吃，这下终于托龙王爷的福，如愿吃到了煮方便面。

方便面这种食品，似乎对于小孩总有种难以抗拒的魔力。我小时候也最爱吃方便面，不过那时不如今日，方便面是逢年过节才能大快朵颐的改善品。后来搬家到郑州，一到暑假，我就成了无人看管的不稳定因素（很像今日之牛牛），只得送回老家。暑假结束时，或是我姥姥，或是我舅舅，再坐大巴车把我送回郑州。我最喜欢舅舅送，因为舅舅更懒一些，坐车不喜欢带吃的，我便有机会在司机将车停在某个国道旁的小饭馆大吃大喝时，沾光蹭到一桶泡面。

那时还不到两千年，人民的物质生活还相当匮乏。尤其对于我这样的底层屌丝家庭来说，桶面已经算得上是顶级的奢侈品。平常吃到的袋装泡面，里面只有一个料包，里边随便装些盐巴、味精、胡椒粉之类的东西。只有桶面里，才会给厚厚一层油包。农村人的肠胃，总是清汤寡水，想搞点油水颇为不易。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吃香油，每回姥姥盛面条出锅时，总用筷子头蘸两滴香油进我碗里——只两滴，哪怕是家中最受宠的我，也要省吃俭用。我端过碗来，甚至不舍得搅拌，生怕两滴香油浓郁的香气随着搅拌而稀释，嘴趴过去，呲溜两口，便把香气最盛的面条吸进肚中。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的年月，可想而知，一桶面中泡进去满满一大坨油包，该是怎样一种幸福的享受？

父母很早便离乡进郑闯荡，以至于我的童年记忆，总是在一辆又一辆形状各异的大巴、中巴、依维柯之间跳跃。我记忆中最神秘的美食，不是那桶漂着两层厚油花的泡面，而是那个神秘的国道旁的小饭店。大巴车总是停在同一个饭店，将满车乘客喝下车后，大多数人只能掏出随身带的馒头烧饼矿泉水，站在灰尘扑天的国道旁，潦草果腹。还有一小部分人，能有幸靠近饭店的玻璃柜台，买一桶方便面，再借一壶热水——舍得吃桶泡面的，大多也是大人买给小孩子。只有极小一撮人，才有机会迈进虽然简陋但无比神秘的饭店内部，点上两个炒菜，甚至可能还要喝上两盅酒。但这个场景是我脑补出来的，我在记忆的废墟中搜寻了遍，也没有回忆起哪怕一次亲眼看到有乘客进去消费过。那毕竟是90年代末的国道旁，没点“刘华强”的本事，还是躲远点为妙。但如果饭店每次都宰不到客的话，又为何要对司机如此恭敬，车离老远就有人迎上去，请司机落座，好吃好喝孝敬着呢？这事可能要困扰我一辈子了。

到家没多久，雨势又猛烈起来。雨点不仅落在玻璃上劈啪作响，甚至密集的砸在墙体上，发出沉闷而密集的撞击声。今年郑州的雨下得多，又下的大，我也不以为意，连轴跑了一天一夜，该洗澡洗澡，洗完澡便支开床上小桌，开始码字。

这时又收到徐律师微信，对，就是那个上篇文章中露过面的徐律师（见：记郑州20240708暴雨）。上次我们一起出差，便遭遇一场暴雨，今次又是我们二人同行，大暴雨又不期而至。

徐律师就没有幸运啦。我下了高铁，不用出站，便能坐上回家的地铁，出地铁口两百来米，便进了小区回了家。徐律师说，此时整个东区已成一片泽国，大量小汽车已经涉水抛锚，眼看今晚要困在单位一夜啦。我这才急忙翻看朋友圈，发现原来全郑州再次成为一片泽国。

科学家们说，气候变暖，降雨带持续北移，诚不我欺。只是河南这地界，据说在商超时期是一片泽国，属亚热带气候，常有大象乃至鳄鱼出没。河南的“豫”字，便是一个人牵着一头大象，也发源于此。

历史的底层逻辑，一曰地理，一曰气候。譬如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大一统政权，而欧洲则四分五裂，小邦林立，便是因为欧洲地理环境支离破碎所致；再如气象学家竺可桢研究了自古以来的气象记录，发现王朝兴衰与气温高低存在高度的相关性。明末小冰河期，连海南都能下暴雪，农业经济受到重创，流民遍地，终至社会秩序崩溃，王朝覆灭。华夏文明最兴盛、最灿烂的时期，也是地球平均温度较高的时期。

从这个角度讲，气候变暖，于国家倒是大好事。但我毕竟升斗小民，为国运欢腾之际，又难免一丝隐忧：气候还没暖到大象回老家呢，就动不动把城市给淹了，再暖下去，郑州这地儿还能住人吗？岂不是成了气候难民，还要逃难搬迁到夏天不淹的地方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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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终极理想是不工作

Thu, 18 Jul 2024 23:01:22 +0800

说了一个星期修电脑，今天下午终于找到时间去了。

顺便拿上了从nas上替换下来的4tb闲置硬盘，让小哥修电脑时顺便给装上。

结果也搞笑，电脑到了人家手里，通上电，接上显示器，一次性完美点亮，八秒开机，迅捷无比。

小哥像看怪物一样抱着刚放下电脑，正在擦拭满头大汗的我：“哥，你过来看，我可是啥也没动啊，你这电脑好好的呢。”

我心说怪了，难道是我在家里电源线没插好？但是症状明明是电扇能转，主机灯能亮，就是屏幕点不亮，分明是供电OK的节奏。

没办法，只能掏出硬盘，麻烦小哥给我装上。

幸好有了装硬盘这个动作。装好后，要开机重启，格式化硬盘，重新分区。好巧不好，这一下，屏幕没点亮。在家时的老症状，完美复现了。

这下小哥也有点整不明白了。但人家不愧是专业的，见过的电脑毛病太多了，只见他利索的拧开机箱侧盖上的螺丝，拿掉盖板，又拆掉内存条，将金手指在拇指和食指间来回划拉两下，再把内存条插回，然后重新开机。这一次，点亮了。

我还以为是多大的毛病，还心想是上回修主板没修好，这么快又毛病复发了，结果只是内存条没插结实，或是金手指脏了。

我问小哥哥多少钱，小哥哥憨厚的表示，举手之劳，又是老客户，不要钱了。我坚持要给，并直接拿手机扫上了他们的二维码，说，都是靠手艺吃饭的，该咋着咋着。如此又推让了两个回合，小哥哥才最终收下三十块钱。小哥哥似乎对能遇到我这样坚持要给钱的客户很稀奇，连声说，谢谢谢谢，还抢上前两步，为我拉开门帘，送我出门。

你看，三十块钱，就不说什么手工费不手工费了，光这迎来送往连胜道谢叫哥的情绪价值，都值回本了吧。

电脑罢工这两天，我把MacBook连在显示器上，体验了几天Mac生态在大屏幕上的生态。怎么说呢，颜值虽然一流，但真要生产力，还是老老实实用Win吧。

而且Win与Mac双持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再美丽的女人，天天看，也总有看腻的时候。Win在mac面前可以说毫无美感了吧，但几日不见，今天重逢，竟然也依稀觉得秀色可餐。本来十天半个月都不定在Win上打两行字，今天竟然按捺不住，指行如飞。

mac的全屏模式下，能够隐藏底层dock栏，打造完全沉浸的输入环境。今天把Win的状态栏设置成了自动隐藏，接着把flomo最大化，竟然实现了同样的沉浸效果。着实令我既感到意外，又感到惊艳。

昨天是转述柯南的第一天，昨晚连今早高铁上，加一块已经码了五千字，一集的剧情却才推进一半。眼看今后的码字，将越来越以长文为主，flomo虽然陪伴了我过去三年的时间，但不得不说，或许道别的日子正在日益临近。

纯纯写作不失时机的推出了独立桌面客户端，虽然现在只是个非常简陋的客户端，但却也已经比flomo更适合码长文。刚才在win上简单下载体验了一下。缺失的功能主要在云同步和内容管理上，单就一个编辑器而言，已经可以归为非常优秀那一档。别的不说，flomo光一个字体大小不能随意调节，就很令人吃不消，我尤其喜欢夜晚码字，目前看是想戒也戒不掉了，半夜灯光昏暗，字体再小，实在太伤眼睛。纯纯写作能随意调节字体大小，不伤眼睛，界面又雅致，已经足以满足我现阶段对码字软件的需求。

纯纯写作的作者明显没有flomo的作者懂商业。同时都是码字软件，虽然flomo一向自诩为知识管理，尤其是灵感记录软件，但至少我是将他当成实打实的码字软件来用的。flomo这几年的发展可谓光速，我刚开始用的时候，他还只是个有两个独立开发者自行打磨维护的小而美软件，如今flomo已经成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甚至还收购了幕布，向彻底打通知识管理链迈出了一大步。

反观纯纯写作，则有些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的意思。至少两年前就放风说要搞独立桌面客户端，但直到今日，才搞出一个异常简陋的测试版。移动客户端倒是三天两头更新，但却有刷版本号的嫌疑，用户也不怎么买账。直到今日，纯纯写作似乎依旧是单个独立开发者在勉力支撑维护。测试版桌面客户端一打开就先弹出一个大大的提示，说这是一个工程量巨大的产品，至少需要五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当头给我们这些翘首以盼的付费用户浇了一盆冷水，大有喊话劝退让我们别抱太大希望不用等更不用催的意思。

当然，我对纯纯写作开发者的经营策略充分尊重。虽从未谋面，但他的许多人生理念当与我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比如他依旧坚持个人开发，过着游侠般的潇洒生活，就与我坚持当个体户，一不加入团队，二不招揽下属，三不拉帮结派的生活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开个公司，拉个队伍，或许能多挣许多钱，但却不一定能提高个人及家庭幸福指数。当然，我说这个话，也绝没有吹一个踩一个的意思。工作与生活，事业与家庭如何平衡，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身强之人，精力充沛，把这些人强行封闭在个体与家庭中，于社会也是不小的损失。他们本来就应当肩负改造社会，造福社会之使命的。

