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一个人真正的祖国

本来想谈谈最近很火的“远洋捕捞”，但写出来却写成了这样。看起来跟“远洋捕捞”毫无关系，其实却是为我深度剖析“远洋捕捞”公共议题进行理论准备。在我看来，“远洋捕捞”不仅是一个司法问题、社会治理问题，还是一个语言问题，更精准的说，是一个语意污染问题。“远洋捕捞”公共议题，是一个语意污染的典型样本。要从语言角度剖析它，就必须进行这样的理论准备。

我对中文时常抱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

中文不算是一种很友好的语言。它没有成体系的显性语法，难以组织起顺口的长句，进行精准表达的难度极高。西语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从句套从句，就完事了。西语的长句不会显著提升理解成本，但中文就做不到。西语中的长句一旦直译成中文长句，立马变得晦涩难懂，如观天书。

用中文进行精准表达的难度，要明显高于西语。西语一个从句就能流畅传递的信息，中文可能要拆分成三四个短句。在组织这三四个短句时，你又不得不考虑短句之间的衔接。不仅是语意上的衔接，还要考虑发音、气流上的衔接。

然而中文的上限极高，一旦你与它充分磨合，它将绽放出最耀眼的光彩。“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可以很自信的说，全宇宙恐怕都找不出第二个上限如此之高的语言系统。

刘慈欣的短篇科幻《诗云》，就讲述了一个关于中文之美的故事。外星文明拥有极高的技术能力，它们能够毁灭恒星，视地球生物为虫豸。这个外星文明试图用技术手段超越人类的艺术创作，它们动用了一整个恒星星系的能量，暴力穷尽了所有汉字可能的排列组合，创造出了一个实体的“诗云”。

最后，外星文明指着诗云对地球人说：“不管是你们已经创作出来的，还是没有创作出来的，所有的诗，都在这里。”

“是的，但是你们永远也无法从中挑选出真正的作品。”人类回答。

罗马尼亚作家埃米尔·齐奥朗（EmilCioran）说：“One does not inhabit a country; one inhabits a language.”

齐奥朗指出了语言的实质，即它不仅是表达思想的载体，语言本身就是我们进行思考的工具。

语言的特性会塑造共同的思考方式，通向共同的思考结果，最终形成统一的价值观与文化认同。

一个人真正的祖国，是他所使用和理解的语言，而非任何物理边界。

中文写意、模糊、缺乏显性语法，掌握门槛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注意，我说中文缺乏显性语法，并不是说中文缺乏组织规范。只不过中文的组织规范，没有形成一门系统的“科学”，更多靠使用者自行探索领悟。

中国人思维方式最大的特点是不讲逻辑。

其实这完全能够从中文本身的特性上找到解释。

思考本身就需要以语言为工具载体。思考并不是无声的，每一个默默思考的人，脑海里都有一个声音在飘荡。

这个声音，就是他最擅长的语言——大多数情况下是母语，但不绝对。

他对这门语言的掌握极限，就是他思想的极限。

普通人使用中文进行精准表达的难度太高，这限制了他们逻辑能力的自我孕育。

一个生活在中文环境下的人，要想提高逻辑能力，有两条路径。

一是持续精进学习中文，以突破语言能力为抓手，持续突破思考边界。二是抛弃中文，换另一种语言进行思考。当然，另一种语言，未必是自然语言，也可以是符号语言。自然语言并不是思考的最佳载体，逻辑学中大量引入逻辑运算符，就是要摆脱自然语言对思想的禁锢。

无论是持续精进中文，还是转向一门新语言，门槛都很高，都以长时间的高等教育为先决条件。尤其是持续精进中文，不仅依赖于受教育程度，更依赖于个人持之以恒的主动求索。反倒是转投一门新语言，训练成本更低一些。你经常会见到很多理工男，文字组织能力与思想能力不成比例。就是因为他们在理工科训练中，以较低成本掌握了大量符号语言。这让他们拥有了除了中文之外的思考工具。

现在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以英语为首的西语正在广泛制造阶级隔离，最终将走向死亡。理由是西语已经跟不上时代前进步伐，几乎每一个细分学科中，都存在大量艰涩生僻的新词汇。一个西语使用者，想要进入一门新学科，首先要过的不是知识关，而是语言关。

不得不说，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尤其在知乎这样高知扎堆的平台上，这种观点几乎呈压倒之势。但它与我所要表达的观点并不冲突，不仅不冲突，甚至可以说两者完全是一回事儿。

中文的劣势在于上手难度大，下限低，不保底，上限高。这制约了中文使用者的通识教育水准。西语的劣势在于上手难度小，下限高，有保底，但同时上限也低。好比打电子游戏，一个是前期很苦逼的大后期职业，一个是前期就能起节奏但后期能力一般的职业。

在不同的适用场景，不同语言会表现出不同的适用性。知乎的观点着眼于高端科研场景的语言适用性，进而得出西语正在走向死亡的结论，倒也能自洽。

不过我不认同知乎 er 们认为西语正在大规模制造阶级隔离。中文的造词能力远强于西语，但这不代表一个律师会计师文科大学教授会去阅读物理学生物学的前沿论文。但你能说他们与科学家工程师群体间已经出现了阶级隔离吗？显然不能。

真正制造阶级隔离的，不是词汇量，而是思考强度。

反倒是中文，由于不能为它的入门使用者提供合格的思考工具，正在批量制造大量没有基本的逻辑思考能力的人。

写到这儿，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农村妇女吵架的场景。架吵到最后，她们的语言能力已经不足以支撑对抗强度。她们口中发出的声音，逐渐从语言退行成近乎动物的嚎叫。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精神创伤。她们永远不可能得到治疗，这无关金钱，而在于她们甚至缺乏足够的语言能力表达自己的痛苦。对中文使用者而言，精神创伤本身不是“富贵病”，但精神创伤的医治，却是“富贵病”。你至少要过了语言关，才能谈得上进行治疗。

事实上，中文造成的阶级隔离，远比西语严重的多。

一个准确的“定义”，是进行一切精准思考的前提。

一个熟练掌握中文使用的人，恰恰可以利用中文模糊、混乱的特性，以偷换语意的隐蔽方式，完成对中文初级使用者的洗脑，进而对其实施压迫。

很多语意污染，甚至已经发展到了扭曲语言原本含义的程度。

比如我之前曾举例过的“普信男”。杨笠正是通过污染偷换语意的方式，大肆带节奏造流量，将这个词扭曲成了性别对立的代表性关键词。

中文的这种模糊性，及由于模糊性而导致的语意易污染性，使得任何公共讨论都变得事实上不可能。

一百个人嘴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连共同的讨论起点都不能确立，哪里谈得上公共讨论？

缺乏高质量的公共讨论，反过来又使得公众难以接受日常通识教育。于是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没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就无力进行精准表达，无力进行精准表达就难以进行深度思考，难以进行深度思考就更容易陷入语意污染的陷阱，一旦陷入语意污染陷阱就必将进一步削弱其语言能力。

新文化运动时，激进人士提议，将汉语进行拉丁化改造，激进者如鲁迅，甚至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冷静下来想想，所谋深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