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要卖房付律师费，我却退缩了

上周去洛阳谈了一个案件。

本来我是绝不会干上门推销这种事的。俗话说的话，“师不顺路，医不叩门”，词讼本就是个晦气事儿，自己个儿送上门去，自然加倍不受人待见。

但这个线呢，是洛阳中院一个庭长牵来的。我跟这个庭长没打过照面，不过倒是在洛阳中院打过几场还算漂亮的官司，一个套路贷无罪案便是在洛阳打下来的，他因而得知了我。由于不知道我的联系方式，庭长又给当事人指了条路，让他先去找老张，再通过老张联系上我。

即便中间搁着两个大人情，我还是有点不情愿，当律师这些年，我早已沾染了“不见兔子不撒鹰”的疲沓习气。委托的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就自降身价跑上门，还不如躺在床上睡大觉。

“这个老何呢，身体不太好，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都不想上诉，反正也没几年好活了？光心脏支架就搭了好几个。”

“老何是当事人的什么人？”

“老何就是当事人啊。身体原因一直取保在外。”

“什么罪名？一审判了多少年？”

“贷款诈骗，一审是开封中院判的，判了十五年。”

“判了十五年都不收监吗？”

“判十五年都没收监，法院专门开会评估了他的身体状况，最后还是怕出意外，没敢收。连判决书都是法院开车送到洛阳来的。”

判了十五年都不收监？我一下子来了兴趣。老张虽然是个老律师，但毕竟主打民事，对刑名之事不甚了了。一般来说，法院自己下了判却不收监，绝不会是单纯的身体原因。前两年有个八十多的老太太，在监狱里身体都不能自理了，又摔了一跤跌断了腿，家人申请保外就医，都没能通过。公检法监狱看守所是什么地方？那是国家的暴力机关！哪有那么多温情脉脉？

一审下了判却不收监的，我倒是见过。就是俩仨月前才最终撤诉的内蒙贪污案当事人老匡。那个案子明显是错案，从监委到检察院，再到一二审法院，自始至终没有逮捕老匡。拿得理由也是老匡身体不好，后来我还专门问过老匡：“他们有没有给你做过体检什么的啊？”老匡哂笑两声：“一次也没有！压根就没人提过把我往看守所里送的事儿！”

这里头是有学问的，一旦作出逮捕决定，将来案子如果翻了，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是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赔钱还是小事，关键是影响“仕途”。从分管领导到具体承办人，难免个个灰头土脸。如果不幸发酵成呼格吉勒图那样的轰动大案，可以说宣告政治生命终结也不为过。

不要看他们怎么说，要看他们怎么做。一审判了十五年还不收监，案件必有问题。

一个有辩护空间的案件，远比一笔律师费对我的吸引力大多了。不管能不能谈成委托，我都决定先碰碰这个老何。说不定真是一桩冤案呢？

与老何见面，是在洛阳的一家饭馆，老张是中间人，由他作陪。我与老张到的稍早一些，正在包间里喝茶闲聊，有人敲门。打开门，却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女子，体型消瘦，带这个口罩，遮住半面脸，提着一个像是单位免费发的简易公文包。我和老张正面面相觑，走廊里又传来几声重重的咳嗽声，接着是一轻一重的脚步声，最后是气管里啸叫的呼吸声。一个矮胖敦实，头花半花白的中年男子，一瘸一拐地从昏暗的走廊里现出形来。

来人却正是老何了。

老何的身体确实早已不堪重负，进入房间，艰难的挪动到椅子上，又连连呼呼大喘气几分钟，才稍微平静下来，能说上几句囫囵话。

人倒是挺好客，拿起菜单便塞给我：“刘律师，实在对不住，本来该亲自上郑州拜访你，可我这身体实在是出不了门。来了便是客，一大早过来该饿了吧，看想吃点啥，先点上让他们做着。”言罢，又瞅瞅中年女子：“这是我媳妇儿，让你们见笑了，现在出门全靠她搀着。”

我接过菜单，又放在桌子上，心底却涌出一股暖流，来自陌生人出其不意的关怀，最易令人感动。“还是先简单说说案子吧，说完再专心吃。”

老何开始讲述他漫长的创业故事。

一个很典型的小微民营企业家的悲剧故事。老何在老家县城干了家厂，生产净水设备，市场前景还不错，虽谈不上进一步做大做强，但也能自给自足。生意很快被当地的公安局副局长盯上，说一定要放贷给老何。老何只有小学文化，大半辈子在市井里打拼，知道这是一个他无法拒绝的“好意”。

副局长于是将他在别的白手套公司里的4000万元银行贷款，全部换据到老何的厂名下。银行放款后，副局长把钱全部拿走，先还了银行一两千万，又把剩下的钱以民间借贷的形式，放给老何。每月向老何收取高达八九十万元的利息，月息高达四五分。

我讲述到这个份儿上，大家应该已经能看出来是怎么回事。与其说这是一笔贷款，不如说这是在敲竹杠，收保护费。

老何的小厂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腾？一个月才能赚几个钱啊？很快便被高利拖垮。

副局长做的局并非到底便打住，人家看重的，不只是每月那个几个利息，而是想拖垮厂子后，进场抄底，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老何的厂很快进入司法拍卖程序。副局长又另寻了一家白手套公司，接手了老何的厂。

