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证据的手机

“刘律师！这个手机里的聊天记录很重要！一定要想办法拿回来！”

坐在束扣椅中的老路，用近乎哀求的语气再三叮嘱我。

我没忍心告诉他的是，就在半个小时，我走进看守所之前，他老婆告诉我，她刚从公安局门口出来，民警告诉她，老路的手机已经邮寄退还给老路他老爹了。

一、手机里有无罪证据

在我接手的老路的这桩贷款诈骗罪二审之前，他已经因开设赌场罪被判了刑。坐牢坐到一半，又被从监狱拉回看守所，追究漏罪责任。

我告诉他，二审翻案很难，甚至连开庭的机会都不大，除非能找到一些对原审认定事实带来冲击的新证据。

这已经是老路第四次将要面临刑事审判了，“轻车熟路”的他没有向我抱怨，也没有给我要解释，略加思索片刻后说：“我有个手机，上面有能证明我跟他们（指同案犯）不是同伙的证据。但是这个手机在原先那个案子里已经被公安扣押了，我不清楚现在在哪里。”

“聊天的内容是什么？”

溺水的人总是倾向于将一切可能抓到的东西视作救命稻草，这让他们在凭据证据价值时更容易产生偏乐观的错误预判。老路的上一个案件，已经过去三四年了，手机未必好找。我决定先问清楚聊天内容，评估是否有大动周章找回手机的意义。

“能够证明我只是给他们介绍了一个贷款人，这个贷款人还是我老乡，家中老人病重，实在借不来钱了，我又恰好在朋友圈看到他们在发能办理贷款的广告，就把老乡介绍给了他们。之后就几乎再没有过接触。”

我忍不住皱了皱眉头：“你是想说，你在把人介绍给他们后，便对他们之后的行为一无所知？”

铁窗对面的老路，使劲点了点头。

这是一个专门钻银行个人公积金贷款漏洞的犯罪团伙，先物色一些“老弱病残”，利用他们或对政策无知，或急需用钱的困境，或骗或逼，令他们甘心成为“背贷人”，再通过三方人事代理公司补缴公积金，粉饰流水，从银行骗取贷款后分润。

对整个犯罪链条介入的越多，身陷其中越深，脱罪也越困难。

“但是，在整个操作过程中，需要“背贷人”频繁刷脸操作。而卷宗资料显示，几个同案犯供述，在刷脸时，你本人就在现场。”我盯着老路，恨不能用目光直接洞穿他的心灵。

“他们在说假话。”

“老路，作为你的律师，我肯定无条件相信你，但这种话我已经听得太多了。法官听到的还要比我再多十倍百倍。”我摊了摊手，“总之，他们不会相信的。”

“我手机里的聊天记录能证明。我老乡发现贷到手的钱跟他们宣称的相差太大后找过我，我当时就感觉他们可能是骗子，并曾在微信上质问过他们，还与他们发生过肢体冲突，后来招来了警察。我在做笔录时，给警察说过他们涉嫌骗贷，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他们对我记恨在心，所以才一定要把我也拽进来。”老路不慌不忙，娓娓道来。

“有没有除了聊天记录外更直接的办法？比如调取当时公安出警时给你做的笔录？”

“没用的，警察说他们出的是打架的警，其他的事让我们到属地另行报案。没有记录。”

某种程度上讲，打官司比拼的是讲故事能力。双方各自先构建证据，讲述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故事。法庭根据证据情况，并结合经验法则，常识逻辑，判断哪个故事更为可信。

刑事辩护，并没有超出这个框架。

老路讲述了一个逻辑上基本能自洽，且对他很有利的故事。一审判决将他认定为犯罪团伙的固定成员，对全案金额以贷款诈骗罪承担刑责。这个故事如果能讲通，他即便不能完全无罪摘出来，也至少能从重罪贷款诈骗变为轻罪骗取贷款，并大幅压减涉案金额。刑期能够大幅缩减。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叙事中，没有人犯错。

