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世界——聋哑人第三次住进看守所，结案后我才察觉，或许他只是想吃碗牢饭

会见阿亮的前一天晚上，我焦虑的睡不着觉。

已经好多年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了。仿佛回到了刚拿执业证的年代，第一次独立会见前的场景。

阿亮是一个聋哑人。刑法意义上的聋哑人，翻译成生活语言是，又聋又哑的的人。

这是一个法律援助案件。

我到法援中心领卷的时候，赫然看到卷皮上用中性笔标注着一行小字：“阿亮、诈骗罪、聋哑人”。当即愣在原地，没有第一时间伸手接卷，而是略带迟疑的问法援中心老师：“老师，他是聋哑人，到时候我怎么会见他呢？咱们法援中心配备的有手语翻译老师吗？”

话刚问出口，我又有点后悔。

沟通的方式，有时候比沟通的内容更重要。在正式程序中（毫无疑问，刑事诉讼是非常非常正式的程序），公文化的沟通显然比口语化的沟通效力好得多。制式化的沟通不仅在正式程序中更能办成事儿，而且更有利于“卸责”。

具体到这个场景中，为什么我话刚一出口，便即后悔了呢。因为法援中心极大可能没有什么口语翻译，至少不会配备专职的口语翻译。如果我轻飘飘这么口头上问一句，注定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回复，他们也不会因为我随口一问，就去给我打请示写报告找翻译。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接卷后，书面向法援中心陈述困难，并根据刑诉法规定，申请法援中心安排口语翻译协助律师工作。不管法援中心管不管，反正我的责任是撇清了。

果然，法援中心窗口的小姑娘也愣了半天神，不知道该咋办，最后她起身跑到办公室里，把领导喊了出来。领导是个年龄稍大一些的中年妇女，对我说道：“你可以拿笔写给他看嘛。”看我不接腔，又小心翼翼地解释道：“以前指派的聋哑人案件，咱指派律师也都是这么干的。”

听她这么一说，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先接卷。

到家，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案卷。我非常好奇，一个既听不见也说不出的聋哑人，究竟何德何能，还能犯下诈骗罪？他是怎么骗人的？

案卷只有薄薄的三本，阿亮自己的供述，被害人的陈述，以及寥寥几页证人证言。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聋哑人。

在看完这本案卷之前，我从没想到过，信息差竟然会在人与人之间铸起如此高的藩篱。

阿亮是聋哑人，男，无业，有多次犯罪前科，不是小偷小摸，就是坑蒙拐骗，这已经是他第三次犯案。因他自己是聋哑人，所以犯罪对象也多半是聋哑人。

被害人小张，女，大龄未婚聋哑人，由于国家对企业招录残疾人用工有税收优惠，在思念速冻食品厂流水线上谋了份工。

还有一个证人小王，聋哑人，男，介绍阿亮与小张认识，并同样被阿亮诈骗。在这个案子中，小王是最苦逼最可怜的一个人，他的与世隔绝程度远超阿亮和小张。

阿亮自不必说，都学会诈骗了；小张在被骗后，起码能意识到自己被骗，并且知道去报案；而这个小王，直到案发，警察找到他做笔录，他还蒙在鼓里，认为自己的钱是借给了阿亮。

当然，从实用主义角度讲，小王无论怎么说，都不影响他拿不回钱的事实，但即便拿不回钱，至少还能拿回个说法。像小王这般后知后觉，恐怕这辈子连个“说法”都要不回来了。

骗术很老套，却也很实用，正所谓招儿不在新，管用就行。

阿亮骗小张说自己是国家领导人、富二代，认识国家创业梦想基金会投资项目老板王俊凯——我相信你读到这里一定很好奇，哪个王俊凯？没事，警察已经在笔录里替你好奇过了，就是那个大明星王俊凯。

这个漏洞百出的谎言，你一定能看笑。但是小张却上当了，她压根不知道王俊凯是谁。想来也能理解，她听不到声音，自然不会关注任何与娱乐相关的事儿，甚至早已侵入现代每个人生活的抖音，她也绝不会感兴趣，无声的静止画面，索然无味。

更让人莫名心酸的一幕是，阿亮带她到二七广场玩，天色已晚，阿亮带她去宾馆开房，90一晚，小张嫌贵，不舍得住。阿亮却表现出一点也不在乎钱的样子：“不要省钱！这才多少啊！也就是这一晚，小张的心理防线被彻底击穿，向阿亮彻底敞开了自己的肉体并开始持续在经济上供养阿亮。

先不要急着嘲笑小张。你只不过恰好是个能听会说的正常人，仅此而已。你能保证自己不会中同样的圈套吗？

90一晚的你看不上，那900的，9000的，90000的呢？总有一个价码能击穿你，就像击穿小张一样。

小张总共被阿亮骗走了五万多块钱。当律师久了，心态会逐渐发生变化。比如现在再办诈骗案，我不会再像最开始那样无限同情被害人，而是会以一种更穿透的眼光看待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骗子多狡猾，而实在是被害人太谈心太愚蠢。

但对小张，我却莫名的心酸，这个既听不到声音也不会说话的聋哑姑娘，要站在流水线上包多少个水饺，才能挣到这五万块钱呢？五千个，五万个，还是五十万个？

证人小王，其实更应该称其为被害人。小王因为介绍小张与阿亮二人认识，也被警察传唤做笔录。阿亮以同样的骗术，向小王“借”了十几万块钱。直到到了警察局，他仍然对阿亮富二代的身份深信不疑，坚称这些钱都是借给阿亮的。

