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还能有效辩护吗？能！靠玄学！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两个算是认罪认罚后又辩护比较成功的案件。

一个是靠“私交”，一个是靠“斗争”。一左一右，应该说有一定代表性。

第一个案件，发生在疫情刚刚开始不久，整个人类社会对新冠病毒还没有完成祛魅的时候。

之所以要特意强调这个时间，是因为疫情这个因素，对案件的后续进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直接改变了案件的走向。

是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如果按现在的司法政策来看，定帮信更合适。

帮信的证据标准更低，而且一定程度上引入了证明责任倒置。只需要很少的工作量，就能将整个银行账户框进来。

但掩隐则不然，要定掩隐，就需要首先达到“上游犯罪查证属实”的证明标准。。

这并不容易做到，会无形中加大侦查机关的工作量。很多侦查机关既没有足够的资源，也没有足够的兴趣“刨地三尺”。辖区内出了被害人报案，一般把被害人那笔给落实清楚，就算完事儿了，其他的可疑款项，有余力落实就查一查，没有余力也就算了。

检察院审查逮捕阶段，我第一次跟检察官见面。

都说无巧不成书呢，接过我的委托手续，看到我的姓名后，检察官问我：“你不会就是‘刑辩人在路上’的作者吧？”

竟然在这个偏远小县城，碰见粉丝读者了，还正巧是在办案件的承办人。也正巧当年我还没有油腻发福，他才能认出来。

俩人攀谈了好一会儿，东拉西扯，谈天说地，当时帮信罪刚走入司法实务，我们还探讨了一些关于帮信罪的理论问题。

最后，他友好的把我送到楼下，临别前还主动跟我握了握手，说：“现在这个案件还不太明朗，等公安把卷送过来，到了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再深入沟通。”

“上游犯罪未能查证属实”，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最有效的辩护切入点，没有之一。

果不其然，公安在这个案子上，也犯了懒。

在嫌疑人整张卡银行流水明显都高度可疑的情形下（按今天的标准，已经足以全部认定为帮信罪），依旧只严格落实查证了辖区内被害人报称诈骗的那一笔。

如果只移送审查这一笔，那倒也好说，至少没有把难题抛给检察院。

但办这案子的公安手里，好像又总有种朴素的正义感，觉得只追究这一笔，实在太便宜了卡主。于是，又通过公安内网，调取了几个外省被害人的关联报案信息。但调取的非常粗糙，只有一个内网OA系统页面截图，连他们的报案笔录都没有。

这连夹生饭都算不上，相当于菜市场捡了块烂猪肉，连泥都没冲干净，就要往检察院嘴里喂。

哪怕律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二话不提，这种案子也很难过了审查起诉这关。

更何况，我一向是个不太讲“人情世故”的人。一通提意见，把公安的起诉意见书和证据体系驳斥的体无完肤。

再见这位检察官时，气氛就略显尴尬了。

上次见面，属于票友见面会，不过多涉及公务，所以其乐融融。这回见面，双方都代入了角色，而且是相互对立的角色。

这种对立，是不因辩护人个人风格，或因私人交情而改变的。法律制度设计成这样，就是要通过公诉人与辩护人的交锋，遏制公权。只要辩护人尽责，就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与公诉人形成对立。

检察官的表态也中规中矩了许多，收下我的材料，说了几句官样场面话，就打发送客了。

审查起诉快到期时，我去会见当事人，顺便又去检察院跟检察官见面。

按照正常办案节奏，这个案子肯定是要退回补充侦查的，至少要把那几个只有报案信息的外省被害人情况落实一下。

但别忘了，这个案子的时间点，当时全国刚从第一轮大封城中走出来，国外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茬儿一茬儿的死人。

检察官见了我，表达了两层意思。

先是说公事。案子准备疑罪从无，准备只认定查证属实部分，因此量刑非常轻，基本能做到实报实销，问我是否同意。我当然没有意见，掩隐的量刑非常高，过账十万就能判三年以上，就不说整张卡了，光是把卷里那几个被害人都落实一遍，就凉透了。

看我同意认罪认罚，然后开始说私事。毕竟有公众号粉丝这层额外的链接纽带在，聊得开一些。我还没开口问，检察官主动开口吐槽：“这案子本来要退给公安补查的，但是公安不想往外省跑。话说的还可难听，什么‘你们检察院也有侦查权，你们自己咋不去？！’去他丫的，不去就不去，不去不给你认定了！”

我捂着嘴就想笑。心说这要求要放在平常，倒也稀松平常，但眼下是什么光景，谁的命不是命？让人家出省调这么个小案件的几份小笔录，跟让别人去炸碉堡堵枪眼也差不多了。人家没直接骂娘，都算不错了。

检察官又说：“另外咱们毕竟也算缘分，也是看在你面子上。”

