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没有成为一名非诉律师

无锡出差回来的路上。我与王律师都很放松，一路谈天说地。

王律师主要业务方向为非诉业务。我刚准备做律师那段时间，主要盯得业务方向其实就是非诉业务。当时我的考虑是，一是非诉业务不用上庭打官司跟人吵架，我从小就害羞腼腆，人一多就说不出来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也不像能端上诉讼律师（更别说刑辩律师）这碗饭的料子；二是我有财务教育背景，还有注册会计师资格证，搞非诉业务，专业对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那几年经济泡沫还没有破裂，金融被视作最多金、最体面的工作之一，而非诉业务，是距金融圈最近的法律业务。

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回过头来看。我要无比感谢命运，没有给我一份非诉业务的工作机会。我当时面试省内最顶尖的金融非诉业务团队，老板对我很满意，双方相谈甚欢，之后，他礼貌的拒绝了我。拒绝的理由，他没有明说，但我却能察觉到，他认为我一已经娶了老婆，二还刚得了闺女，已经不再适合做牛马。被这个团队拒了之后，我又辗转面试了很多家律所，由于简历上的检察院工作经验，所有律所给我的岗位都是刑辩律师岗。我搞刑辩，从源头论起来，颇有些被逼上梁山的意味。

命运经常表现出吊诡的一面。金融泡沫在我被这个团队婉拒后没几年就破裂了。这个团队服务的某个大客户，卷进了一场庞氏骗局式的集资诈骗案，团队里很多律师受到牵连，连当初面试我的老板也锒铛入狱。每当我偶尔回忆起当初与心仪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的场景时，内心都油然而生一股劫后余生的庆幸。

值得我庆幸的，不仅仅是避开了这个高风险的团队，而是远离了整个非诉行业。整趟高铁行程中，甚至在看守所的会见室里，王律师的电话铃声一秒钟也没有停歇过。不同于内地大多数看守所，无锡市看守所管理很人性化，律师进入会见区，不需要经过安检。这就意味着，如果律师们自己愿意，完全可以带着手机进入会见室。但可以将手机带进会见室，不意味着可以在会见室使用手机。

在布满监控的会见室里，手机绝对是头号敏感物品。一次在安阳市看守所会见。冬天，我穿了件风衣，只因在会见室里等待当事人时，手往风衣内衬里兜摸了一下，被省监管总队值班室的人通过三级网抓拍到，一个电话打到了看守所里。看守所两名工作人员迅速赶来，严厉训斥我，不准在会见室里使用手机，刚才总队已经电话通报下来了。我一脸懵逼，进门时压根没带手机，谈何使用？我再次将手探入内衬衣兜，识图向他们证明，自己刚才只是把身份证放进衣兜，不是掏手机。他们见我又把手伸进兜去，变得更加紧张，赶紧把我从会见室往外拉，一边拉还一边说：“你怎么还敢用手机啊！再被总队看到可咋办！”直到出了会见室，远离了遍布摄像头的走廊，我才终于有机会洗刷冤屈，成功证明了自己的清白。饶是如此，看守所方还是苦口婆心的规劝，让我在会见室里不要乱掏兜。理由很简单，“你用没用手机不重要，上头认为你用手机了很重要，上头认为你用了手机而且我们没管则更重要。”

手机嗡嗡作响，王律师却又不敢去掏兜，整场会见，他都像中小学班主任嘴里“屁股上长了钉子”的小孩一样，努力隔着裤兜按掉纷至沓来的电话，身体随之摆出各种千奇百怪的姿态。那一刻，我不厚道的想，倘若这是在河南，倘若这是在安阳市看守所，这会儿不知道已经冲进来几个工作人员了。

出了会见室，王律师向我展示了他的电脑桌面。整个桌面上密密麻麻摆满了各类文档。单是远远瞅上一眼，就足以使人满身鸡皮疙瘩。

我小心翼翼的说：“你可以下载个桌面整理助手之类的插件，能让桌面看起来稍微显得整洁一下。不过，最终，还是得养成经常归类的习惯，不要把临时文档都堆叠在桌面上。”

王律师淡淡的说：“这些只是我一天内经手审核的材料，隔天的都已经归档了。”

我说：“好吧，是我冒昧了。”

每个人最终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理舒适区”。正如我觉得非诉业务，需要全天在线（或许略有夸张，但每天十八个小时在线肯定是有的），随时响应甲方各种绝大部分毫无意义的需求，简直是一种生不如死的酷刑。王律师却觉得，这么大热的天，来回几千公里，只为了个把小时的会见，实在枯燥乏味。