比如flomo团队，我个人就特别特别感谢他们，如果不是他们开发出这款软件，将卡片笔记写作法从理念带入现实，我也断不可能养成良好的码字习惯，进而很可能与码字这个我人生的终极恋人擦肩而过。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他们将思维导图与文字打通后，能创造出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又会对个人知识管理方式带来什么样的颠覆式创新。

但我就不太行了，明显属于中医玄学上所说的身弱之人。在多挣一些钱与少一些麻烦之间，我往往更倾向于后者。我这样的人，能靠当律师养起家糊上口，简直就是一个本不该发生的奇迹。我能明显感觉到，尤其是近二年来，每当有案源线索上门时，我的本能反应不时迎上去，而是往后缩。

大约纯纯写作的开发者也跟我差不多。明明移动端已经有这么多的铁粉，哪怕桌面端再收一分钱，这些铁粉也会毫不犹豫的买单。但他偏偏不疾不徐，一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出世模样。地上都是钞票，可他就是不愿意弯腰捡。虽然很令人费解，但你不得不承认，这世上真有这样的人，而且可能还不少。

我的终极理想是不工作。我对不工作的定义不是不劳动，而是不用非得靠做工来换钱。做工换钱本质上是一种奴役，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奴役。我不能确定我正在坚持做的事，能否最终给我带来自由，但我愿意尝试一下。

说不定能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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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律师不要怕七大姑八大姨们一遍又一遍问询案件

Tue, 16 Jul 2024 18:20:48 +0800

老王的案子终于到检察院了。

从他被批准逮捕到正式进入审查起诉这两个月期间，我被他老婆以及各式各样的亲戚们缠着问了无数遍案情。

他老婆就咱就不说啥了，毕竟是咱的委托人，大金主，伺候好人家是咱本分事儿。但亲戚们一个接一个，络绎不绝，实在令我烦恼。

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他老婆对男方家里这些千奇百怪的亲戚们似乎同样并不感冒，连起码的家庭内部信息共享都没有做到（也可能她根本没把男方家族亲戚们视作家人）。导致每一个亲戚来电问询时，我都要重新叙述一遍案情。

其实无论是亲戚的问询，还是我的回答，都不会对案件进程产生任何帮助。甚或有奇葩一点的亲戚，可能会在问询之后对律师的工作指手画脚吹毛求疵一番。以指责他人的方式，上演亲情表演秀，是亲戚们表达对事件关切的惯用伎俩（包括但不限于打官司）。

原因也很简单，这是成本较低的关切方式。

但还不是最低。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农业大家族的瓦解已经进入收汁儿阶段。大部分拎得清的稍远些的亲戚，关切的方式仅限于问询，连挑毛病都懒得挑。原因同样很简单，这样成本更低，也更安全。中国人的事儿，向来是谁提议谁落实。譬如你挑挑拣拣，说律师这不行那不行，一番酣畅淋漓的表演后，麻烦随之而来。这不行那不行，那你倒是说个行的律师来，更行的律师收费肯定也更高，人家顺便再张口给你借点钱，你就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了。

自从看透了这一点，我倒也不再太计较一会这个问询一个那个问询了，心情好了给他们多说几句，心情不好怼两句直接挂，也就那么回事儿。需知这些问询的亲戚们，所要的仅仅是给律师打电话了这个动作，有了这个动作，就代表有了对家庭事务的参与，就意味着承担了道德责任。你不想多说话，其实他们又何尝希望你多说话？万一你律师向他们提出了什么要出钱出力的实质性要求，他们是满足还是不满足？本来就是个扯淡的事儿，陪着瞎扯几句蛋就行了。真碰见那不长眼没边界的，就直接给他提要求，保管他立马挂电话。

老王家里来问询案件的亲戚们，多半属于八杆子打不着的长辈。宗族礼法观念逼迫着他们，不得不在小辈出事后漏个面，有所表示，但又如我在前分析，仅限于表示，绝不能实质摄入。于是就出现了很多很搞笑的对话。

最搞笑的是一个老头，听声音得有个五十岁朝上，估计是老王的叔伯之类。开口就问：“你现在搁哪了？”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日是周五，我正带着老婆孩子在陈州赏荷。是日天气非常怪诞，天上烈日当头，地下又如蒸笼般湿热。一场大暴雨正在默默酝酿，四面八方升腾的水蒸气，已经使人压抑的喘不过气来。我在太昊陵广场拥挤的人流中寸步难行，在车行人往的嘈杂背景音中，竖起耳朵听电话，却只听到这么一句问话，不禁气不打一出来。我回怼道：“你管我在哪干啥？你有事说事。”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娃，我深深理解，老头的问话并没有恶意。在我的童年记忆中，人们碰面第一句话总要问：“吃罢饭满？”如果对方答吃了，那就要接着问：“是办的汤还是 6 的馍？”对方如果说吃了，事情还简单些，再原样回问一遍，就算是社交暖场了。如若对方回答没吃，那这话题便有的展开了，为啥这会儿了还没人做饭，是不是媳妇儿给婆婆脸子看故意不作，又或是媳妇挨了老公的打回娘家了，扯上半个多钟头，也未必能扯到正事上去。

过去生活节奏慢，时间多的用不完，人们总要搞出点程序化的社交语言，以免正事儿说的太快，话很快说完后陷入尴尬冷场。据说英国的绅士们见面后也总喜欢聊天气，因为英国的天气如女人的心情般嬗变，跟河南人的“吃罢饭满“”一样，是个可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社交万能起手式。

老头按照起手式一板一眼出牌，结果没曾想我却不讲武德，直接把他刚说出口的话又原样塞回到他嘴里，一时竟有些语塞结巴，支支吾吾半天，才磕磕巴巴问出了第二句话：“你是哪个事务所了？”

如果我正闲暇且惬意的坐在空调房中，我不介意跟这个可爱的老头多拉扯几个回合。才跟老头拉扯了一个回合，太昊陵广场上的滚滚人流便将老婆孩子从我的视线中冲走了。我心下焦躁，又怼到：“你是查户口吗？直接说事儿。”

那一刻，我像极了被迫营业接客的小姐，面对只出了快餐钱却又磨磨唧唧妄图动手动脚又上嘴的嫖客，翻着白眼儿，不耐烦且鄙夷地吐出几个字：“别磨叽了！赶紧上来怼！”

老头连续吃了我两记重拳，方寸大乱，加之明显对刑名词讼一窍不通，问也不知道从哪问起。又支吾了半天，勉强想起了一个问题，像终于抓住救命稻草似的，问我阅过还没有。我说案卷还没到检察院，7 月 15 日到。老头嗷了一声，叮嘱我一定及时阅卷，终于完成了作为一名家族长者应尽的责任，匆匆挂断电话。

几年刑事律师当下来，让我对人性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原来为什么干的累，因为太把别人当回事，来个边都不沾来问询案件的，也掏心掏肺苦口婆心的讲解。为什么会掏心掏肺苦口婆心的讲解，因为道行不够，看不透别人过来问询案件的真实深层动机。结果不仅累了自己，反而一不留神还真可能把对方拖进案件。对方本来只是随口问问，表演一番，随便打发就行。你说的太深切了，真把对方拖进来了，得，那就是自己给自己添了个大爹。以后不仅事事都要接受他的问询，甚而还要主动向其汇报了。

古语有云：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那毕竟是针对封建大家庭而言的。大家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利益关切，才会引发真正的悲恸。经济基础变了，社会关系自然要随之转变。现在会“余悲”的亲戚，大概只会有亲生的父母，以及有供养关系的夫妻和子女了。只有亲生父母的关切与悲伤是免费无条件的，就连夫妻和子女，也要有经济供养这个经济基础才行。

这就是人性。金庸先生说，社会虽然在变化，但人性中的某些基本方面却很少改变。

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充分见识到人性最真实，也最冰冷的一面，大概也算是刑事律师这份职业的额外收益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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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20240708郑州暴雨

Mon, 08 Jul 2024 22:14:21 +0800

不知道是因为昨晚临睡前喝了一满杯茉莉花茶的缘故，还是没忍住手痒奋笔疾书码字到凌晨的缘故，抑或是终于躺下后又读小说到一点多的缘故，总之昨晚大脑异常兴奋，一直睁着眼睛躺到凌晨快两点，才昏昏睡去。

猫本来老老实实卧在床头椅子上，我伸手 rua 了他两把，睡眼惺忪的他立时高兴的站起身来，尾巴旗杆一样翘上天，伸个懒腰，又像小时候那样，打着咕噜，硬往我头上脸上拱。我反正睡不着觉，也就从头到肚子再到尾巴把他来来回回抚摸了个遍。小猫终究还是长大了，懂事了，终于困意来袭时，我把他从我肚皮上推下去，盖好毛巾被。他似乎一下子明白了我要开始睡觉，立刻乖乖的蜷缩回床头了。

有默契的关系，才是好关系。无论人与人，还是人与猫，都是如此。

凌晨四五点时，起来上厕所。由于知道猫也经常在这个点儿喵喵叫吵着上厕所，我特地给门留了个小缝，任猫来去自由。晨曦的微光中，隐约可见一个又黑又圆的小脑袋从门缝里探了出来，盯着我。我上完厕所，起身回屋，他又呲溜一下，钻回了屋里。我担心他稍后捣乱，又把门开的大一些，对他说：“咪咪，还睡不不睡？不睡的话就出去吧？”听不见猫的动静，也找不见猫的身影，我又躺回床上继续睡去。

酝酿了大半个星期的大暴雨终于如期而至。密集的雨点砸在玻璃上，很应着张爱玲描写日军飞机轰炸香港时的比喻，像落在“荷叶上的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张爱玲原句只有五个字，“荷叶上的雨”。三流的描写用形容词，二流的描写用动词，一流的描写只用名词。这五个字太神，我连原样抄写都颇觉力不从心，所以在前面擅自加上了“像落在”三字。张爱玲的散文笔锋利，手起刀落，杀人不见血，深得中文“写意“之精髓，可写起小说来，又受西语影响太重，啰里啰嗦，滥用修辞，甚至有些矫揉造作，简直不像是出自同一杆笔。我对张的散文爱不释手，小说却总难以下咽。

