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疑人从看守所传出纸条，指名请我为其辩护

上周三还是周四，刚坐到工位上，正在吃鸡蛋，手机响了。对方的手机号在归属地数据库里显示为某主题酒店，被小爱同学判定为骚扰电话，果断帮我秒接了。

我边吃鸡蛋，便饶有兴致地看小爱同学与对方拉锯周旋。

出乎我的意料，竟然不是骚扰电话。对面单刀直入：“请问是刘律师吗？”

小爱同学机械又古板的回答：“您好，请问您找他有什么事？”

对面又说：“我是一个朋友介绍的，有个案件想请刘律师代理。”

我很有一股立即接管电话的冲动，但看了看手里吃了一半的鸡蛋，还是按捺住了。那边挂掉电话后，我连忙给回了个信息：“在开车，稍后给您回过去。”

如果人脑也分单核多核，那我一定是单核，处理多线程任务的能力极弱，手头的事儿一多，就容易红温过载。我不想嘴里吃着鸡蛋，含含糊糊说不清楚话，就去接洽客户，这既不符合社交礼仪，也超出我那孱弱的单核处理性能。

少顷，吃完饭，喝完水，一切整理完毕，我回拨了电话号码。电话嘟嘟嘟了很久，我都以为不会再有人接听时，手机微微一震动，对面接了。

“刘律师，您好。”我还没开口，对面就先把我的名字喊出来了。一个女声。这让我多少有些小小的意外和感动，说明她已经把我的号码存到了手机上，或者至少，一直在留意分辨着，呼进来的号码是不是我的。

对于这些来历不明的案件线索，我一般会先问一下，对方是从哪里得知我联系方式的，这对于我调整案源拓展方向有帮助。我原本以为的回答是知乎、微信公众号、网站什么的。不含朋友介绍，如果真是朋友介绍，那朋友一般会先给我说一声，那些直接打电话，支支吾吾含含糊糊说朋友介绍的，八成是胡诌，大约他们以为说是朋友介绍比说是网上看来的，更容易让律师上心吧。

然而她的回答继续让我大吃一惊：“我老公的号友放出来时帮带了一封信，说无论如何要请您给他打二审。”

人一旦卷入刑事案件，关进看守所，就相当于进入了半与世隔绝的状态。说“半”与世隔绝，是因为还能通过律师与外界保持低水平的沟通。但站在嫌疑人及家属的角度看，这种沟通限制颇多，比方你想带个话，让一块犯案的张三赶紧提桶跑路，让家里花点钱赶紧摆平被害人不要再去公安控告，让老婆赶紧把账上的钱转走房子卖了，诸如此类的话，律师是绝不可能代为传达的。原因很简单，帮你传了，律师自己也就进去了。

至于帮忙请某个特定律师这类消息，虽然属于可以传递的中性消息，但稍微情商在线的嫌疑人也绝不会指望自己的律师能帮这个忙。很容易弄个鸡飞蛋打，请外援的消息没传不说，还让律师心生芥蒂，活也不好好干了。人性本就如此嘛，你既信不过我，我也就懒得真出气力。

所以这类敏感消息，只能通过号友传递，每当号里有人要释放时，号友们便一拥而上，各种小纸条往身上塞。当然了，从明面的规则讲，这也是不被允许的，但毕竟人马上都一直要释放了，所方出所检查时也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这类信息就这么越过高墙，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

嫌疑人本人从里头传话，指名道姓请我代理案件，我不是第一次遇到，之前也接到过几个类似电话，但一个也没成过。刑事律师的选聘，远非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家庭政治问题。在所有要考量的要素中，嫌疑人本人的意见是最微不足道的。好比一个人病重住进了ICU，要不要治，怎么治，在哪家医院找哪个医生治，自己说了都不算，一切都需要病房外的家属签字定夺。家属这边，自然也非铁板一块，爹娘、老伴、子女、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立场和考量自然不一致，真心为病人好的，一只手都数的过来（其实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是，能有一二便已是至幸），其余大多数人都是在表演，甚至是在捣乱看，看笑话。

一听案件线索是这么来的，我的性质也下去了一大半。不出意外，又是一番毫无实际意义的隔空交流。

女人开始叙述案情，能感觉到，她有些紧张，虽然尽力使自己的表达尽可能简练，但毕竟隔行如隔山，不知道哪些点是法律上需要重点关注的点，说了半天还没进入正题。

趁着她两句话间喘气的间隙，我尽可能温和的插话：“您不是说一审已经下判了嘛？把判决书发我看一下，我一看判决书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女人一听，也有些如释重负，连声说好，挂断电话后，从微信给我发来了一份判决书。

