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信他人交出网银U盾，结果公司账户被拿去跑分

昨天又听说一个很离谱的帮信案。

一个大娘名下有一家公司。我为什么特意强调是“大娘”呢，因为这关系到她的年龄，也关系到她对互联网生态可能的认知程度。公司早几年还搞点小生意，这几年来经营越发惨淡，基本处于搁置歇业状态，账面上也没有什么钱。大娘看公司放在那也没啥用，也怕将来这这那那的麻烦，就想把这个公司给转让了。

这件事第一个离谱的点就来了。大娘首先想到的是转让，而不是注销，这尚在可理解范围之内，因为注销比转让更麻烦。而且从公司发角度讲，只要实际存续经营过的公司，多少都有些债务在身上，注销程序少有差池，将来这些债务就要穿透到股东本人。通俗点说，就是公司虽然没了，但谁让公司是你的呢？你就替公司还钱去吧。

但大娘是怎么转让的呢？她跑到抖音上发了个视频，说自己名下有个公司，想转让出去。这让我这个传统互联网的遗老遗少，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老古董都不禁汗颜。

抖音是个很复杂的地方，这么说可能有失偏颇，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凡是流量大的地方，总有些不怀好意的人暗中窥伺，随时准备捣蛋干坏事儿。

很快有人联系大娘，愿意出十万块钱买下公司。这个出价显然大大出乎大娘意料，她那个小破公司，年景最好的时候，一年也不过挣个三五十万。现在只剩一个空壳子，竟然还有人愿意出十万块钱接盘，真如天上掉馅饼。

大娘忙不迭地答应了。大娘毕竟是做过生意的，知道做买卖这种事，讲究一个趁热打铁，生米煮成熟饭，一边感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伟大魔力，一边掏出老花镜，坐到电脑前，百度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通过微信发给了对方。

对方却提出，十万块钱也不是一笔小数目，自己虽然有诚意买，但是也需要进行一下“尽职调查”，要求大娘把公司公户的U盾邮寄给他，以便他进行查验。

这是这件事第二个离谱的点。我并不认识大娘，这个案件也并非直接向我本人咨询，而是听他人转述。一般来讲，企业网银都有两个U盾，一个经办，一个复核。一是为了控制风险，二来也是财务制度上“不相容岗位相分离”的必然要求。大娘好歹有几年公司经营的经验，不可能对将U盾交到他人手里意味着什么没有基本的认知，然而她却还是这么做了。也正是将U盾贸然交给他人这个操作，引来了大娘其后的牢狱之灾。

U盾寄给对方后，却迟迟不见动静，大娘性格特质里带有一种中原人特有的内敛，多次打算催问对方到底要核验啥，核验情况咋样，却又担心被别人误会为迫不及待催款而作罢。大娘心中却总有一朵挥之不去的疑云，担心网银被对方拿去干坏事。

“唉！能干啥坏事呢？反正账户里也没钱！”大娘总是这样安慰自己。

就这样过了大半个月左右，大娘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疑虑，登录网银查看。不看不得了，一看吓一跳。自从U盾交到对方手里之后，公司账户上转进转出的钱就没停过。

大娘不知道这些钱是什么钱，但她突然隐约想起那些铺天盖地的反诈宣传广告，广告中三令五申告诫，千万不要把有支付结算功能的银行卡、U盾等出借给他人……大娘身上惊出一身冷汗，这才察觉到事情正在向失控的方向发展。她赶紧通过微信联系对方，然而她的每一条讯息都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这件事第三个离谱的点来了。大娘见始终联系不到对方，而账户上各种款项依旧不停转进转出，便到派出所报了案，说自己被电信诈骗了，公司U盾被骗走了，还到银行去办理了挂失止付。虽说十万块钱一分没拿到，还惹出了这么一段意料之外的“惊喜”，但事情好歹告一段落，至少没遭遇什么实际损失，大娘长吁了一口气。

读到这儿你可能会好奇，这有什么离谱了？这个点的离谱，需要和之后发生的事情结合起来看。又过了大半年左右，老太太被警方传唤，说她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要拘留她。

帮信罪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就是为电诈网赌等网络犯罪集团提供资金转移服务。这两年来，随着国家层面“断卡”行动持续高压态势展开，对个人金融卡转账额度越发收紧，以往那种从个人手里购买“跑分四件套”，就能大大方方转移赃款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一方面，通过全方位无死角的普法，老百姓已经知道了，个人银行卡不能外借；另一方面，现在想大量办一类卡已经基本不可能了，而二类卡的限额还不够“跑分团伙”塞牙缝儿用。