由于小王始终没有指控阿亮，加之或许警察对身为聋哑人的阿亮心存恻隐，也因为无论将这十几万块钱认定为诈骗还是认定为借款，都不影响小王血本无归的事实，警察没有“除恶务尽”，而是选择了对这十几万块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终只给阿亮认定了五万多块钱的诈骗金额。

说实话，看完卷后，我简直想写一份建议退回补充侦查，将小王被骗的钱也加到诈骗金额里来的法律意见书。可最终还是忍住了，一来这毕竟违反律师职业道德，无论某个行为看起来多么正义，但只要他可能会伤害到你的当事人，都是被严格禁止的；二来亲手打碎别人的梦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或许它的正义性只存在于我的主观想象之中，至少这一刻，处于错误认识之中的小王是幸福和快乐的，这就够了。

对于他们这个群体来说，幸福太奢侈了。即便明知这幸福是虚幻的，也让他们多沉浸一会儿吧。

再说了，幸福究竟是虚幻的，还是现实的，谁又能说得清呢？

回到文章开头，我之所以会为会见阿亮感到焦虑，原因是我担心无法跟他接上线。三看据说是全亚洲最大的看守所，每天一上班，公检法律们就乌泱乌泱冲进去等着提人。一个一个提显然不现实，三看一轮能提出好几十号人，然后公检法律们齐声在各自房间里呼喊自己要见的人的名字，提人通道里的嫌疑人们循着声儿探着脑袋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找。

阿亮听不见声音，该怎么从几十号人中找到他？

我曾想过求助在现场管理秩序的管教，但随即转念一想，阿亮是什么声音都听不到，我喊他他听不到，那管教喊他，他岂不是同样听不到？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就只有在三看会见室硬等。等当天提出来的人全都被会见或提审结束，回到自己监室之后，剩下的那几个人，里头一定有阿亮。

但其实这条路也不一定稳。对于能听能说的人，哪怕是第一次被律师会见，也能从旁人嘴里听到三看的规矩，知道见不到自己的律师不回监舍。可问题还是阿亮根本听不见，他极有可能随着人流晕晕乎乎来转一圈，然后不知所云般随着人流再回去。

……　

终于来到了三看，预想中的困难都没有出现。甚至顺利的有点超乎寻常。

我办完手续进入律师会见室时，刚好赶上下午第一波人提出来。我拽住一个在提审通道一闪而过的民警问：“有个211监室的聋哑人，叫阿亮，能不能帮我喊一下。”

民警也是一脸犯难：“聋哑人我咋跟你喊？”

说来也巧，这时另一个路过的民警听到了我俩的对话，此时犯人们已经陆续进入走廊，嘈杂的耳语声 ，手铐脚镣的金属撞击声，拖鞋与地板的摩擦声嘈杂一片，路过的民警扯着嗓子对我俩喊：“那个聋哑人我知道，刚才还见了，我给你们找找！”

不多时，民警领着一个寸头国字脸的大高个，来到我的面前，问我：“你是不是见他？”

我说：“我也是第一次来，不知道是不是他。”说罢，我拿出检察院给我的指派援助公函，指着上面的姓名“阿亮”让他看。只见大高个拼命直点头，我才确定没找错人，示意其坐下，又对干部说了声谢谢。

干部很贴心，主动给我说：“他听不见，但是能认字，你就拿笔写着问他吧！”

我感激地冲干部点点头。

人说相由心生，在阿亮身上恐怕不适用。这人长相太正了，或许相由心生，只适用于同一个世界的人之间互相。聋哑人的世界太单调，所以从我们这些正常世界的人看来，面相都显得老实敦厚。

考虑到阿亮听不见声音，我提前一天就详细制作了会见笔录，把他的基本信息，公安认定的基本事实，都提前摘录了进去，还留了大面积的空白，让他自由书写自辩意见。

为了表明身份，我把律师证掏出来，隔着铁栅栏亮给他看，哪知他却像一个老手一样，并不看我的律师证，而是直接指着我面前的一沓纸，示意我直接递给他签字。

熟练得像冬天澡堂里搓澡，师傅往屁股上一拍，人就从半睡中挣扎着翻个面儿。

我这才回过神儿来，这毕竟是他第三次住进看守所了。

我把法援手续里需要他签字的部分以及会见笔录都递了过去，他几乎看都不看，便直接签了字按了手印。我见有些过于草率，又在笔录几个重点问题上用笔做了标注，并示意他在空白地方写下自己的申辩意见。

他再次接过纸笔，开始伏案疾书，我还在好奇他会如何为自己申辩时，他已经将笔录再次递还给我。我接过来一看，哪里是什么自辩意见，他这是把公安起诉意见书认定的事实又照抄了一遍啊。

不过既然是他本人自书，说明确实对案件事实没有异议，也愿意认罪认罚，我也算送佛送到西，圆满完成法律援助任务了。

离开看守所时，我突然想起欧亨利的短篇小说《警察与赞美诗》，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为了能有个吃饭睡觉的地方，故意去犯罪。

这个聋哑人阿亮，是不是也只是只想找碗牢饭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