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林寺与娃哈哈看建立普遍监察系统的必要性

少林寺与娃哈哈最近都出事了。

二者都很劲爆。

释永信是个和尚，和尚不仅做生意，还贪财好色，自古以来便是猎奇流量话题。娃哈哈的事更不用说，已经被网友们脑补出了一百集《甄嬛传》。

将某个公共议题过度娱乐化，是一种相当有效的危机公关策略，能够有效转移公众关注，从而掩盖真正致命的议题。

少林寺与娃哈哈的致命议题是一致的，即：集体财产/国有资产/历史文化资产到哪里去了？这些资产的流失，是什么人，通过什么方式进行的？有哪些人应当对此承担何种性质的责任？

任何一个组织，都需要监管。

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

早在商周时期，就设有“大宰”“小宰”等官职，行使监察职能。经过春秋战国的不断发展，终于在汉武帝时期形成“刺史”官职，专司对行政文官监察之责。

古早时期的中国互联网，普遍流传这样一种论调，认为西方票选制度是所谓“历史的终结”，人民手中的选票构成了对官僚集团集团的天然核弹级制约。只要人民手中有选票，就相当于拥有了决定谁上谁下的权力，那么官僚集团就不敢胡作非为。（这句话包含了两个论断，而事实上两个论断都是错误的）

这种论调乍一听很有道理，其实对官僚体制缺乏深度的理解。

相较于个体，任何官僚体制都拥有两项压倒性的优势：一是力量优势，这点自不必说，二是信息优势，这是官僚体制力量的核心。

有很多模拟战略类游戏，玩家在游戏中扮演君主。这类游戏中最不符合现实的一点，是“君主”总能得到完整无误的数据情报，“君主”没有任何情绪波动、毫无性格缺陷、没有喜怒哀乐、不存在生理欲望，像一台冷酷的政治机器，总能做出对“国家”最正确的选择。

事实上，玩家在这里扮演的不是“君主”，而是一种类似于“国家意志”的东西。

“国家意志”与“官僚集团”，“官僚集团”与“人民”间的关系在游戏中被过度简化了。

任何一个君主，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识别“官僚集团”的系统性欺骗。在真正的君主视角，李自成可能已经快打进京城了，但他收到的战报却永远是前方大捷。

据说有款游戏复刻了真实的君主视角，就连你在操作界面看到的武将战力，都是虚假的。你只有将他派上战场，实际打上一仗，才能看到他的真实能力。

你看，官僚集团手握压倒性的信息优势，连“皇帝”都要被其压制，更何况“人民”呢？

像明太祖和雍正那样的“卷王”勤政皇帝，几千年来寥寥可数，况且就连他俩，在对官僚集团的交锋中，也是败多胜少。他们的继任者既缺乏他们的政治智慧，更没有他们的过人精力，很快便被官僚集团彻底架空，王朝便也由此走上了下坡路。

“皇帝”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这是最大的历史错觉。

只有当“皇帝”拥有足够的力量获取正确的信息，并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做出正确的决断时，他才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

但这时，他已经从一个人，异化为了“国家意志”，成了一套算法，一台机器，甚至一个符号。人世间的种种享受，对他而言，已经丧失了全部意义。

要想对体制（无论是国家体制，还是自组织体制）进行有效监察，首当其冲是要建立一套比现有官僚体制更有力量的体制。你必须首先在力量上压倒它，而后才谈得上监察它。

但这往往带来新的问题，历史上许许多多监察官职，最后都转化为了行政官职，如刺史、节度使、总督等等。不强大不足以履行监察之责，过于强大又导致他们自我异化，侵夺行政权力。但这已经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暂且按下不表。

少林寺和娃哈哈的根本问题，在于根本没有配套的监察制度能够对他们内部手握行政权力的组织进行任何有效的监察。别说监察，就连行政运作的准确数据信息，外界都无从得知。

若不是此场夺嫡风波，宗庆后在公众面前的形象还是一个脚踩几十块钱老布鞋，节俭自律的和蔼老人呢。

任何组织，无论是国家体制，还是民间自组织，如果没有监察体制的制约，都必然会被手握行政权的小部分人掏空，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包括其所有权人的利益，都会被侵蚀。

许多民营企业内部的腐败，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前两天上海某互联网企业（据说是饿了么），其采购经理竟然能滥用选品划区权力，鲸吞几千万元之巨。

许多巨无霸私营企业，本身承担着相当程度的社会公共职能，并不是说产权私有，就可以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比如美团饿了么淘宝京东这种，内部人员收点钱，给假冒伪劣稍开方便之门，就能赚得盆满钵满，但对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却难以估量。

至于像少林寺和娃哈哈，寄生在集体财产、国有资产，甚至历史文化资源之上的行政管理乱象，则更加不应该被容忍。

事实上，如何平衡私有产权与社会公共利益，已经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前沿课题。反倒是我们，还远没有向有效平衡进行制度探索的第一步。

单靠企业自行建立反舞弊机制，一则力度有限，内部反舞弊难以摆脱行政团队掣肘，最理想的情况下，也会止步于集团内部利益，对社会公共利益缺少关注动力，二则作为成本中心，会显著增加企业自身的经营压力。

如何建立一套既不会导致大规模“国进民退”，又不至于过度增加企业自身负担，还能够及时有效回应公共利益关切的普遍监察系统，已经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亟待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