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琢磨如何脱罪，他绞尽脑汁

前两天，接到个咨询。

电话里，对方声音压得极低，仿佛在背着什么人似的，问我在哪里，怎么能尽快见到我一面。

我说，有什么事，先在电话里说一说吧。

对方声音压得更低了，坚持要见面，讳莫如深，说电话里不方便说。

我再三追问下，对方才稍微透了一点口风，说他有个小表妹，牵涉到一桩案子，可能面临被监察委调查，想咨询一下。

有人说，监察法实施后，律师就失去了广义上侦查阶段的代理权，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需知在以前，检察院虽手握反贪反渎利剑，但径行自侦的案子少之又少。《人民的名义》中那些高光时刻，都是文艺拔高。如果检察院的工作真那么有力度，国家也没必要叠床架屋再弄出来个监察委。绝大部分职务犯罪案件，依旧是纪委移送的，检察院只不过当个二传手而已。律师能介入被纪委调查的两规案件吗？显然也不能。只不过萧规曹随而已，谈不上进步退步。

虽然明知成不了案，但还是想听一听。因职务犯罪被抓的人虽然越来越多，但案源都流入了红顶勾兑律师和京派屎磕律师之手。我执业至今，正儿八经替当官的辩护，还只有张局长一案。张局长叭叭叭喊冤，家属也起劲，一会说上北京请徐昕，一会说找媒体曝光，硬说有个什么会议记录本，能够证明自己清白，结果到头来，本子费劲千辛万苦拿到了，却压根没他说的东西。检察官当庭得意洋洋挥舞着记录本，还让老张当庭查看，发表意见。最终弄了个当庭哑火，灰头土脸。

第二天，跟来人见了面。他表妹却也不是个当官的。道是几年前办过教培班，通过教育局一条线，给家长安排过学生。自然是有偿的，教育局拿大头，他表妹拿个小头。这条线如今已混成了教育局一个小头。但人在做天在看，昨日还坐在台上风光无限，今天就被拉了清单。

“已经被监委叫走十七天了，还没有回来，八成被留置了。”来人不管是手机通话还是当面咨询，声音都压得极低。说话间还不时朝窗外门口张望，一副担心隔墙有耳的畏葸样子。

我最讨厌这种人。如果不是职业所囿，实在绕不开，我根本不会跟这种人打交道。永远是光明磊落的人，让人交往起来更放心。哪怕是个杀人如麻恶贯满盈的魔鬼，他在铁网后高昂起头颅敢作敢当的那一刻，也值得一份与律师的双向奔赴。但这样式儿人就不得不防一手了，说不定他出了这扇门，立即就把你给卖了。你越给他交底儿，他越能卖出个好价钱。我假装处理信息，不动声响打开录音，又将手机倒扣在桌面上，才开始说话。

后面的谈话表明，我这个录音，非常有必要。

“你知道的，办辅导班，你手里得有资源。这个资源还不是说教学资源，你得能跟上头搭上线，办成事。家长相中哪个学校，你得能给人家孩子弄进去。不然，就没人来你这了。”边说，来人边用手指头向上戳了戳空气。像极了《武林外传》中口头禅“我上头有银”的无良胖书商老太。

“办事嘛，这你也知道，肯定得花钱。事儿是都办成了。这个钱呢，小表妹留了一部分，大部分都给领导了。”来人继续讲着。

“怎么给领导的？”

“前几年是转账，这二年查的严了，开始给现金了。”

“转账？”我脱口而出。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今年都 2025 年了，前几年，也就是 2020 年前后的事吧，都 21 世纪二三十年代了，竟然还有人傻逼到转账受贿？就连部队里的泥腿子，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纷纷学会收现金收存好钱的银行卡了。

“转账多少钱？现金多少钱？”我接着问。

“转账的有二百多万，现金的我还不清楚。”

看来来人也做过功课，知道现金不好追查，而转账则百口莫辩，直奔主题。

我问：“怎么会转账呢？这种事哪有转账的？”