为了能更加听清这大自然的天籁，我关掉了空调。随着机器轰鸣声的骤然消失，雨点的声音更加真切。夹杂在落在玻璃上雨点声中的，还有砸在墙体上的雨点声，更加细微，也更加沉闷。如果不是在这万籁俱静的凌晨，这样细微的声音，断不可能被尘世纷扰的心灵捕捉。

如果这场雨下在昨天就好了，再或者，如果今天没有约好客户在所里见面就好了。一想到八点半还约了客户见面，我心里就有些愁闷。如能伴着如此密集动听的雨滴声，或裹着毛巾被酣然入眠，或翻开一本书，静心翻阅，都是比约见客户美好上不知多少的事情。

六点多快七点的时候，老婆和女儿起床穿衣洗漱做饭吃饭的声音再次把我吵醒。窗外依旧大雨滂沱，雨线和水雾交织成一坨密集的白雾，将视线封锁在不过数十米的距离内。我干脆关掉闹铃，心想，如此睡觉的好天气，干脆随他去吧。再说，还不知道一会儿雨下成什么样子呢，说不好又是一场 720，便是我能如约到所，客户八成也会打退堂鼓吧。

一场回笼觉又睡到将近八点，我赶紧给客户发了条信息，说我可能会晚点到，雨大，我要先去送孩子。说是客户，其实是我所同事徐律师，不过有种说法叫，刑事律师最大的客户群体恰恰就是同行，所以就说是客户也没什么问题。徐律师几乎秒回了信息，说不急，她也正堵在路上。

既然说好了不急，我又美美在床上墨迹了一大会儿，才终于起床。记得曾国藩家书中，他告诫家中小辈，有一条便是，睡醒即起，不要赖床。儒家的修身，就是从这些看起来不起眼，其实又非常反人性的细微处着手。照这个标准来看，我的修为还差得远。虽然每天都能坚持翻几页闲书，码几个闲字，不过却都是兴趣爱好使然，并不反人性。即便如此，还经常觉得无字可码，抓耳挠腮，执笔坠如千斤。什么时候我能做到，睡醒即起，绝不赖床，怕是离码字小有所成便相去不远了。

还没出门，各处积水堵路的消息便已在各个微信群中疯狂流传。我惊讶的发现，每天饭后尝尝遛弯的七里河，此时水势漫堤，淹到了人行布道上。老婆也发来信息，说路面积水，刚出小区还没拐到金水路上，就几乎要没过汽车底盘了，这会儿正把车开回地库，准备坐地铁或公交去单位。

我想起当年 720 时被淹没的那趟地铁，给老婆说，还是别坐地铁了，坐公交车吧。说罢，我也下楼，准备转几趟公交车往所里去。公交站牌挤满了人，却迟迟等不来车。打开地图，想看看车走到哪了，还有几站，却显示“车辆信号丢失”几个红字。想来也是，郑州地势西高东低，上回 720 时，以东四环为分界线，东四环以西还能勉强行车，东四环以东却只能开冲锋舟。小区门口的几趟公交车都从东四环发车，八成早已趴窝在路上。

万不得已，我只得硬着头皮壮着胆子回去坐地铁，好在这回的雨虽然绵延不绝，雨势却远没有当年 720 那么猛烈，地铁系统暂时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好久没坐过这么挤的地铁了，感觉全郑州的上班族都在同时挤地铁，车厢里挤的像沙丁鱼罐头。

所里几乎没来什么人。律师是个自由职业，估计大多数人眼瞅着下了大暴雨，只要没有开庭这种硬性日程安排，都窝在家里品茶休息了吧。办公楼的玻璃幕墙，正被暴雨冲刷成了水帘洞，奇特的视觉享受。

趁着客户还没到，偷闲片刻，烧壶开水，泡杯茶，观观雨，发发呆，码码字。

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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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去控告检察官

Mon, 01 Jul 2024 23:55:19 +0800

真不知道现在的酒店为什么喜欢给客人送咖啡。下午喝了一杯酒店送的咖啡，真别说，咖啡还挺纯，喝完立刻提神儿，一直写材料写到快十点，还感觉才知六七点来钟。匆匆下楼，就近找到一家文印店打印材料。今天天不好，阴云密布，狂风骤起，已经有星星点点的雨滴落下来，眼看很快就是一场疾风骤雨。老板娘已经关上了电脑，正在闭灯锁门，我陪了两句好话，才又坐回电脑前，给我把明天要用的控告材料打印出来。

很简单一个案件，或者说，案件或许并不简单，毕竟属于涉黑涉恶案件，而且我的当事人排名还比较靠前。当地公安机关在立案后不久，就以公开征集犯罪线索的形式，将我当事人的大头照在各大媒体平台广泛发布，相当于以前的“游街示众”了。甚至比游街示众更恶劣，游街的好歹都是经过法院判决，确认有罪的罪犯，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公安机关连人家犯罪线索都没掌握多少，就先给你扣个涉黑涉恶的大帽子。至于犯罪事实嘛，慢慢公开征集着呗。

我本来也考虑着，目前案件阶段比较靠前，我当事人到底犯下多少事儿，公安机关又掌握多少事儿，我这个律师现在也吃不准，所以也没打算立即死磕，而是准备静观其变。先看看事大还是事小，证据充分不充分，如果属实作恶多端，证据确凿，那将来还是早早认罪认罚为妙。

案件今天刚刚进入审查逮捕阶段。所谓审查逮捕，是指公安机关至多有权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 30 天，如果想继续在羁押状态下开展刑事侦查，就只能提请检察院审查逮捕。检察院在接到公安机关的提捕申请后，要在 7 日内作出是否逮捕的决定。所谓的刑事辩护“黄金 37天”，便是指公安机关拘留的 30 天加检察院批捕的 7 天。如果案件事实存疑，或犯罪情节轻微，争取变更强制措施，“办取保”，就要在这 37 天内，尤其是检察院的 7 天内，开展辩护说理工作。

其实对于这个案子，我本人并没有报太大的不批捕希望。当事人心机很重，不仅对侦查机关的讯问不甚配合，对我这个律师也诸多防范。每问询一件事，都说想不起来了。只有当我综合各方信息，推测出事件大体面貌，再找他核实时，他看我已经知道了七七八八，瞒不住了，才会稍稍向我敞开心扉。在公安机关发布的征集犯罪线索公告上，我的当事人排名第五。对于一个初步挂号定性涉黑涉恶的案件，又是排名第五的核心成员，不批捕的概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但捕与不捕是一回事儿，律师该依法开展辩护工作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下午见完当事人，我立马通过检察院案管中心，查询到了案件承办检察官的电话。这案子涉及人员多，刑事案件要求同案犯必须隔离关押，以防相互串供，本案的嫌疑人被分散关押在了全市各地。想着批捕期只有七天，检察官光是各处跑着把人提一遍，就要好几天时间。所以我又立即给检察官打去电话，想看看检察官什么时间方便，好向检察官当面陈述下律师意见。

这本是刑事案件辩护中再正常不过，甚至可以说是标准流程的动作。当面听取辩护人意见，是承办检察官的法定职责。哪怕检察官心里觉得辩护人就是个傻逼，信口开河，满嘴胡吣——客观的说，由于审查逮捕阶段证据开示制度缺失，辩护人信息获取渠道非常有限，存在很大的信息差，很多法律意见的确是天马行空，甚至不着边际——但既然干了这份工作，穿了这身衣服，领了国家俸禄，也得依法履行职责。可令我没想到的是，检察官干脆利落的拒绝了我要求当面陈述意见的请求。我再三恳求，也只得到了冰冷的一句：“书面材料放到案管窗口”。至于见面，那是肯定不给见的。

一下把我搞得很恼火。扪心自问，我绝不是胡搅蛮缠，一定要凑够“发言时长”的律师。莫说是线下沟通，哪怕是正式开庭，说话也是尽量拣干的说，从不车轱辘话来回说，搞情绪输出。我之所以给检察官打这个电话，本意也是想看看检察官何时方便，哪怕今天不方便，明天也不方便，甚至后天还不方便，但只要在正式上会研究前，能够当面听取我的意见，我都完全理解、配合，没有任何意见。但检察官二话不说，直接把对话沟通的渠道彻底堵死，让我很无语。本来再正常不过，公事公办的一件小事儿，被他整这么复杂。

入住酒店后，一边喝咖啡，一边写控告材料。最高检与全国律协就审查逮捕期间应当当面听取辩护人意见，有明文规定，所以材料倒也不难写。大概陈述了一下事情经过，我方诉求，并附上相关法律规定，一篇控告信就成了。

明天一上班，就直奔检察院。正所谓先礼后兵，勿谓言之不预。如果明天检察官依旧坚决拒绝见面，那就直接信访控告走起。先在县里控告上，然后再去趟市里，市县两级检察院同时控告。

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你不给我方便，那你也甭想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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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书：关于要求检察官在审查逮捕阶段依法当面听取辩护人意见的反应信

Mon, 01 Jul 2024 20:42:56 +0800

反映人：刘臣律师，系涉嫌寻衅滋事案犯罪嫌疑人王五的辩护人

被反映人：张三，阳城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反应诉求：请求贵院责令张三检察官依法当面听取辩护人意见，接收辩护人提交的证据材料。

事实与理由：

王五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已由阳城县公安局提请审查逮捕至贵院，承办人张三。

反映人于 2024 年 7 月 1 日 16 时 40 分许，电话联系张三检察官，请求张三检察官当面听取辩护人意见，并接收反映人拟提交的证据材料。

张三检察官当即以“忙”、“没时间”等理由，拒绝反映人当面陈述意见的请求，要求反映人将相关书面材料交至案管中心窗口。

反映人随即又提出，因为还涉及到一些证据材料需要提交，需要向检察官当面说明情况，并同时强调，不会占用检察官过多时间，一定会言简意赅陈述意见。但张三检察官依旧不留任何余地的拒绝了反映人的请求。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十四条明文规定：“在人民检察院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过程中，辩护人要求听取其意见的，办案部门应当及时安排。听取辩护人意见应当制作笔录或者记录在案，辩护人提出的书面意见应当附卷。”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一条第一款明文规定：“办理审查逮捕案件，犯罪嫌疑人已经委托辩护律师的，可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辩护律师的意见应当制作笔录，辩护律师提出的书面意见应当附卷。”

