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账记

时间回到四五个月，甚至半年以前——疫情仿佛快进了时间，虽然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但仿佛已远隔千山万水。

“原告代理人，你详细说一下，你们所提供的这个所谓技术服务，成本究竟有多少？”庭审状态下的法官目光如鹰，死死盯着我，眼镜片上反射出森森寒光。

我的客户是一家环保领域的技术服务公司，他们提供从数据监控到算法整合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城市选取出指标最优的环境监测点位——这对政府来说很重要。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甚至略有些畸形的市场，但抛开这些不论，存在即合理，我的客户在这一块确实很专业。

客户的甲方当然都是政府了。跟政府做生意其实并不美好，我想不出太和谐的手法来展现这种不美好，只好另外再穿插一个故事。

我刚毕业时，在基层连队当排长。连队常年在门口小卖部赊账，上到连队本体，下到新兵蛋子，从单位到个人，人人欠的都有账。这账当然是赖不掉的，可是也绝不好要。几年下来，小卖部快被拖垮了。

小卖部就开在连队斜对门三十米，老板娘年多年观察下来，对队上那一套游戏规则了如指掌，甚至还学会了认车牌，来的是哪个口子上的车，多大领导，一眼便知。

一日，队里上上下下慌慌张张，又是打扫卫生又是叠被子又是拍菜地，甚至从县城找来漆工把那锈迹斑斑的大铁门重新喷了一遍漆。

老板娘掐指一算，大官七日内必到。

果不其然，三日后的一个午后，全连上下焕然一新，军容严整，院内院外一尘不染，大官视察后很是满意。

终于把大官送出门，大家长出一口气之时，哨兵急急忙忙气喘吁吁来报：“不好了，大官的车被小卖部老板娘拦啦！”

几个队干部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又过一会，哨兵又来报：“队长，指导员，中官叫你俩赶紧过去一趟。”

我当时连个小官都算不上，没叫我。我偷偷跟在后面看热闹。

老板娘挺立在一辆丰田红杉面前，宛如战神，威严的001号车牌也被她的气势压了下去。大官总是亲民的，老板娘一把鼻涕一把泪控诉着自己的不幸，大官不时颔首，随后又给中官摆摆手，两个中官颠颠儿小跑过去，点头哈腰。没有训斥，大官还犯不上为这点事训斥中官。

老板娘是会来事儿的，一看大官亲自交办了，立马闪开了路。大红杉的V8发动机发出低沉悦耳的轰鸣，留下几个队干部在一片扬尘中被中官狠狠训斥，像霜打的茄子。

几天的迎检准备，白忙活了。

你如果认为老板娘就此要回了她的账，并且连队再也不敢欠她的账了，那就说明你实在对体制了解的太少了。当晚，我们紧急召开了士兵大会，严肃了纪律，对小卖部实施贸易禁令，从此谁也不准再去小卖部买东西，发现一个重罚一个。当然，这个禁令没过几天就名存实亡了，毕竟方圆几里就这一家小卖部，妥妥的卖方市场。总之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又让老板娘多看了几天笑话而已。这是后话。

至于账嘛，要是有钱，谁还赊账不是？

有些罗嗦了，人老了，说起往事就停不住。回到法庭上。

我的客户面临着跟小卖部老板娘一样的问题，活儿干完了，政府总想墨迹墨迹，不愿给钱。左要右要要不来，闹上了法庭。

一个敏锐的律师，至迟要在问话人问话结束的同一秒，捕捉到他问话的意图是什么。很显然，这个法官想和稀泥——活儿呢，你肯定是干了，但是现在政府这么困难，你们也别多要了，随便给你解决点别赔本得了。

这还只是法官问话的第一层意思，事实上，他这个问话里隐藏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陷阱：

技术服务，尤其是以智力成果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服务，它的成本应当如何衡量？

“你们有没有相应的票据？住宿、交通、设备租用什么的？”法官更进一步，要将“成本”限缩至“直接有形成本”，如果按这个节奏审下去，我们这份上百万的技术服务合同无异于空手套白狼，给扣个骗取国有资产的大帽子都有可能。

我必须作出反击：“首先我们认为本案与成本没有任何关系，合同已经对价款及结算方式做了明确约定，法庭只需要查明合同履行情况就可以了；其次，技术服务的成本本身就是难以衡量的，我们一屋子人坐这开庭开一天，可能只需要一人吃一碗烩面，那难道能说我们一天的成本是20块钱嘛？”

法官听我把他也拉进去，眉头一皱，嘴角抽搐了一下，想开口打断我，我赶紧话锋一转：“就拿我们律师代理案件来说吧，无非是制定好诉讼方案，做好诉讼文书，上庭来展示一下，‘展示’这个动作并不值多少钱，值钱的是酝酿、形成方案的智力过程。拧一个螺丝不值钱，知道把螺丝拧到哪里才值钱。我们选点的过程，就是摸索把螺丝拧到哪里的过程。”（笔者注：作为律师，我是不认同这个说法的，庭审绝对是法律服务中最值钱的那一部分，我在法庭上没有时间想出更好的类比，只能违心而论。）

法官看我不上套，又振振有词嗷嗷叫，似乎不太好对付，便不再作声。此后的庭审便波澜不惊了。

当然，这个案子后来还是和稀泥了，任何人都只能说服尚在摇摆的人，如果对方已经拿定了主意，你是万万说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