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告难，难于上青天

两年前，刑事合规概念刚刚兴起，行业内趋之若鹜之时，我就断言，所谓刑事合规蓝海，根本就是个伪命题，甚至可能是个陷阱，大家还是敬而远之为妙。

两年时间过去了，不仅仅律师没分着蛋糕，就连检察院法院自己也不愿意去接这个烫手山芋。刑事合规这个概念或许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不会焕发出任何生命力，如同僵尸。

当时，我还提出，除了刑事合规这个伪命题外，刑事控告和刑事申诉也各算半个伪命题。当时文章发出来后，还有很多同行催更，问我啥时候谈谈刑事控告和刑事申诉，他们感觉这俩业务都很正常啊，也都一直在办理，为什么也要说成伪业务呢？

做律师至今，我总共办了两起刑事控告，两个案子都办的心力交瘁，形容枯槁，最后结果也不甚理想。

一个是控告非法行医。

一个没有资质的中医养生馆，打着包治疑难杂症的旗号，给人针灸拔罐。可能是太想多骗点钱了，竟然给人一天拔罐针灸三次，导致人背部皮肤大面积生蛆溃烂，最终多器官衰竭死亡。

那时候我还是个实习律师，初生牛犊不不怕虎，心想这他妈的人都死了，还能不给立案？结果现实狠狠扇了我好几个巴掌，别说立案了，连个受案通知书都不给。

我带着家属呆在刑警队不走，惊动了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副局长说这是治安案件，给了我们一个派出所所长电话，让我们到派出所去。

到了派出所后，又是一番扯皮，不过这回扯皮的理由不再是不归他们管，而是说这种行政治安类案件，要有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移送给他们，他们才能立案。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实在是有些蠢。博弈就是这样，一定不能陷入对方的逻辑陷阱，一旦被对方牵着鼻子走，就会持续陷入被动。

我转头领着家属到了卫健委，提交了控告信。有一说一，卫健委比公安局认真负责多了，好歹派执法队员到养生馆现场去了一趟。可惜，早已人去楼空，得知出了人命的老板连夜提桶跑路。

卫健委接着又把球踢回了公安，理由听起来也挺冠冕堂皇，说他们没有技术手段找到责任人，只有交给公安，让公安先把人抓回来，才能继续往下查。

这种“球”公安一天不知道要接多少个，早就驾轻就熟了，一句“不立案怎么上网逃抓人？”，轻飘飘又把事情打发了。

接着是漫长的信访、控告之路，就不详细展开了。回想起来，这桩刑事控告案对我的启发，比代理十件刑事辩护还要大得多。法律之于我，终于从书本上的美好理论，照进现实中的一地鸡毛。

刑事诉讼程序中，重要的不是讲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而是要找到一把枪，顶着他的脑门，并且告诉他，你必须这样做。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信访和控告，公安终于同意对尸体进行解剖，也就是所谓的尸检。

尸检结果写的一清二楚，拔罐针灸在其死亡原因中起促进作用。

拿到这份尸检报告，我和家属喜极而泣，以为这下终于能立上案了。然而现实又打了我一个大大的嘴巴子，还是一页纸都没有。

这个案子最终还是立上了。大约是一个晚夏初秋的日子，家属给我打电话，说了两个好消息，一个是她终于把闺女送出国留学了，二是这下她无牵无挂了，准备抱着煤气罐去公安局门口讨说法。

我没问她最后去没去，反正又过了一段时间，公安来电话通知说案子立上了。我接到电话时，只哦了，一声，无悲也无喜，只有麻木，还有些许苍凉。

光立个案都立了一年多，这案子当然也是抓不到人破案的，无非是要回来一个廉价的说法。

我不清楚外地，尤其是南方沿海地区的现状如何，反正在河南这块儿，我的遭遇是极普遍的状况。这还是出了人命的案子，尚且不行，更别说平日那些鸡毛蒜皮了。经常有人问，我觉得我被谁谁谁诈骗了，我都不用听完，都可以明确回复你，刑事肯定走不通，要么打民事碰碰运气，要么自己认栽。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刑事控告是半个伪业务的第一个原因，老百姓根本立不上。至于那些有门道的人，他们根本也不需要通过律师协助立案。

平头老百姓的案子难立，大客户的案子同样难立。

今年年初的时候，所内同事合作过来一个刑事控告案件，我非常犹豫，反复强调说，在公安有没有过硬的关系资源，不说一定给咱立上，哪怕你不立呢，至少得给咱个书面回执，否则很难交差啊。