所有的错误，都是由于同案犯处心积虑的报复所致。随着新证据的出现，纠错显得那么水到渠成。

我心动了。

二、但是手机却拿不到

走出看守所，我赶紧给老路老婆打电话，让她赶紧设法跟原来的办案警官取得联系，把手机拿回来。

他老婆行动力很强，很快多方辗转联系上了几年前的承办民警。

民警在电话中沉吟了好大一会儿，才终于回忆起老路这个案子。但却没有带来好消息：“老路这个手机，早就退还给他爸了！邮寄过去的！”

手机拿不到，就没有突破口。案件一时陷入僵局。

“问过我爸没有，手机在他那儿吗？”

“当然问过，不过你爸年级大了，也不识字，根本记不起来有这一茬事儿。”

老路在椅子里蜷缩成了一个小孩儿，一筹莫展。

“邮寄过来了…邮寄过来了……邮寄……”

一连两三天，我脑子里一直反复琢磨这件事儿。

老头儿年纪大了，说不清楚一二三，能否依旧从公安方面入手，让他们证明自己确实曾向我们邮寄过手机呢？

为什么一定要从老头处验证究竟是否收到过手机，而非从公安处验证他们究竟有没有寄出过手机呢？

我让老路老婆和老路老爹在家中上下左右仔细翻找了几轮，又在几大常用的物流快递公司上尽可能查找了物流记录，都没有发现这个警官口中已经邮寄回来的手机。

心中基本有底后，老路老婆直接驱车从老家驱车千里，赶到了案发地，将当年的承办警官堵在了派出所门口。

“你不是说手机邮寄给我们了吗？你邮寄单号多少？”

警官看着这个瘦弱但斗志昂扬的不速之客，一时不知所措，支支吾吾的说：“时间太长了，需要回去落实一下。”

老路老婆干脆在当地住了下来，但依旧没能等来好消息。警官的答复依旧是，当年案件办结后，就邮寄退还了，邮寄底单也因为时间久远，找不到了。

手机的线索，到此似乎便彻底断掉了。好不容易出现些许曙光的案件，再次走入了死胡同。

老路老婆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在当地守了三天，尽力了，但无一无所获。我正想着如何开口劝慰几句，突然脑海中灵光一闪，为什么不试试12389 呢？

12389 是公安系统内部的督查专线，之所以一开始没想到动用这个渠道，是因为它主要接受公安民警的违纪违法举报，手机退还这个事儿，还上纲上线不到这个程度。

既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就死马当作活马医，通过督查帮忙施压看看，会否有奇迹发生吧。

不管是我，还是老路老婆，都已经对能拿回这部手机基本不再报任何希望，向12389 反映完事件来龙去脉后，老路老婆就又回了老家。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随手下得一步闲棋，竟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仅仅两天后，当年的承办警官再次联系老路老婆，说手机找到了，让她尽快来所里签字领取。老婆老婆还没问缘由，他自己个儿先颇为不好意思的解释道，原来弄错了，是另一个同案犯的手机寄回给家属了，不是老路。

三、手机拿到了但是没密码

我赶紧再次来到看守所，告诉老路这个好消息。

束扣椅中的老路显得高大明媚了不少，嘴中吐出一个又一个字母与数字的组合。老路说，这是他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所有用过的密码，一定有一个能解锁手机，拿到关键的无罪证据。

老实说，对律师来说，传递密码是一项非常高危的行为。一不小心，就会沦为被利用转移赃款，互串信息的工具。

虽然老路已经坐牢坐了三四年，这部手机又一直由公安保管，刚刚才被拿回来，我还是倍加小心，没有将密码直接告知老路老婆，而是让她将手机寄给我，我决定自己亲眼看一下，这部历经波折才拿回来的手机中，究竟有没有足以翻盘的关键证据。

