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欠我钱，我从公司拿东西抵账，也能算偷吗？

又给我指派了一个法律援助案件，昨天下午到检察院去交手续阅卷。

刚进案管大厅，我就注意到等候区长期上坐着一个白胖的中年男子，穿着还算干净体面。之所以会注意到他，是因为我进大厅时，他的身子下意识的挺直了几分，同时一条腿开始抖动，眼神望向我，看我没回应，才又将眼神默默转向地面发呆。整个人与环节显得格格不入，有些局促不安。

经常出没于公检法看守所的人群，就那么几类，警察、检察官、法官、律师，还有倒霉催的嫌疑人。我不清楚其他几个群体有没有练就一眼识人的本领，反正我跟好多律师同行交流过这些问题，他们都能在“茫茫人海”中一眼识别出律师同行来。

公检法和犯人就不多说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名牌标注自己身份，公检法穿制服，犯人穿“马甲”带手铐脚镣。只有在占比很少的嫌疑人未羁押案件中，才存在需要识别“嫌疑人”的情况。但律师的穿着打扮可就五花八门了，有穿正装皮鞋的，有穿便装旅游鞋的，有手提商务公文包的，有被双肩学生书包的，有老的，有少的，有头发浓密的，有头顶冒光的……但无论这些“孙猴子”如何七十二变，总是能被一眼识破。

我直觉感到这个中年男子不像是律师，但也没来及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他身上。我忙不迭地联系上承办检察官，交接完援助手续，又到律师阅卷室刻录案卷光盘。因为是临时接受指派，来的匆忙，忘记了带执业证复印件，又跑到检察院对面打印室复印执业证，一切手续准备妥当后，案管终于开始给刻录光盘。

在大厅等待光盘刻录完成的时候，那个白胖的中年男子正站在大厅“填单区”与一个年轻的女检察官交谈。我好奇心起，竖起耳朵听。

中年男子：“老师，刚才我签的这些东西，我能拍个照吗？”

女检察官，略有些不耐烦：“这有什么好拍的？这是认罪认罚告知书，只是告知你有认罪认罚的权利！”

中年男子还略有不甘，正待再次开口跟女检察官交涉，却凑进来一个女律师：“老师您好，请问张三的认罪认罚是今天下午做吗？”

女检察官见是个律师，口气稍微松软了一些，却依旧听起来很生硬：“张三的今天先不签，公安认定的数额有点问题，我已经让他们重新计算出材料了。你们回去等通知吧。”

女律师听罢，讪讪地走了。中年难字又从怀里掏出一沓打印着字的A4纸，已经揣的有些皱皱巴巴。

女检察官皱着眉头看着这一沓还带着中年男子体温的A4纸，并没有伸手去接，而是问道：“这些是什么？”

中年男子的腰赶紧弯下了几分，边顿头边向女检察官解释：“这是我跟公司间的银行流水……”

还不等他说完，女检察官就急不可耐打断他：“你现在给我提供跟公司的银行流水，是想证明什么呢？”

中年男子腰更弯了，嘴上也紧张的有些结巴：“公……公司还欠我好多钱没结清……”

女检察官更不耐烦了：“公司欠你钱没结清，你就能去公司偷东西吗？我看你是事到如今仍然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

中年男子赶紧在旁赔不是：“意识到了……意识到了……完全意识到了……”

女检察官依旧在说教：“公司欠你钱没结清，你可以去沟通协商，可以去法院起诉，怎么能直接去盗窃呢？！”

说罢，女检察官转身走了，留下中年男子站在原地发呆。

我说我刚一进大厅，就觉出这个中年男子不像是律师同行，原来是个取保候审的嫌疑人，来检察院签认罪认罚。

从他与检察官的寥寥数语中，我勾勒出案件的大体轮廓：中年男子给某公司做工，或是在某公司上班，因该公司欠其劳务费或工资，该中年男子从公司窃取了某些财物。涉案财物经济价值应该不太大，否则盗抢骗作为三类从严掌握的罪名，很难办理取保候审。

中年男子没有请律师，同大多数老百姓一样，在国家权力面前，他们本能的选择顺从、谦卑、以及配合。但他却又动物直觉般觉得哪里好像不对劲：“明明是他们欠我的钱在先，怎么反而要把我抓起来判刑呢？”

没有任何专业的指导，只是凭借朴素的道德善恶判断，他去银行拉取了银行流水，想证明公司有错在先。要不是公司拖欠他的钱，他也不会去拿公司的东西。

他又很难用格式化的法律专业术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只能通过极度谦卑的身体姿态来表达顺从，祈求检察官的主动关注和理解。但从他们简短的沟通过程来看，他的目的显然没有达到。

在检察官的语境中，中年男子的行为就该定性为盗窃，你与公司之间有经济纠纷不假，但应当通过合法途径主张权利，不能直接秘密窃取公私财物。

但在中年男子的语境中，公司欠我的钱不结清在先，我虽然拿走了公司的财物，但本质上是为了抵公司欠我的账。用法律专业术语来讲，这叫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窃取的行为是为了实现合法债权，因而不符合犯罪构成，不应该构成犯罪。

盗窃罪是一个古老到几乎与人类文明同岁的罪名。越是这种古老的罪名，刑法理论越是错综复杂，各派学说百家争鸣。

今天这里不探讨刑法理论，我只能说，检察官的说法有道理，但中年男子的抗辩也并非胡搅蛮缠。

与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中年男子的观点，此类行为不宜作为犯罪处理，本质上是经济纠纷引发的私力救济。

盗窃罪是一个侵犯财产罪，当有经济纠纷在先时，行为人基于私力救济目的以秘密窃取的方式拿走对方财物时，他因实质上不侵犯对方除财产之外的其他法益，而不可能构罪。而从财产法益角度来说，对方又欠钱在先，显然无法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目的”。

某些人可能会用“逻辑滑坡”来给我打辩论：“那按照你的说法，把人绑票走是不是也不构成犯罪啦？”

当然不是，诸如绑架、抢劫这类罪名，保护的是财产和人身双重法益，即便财产上有纠纷，也不能等同于行为的刑法无害化。两者并没有任何可比性。

用一句话概括中年男子的遭遇，那便是：公司欠我钱，我从公司拿东西抵账，算不算偷？

案子随小，但够刑法教授博士们折腾辩论个三五年的。

女检察官显然也意识到了隐藏在案件之下的巨大争议点，这种争议不仅是实务层面的，更是指导思想层面的，理论层面的。

对于一个最基层的小办事员来说，最省心的处理方式当然是：拒绝这些会引发巨大争议的材料进入案卷，避免争论，早日结案。

这就是她不收中年男子材料的底层逻辑。

在女检察官眼里，中年男子几乎没有任何统战价值。

而认罪认罚制度，就是为这些没有任何统战价值的人量身定做的。国家不想在你们身上投入太多司法资源，你们老老实实儿的，赶紧签字画押认罪，态度好了，给你们轻判一点，如果不识抬举，那就别怪铁拳无情。

中年男子没有任何与公检法刀笔吏打交道斗智斗勇的经验，他的客观条件也无法支撑他跟司法机关掰扯一番，要个说法。只要国家不把他关进监狱，能给他个自由之身，什么“非法占有”，什么“经济纠纷”，什么“私力救济”，他是不在乎的。或者说，他是没有余力在乎的。光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房贷车贷，孩子上学，老人吃药，就已经足够让他焦头烂额了。

哪怕是花点小钱给自己请个律师，这样能最低成本显著提升自身“统战价值”的事儿，他都舍不得做。

商鞅说要疲民弱民贫民，果然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