最高检、司法部、全国律协《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十条意见》第四条再次强调：“人民检察院听取律师意见，应当坚持‘能见尽见，应听尽听’原则，充分保障律师向办案部门反映意见的权利。人民检察院拟决定或者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作出决定前征询辩护律师意见。”

张三检察官可能认为，通过阅读反映人提交的书面意见，本质上也是听取意见的一种，没有实质上损害反映人的执业权利。但显然，听取应当指“当面听取”，即一方口头陈述，另一方用耳朵听取。如果以书面方式替代，则变成了“看取”、“查阅”，在时间、空间效果上都会有所不同。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除了规定“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还明确要求“制作笔录”。试想，如果没有“当面”听取辩护人意见，如何制作笔录？

因此，无论从文本原意理解，还是从规范体系理解，刑事诉讼法中的“听取”辩护人意见，都应当以“当面直接听取”的方式进行。

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执业权利，反映人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十七条第十二项及《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十条意见》第八条之规定，特向贵院依法控告。鉴于本案处于审查逮捕阶段，只有七天的办理期限，依法属于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办理的控告申诉，请贵院于三个工作日内办理并将办理结果答复反映人。

此致

阳城县人民检察院

三川市人民检察院

法条链接：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十七条第十二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人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具有下列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行为之一，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的，人民检察院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应当接受并依法办理，其他办案部门应当予以配合：（十二）未依法听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意见的。

《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十条意见》第八条：律师认为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人员未严格执行本意见的，可以向该检察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控告申诉，也可以向所属律师协会反映，律师协会要及时将问题线索转交检察机关。人民检察院收到相关控告申诉或问题线索后，应当作为阻碍律师执业权利监督案件在第一时间受理，并于十日内办结并书面答复律师。对于律师提出的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办理的控告申诉，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办理并答复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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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伟东案翻案条件尚未成熟——兼论被国内法律界无限拔高的辛普森杀妻案

Fri, 28 Jun 2024 18:29:42 +0800

看到了一篇原伟东案旁听记，是律师写的，不过总体上说还算客观，也让吃瓜群众头一回瞥见案件内情。

公诉人在庭上的表现专业、得体、逻辑缜密。

本案最关键，也最难以撼动的证据，是唯一幸存的杀人未遂被害人的辨认笔录及对案发经过的记忆陈述。

虽然进行辨认的时间，已经距离案发时间好几年，但公诉人对此作出了合理解释，被害人遭遇强烈精神刺激，对凶手样貌有清晰记忆，符合记忆规律。且更为致命的是，被害人陈述了许多非亲历者不可能接触到的事实，如凶手案发时穿警服，用榔头砸门等细节。加强了其辨认及陈述的可信度。

反观辩护人的发言，则稍显逻辑混乱，语无伦次，情绪输出重于事实论证。这是很多屎磕派律师通病，因为屎磕律师辩护的听众不是法庭，而是坐在庭下的家属，以及庭外众多看热闹的吃瓜群众。

从实质有效辩护的角度看，卖力的情绪输出，歇斯底里的夸张表演，没有任何益处。法庭上可以表达愤怒，但不要愤怒的表达。滥用情绪和修辞，只会削弱事实本身的力量，而非相反。

我认为原伟东案很难翻，这与是否申诉案件没有关系（律师界通说，程序越往后，翻案越难，走到了申诉，就是难于上青天了），而在于无法构建出相反叙事。

无法构建出相反叙事的案子，很难彻底扭转，至多来个疑罪从轻，疑罪从挂。但原伟东案显然已经是疑罪从挂的结果，已经挂了二十多年了，审了一轮又一轮，依旧是这样的结果，这里头一定有深层次原因。

律师不能陷入唯技术论的陷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刑名案件，历来都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而非单纯的法律技术问题。更多深层次原因暂且不扯，就说被害人这边如何安抚？人家全家都被灭门了，而且指认的清清楚楚，就是这个原伟东杀了他全家。哪怕别的证据都不提，都没有，谁敢把原伟东放了？要我说这案子最高法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反反复复发回，就是不办实事儿，你怎么不来个疑罪从无把原伟东放了呢？不也是不敢吗？

一说到命案，国内律师同行就喜欢拿辛普森案说事儿。

辛普森案在法律圈被无限神话拔高，充分说明国内法律圈基本全是骗子。大骗子哄小骗子，小骗子继续骗小白。大律师大叫兽隐瞒关键信息，裁剪事实，写出误导性极强的小作文哄骗小律师；小律师吃着大律师拉出来的屎，又添油加醋向普罗大众大肆吹嘘聒噪。

一个”程序推翻实体“的神话就这样被人为制造出来了。

辛普森案是“程序推翻实体”不假，但这不是全部的真相，假若真的看过辛普森案的史料，哪怕是中文版史料，也不难得出结论，辛普森能判无罪，本质上还是在于众多程序异常叠加，构建出了极有可能是事后人为构陷的反向叙事。

说白了，导致辛普森出罪的原因依旧在于实体，而非程序。骗子们叙述辛普森案，从程序瑕疵直接跳跃到无罪结果，省略了中间复杂的论证与漫长的博弈，操纵受众思想，简化因果链条。

人为制造的骗局，意识形态超限战的一部分——这就是这个经久不衰的神话真相。

当然，我不能否认，辛普森案如果放在中国，大概率也是落个更原伟东差不多的结局——疑罪从轻，疑罪从挂。但这是两国司法制度和治理模式的差异所造成。美国的大陪审团制度，只要有一名陪审员认为无法定罪，被告人就要无罪释放，法官（或言政府，根本不承担事实判断的责任）既无权疑罪从挂，也不必承担由此引发的社会治理后果。这里不得不感慨一下，论统治术，西方其实也是非常高明的，陪审团审完案子就解散，责任主体虚无，你屁民上哪告？告谁去？

原伟东案律师团说，本案延宕二十余年，已经到了不得不放人的地步。这个论证是有问题的，原伟东固然在二十多年的庭审拉锯中承受了惨无人道的精神折磨，但被差点灭门而唯一幸存的被害人，在这二十多年时间里，难道又是平安幸福喜乐的了？

两种痛苦难道也是可以比较与衡量的吗？原伟东遭受了痛苦，所以他应该被释放，那被害人就活该自认倒霉吗？

总而言之，从这篇旁听记所披露的信息来看，原伟东案确有问题，但这些问题尚不足以导致翻案。只是停留在鸡蛋里挑骨头，单方猜疑的地步，无法构建出相反叙事，进而也谈不上什么翻案。如果能翻案，二十年的时间，早就翻过来了，这是哪怕不谈案情，不看这篇旁听记，也不难得出的结论。

假如这个案子果真是个冤案，恐怕也只能寄希望于“亡者归来”和“真凶再现”的俗套剧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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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与半棵树》读后感：大家都不过是在找替死鬼

Wed, 26 Jun 2024 09:22:09 +0800

律师这行当眼看是越来越难做下去了。昨天看到一则很离谱的新闻，某县司法局在自家公众号上发文，称其所化解的一桩信访矛盾受到县委主要领导表扬。

点开一看，是个什么事儿呢？道是一个老百姓，花2800块钱在县里找了个律师给自己打官司。官司打赢后，不知怎的又找律师退费。律师不愿意退，老百姓就一直闹，最后闹到12345市长热线上。市里接到信访后，就把件儿又转回县里办理。由于涉及对律师的投诉，归口处理的责任就落到了司法局身上。

司法局一来调查，律师立马就把合同、发票、工作日志等等材料全部拿了出来，证明自己履职尽责，不存在任何违规行为。再找到老百姓调查，老百姓竟然也说，律师活儿干的还不赖，官司也打赢了。但司法局又说了，人民律师应该顾全大局，甭管尽职不尽职，你只管把钱退给人民，一桩公案就算了结了。律师无奈，只能接受被白嫖的命运，退还了全部2800元律师费。

至于为什么官司打赢了，还要找律师的茬儿退费，在这篇篇幅不长的党八股文里找不到答案。但最近读了本讲述上访户故事的书，《星空与半棵树》，对我脑补这件事有很大的启发。

书中的专业上访户温如风，为了半棵树被人趁夜偷走的事儿开始上访，经年累月下来，不仅半棵树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日子还越过越差，矛盾越积越多，最后把自己上访成了“精神病”。虽然没被送到医院强制医疗，但也不是因为政府心善不忍，而是领导觉得，既然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已经疯了，那他就没什么威胁了。一个疯子告的状，难道会有人当真吗？

要说温如风上访一点问题也没解决，倒也不甚客观。他每次把动静闹大，“押解“回原籍后，政府多少都往他嘴里塞仨瓜俩枣。比如镇上的派出所长何首魁，截访时踹了他三脚，回来便吃了个处分；再比如他家的房子因村里大肆采石挖沙摇摇欲坠，村霸孙铁锤为了应付调查专班，连夜组织施工队给温家房子几乎快被挖空的地基搞了回填；其他的“优待”，如住院不要钱，招待所随便住，猪蹄膀敞开吃，这些就更不必多言。

于是，温如风便在每次上访都捞着点蝇头小利便宜占的虚幻正反馈中，一步步越陷越深，直到最终，在又又又一次上访途中，死于车祸。而他那貌美如花的媳妇花如屏，也在他常年上访留下的空档中，被他的上访控告对象，村霸孙铁锤强行霸占。

虽然书中为了照顾读者情绪，没有将孙铁锤霸占花如屏写成既成事实。但从人物性格及故事剧情自行发展的角度看，这种安排反而显得不太自然，有很强的人工雕琢痕迹。另外，安排二人成奸明显能够大幅增加戏剧张力，对作品的文学性也是很大的提升。

