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

中午又回家睡了一觉。

冷空气退了回去，夏天开始露出他的獠牙。大中午，日头晒得皮肤生疼。看来每天中午回家睡个午觉，这么一点小确幸，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卧室里的循环扇坏掉了，通电后，只摇头，扇叶纹丝不转。非得上去踢上两脚，拍上两拍，才像刚睡醒的大黄狗一样，慢悠悠转起圈来。

我很想趁着618买个新的换掉他，可是又没办法完全说服我自己，它好像是坏了，但又好像是没坏，总能在我拍到耐心快要耗尽时，恰当好处的转起来。仿佛通了灵，在故意捉弄我。

睡到下午两点半，又陷入了到底要不要顶着大日头去所里搬回砖的纠结。之所以会纠结，还是因为手上剩下能搬的砖太少了。如果不是后天老梁的案件要开庭，我十有八九会瘫倒回床上继续睡觉。

其实说是开庭，也已经没有啥准备的。老梁的案件在此之前已经计划开过两次庭，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推迟了，算上这一次，我已经是第三次准备庭审了，早已烂熟于心。不过庭审之于律师，大约就像考试之于学生，每考一次，便要呼呼隆隆筹备一番，压根是件难免的事。

卡座区的几个中年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只有需要盖章的时候，才会非常罕见地来所里一次。不知道他们是因为其他的生意太忙了，还是因为工作量太不饱和，已经处于灵活就业的边缘，干脆不如省些气力在家里歇着？

无所事事，大约是对一个中年男人最沉重的打击。我隐约想起自己读小学或初中时，父亲每天谷堆在一张小小的八仙桌上，桌子是从老家县城拉到城里来的，桌子很低，本来的作用是配着小板凳坐，然而局促的家里已经摆不下多余的小板凳，父亲坐在一张沙发上，上身前倾，胸膛几乎贴在肚子上。桌子上铺满了各种书和草稿纸，右手边是一个大茶缸，里边塞满了抽到快烧到过滤嘴的劣质香烟。

那时的我还不大清楚，父亲每天是在干什么，甚至还有些羡慕他，我每天还需要去上学，他却不需要去上班。后来长大一些，才知道一个词叫“下岗”，其实下岗的人不是父亲，而是母亲，比下岗女工幸运的是，母亲爱读书爱考证，是国内第一批注册会计师。但留在小县城里，什么师都注定是没饭吃的，她便只身一人来到省城，再后来把我也带了过去，再后来便是家里的锅碗瓢盆桌子板凳，最后，父亲。

母亲说，父亲早就该离开小县城也到省城来了，反正那个破单位早就发不出来工资了。父亲总是不说话，苦笑着。小时候我读不懂那苦笑的含义，甚至弄不清楚，他每天窝在烟雾缭绕的小房间里，身子蜷缩成一个对折，趴在堆满书和草纸的小桌子上干什么。

等到我穿越时光，回到那个局促逼仄昏昏暗暗的小房间时，我才读懂了他。可惜此时，我也已经是一个中年男性了。

父亲那一年学霸体质发作，一口气考了好几张证书，那时候正是中国刚加入WTO，都是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玩意儿。家里依旧贫困潦倒，市场经济的春风吹到内地，还是很久以后的事。

我读高二时，父母开始为我去读大学的行头发愁。如此想来，我也算是完美继承了他俩的学霸基因，他们丝毫没担心过我上不了大学，已经跳过这一步，直接担忧起没法给我置办一套像样的行头了。他们打算让我回老家，先参加一次高考，然后再把指标给卖了，拿卖指标的钱给我买身像样的衣服，对于那个时候的我家，所谓像样的衣服，就是李宁啊真维斯啊这些，再买一台笔记本电脑。现在的小孩们可能很难想象，怎么高考上学指标还能卖呢？在一二十年前，在我老家那块土地上，这实在是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儿。大约是前几年，还闹上过一次焦点访谈，节目的名字依稀记得是“错换的人生”。

经济条件真正开始好转，已经是我大学毕业，2010年之后的事。那时我刚分配到基层连队工作没多久，连队天高皇帝远，午睡一觉能睡到下午四五点，现在回想起来，颇有些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懊悔。那日还没睡醒，接到父母电话，说要买车，问买啥车好。我说我也不懂，哪研究过这个，再说咱家能买起车吗？挂了电话刚打开汽车之家看了没一会，他们电话又打过来，说已经提车了，进口奥迪。我一下有点懵，坐在小马扎上好久没缓过神来。

大学时每次发助学金，学生们就会分成两派，一派说你们家住城里的怎么还来凑热闹领助学金，另一派大多数情况下处于守势，说城里怎么了，城里就不能困难了？

绝对意义上的谁更困难，我不敢妄下结论，但我能肯定的是，城市失业家庭的绝望感、无助感、窒息感，可能是哪怕再贫困的农村家庭都难以想象的。农村再差也能糊个口，总不会饿死，总不至于男人骑自行车拉着女人去卖淫，卖完淫再骑自行车拉回家，总不至于一家几口走投无路齐刷刷烧炭自杀。

越了解那段大失业的历史，越感到后背发凉，也越发感到自己的幸运。我虽然几乎一直在清贫的环境中长大，但我依然被很好的保护了起来，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父母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已经做到了最好，那种一眼望不到头的绝望，从没有虎视眈眈的凝视过我。

命运仿佛是一道无解的轮回。现在似乎轮到我来直面这一眼望不到头的绝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