罪名是贷款诈骗罪。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是：几个人用壳公司给贷款人办社保，缴纳一定时间的公积金，拉高贷款资质，等贷款发放后，几人再共同将贷款瓜分。

没有任何一份判决书会在主体叙事上自相矛盾，哪怕是一些真有冤情的案件，相关信息也只会零碎地散落在判决书的犄角旮旯处。

如果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毫无偏差，几个人毫无疑问构成贷款诈骗罪，没有任何争议。但诡异的是，包括女人老公在内的所有被告人，都对贷款诈骗罪定性坚决否认。

在一些事实认定存在重大争议，法律适用存在重大分歧的案件中，判决书喜欢玩一些春秋笔法，尽量回避对定罪叙事不利的证据材料。但从几名被告人的自辩材料中，我依旧发现了一些端倪。

几名被告人虽然不认可贷款诈骗罪罪名，却对骗取贷款罪供认不讳。两罪的犯罪构成基本一致，都是以虚假手段骗取银行贷款，只不过贷款诈骗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目的”。用大白话说，要求行为人本来就奔着不还钱，撸了羊毛就跑的想法来贷款。

几名被告人的辩护意见出奇一致，称自己只是为贷款人虚假挂靠公司，补缴社保公积金，并从中收取25%的“中介费”。贷款人来找他们“办理”贷款资质时，可从没说过自己就是来撸口子的，一个二个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什么生意周转不开了，家人生病急需用钱了，置办房产需要过桥资金了云云。

如果按几名被告人的说话，把他们也定成贷款诈骗，确实有点冤枉。须知这俩罪量刑差距天壤之别，贷款诈骗罪最高能到无期徒刑，而骗取贷款罪最多七年。

我再次拨通了女人电话，她在电话那头似乎有些忐忑，毕竟双方没有见过面，她既想把我当成一根救命稻草抓住，又唯恐我是众多骗子中的又一个——骗术稍稍高明一些的那种。她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问我：“如果请我代理，大概要如何收费？”

讲真，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收费，甚至不知道这案子能不能接。我们国家的刑事二审案件，大部分为书面审理，仅仅是对一审程序的复核，除非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出现严重问题，二审才有可能启动开庭审理程序。能不能有效争取到开庭审理，不仅关系着案件能否取得有效的辩护成果，更关系着律师能不能妥善交差。这么说很难为情，但却也是事实，刑事诉讼本就严重黑箱化，工作的可视化程度极低，开庭几乎是唯一一个可以有效展现律师工作的窗口。失去了这个窗口，委托人与律师之间很容易陷入相互指摘的猜疑链。

光看判决书还不够，我要亲自见到当事人，亲口听当事人把事实经过说出来，才能作出初步判断。

于是，我对女人说：“现在还说不了费用。就像去医院看病一样，总得先拍拍片子看看病历，我们先委托一个单次会见吧，我见一下你老公，进一步了解案情后，再谈下一步的事儿。如果有辩护空间，我会拿出更详细的辩护方案；如果没有辩护空间或者辩护空间不大，我也会如实告知你，都是老百姓，还要过日子，冤枉钱就不要乱花了。”

我甚至能想象出，女人在电话那头边听我说边频频点头的样子。很快，女人从山东寄来了整套的委托手续，我顺利到看守所见到了他老公。

“张三？”

“刘律师？”

在会见室，我与女人老公几乎同时从嘴里喊出来对方的名字。这场相遇，简直是一场奇幻的旅行。他虽然通过号友传出了消息，但是家人能不能成功联系到我，又能不能与我谈妥，都是未知数。作为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律师，我自问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值得一个素昧谋面的嫌疑人，绕了十万八千里，要请我来给他打官司。他究竟是如何知道我的，我也十分好奇。

原来，我曾在洛阳办理过一个套路贷案件，该人一审被判十三年半，我于二审期间介入代理，成功打掉三个罪，罪名直降九年，实现了实报实销。当事人虽然早已离开了看守所，但我的传说却流传了下来……女人老公估计也是抱着不如试一试的心理，把我的信息写到纸条上，让释放的室友帮忙传出，这才有了这场因果。

果然，案例才是律师最好的营销。

从女人老公嘴里，我获取了更多的关键信息，隐藏在暗流之下的问题更多的暴露出来。

判决书的叙事中，女人老公被描述成犯罪团伙一员，多名被害人均有其接洽，递送包括身份证、银行卡、征信等材料，甚至为了获取被害人信任，还主动给各被害人报销食宿。

我向女人老公核实这一部分情节时，他几乎急得要从椅子上窜起来，挣得手铐脚镣喀拉作响：“不可能！我只给他们介绍了王婆一个客户！这个我认！但是其他人，我连认识都不认识！既然说都是我接待的，那可以叫被害人来辨认！看看他们能不能认出我张三来？！”