温如风与孙铁锤之间的矛盾是贯穿全书的主线，孙家与温家是世仇，孙铁锤的老爹同样是个村霸，早年便霸占了温如风她娘。到了温如风孙铁锤这辈儿，俩人从半棵树开始，处处较劲，终于发展至血海深仇。花如屏对温如风常年不正经过日子，专司上访深恶痛绝，只不过出于中国女性传统的“妇道”，而不得不跟温绑定在一起。

在这样互成犄角的三角矛盾架构之下，安排孙铁锤与花如屏成奸，剧情上具备合理性。首先，孙铁锤有报复温如风的强烈冲动，但是温如风经年累月上访，目标直指自己，孙铁锤找不到好机会对温直接下手，只能将其貌美如花的媳妇花如屏作为报复对象；其次，孙铁锤对花如屏有性的原始欲望，书中对花如屏的性魅力进行了很大篇幅的反复描写，甚至连花如屏叫床如何放荡都多次临摹，欲望是驱动情节发展的源动力之一，花如屏性魅力过强这个伏笔，不通过与孙铁锤成奸，无法得到呼应和释放；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花如屏也有报复温如风的强烈冲动，温如风常年上访，同样将她一个小女人的生活彻底摧毁，花如屏对温如风的感情是爱恨交织，爱到深处便是恨，与孙铁锤成奸，既是报复，同时也是爱的极致表达。

剧情可以这样安排：孙铁锤为了泄愤，先将花如屏强行霸占，花如屏最初拼死抵抗，但在绝对的力量压制下，最终还是被孙铁锤得手。首次发生关系后，万念俱灰的花如屏向依旧在外上访的温如风电话求救，结果温如风依旧一脑门子扑在上访上，全然无法意识到花如屏的求救。最终，在欲望与仇恨的交织下，花如屏与孙铁锤长期成奸。双方既有共同的原始欲望，又同样具有报复温如风的情感冲动。如此安排，可谓水到渠成。

作者在后记中提到了，书中故事在现实中有原型，而且很隐晦的暗示了，现实故事比书中叙述更阴暗。在原型故事中，花如屏与孙铁锤成奸的可能性非常高，否则温如风也不至于最终在漫漫信访途中丧了命。以当下的言论管制尺度来看，这种描述敏感领域的文学作品，不得不进行不同程度的美化，否则很可能难以过审。

温如风这种小人物的人生悲剧，具有很浓的中国特色。只有在特色的信访问责制度下，他种种近乎荒诞的上访诉求才会正经八百的引起政府领导重视。在现行体制下，领导的注意力资源永远是最稀缺的政治资源。信访问责制度给了千千万万像温如风这样的小人物以小博大，进行人生豪赌的本钱。

全书中，就如何处理温如风上访问题，最清醒的人当属派出所长何首魁。当然，他的清醒并非源自智慧，而源于派出所无需对乡镇领导辅导，直属县公安局，辖区有上访户，板子打不到他身上。用何首魁的话说，都是惯的。每闹一回，回来供几天，久而久之，就让他们形成了某种错觉，误以为自己很强大，误以为信访万能。

其实世上很多事情，盘根错节，莫说信访不是万能，便贵为九五至尊，倘若没有蒙上眼睛抡大刀，破釜沉舟，同归于尽的勇气与魄力，同样很难办到。《星空与半棵树》中还有一条没有点透，也不敢点透的暗线——秦岭违建别墅——当年批示了多少回，可曾得到解决？最后还是龙颜震怒，大杀四方，才算把这些违建别墅给平了。上访户们天真的以为，领导说句话批个条子，下面的事儿自然就解决了，这种认识本来就是错误的。一般的事儿可能认条子，但闹到非得上访不可的事儿，条子就不一定好使了。

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又要想方设法把人哄好，压制信访，怎么办呢，只能从边边角角上找补，最好能拉个替死鬼垫背。一方面给上访户以精神安慰，一方面也算聊以应付上级，大家都有台阶可下。

这名倒霉的律师，在这件事中，就是那个倒霉催找补的“边边角角”，“替死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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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坦白，我真没“关系”

Sun, 23 Jun 2024 23:18:22 +0800

大约半个月前，老张给我打电话。

这个老张，是一名战友。当年我还没退伍时，就已经服役了七八年，如今我退伍都快十年了，他还在部队，算起来都该是军士长了。

老张先问我，最近忙不忙，在哪发大财呢？

这本是部队里聊天的老套路，就像庄稼人见了面，总要东拉西扯半天吃过饭没，才能兜到正题上。但自从当了律师后，就对这种聊天方式越发不适应。说话说得够够的，恨不能化身一棵树，永远无需再说话。

为了节约唾沫，我直接截住了老张天南地北的话头，问道：“张班长，有啥指示？”

老张也是通透人，看我单刀直入，也就不再废话：“老家有个亲戚，被公安抓走了，家里人头回经历这事儿，也不知道该咋办，这不想着你现在干刑事律师勒，想请教请教你勒。”

我说：“请教谈不上，咱都是老战友，不用客气。是因为什么事儿被哪里的公安抓走了？”

老张似乎在电话那头对着什么人嘀嘀咕咕些什么话，听筒里的声音呜呜嚷嚷，像是隔着好几层不透音的钢化玻璃。突然，老张的声音又清澈的传递过来：“队长，好像是在一家推广网络小说的公司上班，小说可能涉黄，人刚被抓走没几天。要不我把你电话给他们，让他们直接联系你？“

我说好的。

过了没一会儿，我的手机又嗡嗡嗡震动起来。

一个陌生的号码，”喂，你好“，我接听起来。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与老张毫米级复刻口音的男声：”刘律师你好，张班长给我你的号码，我有些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我在电话中大概给老张这个不知姓名的亲戚讲解了一下法律规定，比如这种人数众多的案件，一般会拘留满30天，之后公安会向检察院提请逮捕，如果能争取到检察院不批准逮捕，那么就有望办理取保候审。比如这种通过网络推广小黄文的行为，大概率会被定性为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由于依托网络进行，无论是作品内容还是获利金额，都很容易取证查实，所以定性问题上辩护空间应该不大，重点还是考虑往从犯方向辩护，尽量足额退赃，降低刑期。比如如何区分主从犯，一般要从入职时间长短，所任职务高低，对涉黄业务的具体参与程度等多维度考量。等等。

在我口干舌燥的讲解过程中，对方一直没有插话。虽然隔着电波，彼此看不到，我却也能很明显感受到，对方对我所讲解的这些技术问题根本不感兴趣。

终于，等我终于“输出”完毕后，对方问道：“现在这个阶段，能不能找找公安上的人，把人先取保出来？”

其实在接通这个电话前，我就隐约意识到，对话极有可能会往这个方向发展。不同渠道的案源线索，往往已经说明了客户的潜在不同诉求。

老张虽然当上了军士长，但真论起来，也只是一个大头兵，但在他这位说不上有多近也说不上有多远的亲戚眼里，那毕竟是吃公家饭穿公家制服十几年的“能人”。况且老张当的又是“武警”，武警是警，刑警也是警，就差一个字，肯定离得不远。因而来找老张，根本就不是要来找什么律师，而是要来找能“平事儿”的关系。

老张为什么又想起我来呢？虽然我在部队时便跟老张关系不错，退伍后也断断续续皆有来往，但我还是不得不实事求是的说。不是因为老张懂法，更不是因为老张相信律师，而是我已经是老张能想到的，最接近他们心目中“能人”的那个人。

若是在前几年，面对这样的客户，我还会琢磨琢磨销售话术之类的。直到如今，还有不少营销号整日打着话术的旗号忽悠年轻小白。所谓话术，一言以蔽之，就是既不能明说自己有关系，又要千方百计暗示，让对方自动认为自己有关系。达到不张口行骗却让对方自动陷入错误认识的目的。

不过现在的我，对这种诉求的客户，处理方式简单明了——直截了当拒绝，绝不留下半分想象空间。

这可能是我爱上码字的众多附属收益之一。码字赋予时间一个基础价值，这让我可以对任何低于这个基础价值的事坚决说不。与其进行毫无价值学拉扯，不如看看书码码字，投资投资未来。

于是我虽然客气，却很坚定的对来电者说：“我这边不认识公安上的人，即便沟通，也是通过正常渠道正式沟通，要不你再咨询咨询其他人吧。”

对方可能没想到我这么干脆，反而有点不知所措，节奏全乱，又支支吾吾问：“那上哪能找着关系呢？”

我有些哭笑不得，只想赶紧结束这场对话，便对他说：“要不你找当地的律师问问，他们说不定会跟公安熟。”

这通电话挂断后，我并没当作一件很大的事儿。每天都会接到各式各样的咨询，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无效线索。这通电话，只不过是众多无效线索中的一个罢了。

平静地过了好几天。又一日中午，又接到老张的电话。

老张这回倒没兜圈子，开口便说事儿：“上回那个事儿，管办不管办啊？亲戚家里现在急得不能行。”

我说：“我已经给他进行了详细的法律解答，不过他们现在主要是要找关系，不是找律师，我这边专业不对口啊。”

果不其然，我对老张的预判是正确的。老张也只是把我当成一个有关系的能人，而非一个专业的律师。

老张脱口而出：“恁干律师的，能没点关系，找不到点人？”

我感到很被冒犯，要不是一同当过很长时间的大头兵，知道他们的语言习惯，我恐怕当场就挂掉电话了。要是当时手边有一块小镜子就好了，我很想看看当时自己的表情。一定不会比一个长拧巴了的苦瓜好看多少。

我很想一本正经的给老张掰开了揉碎了解释一番，当刑事律师并不是非得有关系，刑事律师更不全是他脑海里的白手套司法掮客。比起关系，技术、智慧、勇气，这些特质在刑事辩护中往往更有价值。云云。

但很快又觉得这样会显得自己很蠢，最终只淡淡说了句：“我跟那边真不熟。”与回复他亲戚的话一个意思。接着便不疼不痒的挂掉了电话。

我能感觉到，老张有些不高兴。他已经笃定了，我是有关系的，能端上刑事律师这碗饭，哪能没关系？就算没有直接的关系，人托人总能问到人，最终也找得到关系吧？

明明有关系却不帮忙，明明有关系却还藏着掖着，这明显是没把我老张当自己人。亏我老张这么多年了，每次见面也好，电话也罢，还恭恭敬敬喊你声队长呢。

但没有办法，我确实没有关系。莫说在那个没去过几回的地方没关系，就是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我也没有关系。

