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12389之间的那些趣事儿

好友小林律师——准确的说是网友，神交已久，还未奔现——微信给我留言，说半个月前跟我探讨过的客户银行账户被断卡行动误封如何尽快解封的问题，已经通过12389平台投诉顺利解决了。

12389是公安部的信访举报监督电话，通俗点说，就是个找青天告状的地方。

我第一次跟12389打交道，是刚执业的时候。执业还没捂热乎，就跑到派出所去查户籍地址。我到派出所时是下午快下班的时候，窗口接警的小姑娘一看就早已被一天的窗口工作耗尽了所有的耐心与友善。我把律所介绍信和执业证递给她，她头都没抬，就直接拒绝了我，说要执业证没有复印，让我去先复印了再来。那天我也是刚从外地办完事回来，抢时间来查户籍信息，耐心与友善同样也已经所剩无几。我调用身躯内所剩无几的精神能量，挤出一个笑容，问小姑娘，咱大厅里能复印吗？小姑娘这回眼皮都没抬，勉强动了动嘴皮子，不能。

我心里虽然不快，但毕竟这归根结底是我自己的工作疏忽，抬手看了看腕表，到路口小文印店复印后再跑回来，快跑两步，应该赶得及。当我三步并作两步，一路小跑复印好执业证回来后，窗口还有一二十分钟下班，派出所在一处老国棉厂的生活区内，大厅里稀稀拉拉还有几名群众或在办事或在闲聊。

小姑娘一看我又回来了，而且是拿着执业证复印件又回来了，不得不接了我的材料，开始在鼠标在电脑上点来点去。一直点了好几分钟，依旧没有要给我打印户籍信息的意思。当年公安部刚刚下发了执业律师可以依法查询户籍信息的文件，我在别的地方也查过，流程非常快，就是把身份证号输到系统里，再点一下打印的功夫。

毕竟是有求于人，我也只有干等着。小姑娘的鼠标飞快点击着，在几个不同的网页间不停切换。之后，又拿起电话，像是在给谁打着电话：“有个律师要来调咱辖区居民的户籍信息，能给他调吗？”电话那头是个中年妇女的声音，带着那个年龄女性特有的尖锐声调，但离的太远，说些什么听不清楚。我本以为小姑娘是在跟领导请示些什么，后来才知道电话不是打给领导，对方可能是户籍室里的老民警。打完这通电话，接到对方的口头指示后，小姑娘继续在各个网页间飞快点击着。

突然，她停留在一个网页上，眼睛像点了灯泡，突然亮了起来：“律师，你的执业证我在我们系统上咋查不出来呢？”当时我的心里已经有些恼火了，感情你在电脑上左点右点大半天，不是在查户籍信息，是在查我的执业证啊。我耐着性子说：“怎么会查不到呢？会不会输错号码了？”我不说不当紧，这话一出口，小姑娘立马嗓门提高了八度，杏眼圆瞪：“我怎么会输错呢？！你这执业证号我们系统里查不到，给你调不了哈！”我的负面情绪也在疲倦的身躯中激荡，见小姑娘如此不客气，我也针锋相对：“你们用的什么系统！你们系统查不到关我什么事！”小姑娘也是属于遇强则强的性格——有一说一，这性格倒是挺适合坐窗口，我总觉得性格太好的人坐窗口，早晚要把自己坐成抑郁症——小姑娘桌子一拍，咆哮道：“你给我在这吼什么！我们正办公呢！我们系统跟司法厅数据互通着！查不到就说明你是假律师！你再不赶紧走，我让你走不了！”小姑娘这话一出口，大厅里还在办事或闲聊的大爷大妈们立即向我投来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我脸上登时火辣辣的，好像自己真成了一个假扮律师来违法调取户籍信息的坏人。出门办事儿，拌嘴拍桌子在所难免，但像小姑娘这样咄咄逼人，逼得人不得不动刀动枪的毕竟是极少数。我若是此时走了，自己受气不说，岂不真成了小姑娘和围观群众眼里的“假律师”了？甚至可能从此成为当地的谈资：“现在坏人多啊，那天有个假律师，要来调咱们户籍信息你知道不？幸好咱派出所同志火眼金睛，把他给识破了……”此事重大，不得不占。我也一拍桌子：“你不想给我调就直说！凭什么诬赖我是假律师！你们自己的数据库不全，是你们数据库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要你现在立刻给我道歉！”