不同于很难独立自主决定发展方向的“体制化”打工人，律师的执业方向，三分是机缘巧合，七分是个人选择。律师之间之所以广泛开展案件合作，说白了还是因为，绝大部分律师不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譬如倘若有离婚案子找上我，我也肯定会把案子推介出去。离婚案子倒是不难打，但办离婚案子就意味着要同时担任当事人的心理咨询师。随时准备在毫无征兆的深夜，包容她的倾诉与泪水。我可办不到。

刑辩业务虽然也不可避免兼任心理咨询师的困扰——其实中国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比例相当高，不过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加之传统文化带来的病耻感，没有引起广泛普遍重视，这导致很多职业在办理纯业务之外，要兼职“心理按摩”职能——但总体来说，刑辩业务的决策链条很短，无论出事前如何风光无限，一旦身陷囹圄，真正关心他命运的人绝不会超出三个。只要保持好与这几个“绝对少数”的良性沟通，案件就不会出大问题。

而非诉业务则完全不一样，甚至可以说，非诉业务的绝大部分工作，都是为了“留痕”、“甩锅”而工作，甚至是为了满足领导的情绪价值而工作（这在某些国企中更加常见）。用体制内的“文山会海”来类比非诉工作，我认为十分恰当。大家拼命装出努力工作的样子，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只是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把锅甩给其他人。

“锅”永远只会从权力势能高的地方，流淌向权力势能低的地方。非诉律师作为整个食物链条中处于最底层的一环，如何既能安全把钱挣到手，又把锅甩的干干净净，十分考验智慧。前文所说的锒铛入狱的团队大佬，便是没有处理好甩锅的问题，落得如此惨淡结局。

王律师最近也正在头疼一件事。一个国企客户，账上有多笔坏账呆账。谁都知道这些账早就不可能收的回来，但谁也不敢自作主张将其作为坏账核销。好不容易换了个新领导，想处理一下经年累月的“屎山代码”，也不敢下定决心。最终想到先找律师事务所出具建议核销的法律意见书，再进行账务处理的主意。你说这种法律意见书，你出还是不出？你出了，就给自己埋下一枚不知道何时可能会引爆的大地雷。现在动不动就是倒查三十年，无限翻旧账。N年后（以现在的形势看，这个“N”的数值可能会非常小），为这一纸法律意见书，扣你个国有资产流失的大帽子，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你要是不出？拜托，别以为你区区小律师，真能独立行使外部监督职能，你不出有的是人低价抢着出。拿了甲方的钱，又想片叶不沾身，一点锅不背，可能吗？普华永道，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百年老字号，不也照样乖乖给恒大出假审计报告，乖乖背锅？

执业风险，永远是律师之间聊不尽的话题。很多人，包括王律师，都认为刑事业务风险很大。事实上，这种认识很片面。这几年，出事被抓的律师，都是民商事律师，非诉律师。最惨的当属现在被打成套路贷那批律师，在当年，什么砍头息啊，软暴力催收啊，都是民间借贷领域基操。一朝政策环境大变，这些律师都被打成了套路贷黑恶势力的狗头军师。反观刑事律师，只要不触碰伪证、串供等高压线，基本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偶尔对抗太激烈了，顶天不过吃张司法建议函，搞个处分。总不至于坐大牢去。

我在刚当律师不久后，就敏锐的意识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律师是一个靠出卖时间和精力赚取经济对价的职业。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终归是有极限的。财务管理上，资金流转速度是一个关键的财务指标。假如把律师个体类比成公司经营的话，“案件流转速率”也应该具有同等的地位。比起如何接案，律师应该更关注，新接案件的流转速率如何，能不能刚性的结清退出机制。否则用不了多久，律师的时间和精力都会被占满，无瑕接应新的案件。

非诉业务与刑事业务，恰恰是“案件流转速率”的两个极端。除了少数非标刑事业务，如刑事控告、刑事申诉外，凡处于司法程序内的刑事案件，都要受到刑诉法明文规定的审限制度规制。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案件，他的流转速度都是可以合理预测的，案件退出机制是清晰且刚性的。而非诉业务则不然，甲方可不管你在洗澡在拉屎还是在睡觉，他们一个脑筋短路，你就得随时拿出电脑，硬着头皮写法律分析。随着时间推移，非诉业务还会有很明显的“滚雪球效应”，麻烦会越积越多，无法排解，终至像黑洞一样，将律师的时间与情绪吞噬殆尽。王律师凌乱的电脑桌面便是明证。

有句老话，我忘了是怎么说的，大概意思是，老天爷既然让你来到人世间，就一定会让你端上一碗饭。我们需要做的，便是寻到自己的饭碗，并把他端稳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