我知道，像老张这种渠道过来的案源，别说用什么话术营销了，哪怕“辟谣”辟的不那么坚决，家人也早就忙不迭地把律师费打过来了。

我吃过这样的亏，几年前曾经有一个案子，也是通过一个信任度很高的渠道介绍过来。案件接洽过程中，双方谁都没提到关系的事儿，但是案子越办越觉得不是滋味儿，原来对方毕竟是冲着找关系来的。

也是从这个案子上，我才逐渐开始意识到，有些特殊渠道的案源，你哪怕澄清的不那么果断与坚决，就会陷入难以自证的尴尬误会。为了办好那个案子，我付出了超越其他同类案件三倍以上的精力。虽然最终客户很满意，满意的标志是，在双方再无任何误会的情况下，继续委托了二审。但我还是很不喜欢这种感觉，无论有心还是无意，在客户眼里，我都曾经是个挂羊头卖狗肉，货不对板的“骗子”。

这让我深陷“人格贬损”的状态，令我非常不适。

在我眼里，拿关系去勾兑案件，是一桩很蠢的生意。真有能量勾兑案件的人，会为了几个钢镚儿就把自己的后背暴露给一个素未谋面之人吗？

关系这玩意儿，有就是有，无就是无。等出了事儿再去找，就晚了。没出事时你尚且上不了桌，又怎么指望此事后人家买你的账？

我在此坦白。我真的没有关系。即便你非得认为我有——这种情形一般不是我本人造成的，而是案源渠道造成的——也请你相信，我不会做这么蠢的生意。

即便是行骗，我也会选择从每个人身上骗1块钱，而不是从一个人身上骗100块钱。前者明显风险更低，收益更大，是一桩更划得来的生意。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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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宁愿对抗审讯也不愿坦白自己的前科劣迹

Sun, 23 Jun 2024 11:23:40 +0800

开庭。

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辩护人、审判员轮番发问。

被告人左支右绌，好不容易捱到受审结束，正迫不及待起身准备退庭，突然又被审判长叫住。

“张三，起诉书显示你有一个犯罪记录，说一下，是什么时候犯的什么事儿？”

很普通的一个问题，张三甚至都不需要回转身坐回受审席，只需要随口支应一句便可。

谁料，就是这个再简单的不过的小问题，却让张三产生了明显的抵触情绪。

张三停下了脚步，大家都以为他要拿起话筒回答问题，他却始终站立不动。

审判长还以为他没有听清自己的问题，眉头微皱，抬起头，用目光注视着张三，又重复问道：“张三，法庭正在对你进行讯问，你有犯罪前科吗？”

法庭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台下的张三瞬间成为全场注目的焦点。

张三小小的身躯在全场注目下表现得有些拧巴，抓耳挠腮，不知所措。

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还在极力抗拒着回答这个在所有人——公诉人、辩护人、审判长——看起来都再普通不过的问题。

在全场嗡嗡的窃窃私语声中，张三终于拿起了话筒。然而，下一秒钟，他嘴里说出的话，瞬间让众人更加大跌眼镜。

他说：“我不想说这个事儿。”

审判长再次把深埋在案卷中的头抬起来，脸上写满了司法权威被挑衅的愤怒，但是当她的目光与张三小小的身躯相交汇，停留在张三满是乞求的脸上时，她的表情又很快软化了下来。

审判长是个很和蔼的老法官。在刑事司法领域，“老”是一种很可贵的品质。只有那些历尽人事沧桑，看尽人间疾苦的老者，才能获得洞察人心的智慧与感同身受的平和。

老审判长没打算在这个小小的问题上过多为难张三，转而向公诉人发问：“公诉人，请向法庭说明一下被告人张三的前科情况？”

公诉人是个年轻的女检察官。虽然年轻，但整场庭审下来，给我感觉却也不属于好争勇斗狠的类型。只是，人性中的某些温润，只能在时间之河里长久淬炼才能获得。她还太年轻，还没有获得这种温润。

公诉人挺直身子，一秒进入战斗姿态：“张三，法庭在对你进行讯问，回答法庭的问题！”

辩护人席上的辩护人们一头雾水，纷纷埋头翻阅起卷宗，想弄清楚这个张三之前到底犯过什么事儿。旁听席上的家属们也压低嗓门，交头接耳，互相八卦。

张三却依旧还是那句话：“我在公安机关都交代过了，笔录上记的都有。”

这下连辩护人席上都开始议论纷纷。大家纷纷猜测，无外乎嫖娼、猥亵、强奸之类的风化案件，甚至还很有可能牵涉到未成年人，否则当不至于如此扭捏拧巴。

公诉人看张三依旧不肯吐口，有些生气，公诉人坐在刑事审判庭的公诉席上，是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即所谓国家公诉人。既然代表国家，那么权威便不容侵犯和挑战，尤其在被告人面前。

公诉人的口气又强硬了几分，脸若冰霜：“张三，你给公安交待是给公安交待，现在是法庭在对你进行讯问，你有义务如实回答！“

张三一听这话，像个赌气的小孩，斜向上扭起脖子，依旧不说：”这事都过去这么些年了，跟现在这个案子也没有关系，我不想说。“

公诉人正想继续给张三上强度加压力，审判长及时出手化解了尴尬：”公诉人，你宣读一下张三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向法庭说明一下他的前科情况。“

公诉人这才狠狠瞪了张三一眼，脸却不对着审判席，而对着张三和后面的旁听席，像是在广而告之一般，一字一顿地：“张三，于2009年因吸毒被行政拘留15天！”

硕大的法庭里传出一阵恍然大悟般的“哦～～”。其实我个人更多的是不解，跟吸毒人员没打过交道，不太理解他们的心理，这事有这么难以启齿吗？

这事在对抗激烈的庭审中，只是一段波澜不惊的小插曲。张三退廷后，庭审回到正轨，一直开到当天晚上九点多快十点才闭庭。

第二天早上，在酒店吃早餐时，意外碰到了张三。张三并不是我的当事人，而是排名很靠后的一名从犯被告人。要不是昨天那场小插曲，我可能根本就认不出来他。小小的个子，很复古的发型，一侧头发留长，几乎遮住了眼睛，很有当年90后的叛逆“葬爱”风格。

跟在张三身后的，是一个打扮艳丽，前凸后翘，烈焰红唇，穿着包臀连衣短裙的女郎。看得出来，张三对她很是殷勤，见餐台上有自助煎蛋机，一个箭步抢上去，熟练的打上两个鸡蛋。一边还轻柔的安排女郎：“你先过去吃，一会鸡蛋煎好了，我给你端过去。”

吃过早餐，离开酒店出发去法院继续开庭。好巧不巧，又碰见了张三。他开着一辆白色的奔驰C260——小仙女专用座驾——，左手掐着一根烟，搭在门把手上，副驾坐着那位妙龄女郎。一脚油门踩下去，女郎的长发随风飘动。

也不知道张三这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几年前还在跟着老段——我的当事人——整日冒着挨打的风险收车，收回一辆车才到手几百块钱。这还没几年功夫，就咸鱼大翻身，榜上白富美了。

难怪庭上死活不愿意说当年吸毒的事儿呢。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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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性侵案中的幼女绝对保护及刑辩律师的价值选择

Fri, 14 Jun 2024 17:02:59 +0800

昨晚九点多，老张给我打电话，说有个案件，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

我问是啥案件。老张说是个轮奸案。

他刚一说轮奸案，我就有了点印象，我问他，是不是你手上正在办的那个，已经开过庭前会议了那个？

他说是，庭前会议怼得很猛，还把几个小孩吓得不轻。

我又问他，案件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几个被告人？到底有没有冤情？

老张说，总共十一个被告人。

我听到这，下巴已经惊得快掉到地上去了，忍不住打断问，轮奸案十一个被告人吗？是不是多次作案？

老张说，是。

其实对话进行到这儿，我心里就已经不太想代理了。老张大概感受到了我情绪的变化，又接着说，不过这个案子在侦查期间，警察有刑讯逼供行为。庭前会议的时候，我们提出排非，法院受理了申请，但是却没有通知被告人本人到庭，我们提出了异议，并以涉嫌渎职为由要求检察官回避，当天庭前会议就没开成。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要增加律师呢？如果我加入进去，要为谁进行辩护呢？我接着问。

老张答，现在只有两个小孩的家属委托了律师，分别由他跟老王代理，其他九个小孩都是法律援助律师，跟他们打不成配合，也通不上消息。如果我这边有意向加入，就由我来代理目前全案第一被告人。

那谁来出委托手续，谁来给费用呢？我又问道。

排第一这个小孩，给你说实话，家里已经不管他了，不管是定罪也好，量刑也罢，都没啥问题。家里人会正常给你出手续，至于费用这块，其他小孩的家长们一块兑出来。

事出反常必有妖，从来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居然有人愿意自己出钱给他人请律师？我接着问道，那他们为啥要给他出钱呢？

老张见终于说到了正题，清了清嗓子，正色道：这正是我想重点给你说的，为啥他们其他几家愿意出钱给这家找律师，一是想问清楚，警察在侦查阶段到底有没有打他们，有没有刑讯逼供；二是问清楚，他当时带着我和你老王那俩当事人作案的时候，有没有明确告知女孩的年龄。

我回道：第一，你们说公安讯问时曾经动过手，那这个动手有没有达到能够排非的程度？第二，这个女孩，当时实际上多大年龄？

我之所以问这两个问题，是想判断这个案件到底能不能接，有没有技术和道德上的辩护空间。

十个对抗激烈的案件，九个半都会说有刑讯逼供，最后都证明是子虚乌有，最近几年唯一实锤的吕先三案，说实在话，也根本没有达到所谓“刑讯”的强度，只不过是录像被传播到了网上，没见过审讯场面的吃瓜群众大受震撼，造成舆情，有司不得不让步减刑改判。说实话，吕先三改判，跟所谓刑讯没半点关系，纯粹是一个舆论炒作干预司法的恶性样本。