经过这样一番资本运作，副局长也是元气大伤，欠了银行一屁股债。幸好老何的厂经评估还值个一两千万，副局长把刚到手办完过户的机器设备再次抵押给银行，又贷出五千万。正准备大施拳脚之时，风云突变，全省农商行系统面临严肃整顿，所有不良贷款都要先行清收。

副局长可以随便欺负老何，却硬不过银行。本指望拿着这五千万大干特干一番，没想到银行扣住钱，先把之前挂在老何名下的四千多万还了，最后只剩下几百万。从此，副局长也陷入了之前老何无论如何也爬不出来的债务陷阱里头，只能走上“借新还旧，拆东墙补西墙”的老路。

直到案发。

听老何叙述完事情经过，我心中已经有了大概的辩护思路。同时更加坚定了我来之前便已初步作出的判断：这个案件问题不小，辩护律师大有可为。

我还没理顺思路详细展开，老何却已经又把菜单塞过来：“先吃饭先吃饭！”

时间已经来到十一点多，那几日正是暖阳高照，太阳直射进房间里，一扫冬日的阴冷。

确实也到饭点了。

各人点罢菜，中年女子从包里掏出一个针管样的物件，老何配合得掀开上衣，露出肚皮，女子将针管扎进老何肚皮，推进去一针药。老何见我面露不解之色，道：“血糖太高了，饭前非得注射一针胰岛素，否则一口都不敢吃。”

饭间，我对老何说：“你这个案子确有问题。第一，究其本源，这四千万的贷款，虽然放在你名下，但压根不是你贷的，刑事司法讲究穿透式审查，一审并未实质穿透，没有考察贷款的演变路径，将不属于你的贷款强加到你头上；第二，退一步讲，即便不考虑这四千万的贷款究竟该归集到谁头上，哪怕就算到你老何头上，也应为副局长已经在接手厂子后进行代偿，贷款关系归于消灭，至于副局长之后跟银行又怎么换据续贷，那是另一回事，不能说副局长不还钱，就把你老何判刑。”

老何深深点头，下巴几乎挨到了胸口。

“所以说，这个案子二审要围绕这两点发力组织新证据。其一，你有没有证据证明这四千万是副局长的贷款，只不过是挂在你名下走账，然后再以民间高利贷的形式转借给你？其二，有没有证据证明，副局长买你的厂，是要组织生产真实经营，而非另一轮换壳借新还旧？”

老何的老婆全程不怎么说话，听得却极认真，赶紧从随身的简易公文包里抽出几页纸。我接过来一看，分别是老何当初打给副局长的借条，以及司法拍卖前，副局长与老何签订的转让协议。

我心中大喜。借条能够证明钱是换据倒账后的民间借贷，贷款仍归属于副局长；法拍前的转让协议则证明，副局长早就对老何的厂感兴趣，在这份转让协议里，甚至有自愿承担厂子外债的债务承担条款，虽然这份协议最终没有履行，但已经足以证明，副局长通过法拍接手老何的厂，具备商业实质，不是二人预谋串通，继续玩借新还旧的骗贷把戏。

一切都很顺利。老何和他老婆听我娓娓道来抽丝剥茧分析案情，都面露喜色，频仍点头，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老何老婆甚至当即掏出身份证，说：“刘律师，合同带了吗？我们这就办委托。”

我还真没有谈客户随身带合同的习惯。一纸合同约束不了任何人，真有心委托，不在于当场签合同，换言之，即便当场签了合同，也未必是真心委托，后续拖着不给律师费，合同自然是废纸一张。

问题出在老何的付费能力上。身体多病，常年用药，官司缠身，伸冤无门，经营失败，负债累累，这些我能想到的debuff，全都飘在他头上。

扪心自问，我的报价并不高。作为一个甚怕卷入因果不得脱身主打技术辩护的小律师，我唯恐自己的任何一个举动使对方产生超出技术范畴的错误认识。基于误会的交易更能赚大钱，但我不喜欢这样赚来的钱，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应付错误认识终被澄清，美妙幻象破灭后的攻讦扯皮。而贸然报出一个高价，就极有可能被视作具备某些“玄学”能力的信号，容易使交易陷入彼此误会的尴尬境地。

是老何这些年太不容易了。他几乎泪眼婆娑：“刘律师，我知道你没多要，但是现在我的情况太特殊了，不然肯定不会这样在你面前丢丑。不过你放心，我就是砸锅卖铁，卖房，借，也会把律师费给你付清。”

老何说得真心实意，我却听得心里发怵。我对别人命运的“救世主”没有半点兴趣，甚至多有厌恶乃至心生反感。

成为救世主，意味着要对一切负责——不仅要对案件负责，甚至还要为因案件引起的，他所承受的一切苦难负责。

我当然不可能负得起——也不应该负——这样的责任。

其实如果老何只是给我讲讲价，能让我保个本儿不往里搭钱，这活儿我可能就干脆利落地接下来了。他的过于炙热，反而吓退了我。如同一个女孩被人拿刀指着自己脖子威胁：“你不嫁给我我就死给你看。”这样的炙热或许能感动自己，但只会吓跑对方。

离开洛阳后，我给老何通了个电话，感谢他对我的信任，但同时直言相告，卖房借钱请律师大可不必，律师决定不了案件的走向，更无法对你的人生全权负责。

“但是”，我最后说，“我会免费为你写一篇上诉状，你照着这个思路上诉，案件或许会有转机。至于剩下的，我就只能祝你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