对方说：“兄弟，你有所不知。那几年市场行情太火爆，家长把钱拿过来，根本来不及约领导见面再拿过去，只能立即先给领导转过去，要不就不赶趟儿了。”

我说：“听你这意思，当时竞争还挺激烈？”

对方仿佛终于找到了共振频率一样，使劲点了点头：“那可不是！光巴着这一条线的培训班，都有十几家呢。印把子在人家手里，我们也只是借个光，不使劲往前钻，领导不带你玩了。”

一家就二百多万，还不算现金，就这还极有可能是往少了说的数。十几家，啧啧，不敢想。更荒诞的是，这个他口中的领导，如今也不过是一个副局长而已，当时的职务，恐怕只是个科长？像这样能直接或间接安排学生，攫取巨额利益的小官巨贪，还有多少？

果然，对方又开始往外倒料：“这事儿说起来也是他们内部搞斗争。学生是都办成了，家长都很满意，没有人告。”接着又压低了好不容易才正常起来的语调：“估计是他们内部分赃不均，咬起来了。现在是波及到我们了。”

我没法接话了，只得把话题往案件上回引：“现在你这个小表妹是什么情况？纪委找她谈话了没有？”

来人说：“我正是要来请教你这个事儿呢。纪委目前还没有找她，将来会不会来找？如果来找了，我们该咋说？”

我再次装作手机来了信息，点亮手机屏幕，确认正在录音。许多人面临刑事调查后，都会慌不择路的问出类似问题。其实对于律师来讲，这个问题有且只有一个答案：“照实说。”

显然，这个答案并不能令对方满意。他开始主动抛出自己的方案：“我听别律师说，能不能说这些钱是借款，说是领导借表妹的钱？”

要搁前几年，我会很怀疑，这话是否真的是从律师嘴里说出来。但如今，见惯了太多胆大心黑的同行的“勇敢”操作，也不由得我不信了。

我从来不敢自诩自己多么清高，但有一点，做买卖，一定得合算，赔本买卖不能干。红线可以拿来蹭，但绝不能真的突破。钱当然是个好东西，但有命挣也要有命花才行。

我直勾勾的盯着对方的眼睛，用更加坚定的语气说：“不行。”

对方赔了个笑，鸡啄米似的，不停哈腰点头。看得我有些不忍。于是开口跟他解释：“借款需要双方形成合意，不是你单方面说借款就是借款的，现在对方已经被留置，信息渠道被掐断，如何确保对方也会这样说？这是其一。其二，如此巨额的借款，需要合理的借款事由，他当时是急着买方呢？还是家中有人得了急病等着钱救命？再三，借款不借款的，终归要有个字据，老百姓之间几万块钱儿尚且要打条，更何况这么大金额？你们的借款合同在哪里？”

我每说一条，对方脸上的表情便凝固一分。及至说完，整张脸已成了一摊下一秒就彻底凝固的水泥。

我看对方还没有完全死心，又上前补了一刀：“我给你说个真事儿吧。我的一个当事人，冤案当事人，曾经借给体制内工作的朋友五十万块钱，平反后检察院怀疑这五十万块钱是托关系为案件打招呼的贿款，把线索移交给了纪委。你猜最后怎么才洗清嫌疑吗？嘴说不行，合同不行，就连核查了借还款记录还不行，直到最终落实，这个公职人员在拿到钱后真的去买了房子，交到了开发商账户，这事才算画个句号。你对比着掂量掂量，你想靠借款蒙混过关，岂不是太小儿科了吗？把人家纪委当傻子吗？”

对方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那把手机关机，回乡下躲几天咋样？他们一起开培训班的，有好几个都已经躲起来了。”

一下给我整乐了。我强忍着笑意，说：“躲得了一时，你躲得了一世？现在到哪不得刷身份证？出门大街上都是天网摄像头。人不用派人去找你，给公安去个函，挂个网逃，坐等你到案就行了。”

对方还不死心：“那能不能装精神病？我看网上说，精神病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我再也忍不住了，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拜拜吧您类~”

起身送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