道德辩护空间，在刑事案件中经常被人忽视，甚至有观点认为，法律的领域，不要清谈道德。其实这种思潮也是不对的，从我这些年的实际办案感受来看，一个在道德上找不到半分闪光点的被告人，基本没有可能出罪。对于那些坏到近乎“天生犯罪人”的被告人，哪怕证据薄弱一点，也要把案定上，哪怕此罪定不上，也要把彼罪定死。

尤其对轮奸这种会引发正常人高度道德厌恶的恶性风化案件，我的办理理念是，非必要不对抗，非真冤不死磕，如果不能抓住命门一击必杀，那么无谓的对抗一方面会为被告人招来更严重的刑罚，另一方面也会间接二次伤害被害人感情。

老张的声音开始变得有些飘忽，措施也含含糊糊：现在只能说几个小孩都说公安动手了，至于能不能排掉（口供），要等移送过来同录后才能确定。至于小女孩年龄，当时女孩正上小学四年级，但是不确定领着他们去的孩儿（指第一被告人）有没有明确告诉他们两个。因为这关系到他俩是否主观明知女孩当时是否年满十二，能不能触发“幼女绝对保护”条款。

所谓“幼女绝对保护”条款，是指司法实务中，很多被告人会辩解不明知对方不满十四岁，且系正常发生性关系，不属于强奸。现代生活条件好，很多十三四岁的女孩，发育良好，再画上浓妆，在夜店等特殊场合，确实很难一眼辨认出实际年龄。为更好打击犯罪，保护幼女性权益，两高两部在《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中明确，对不满十二周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也就是说，只要被性侵一方幼女不满十二岁，就触发绝对保护，直接认定强奸。

老张这么一说，我对案件大概也有了评估。

这基本是一个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道德上，都没有半点辩护空间的案子。从技术上来讲，老张纠结第一被告人有没有告诉过他和老王代理的两人幼女的实际年龄，没有任何意义。之所以设立”幼女绝对保护条款“，就是为了堵住实务中证明被告人主观状态难的漏洞。不满十二岁的女孩，幼女特征非常明显，一律推定了行为人应当明知，无需进行额外的司法证明。从道德上来讲，本案被告人多达十一名之巨，且性侵对象中还有不满十二岁的绝对幼女——确切说只有十岁，正读小学四年级——而且已经形成了某种犯罪组织，十一人多次结伙作案，屡次性侵幼女，实在可以称得上”罪大恶极“四字。

我不评价别人的行为，律师接或不接一个案子，都有自己的考量。当年陈有西代理某大老板性侵幼女案时，据说单笔律师费就收到了上千万，陈也被打成收黑钱办脏事的黑律，遭到全网围攻，我还为他写过一篇文章解围。大意是，对于某些违背天理人伦的极端恶性刑事案件，作为辩护律师个人，当然有拒绝的权利，甚至你也可以认为，有道德上的拒绝义务。但是从更宏大的视角看，辩护制度保护的不是单个刑事案件中的具体人，而是在维持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公权与私权之平衡。无论这个案件是陈有西上也好，还是陈无东上也罢，总归是要有律师上。我们当然可以批评陈有西在案件中的某些做法，但不能仅因为他代理了这个案件就对其群起而攻之。因为总要有律师做到辩护席上辩护，辩护制度作为一项宪政安排，总要维持。

但是对于这类案件应该如何去辩护，如何去代理，每名律师都有不同的价值选择。在我看来，即便因为某种不得不上的原因而代理了这类案件，也应该充分考虑综合的社会效果，真正做到治病救人，弥合社会创伤的积极正面作用。不能看问题太片面，不管不顾，一味猛打猛冲，无理硬辩三分。

略加思索，我拒绝了老张的盛情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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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小作文却总能带起大节奏？

Thu, 13 Jun 2024 09:35:37 +0800

早上看到一则新闻——或者更准确的说——“旧闻”的续集。

这则“旧闻”，在其刚刚发生之时，也一度闹得沸沸扬扬，至少法律圈内人尽皆知。

事件本身不重要，也不是我本文的写作主旨。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搜索，关键词“济南警方通报学生与醉汉冲突被刑拘案。”

懒得搜索也不要紧，即便完全不了解这件事，也不影响本文阅读。你可能对这件事一点没印象，完全不了解，但本文一定可以唤醒你脑海中很多同类小作文事件的记忆。事儿本身只是个药引子，不一定非用我说的这件事引。

一个事件，一旦发生，就不可能再通过任何方式完整重现。目前人类所掌握的任何重现方式，文字、语言、音频、视频，都是讲述者的二次创作。

讲述者口中重述的事件，本质上属于文艺作品，而非事件本身。文艺作品要迎合特定的受众，有其特定的目的，自有文艺作品的内在演绎逻辑。而事件就是事件，不需要迎合特定受众。文艺作品一定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存在，而事件本身就是存在。两者根本不在一个维度上。

为什么每次热点事件，都能被那些别有用心带节奏之人成功火中取栗？在于很多人不能意识到，文艺作品不等于事件本身，而是讲述者夹带私货的产物。无论文艺作品表面上看上去多么刚正不阿，都改变不了它意图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裁剪事实，春秋笔法，渲染情绪，直接造谣，阴间滤镜——这里就不得不点名BBC——等方式，接管操纵作品受众思想，完成私货夹带的事实。

经常创作文艺作品的人，很容易就能识破这一点。但哪怕在一个创作氛围极端浓厚的社群中，内容输出者与内容接受者的人数比例也极度悬殊。根据数学模型测算，每1个内容输出者至少要对应500个内容接受者，内容才有可能形成有效传播，内容创作才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事。说到这儿，我想插句题外话，任何行业，任何个体，任何时间杀入自媒体——或在本文语境下，“文艺创作”——赛道，都恰当其时，绝对有利可图。再过一万年，我们的文艺事业绝对达不到每500个人中出产1个小作文写手的程度。

一个又一个夹带着创作者私货的“文艺作品”能够广泛传播，原因便在于此，一方面，受众有群氓属性，无法辨别，另一方面，创作者群体则相互心照不宣，维护“阶级利益”，进行信息封锁。

数学模型测算出1:500的内容输出者与接受者比例，大约便是从这个逻辑出发设定的算法。只有当社群中存在一定基数的“傻子”，“骗局”才有传播市场。当“骗局”戳破，越来越多的“傻子”转化成“骗子”，“傻子”的数量不够用了，“骗局”自然不攻自破了。

我建议大家都没事都写点东西，不一定非得是为了一个什么功利的目标，写东西是一个创作的过程，本来是属于造物主的享受，却下放凡间，成为你我凡人都能唾手可得的珍馐，岂有不牢牢攥住的道理？

当然，写点东西，世俗意义上的好处实在也是数不胜数。我自己是个理科生，我人生的前三十年，都很看不上文科。但阅历越积累，越发现人要想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底层能力都是偏文科的。你说你螺丝打得好，代码写得精，哪有文章做得好，短视频拍的有趣更接近自由？我这里决没有戏谑新媒体的意思，信息传播的载体在变，人与人之间交互的底层逻辑却不变。文字、语言、肢体、表情，只要人类一天还是碳基生物，这些底层的交互逻辑就一天不会变。要想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大成功，最根本的还是要学会跟人打交道。写字也好，拍短视频也好，同时也是一种社交训练。

话归本文主题，稍稍进行一些写作训练，对于这些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就自然而然获得了免疫力。因进行任何文艺创作，必得先把事件在脑海中重新演绎一遍，哪个角色是什么性格，该说些什么话，与其交互的角色又是什么性格，该做出什么反应？文艺创作不是天马行空，乱作一气，也必须遵循起码的经验法则，内在逻辑。

就拿盛产小作文的法律圈来说，至少不要犯昨天法警听审还在潸然泪下，今天就六亲不认无恶不作将辩护人架出法庭，这样原则性的逻辑错误。一个人也好，一个群体也罢，其性格、立场、价值观，一旦确立，是不容易更改的，创作者如果只考虑如何夹带私货，而不管不顾方式方法，强行割裂人物性格，只会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使作品大幅失真。这点大家倒应当向我们的西方老前辈多学习学习，写到这里发现又兜回了BBC的阴间滤镜上。我本小民，不愿奢谈政治，就此打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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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时评杂文 | Tags: 炒作案件，媒体，写作，自媒体，互联网， | 添加评论(4)

法律文书：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

Wed, 12 Jun 2024 16:51:58 +0800

申请人：刘律师，系犯罪嫌疑人老邢之辩护人。

申请事项：申请对涉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的犯罪嫌疑人老邢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并建议公安机关对其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事实与理由：

老邢涉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一案，贵院业已批准逮捕，现羁押于郑州市第三看守所。申请人系犯罪嫌疑人老邢之辩护人，认为：

1.本案总体上系烂尾房业主现场维权过程中，因现场秩序维持不当，人群失序而引发的失控过限行为，没有呈现出预谋性、组织性，不存在所谓“组织封堵道路”的首要分子；

2.老邢加入维权微信小群的时间点非常靠后，不能仅因其在微信群中，就认为其系“组织封堵道路”的首要分子；

3.案发当日上午，老邢本人并不在事发现场，其虽在微信群中有发表过激言论，但当时现场情况已经失控，道路已经被情绪激动的维权群众彻底堵死，老邢在群内的发言，对事态发展并无实质推动力，同样不能据此认定其为“组织封堵道路”的首要分子；

4.本案事出有因，烂尾楼问题，是事关百姓福祉，国计民生的大问题，烂尾楼受害者们，一方面要持续承担高额房贷，一方面要额外增加租房开支，都是在生存边缘咬紧牙关苦苦挣扎，对于本案处理，应当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恶性刑事案件，盲目适用刑罚，不仅无助于缓解，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5.本案相关证据业已固定，公安机关已经侦查终结，没有继续羁押的必要。

综合考虑本案特殊情况及老邢在案件中的参与程度，申请贵院对其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并建议公安机关对其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详述如下：