同事说，没问题，客户是央企，又是民生能源领域，政商关系方面，客户完全有能力协调。

结果现实又给了我一个大嘴巴子。我们当初只考虑到，我们这边是央企，却忽略了，对方也他妈是央企。而且是地方政府更看重的央企，银行。

一开始，案件进展还算顺利，公安局收到报案材料后，初步研判构成案件，虽然没有当场，但终归是在三天后，给我们出具了受案回执。

就在我们以为立案万无一失之际，幺蛾子事一桩接一桩发生了。本来有条不紊推进的案件，突然间如石沉大海，经多方打听，才知道这案件被市局法制卡了下来，市局虽然也认为构成案件，但却改换了罪名。这罪名一改，里边的道道可就大了，本来应由银行方面承担的几千万损失，一下子要全部转嫁到我们客户头上。

客户急了，毕竟是大型能源央企，确实有一定的资源活动能力，协调了分管政法的市主要领导，终于争取到了跟市局法制主要领导当年沟通汇报的机会。沟通中，我感觉到，市局内部意见也不统一。在场的几人自己都在打架。

没证据的话我不好乱讲，不能不负责任的说，有不同看法就一定是有案外力量干预，但在立案阶段，上级公安就着急忙慌推翻下级公安已经初步作出的结论，而且是在自身内部认识尚不统一的情况下仓促作出，这种情况确实非常罕见。

于是案件又僵持了下来。

根据刑诉法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规程相关规定，受理刑事案件后，有最长一个月的初查期，特别重大疑难复杂的经济案件，初查期可以延长到两个月。

两个月的初查期限到了，公安那边却还悄无声息。万幸的是，我们手里有一份受案通知书。我们拿着这份受案回执，开启了逐级控告，在各级控告及客户动用组织力量公函施压的双重压力下，这个案子才最终立上案。

如果没有这份书面回执，案件很可能又要陷入漫长的博弈，所以各位读者如果真的不得不跟公安局打交道，进行刑事控告的话，务必要穷尽一切办法，从公安手里要到书面的受案通知书。

立上案后，灵异事件却只多不少。刑事拘留30天后要报捕到检察院，我们作为控告人，第一时间到检察院去汇报案情，沟通意见。沟通过程中，承办人亲口表态，她个人初步认同我们的控告罪名，但由于该案过于重大，最终肯定要上检委会，甚至不排除向省市两级检察院请示汇报。

为了这个事儿，从来不找关系的我，还动用了我的私人战友关系。一个在省检给领导当秘书，一个在省检政策研究室。绝不是说要他们帮忙就案件打招呼支天线，而是说案件一旦请示过来，及时知会我一声，我好去跟承办人通过正式渠道沟通汇报。一周的时间滴答滴答很快过去，没等来汇报到省检的消息，等来了对涉案嫌疑人不批捕的消息。一打听，根本就没报到省里，在市里就给定调了。

这就是我要说到的第二个原因，刑事控告其实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业务，客户的根本目的，一定不是刑事控告本身，而是想通过刑事控告，达到更核心的目标，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

按常理来说，只要刑事控告立上案了，律师的活儿也就干完了，哪里还用管检察院批捕不批捕呢？这就关系到客户要的究竟是什么，在这个案件中，客户其实根本不关心嫌疑人抓还是放，他们关心的是，案件迅速定调结案，把几千万的经济损失责任捋明白。这样才能不影响企业信贷融资，才能不影响领导政治前途。

检察院不批捕合法吗？完全合法。

但是检察院不批捕客户满意吗？当然不满意。因为如果检察院批捕，则因受刑诉法侦查羁押期限的限制，案件一般在半年内能够一审终结。而不批捕的情况下，光一个侦查期限，就能延宕至一整年，案件很可能两三年都没个说法。

而现实情况是，客户的现金流根本撑不了那么久。迟来的正义非正义，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三年后的正义已经没有意义了。

做第一起刑事控告案过程中，我还有很多青涩、不成熟的地方，虽然扪心自问，哪怕一开始就上雷霆手段，也改变不了最终的结果，但复盘起来，心里多少有些歉疚遗憾。但做第二起刑事控告时，手段不可谓不老辣，文斗也好武斗也罢，白道也好灰道也罢，本着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原则，我和客户都穷尽了。但结局依旧如此，而且你老辣，对方更老辣，现在案件僵持在这里，你还只能哑巴吃黄连，毕竟还在法定办案期限内，天皇老子来了，人家也不违法，实在令人心灰意冷。

一个很可悲的现实是，刑事案件的产生途径，已经几乎全部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即便一些重大案件，甚至命案，看着似乎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控告路径顺利成案，但究其本质，仍然是这类案件本就具备敏感体质，必然引起上层关注，下级在受案时便已揣摩“上意”上意，这才顺利立案而已。

当然，究竟什么是“上意”，这里面又有极多门道。因“矫诏”而错误启动运行的刑事案件不在少数。不过，这不不构成对我结论的推翻，还是那句话，刑事控告，用得着来请你律师的，基本都是搞不成的，有门道“下矫诏”立案的，也用不着你律师。

这部分“矫诏”案件，成就了不少律师，贡献了绝大多数“无罪案件”，我也因此多次“受益”。不过这便又是另一个话题了，改天另起一篇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