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责任政府——漫谈禁燃烟花

正月十四的时候，政府突然发了一个通知，说从通知发布之时起，全市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这个通知来的很突然，很多人那时候已经把第二天要燃放的烟花备好了。郑州市持续执行禁燃禁放政策，少说也有十来年了，在我的记忆中，从我上小学或是初中开始，郑州便不再允许民间燃放烟花。去年过年虽然也放炮了，但去年是疫情放开的第一年，百姓需要借燃放烟花释放压力，与其说是政府放开管制，倒不如说是百姓冲破管制。今年则不然，早在年前，政府便早早放出话来，今年让大家放个够。一时间，小商小贩们连夜排队去办经营许可证，队都排到了大马路上。百姓们更是异常踊跃，连我都买了一大盘炮，三十那天晚上，跑到社区指定的燃放点，楼下小广场处，噼里啪啦点着放了。

不过乐极生悲，就在喜庆欢腾的年假期间，商丘一个十岁的小孩，在大马路走着时，被不知道哪里窜出来的“狼嚎”烟花炸伤了后脑勺，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所谓“狼嚎”，跟我小时候玩的“刺火”差不多，一根小细木棍上绑上一个大鞭炮，点燃后，火药喷出尾焰，将鞭炮带上高空，接着鞭炮在高空炸开。“刺火”上带的鞭炮，不过手指小拇指大小，而“狼嚎”上带的鞭炮，却有脚趾大拇指这么粗，像充血勃起的男人阳具。

无论刺火还是狼嚎，正常情况下都该对着天放，不过那天正中小男孩后脑勺的狼嚎，不知怎得却被好事之人对着人群平放。事发后，警察调阅了当天的监控录像，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镜头里乱糟糟都是人，准确的说只是人影儿，由于到处燃起狼烟，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找不到是谁燃放的，就找不到责任人，找不到责任人，就找不到赔偿主体。比经济赔偿更棘手的是，找不到燃放者，小男孩一家人的仇恨便无处安防，情绪无从发泄。这事儿大约可以类比下城市高楼坠物砸伤砸死人，所不同的是，楼上掉东西砸死了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秒，至少还能把整栋楼上的人都拉上共同赔偿，不至于责任主体悬空。而小男孩被炮炸伤则不然，燃放点在户外，谁去放过炮谁没去放过，根本无从查起。报道这件事儿的媒体隐约提了一嘴，小男孩家里已经开始上访，向政府讨要说法，要求政府赔偿损失。

这下又给政府出了个大难题。你说赔吧，这钱出的实在冤枉，跟政府实在没有半毛钱关系；你说不赔吧，十五过后马上就是全国两会，小男孩家里一直上告，你懂的，地方官压根吃不消。

郑州市政府紧急实施禁燃禁放，是以防治大气污染的名义进行的。然而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事儿跟大气污染可以说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老天爷也很不给面子，政府宣布禁燃禁放的第二天，连日来的阴霾一扫而净，全域天空一片清澈蔚蓝，间或飘着几朵白云。

中国的很多事情便是这样。没有什么规则，从上到下也没有人讲规则。作为一个律师，我对此感到很心痛，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规则并不起作用。所谓的“你法我笑”，并不是一起单纯的采访事故，而是既残酷且普遍的现实困境。就说小男孩这事儿，我问你，遵循什么规则能妥善解决？换任何人坐到父母官那个位子上，恐怕也只有拿出机动经费赔给小男孩家里，然后再安排政府办紧急发文，禁止燃放一切烟花爆竹。

一个不得不承担无限责任的政府，自然不得不攫取无限的权力。当然这话反着说也对，到底是先有无限责任，后有无限权力，还是先有无限权力，再倒逼无限责任，这其中的分别更像是话术或笔法的分别，并不影响对事实的描述。

事实便是，政府一纸通告，哪怕已经是正月十四，哪怕很多人已经把第二天要燃放的烟花备好了，依旧一纸文件禁止燃放。为了防止群众们心怀侥幸，政府还安排社区网格工作人员，到原划定的各个燃放点蹲守，“劝离”前来燃放的群众们。

直到十五晚上八九点钟之前，群众们还算守规矩。但提前备好的烟花总不能存在家里，毕竟那玩意儿易燃易爆，如果不燃放掉，恐怕会造成更大的安全隐患。

一束烟花拉着长长的尾巴点亮夜空，接着是第二束、第三束……再接着便是铺天盖地的轰轰隆隆，鞭炮烟花齐鸣，一时间，似乎所有的地点都在同时燃放，声音从四面八方同时传来，令人分不清东南西北。轰隆声一直持续到凌晨，直至我睡着，依旧没有停止。

政府的通告并没有得到遵守。

我本来就没打算十五去凑热闹放烟花，是以也没有提前囤货，却也因之少了一个观察最底层政权运作的良机。那些社区网格员，当天是到燃放点劝阻好呢还是不到好呢？如果去劝阻了，又跟要去燃放的群众们正好打上照面，是佯作不知呢，还是一定要执行法令呢？想想就挺难的，心疼他们一秒钟。

好在，如今过去十五已经两天，并没有再听说哪里因为放烟花炸死人或点着房子。大家——群众、政府、基层网格员——全都侥幸涉险过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