“你先别激动，我现在也还没看到卷宗。但是判决书既然这么认定了，就说明肯定有一些证据指向你。你再想想，有没有参与分赃？银行卡有没有交给他们使用？”

有没有参与分赃，与银行卡有没有交给他们使用，其实是两个问题。如果银行卡交给了犯罪分子，则很可能会与赃款发生资金交叉。虽然从实际控制的角度，张三从未控制过这些发生交叉的钱，但是这事儿很难从司法认定层面撇清楚。毕竟卡是你本人的卡，你单纯辩解卡没在自己手上，难以取信于人。

张三的回答迅速而坚决：“绝对没有！我就跟他们打了一个星期的交道！不可能把银行卡交给他们！他们也没有给我打过一分钱！最初他们朋友圈宣传的是，帮忙办贷款，从中收取25个点的中介费，我就是把这条广告转发给了王婆，仅此而已！他们最初还说能给我2个点的返点，但是一直没有落实！”

——25个点的中介费！

听到这句话，我的耳朵瞬间支棱了起来。连只跟他们打过几天交道的张三也这么说，说明另几名被告人可能并非胡搅蛮缠抵赖责任，而很有可能是确有其事。

“但是总得有什么证据指向你！你再好好分析分析！如果没有资金交叉，那会不会是另外几个人死咬着你不放？”

张三两手撑住脑袋，稀疏的头发如倔强野草，从指缝中钻出来，陷入了艰难的思索。良久，他抬起头：“很有可能是他们在报复我。”

“报复你？”

“对！报复我！跟他们打交道没几天，我就觉出他们的路子不正。”

“具体哪里不正？”

“他们实际收取的费用，比他们宣称的25个点要多。”

“多多少？”

“我听王婆说，可能要到三十个点左右了。”

“然后呢？”

“因为王婆是我朋友嘛，我夹在中间也挺别扭的，就要求他们返还多收取的费用。两边起了冲突，我报了警。警察到现场后，我把我了解的情况都跟他们说了，他们也记在笔录上了。不过当时警察说，经济纠纷的事儿他们不管，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我怀疑他们记恨我报警揭发他们，所以现在咬死我跟他们是同伙。”

张三说得这些事儿很重要。如果他在案发前曾与其他几名被告人起过冲突，并主动向公安机关报警，可以侧面印证，他与另几名被告人不是同伙，也没有参与判决书中认定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道理很简单，同伙抢先报案跳反洗白这种剧情，只可能出现在电视剧里，现实中不大会上演（说实话我这话说的不是很有底气，办刑案这么多年，比电视剧离奇多的狗血桥段也不是没见过）。

“你当时报警的材料，一审卷宗中有没有？”我接着问到。

“我一直跟检察官和法官反应，说我早就报过警。不过材料应该是一直没调过来。他们说跟案件没有关联。”

法律上的关联，外延远远小于生活上的关联。从司法机关角度，这份报警材料没什么特别的价值，多他少他，都不影响事实认定。但从为张三辩护角度，这份材料有着特别的“说服价值”。它能釜底抽薪般的瓦解张三与其他几名被告人是同伙的叙事逻辑。

出了看守所，我心里对这个案件大概有了数。

简而言之，这个案件可以做。一方面，全案的定性极有可能有问题，几名被告人只是提供了个“黄牛”服务，仅应在骗取贷款范围内承担刑事责任；另一方面，这个辗转找到我的张三，很有可能连犯罪都够不上。

但是我该如何把这些信息有效、完整的传递给远在山东的他老婆呢？更何况，家里男人被抓了，媳妇虽然话语权大一些，但毕竟难以定于一尊，还要与家里其他人商量。就算我说明白了，他媳妇也听明白了，但她终非专业人士，能听懂跟能讲出来让其他人也听懂，中间还横亘着十座喜马拉雅山。他媳妇能不能说服家里其他人，我心里没有底。

何不抛却惯性思维，放弃“语言”这种传输效率极低的沟通方式，把今天会见的情况及对案件的分析形成书面材料，发给他媳妇。这样每个人都能毫无信息损耗的看到律师做了什么工作，有什么样的工作方案，说不定会起到很好的沟通效果。

于是，有了这篇：张三贷款诈骗案案情分析及代理方案。

材料发给女人后，一连两天杳无音讯。就在我以为，这番离奇的际遇就要画上句号时，女人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刘律师，我们决定委托您。”

连电话都没再打来，看来我的判断没错。文字永远是沟通效率最高，信息损失最小的沟通方式，没有之一。

不仅没见面，甚至电话都没通上几句，就建立了委托关系。实在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