一、本案的基本事实

经会见犯罪嫌疑人老邢，辩护人了解到本案犯罪事实大略如下：

老邢与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等人同系问题楼盘白宫一号小区业主。

2XX4年X月2日前后，少量小区业主在开发商处聚集维权，当天夜里，群里有人说，夜间天气寒冷，问哪名业主家里有帐篷。老邢听闻后，将家中闲置的一顶小帐篷送到维权现场，并因此与上述几人结识。

第二天，也就是2XX4年X月3日或X月4日，赵六将老邢拉入一个只有七八个人的微信小群。自老邢加入该群至本案案发，该群中只产生过两段群聊信息，一段是入群不久时，也就是老邢前往维权现场送帐篷事件时，群中有人通报跟开发商交涉的具体情况，业主重点向开发商反应了要求落实延期交房补偿的诉求，开发商也没有拒绝业主的诉求；第二段是2XX4年X月6日，也就是案发当天，上午10时许，张三在大群里号召大家一起再去找开发商维权，同时将消息转发到了小群，上午11点半左右，赵六又在小群里“@”老邢，并转发了现场维权照片，说“路堵上了”，老邢看到信息后，在群中回复：“既然堵了，那就堵死”。除该两段聊天信息外，小微信群中再无其他信息交流。

案发当日上午，老邢因工作出差，并未到维权现场，直到中午1点半左右，老邢才出现在维权现场。当时现场状况已经完全失控，随后不久，大批警力到达现场维持秩序，将维权业主友好劝离。

二、本案本质上是正常维权中的失控超限行为，没有呈现出明显的预谋性与组织性，不存在所谓“组织封堵道路”的首要分子

如前所述，业主们在微信中实际商讨的事宜，只是在2XX4年X月6日当天，再去找开发商维权，进一步表达诉求，并没有事先预谋封堵道路。只不过由于维权现场人员众多，秩序混乱，进而产生了封堵道路等一系列失序过限行为。

白宫一号问题楼盘，烂尾停工已久，业主早就开始自发维权，即便在业主大群之外存在个别“微信小群”，也不能笼统认定小群成员即为维权的主要组织者。这样的“微信小群”，以整个小区业主的人数规模来看，恐怕至少有几十个，群成员更绝不会整齐划一。难道这些小群成员都是维权的组织者？这样的认定逻辑显然有问题。

退一步讲，只要不干扰正常的公共场所秩序，公共交通秩序，维权本身并不违法，即便该“微信小群”是个别维权积极分子交流使用，也不能简单粗暴的在维权组织者与扰乱交通秩序的首要分子之间划等号。

二、老邢加入维权微信小群的时间点非常靠后，不能仅因其在微信群中，就认为其系“组织封堵道路”的首要分子

再退一步讲，老邢受邀加入该“微信小群”实系偶然，其系案发两至三日前，因给现场维权人员送帐篷，才偶然结识张三、赵六等人，进而才受邀加入该小群。

老邢加入该小群后，小群内基本没有人员发言，即便群内其他成员在此之前，商议进行了某些过激维权行为（假如有的话），也与老邢没有任何关系。老邢不仅没有参与，甚至连见都没见过相关的聊天记录。

三、案发当日上午，老邢虽在群中有过激言论，但彼时现场已经完全失控，老邢在群内的发言，对事态发展并无实质推动力

如前所述，案发当日上午，老邢因工作需要，到外地出差，甚至连案发现场都没有去。只是由于上午11点半左右，因看到赵六“@”其的信息，才随手发表了“既然堵了，那就堵”的过激言论。

但实际上，老邢在群内发表该言论的时候，维权现场早已失控，路早就情绪激昂的业主堵的水泄不通。老邢的言论，对事态发展并无实质推动力。

刑法上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中的“首要分子”，是对聚众活动有组织力，影响力的人。换言之，是能够“号令”聚众活动的人。而结合案发当日之情况，无论老邢在群内说不说话，说什么话，显然都不会对现场事态产生任何影响。假如老邢在群里说，“大家不要聚集了，赶快回家吧”，难道积愤已久的烂尾楼业主们就会自动回家吗？

显然，并不能单单依据老邢微信群中一句不经意的发言，认定其为聚众扰乱交通秩序行为的“首要分子”。

四、本案区别于一般刑事案件，应特别慎用刑事规制措施，以免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本案事出有因，烂尾楼问题，是事关百姓福祉，国计民生的大问题，烂尾楼受害者们，一方面要持续承担高额房贷，一方面要额外增加租房开支，都是在生存边缘咬紧牙关苦苦挣扎，对于本案处理，应当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恶性刑事案件，盲目适用刑罚，不仅无助于缓解，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五、本案相关证据业已固定，公安机关已经侦查终结，没有继续羁押的必要

据申请人会见老邢时所了解的情况，公安机关已于2XX4年X月30日，向老邢本人送达移送审查告知书，证明本案相关证据已经完全固定，公安机关已经侦查终结。

老邢本人有正式工作，在现实生活中，是一名认真负责，又有些较真的程序员。此外还有贤惠的爱人与可爱的女儿。如果不是因为不幸买到了烂尾楼，又或者不是过于较真的“程序员性格”，老邢这辈子都绝无可能与刑事犯罪扯上半毛钱关系。

无论老邢本人，还是老邢一家三口，在任何社会形态，任何治理模式下，都毫无疑问属于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盘，大白话说就是“良民”。

申请人认为，在本案证据业已固定，变更强制措施明显不会妨害刑事诉讼后续进展之情形下，结合本案特殊情况，对老邢变更强制措施不仅没有实质障碍，反而更加有利于后续诉讼程序推进，有助于案结事了，化解社会矛盾。

综上，申请人申请贵院对其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并建议公安机关对其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继续阅读《法律文书：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的全文内容...

分类: 刑辩实务 | Tags: 郑州刑事律师，取保候审，羁押必要性审查，郑州三看，烂尾楼，程序员， | 添加评论(2)

精神阳痿

Wed, 12 Jun 2024 10:20:28 +0800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太热，晚上睡不熟的原因，这几天早上总是带着疲惫醒来。

码字是一桩极消耗气力的活儿，精力稍倩，便有力不从心之感。

我觉得可以把码字比喻成做爱，为什么大多数作家的巅峰作品都诞生在青年至中年时代呢，因为人类在这个年龄段生命力最旺盛，欲望最丰满。粗俗一点说，十八岁的男孩，可以每晚射九次，第二天接着来，而三十八岁、四十八岁的男人，可能连公粮都交不上去。十八岁与三十八岁四十八岁，差距最大的倒还未必见得是体能，而是精神层面的生命力，直白点说就是欲望。

十八岁的男孩，每日清晨下体充血，被子撑起帐篷，胀得酸痒难耐，自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女人交配，非得把欲望发泄出来不可。三十八岁四十八岁的男人呢，还有没有晨勃便是个大问题，即便有，约莫着裤头还没褪到膝盖，便又软趴趴的低下了头。

码字也是同理，都是将内在的某种东西向外喷射。唯一所不同的是，做爱喷射的是物质，码字喷射的是思想。喷射的前提是，要有交配的欲望，哪怕是用五指姑娘打飞机，在思想层面，仍然是对男女交配的模拟。

没有欲望，就没有交配。没有交配，就没有喷射。

我今年三十五岁，马上三十六，可能比三十八四十八的老男人们强一些，但也强不了多少。研究表明，人的精神生命力——欲望这个词过于容易被误解，就用这个稍显拗口的词语代替吧——并非线性下滑，而是会在某个人生阶段断崖式下坠。三十五岁前后，正是第一个断崖下坠的时间点。

我可能已经完成了首次断崖式下坠，从我的直观体感上来讲，如今的精力已远不如三十岁之前旺盛。那时候刚刚开始做律师，心中踌躇满志，整个社会尚且沐浴在黄金时代的余晖之中，我时常坐在阳台书桌前，一边喝劣质伏特加兑可乐——好的买不起，也品不出来——一边熬夜写文书，学案例，经常熬到半夜一两点。那时住的离东区又远，早上五六点钟便要起床，骑着电瓶车往单位赶，每天都是第一个到所里。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在这样高强度的负荷下，我还利用每天早上比别人早到的一个小时，啃下了CPA最后一科目，税法。

如果说这代人有哪一点远远比不上上代人，我的答案是欲望。季羡林在清华园当教授时，怎么也得我现在这个岁数了吧，却依旧有闲情逸致在日记里写下“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多日几个女人，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触“这种激情澎湃的话来。

……

我现在正式收回上一段话，刚才用kimi查了一下，季羡林于1932年写下这段话，当时他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念书，只是学生，并非教授，年龄也只有21岁。21岁的小男孩，正是日天日地日空气的时候，季羡林比我早生两代人的时间，是不假，但单凭此句话，无法佐证我的观点。我对季羡林了解不多，其青中年时的精神状态，我尚无从得知，但季羡林步入中老年时，就已完全变得躺平佛系，连各种批斗折磨都毫不为忤，与我观察到的现代中老年人并没有什么分别。

前几日看到一篇文章，从科学的角度分析了，为什么男人们在三十五岁之后普遍归于躺平，而女人们则依旧生龙活虎，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整天暴走，跳广场舞，而六十多岁的老头能钓个鱼打个太极拳就了不得了。

从基因设定上讲，造物主只编写了男性前三十五年的基因事件，三十五岁之前，完成繁衍任务，就无事可做了。远古母系社会，抚育孩子主要由女性进行，而且又是集体养育，不是说养到三十五就可以躺平没事干了，祖母外婆级的女人，也要参与孩子抚养。女性的基因事件，一直延续到老年。

有些拗口，就像远古时期的即时战略游戏，如老红警老帝国之类，前二十分钟，ai还能打得有模有样，一旦对局超过一定时间，ai就秒变智障，原地躺平，只会简单的暴兵，送死。

程序员在编写ai程序时，只对前二十分钟的事件进行了编写，二十分钟后，ai作为一段程序代码的存在意义就已经消失了。表现在游戏中，就是如无头苍蝇般，无所事事，不明所以。

恰如三十五岁后，精神阳痿的男人们。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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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辩人在路上

我也曾为避让电动车而摔个狗啃屎，但我还是觉得自己享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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