好不容易找来一根几年前的扁口充电线，黝黑的手机屏幕在度过了难捱的漫长等待后，终于成功点亮。我迫不及待的抓起手机，挨个实验老路给我的解锁密码。

没有任何意外，意外再次降临。

错误…错误…还是错误…

若干次错误之后，手机干脆自动上了锁，提示要等半个小时后才能继续输入密码。

四、手机解锁了然而没证据

我把围绕这个手机发生的故事，它的来龙去脉，已经很可能具备的极高证据价值，写成了一篇书面材料，交给了法官，并申请法院依职权动用技术手段，解锁手机并提取其中的微信聊天记录。

法官接到材料后，沉默了很久，然后给我回复说：“要不开个庭吧，让他老路当庭试试能否解锁。如果能解锁，就不用这么麻烦了不是？”

某种意义上讲，二审开庭对法院来说也是麻烦事儿。只不过在大麻烦事儿跟小麻烦事儿之间，他们果断选择了小麻烦事儿。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古老的法则再次应验。申请开庭的文书还没得到回复，倒是这个申请调证的文书歪打正着。

由于不确定手机里到底有没有有效证据，我在庭前并没有跟出庭的检察员说过这个手机的事儿。

在庭上，我刚提出有新证据提交，请求法庭将手机交给老路解锁之际，检查员就近乎应激反射般急切的表示反对：“我们反对！这个手机来路不明，不具备合法性！同时我们无法核实证据的真实性，聊天记录有被篡改可能性！”

我差点脱口而出，你这个检察官到底懂不懂基本法理，取证合法性是对公权力取证的限制，私权取证根本不存在证据合法性问题。

但我更加深知，此时并非争勇斗狠，逞口舌之快的时机。我耐心向他解释道：“这个手机来历没有问题，是家属刚刚从前案办案机关手里领取，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出示一下领取文书。并且领取回来后，因不掌握密码，连系统都没有进去，更谈不上篡改。今天就是想借这个机会，在三方共同见证下，让老路解锁手机，一探究竟。”

法官微微颔首，没待检察员再说话，便示意法警，将手机递给老路。

老路老婆的目光，检察员的目光，我的目光，法官的目光，法警的目光。

全都汇聚到了老路身上。

聚光灯下的老路，像手捧某种神圣的器物般，小心翼翼的点按着手机屏幕。

空间中仿佛传来秒针的走步声，滴答滴答滴答。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老路的脸上，逐渐丢失了最初的坦然，越发显得惊慌失措，细密的汗珠若隐若现。

老路不时将茫然且无助的目光投向我，我知道，他是在向我发问，同时也是在向我求助。

他想说的是：“这手机为什么解锁不开？”

我举手申请发言，请求法庭短暂休庭几分钟，理由是时间久远，老路需要时间回忆原先的密码。

相当出乎我意料，法庭竟然同意了。

一休庭，我、法官、还有检察官，都涌到了老路身旁，就连两个法警，也凑过来好奇的观看，这个小小的手机中，究竟隐藏着什么大秘密。

“解开了！”

终于，老路发出一声低呼，声音中难以按捺的喜悦。

众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到手机屏幕上。

关机数年的老迈手机，肉眼可见的卡顿，老路足足用了将近两分钟时间，才成功输入密码，进入微信界面。

老路手指翻飞，急切的找到了同案犯头像，点按进去。

谢天谢地，界面并非一片空白，看来聊天记录还在。

我偷偷斜睨了一眼检察员，暗带几分看笑话的心态想：这可是全程在你眼皮子底下解锁取证的，待会儿复了庭，看你还要如何狡辩？

然而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老路更加迷茫的眼神。

手机里根本没有所谓的证据。

四、难解的谜团

毫无意外的，开完庭后，老路很快被裁定维持原判。

但这件事儿，却成为了久久萦绕在我心中的一个难解谜团。

在法庭那种高压环境下，老路的举止、神态、微表情，以及他无法自主控制的包括出汗在内的生理性反应，无一不在明确昭示，他没有向我说谎。

那这些所谓的证据，究竟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又去了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