于是，这些团伙又盯上了公司账户。但公司账户并不如个人账户那么好搞。你给人说办张新银行卡，你花钱买，这事好办，那几年愿意卖自己银行卡的人还真不少。但你若说，先去注册个公司，再去银行开户办U盾，最后再把账户和U盾都卖给他。那么对方大概率要掂量很久，而且掂量之后也不给办。人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总是倾向于更谨慎。大多数人认知里，个人银行卡是自己天天打交道的物件，翻不起什么风浪，但公司则不然，谁知道会捅出什么大篓子。

想搞来公司账户，只能靠“连哄带骗”。我前两年办过一个离谱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案子，团伙专门找在校大学生，以社会实践活动、参加实习、发放补贴等为由，骗取在校大学生注册公司，开账户办U盾。截至案发，团伙已经嚯嚯了三四十个大学生。这个案件曾经聒噪一时，被抓学生家长们找到媒体发声，标题就很惊悚，“某某警方跨省抓捕三十余名在校大学生”……由于在校大学生特殊的统战价值，这个案子里的大学生都做了不起诉处理，只对几个团伙核心成员进行了从重顶格判罚。

我一直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国家对于电信诈骗的打击，很快将迎来压倒性胜利。胜利并不是说骗子被消灭干净了，或者说傻子全都经过教育变聪明了，而是说电诈的资金循环链条已经快被打干净了。“辛辛苦苦”骗来的钱转不出去，洗不干净，不仅等于“白骗”，一旦案发，反而还成了坐实自己的罪证。

从大局上来讲，这种打击策略没有问题。虽然传统思维上说，大家更习惯擒贼先擒王，首恶必诛胁从不问，但恰恰是这些数量巨大的“胁从”成为了不断滋生“首恶”的温床。旧的电诈四大家族打掉了，新的四大家族又不断冒出来。从长远来看，打击胁从的司法成本显著低于诛灭首恶，因此“断卡”行动的打击策略没有问题。

但问题在于，任何一项社会政策都必然伴随有负外部性。断卡行动的负外部性就体现在，实务中隔三差五会出现一些离谱的案子。而且随着国家打击电诈力度越来越大，随着断卡行动越深来深入，那些一眼看上去就构成犯罪，既违法又缺德的犯罪模式早已被斩草除根，个高的全都先被压死完了，剩下的便只能矮子里挑将军，凑合着办。

大娘能定上帮信罪吗？要定也能定。像帮信啊、寻衅滋事、催收非法债务这种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极度模糊的罪名，恐怕法官自己也说不清罪与非罪的边界究竟在那里。大娘卖 U 盾时主观上到底有没有可能预见到账户会被犯罪分子拿去跑分洗钱，谁也说不清楚。但现在确定的是，账户确实被用来跑分了，而且过账金额还不小，完全达到了入罪标准。

理论上讲，刑事司法不主张个人自证清白，证明一个人构成犯罪的举证责任完全在公权力一方。但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实践中，遇到这种情况，司法机关随便找两条理由就能推定你主观明知。你老太太既然有经营公司的经验，就应该知道 U 盾这玩意儿的重要性，不能随便给人。至于什么转让公司，交易流程也不完全合规，即便要转让 U 盾，也应该在办完公司转让手续后，通过银行过户正式交接。再者说了，你一个空壳公司，凭啥卖十万？这么高的出价，本身就不正常。云云……毛病还能挑出一大堆不带重样的。

司法推定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我常开玩笑说，现在的司法推定，甚至还不如古代过堂用刑。用刑好歹有个明确标准，扛过去了就是不知道，总归有个盼头，有个出罪路径。现在司法表面上看上去文明了，一不让打二不让骂，但文明的表面下难掩更强大的专横。从证据学角度讲，要证明一件事不存在是很难做到的。你如何证明上帝不存在呢？你如何证明自己没有吃过屎呢？同理，一旦卷入跑分类帮信案件，你要如何证明自己不知道账户可能会被犯罪分子拿去洗钱呢？

从辩护的角度讲，大娘这案子倒也不是辩无可辩。首先，年龄大了，对互联网的险恶没有年轻人这样充分的认识；其次，没有获利，对方虽说许诺十万元，但这十万元是转让公司的对价，而非跑分的对价；最后，也是最有说服力的，老太太在发现账户被恶意利用后，主动报了警，如果真是跑分团伙帮凶，躲着警察还来不及，又怎么会主动报案呢？

当两边都能讲出道理的时候，问题就不再在于谁更有理，而在于谁说了算。很明显，刀把子在人家手里，人家说了算。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离谱的帮信案，才会有被抓的大娘，才会有倒霉催的大学生。

无论从宏大叙事角度，帮信罪、断卡行动取得了多么宏大的战果，但从微观司法环境层面，它的的确确造成了“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寒蝉效应。

你若是问我，经常需要收付款，如何防控卷入跑分类帮信案的风险？我的回答是，不可防不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