边说，我边拿起手机，拨通了12389，为了气小姑娘，我把手机开了免提，还把手机屏幕对着她晃了几晃，好让她看清楚我拨的号码。电话接通后，我一五一十跟接线督查说了在某某派出所，被警号某某某的民警刁难，不依法履行职务，不依法给予调取户籍信息等等，把她告了一大状。小姑娘在一旁听得破了大防，不顾当时还有几分钟才正式下班，从窗口里蹦出来，拽住我不让走：“好啊！你还恶人先告状！你咋不跟督查说你是假律师呢！你今天别想走了！走跟我见领导去！”我当时心里也乐得不行，反唇相讥：“你见过哪个假律师敢当着真警察的面投诉警察的？见你领导正好，我正好把你恶劣的嘴脸好好给你领导汇报汇报！走走走！”

一般来说，一个单位里容易捣蛋惹事的人就那么几个。去年下半年，我在沁阳市看守所会见受阻，出来后实在气不过，写了篇小作文吐槽。后来沁阳市公安局监管大队给我打电话，沟通问题，大队长上来就说，我们已经把那个人调离岗位了。我心下一惊，说我都不知道是谁，你们可别搞错了。大队长说，错不了，我一看就知道是谁，投诉他的人多了。

我和小姑娘一路拉扯，到了教导员办公室。教导员办事倒是公平公正，因小姑娘指控我是假律师，于是拿着我的律师证左看右看，上下端详，一会摸摸钢印，一会对着吊灯照照红章。小姑娘倒也知趣，见教导员不愿对她说话，又瞪了我一眼，哼了一声出门去了。见小姑娘出门了，教导员发话了：“你这个证呢，我看了，不像是假的。但是你来调户籍信息，还又吵又闹的，有啥文件依据没？”言下之意，不说你假律师的事儿了，但不说你假律师，也不代表着你就有权堂而皇之来调户籍信息，要是没依据，又在这大吵大闹，还是要说你个一二三。我把文件号报给教导员，教导员又坐在电脑前伸出两根手指敲了半天键盘，最后终于把红头文件拉出来了。我一看这，赶紧又凑上去，说：“领导你看，我手续都全的吧，你们的人不给我调，还要说我是假律师，大厅里这么多人看着呢，她这么说合适吗？我能不跟她急眼吗？”教导员寻思好像是这么个理儿，点了一根烟，叹了口气：“今天呢，你这个户籍信息肯定是调不到了，我就是现在安排给小姑娘干，她也指定不干。你这样，你先回去，等那天别的民警在岗时，我给你打电话，你再来办。”

我从教导员办公室窗户往外望去，此刻已是黄昏，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眷恋不舍，拉出一道道又斜又长的影子。办事窗口早已人去楼空，小姑娘早已不见人影儿。再耗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也只好迎着夕阳离开了派出所。

人在愤怒应激之下的很多行为其实并没有特定的目的，只是单纯的为了情绪发泄。情绪发泄之后，事儿也就过去了。到了第三天或是第四天的时候，我接到一个自称是市局督查的座机电话，当时我脑子里还有点懵，短路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是哪件事儿。督查问我问题解决了没有，还有没有别的诉求。我说问题解决了，教导员人很不错，亲自安排人给我办理了。至于别的诉求，其实我当时已经对跟小姑娘间发生的不愉快全都淡然了，但还是硬着嘴皮子说，要求当事民警给我赔礼道歉。督查表现的有些为难，说会给我记录一下。以小姑娘的性格，道歉是不可能给我道歉的，她要是能道歉，教导员也不用专门安排个她不在岗的日子给我办了。所以后来这个督查又陆陆续续给我打过两三次电话，还加了我微信，反正就是各种解释这个事儿吧。毕竟这个事儿太小了，很快也就不了了之翻篇儿了。

如何遏制警察权的无序扩张，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个很大的治理难题。凭心而论，我觉得咱们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作为律师，经常要跟警察打交道，跟12389有关的趣事还有许多，包括好友小林律师经手的这桩被误查封账户的事儿，都很有意思，限于篇幅，只能等今后来了兴致再跟大家分享。

在同等国家能力的前提下，我们对警权——其实不仅是警权，而是对整个官僚集团——的钳制力即便不是最顶尖的，也绝对名列前茅。如何钳制官僚集团，不仅是一个法治问题，更是一个统治问题，我们有上千年的秦制治理传统，所积累的经验与智慧绝非近现代西方后起国家所能比拟。这个问题不适宜过度展开探讨，很吸引火力，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毕竟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独有的信息茧房中。

人与人之间，只能在认知重叠的部分达成互相理解。我们不可能真正理解彼此，因为我们不可能离开自我。我们永远只能在自我能够延伸到的那部分理解对方，而在那些无法延伸到的部分，我们能做的只有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