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上小学了，我却高兴不起来

女儿上小学了，今天是开学第三天。

我没有一丁点儿体会到迈入成长新阶段的喜悦，反而对这个教育体系愈发排斥和厌恶。

这种厌恶从开学第一天，我看到她排在队伍中，跟着老师一二一的哨声，从校门走到接送点的路上，就强烈的发生了。

又到昨天晚上，老师在班级群中，发了一段小孩们在班里进行“适应性训练”的视频。

视频里，五十多个小孩子胳膊交叉并拢，雕像一样端坐在座位上。老师不时发出各种口令，小孩子们跟着老师的口令，做出各种整齐划一的动作。一个个神情木然。

每到奥运盛会，朝鲜的啦啦队便会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她们五官精致，妆容得体，却给人一种近似“恐怖谷效应”的疏离感。很难让人觉得他们是跟我们一样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类。

我不好妄自揣测，老师是带着某种“自鸣得意”的心态发出这段视频的。但老师的言论中，分明带着强烈的“请功”心态，满怀“职业荣誉感”。这又像极了奥运盛会上的朝鲜啦啦队。她们不仅在肉体上与世隔绝，精神上也自我囚禁。

家长群里鸦雀无声。没有人给老师捧场，甚至无人说一声收到。

大约家长们的感受都与我雷同。只有排斥与恐惧，没有喜悦与感激。

今天下午，接到一个咨询。

咨询者是一位父亲，说自己的孩子跳楼自杀了，问能不能向物业主张赔偿。

我第一反应是追问，如何确定是跳楼而不是失足坠楼？

父亲默然的说，小孩给家里留了字条。他说的比较委婉，所谓字条，其实就是遗书了。

与我过去对自杀家庭的刻板印象不同，这个父亲并不强势，也很讲道理。我跟他大致分析了一下法律规定，他就先我一步自行得出了结论：“算了，搞得像是讹物业一样。”

我以前一直固执的认为，真正杀死小孩的地方，是家庭而非学校。小孩早就死于家庭，只是恰好死在学校。甚至一度暗戳戳主张学校不应该给自杀小孩的家庭赔钱。这些混蛋家长明明亲手害死了孩子，却还乔装打扮成被害者，眼含热泪收下孩子血肉兑换的金钱。

但是女儿仅仅开学两天，我就扭转了这个刻板的印象。

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我们这代人的父辈，经历过太多苦难。他们这代人中的精神病患比例相当高。只不过在那个肚子都填不饱的年代，没人顾得上这个。国人对精神卫生的初步关注，也就是最近十年才刚刚发生的事情。至今，绝大多数国人对“精神病患”的认识，依旧停留在满嘴哈喇子，披头散发，满身虱子的流浪汉形象上。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病根确实出在家庭。贫贱则事哀。生存资源的匮乏，带来人际关系的高度紧张。这种压力就像水一样，最终会由家中最弱小的孩子默默承担。

费孝通说，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手下过日子更难过。

向弱者施暴，是所有动物的本能，人类也不能例外。哪怕是受过良好教化的父母，也绝不敢说自己能杜绝向孩子“施暴发泄”。

原生家庭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我们这代人掌控舆论话语权后，对幼年时期曾遭受到的伤害，以集体情绪发泄的方式，进行自我疗愈的一种表现。

但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独有的问题。对于我女儿这代人来说，学校所施加的系统性压迫，无论是烈度与广度，都将远远超出我们这代人在糟糕的原生家庭中所经受的。

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老师是一个手握巨大权力的职业。这种权力，超出任何一个成年人对任何另外一个成年人所可能拥有的权力极值。

老师几乎拥有对小孩子身体的完全掌控权。这是君主之于子民都不曾拥有过的权力。没有任何一个成年人，能接受小孩子在学校这般的完全身体控制。

正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年纪，却要被套上最厚重的镣铐，眼睁睁看着生命力逐渐枯萎凋谢。作为父母，面对这一切，不仅无能为力，甚至还要时常充当压迫的帮凶。

人间残忍，无过于此。

看过一个外国小孩子合唱《something just like this》，小孩子间站得老远，远到每个小孩子都可以在原地转圈翻跟斗而不会影响到身边人。

完全不同于中国小孩子的合唱——每个人半侧着身体，整齐的队列，人与人之间不留半点缝隙，扮着同样的表情，做着同样的动作。

我跟那个不幸丧子的父亲聊了很久，后面几乎完全没有在聊法律问题，他多次表达了自己的疑惑：“孩子为什么会自杀。究竟是什么杀死了他？”

我想我大约知道答案，但这却是一个不能说的答案。

总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也应该像《something just like this》里的金发碧眼崽儿们一样，肆无忌惮的翻跟斗、跑调、出洋相……

只是，我女儿却无法享受到这种盛放的自由。

我很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