我连忙点头，称谢。

这情咱得领，不领说不过去。

“面子”的作用可能有，但作用可能微乎其微。要不是疫情那个极短特殊情况，光靠公众号粉丝这点私人关系，恐怕不足以改变案件走向。随便查查就搞到三年以上了，根本搞不到一年以下实报实销的效果。

读者朋友们也不用过于介怀，是不是律师又作了恶，放纵了犯罪分子。

不存在的。

是时，帮信罪的适用已经大规模展开。只不过偏远小县城，节奏总是慢上半拍，还没有习惯运用这个打击电诈相关联犯罪的“大杀器”，才有了上述围绕掩隐的技术层面博弈。如果按帮信来定，也就是一年上下，与这个当事人的实际量刑，相去无几。

第二个案件，跟时局就没多大关系了，是因为检察官自己犯了错，被我揪住了。

很多检察官，有搞“认罪认罚突袭”的坏习惯。

案件一到检察院， 趁着律师手续还没交过来，火速动员嫌疑人认罪认罚。

在这个案子之前，我就吃过这样的亏。

周一去问，说案子还没进审查起诉。

周三再去问，说已经认罪认罚并且诉到法院去了。

搞得我好不尴尬，非常被动，差点被家属归为“骗子律师”。

从此以后，我就留了个心眼。凡是侦查阶段就接手的案子，在审查逮捕阶段，交给检察院的代理手续上，一定注明，代理期限至一审终结之日止。哪怕家属暂时只委托了侦查阶段，我也这样交上去。

就是这个不经意的习惯改变，使我在这个案件中，完全扭转了被动局面。

这个案子，遭遇了几乎同样的剧情。

头天下午，公安往检察院送卷，第二天上午，检察院就跑到看守所，“突袭”签订了认罪认罚。要不是我第二天下午就跑到检察院去阅卷了，并因搞突袭的事儿与检发生了激烈冲突，恐怕第三天检察院就要往法院诉走了。

客观的说，检察院喜欢搞“突袭式认罪认罚”，主要是为了提升诉讼效率。

“突袭”不等于“错案”，这是两个概念。

比如我首次遭遇“突袭”的那个案件，当事人是一个电诈团伙的漏网在逃犯。在外跑了两三年，由于精神压力太大，主动投案。案件的事实早已查清，连他在团伙中的地位作用，都一清二楚。刑期早就被同案犯锁死了，没有什么弹性。只等他到案，走个诉讼程序，出个判决书就完事儿。

这次这个案子也是，公安以组织卖淫罪立案侦查，介入的早，检察院在批捕阶段，就对我的当事人变更了罪名，改成了介绍卖淫罪。

这个检察官给的量刑建议，说实话也中规中矩。如果不是他故意搞突袭，而是正常与我沟通，我基本上也会同意这个量刑建议。

但是，他在明知道我作为辩护人存在的情况下，依旧绕过我搞突袭，这令我无法接受。

人，各走自己的路，不妨事。但一定要心存善念，不要动辄一边走自己的路，一边顺手拆别人的桥。

检察官可能觉得，“突袭”能省不少事儿，而且反正我没办错案，任谁能怎滴？

司法机关与律师间的很多冲突，都是在这种“图省事儿”、“无所谓”的心态下造成的。

人要学会换位思考，要有基本的共情。

你倒是省事儿了，可律师没法交差了。

说好的审查起诉阶段大有可为，结果这边卷还没阅到，那边认罪认罚就签完了。

律师轻则退费，重则被骂骗子。

当然，是退费更严重，还是被骂骗子更严重，每个人理解不一样。我个人认为后者更严重。

你让律师无法在程序框架内开展正常辩护，那律师肯定会琢磨盘外招儿，找补回来。

我二话不说，投诉控告了这个检察官，理由是：明知道已有辩护人（此前在批捕阶段交的手续立了大功），还故意在辩护人未到场见证情况下，通过值班律师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无效，应当重新协商，重新签订。

一番搅屎组合拳，最后又打下来俩月。

这俩月，倒更像是检察官为了息事宁人，纯粹白给的。

你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之所以搞突袭，本来是为了省事儿，结果事儿一点没省了，反而让工作量翻了好几番。

两个案子，从结果上看都很好，应该属于所谓“得到有效辩护”的认罪认罚案件。

但我左思右想，复盘来复盘去，并不觉得有什么收获。

任何案件的成功办理，都离不开玄学因素。

但玄学显然不是我们要总结、提炼、传承的那部分。

客户问你：“律师，你哪方面最有优势？”

你总不能说：“我运气特别好，每次都能撞着大运。”

是的，归根结底，这两个案子都是靠运气。

不论是碰见熟人承办，还是碰见司法官犯低级错误，本质上都是撞大运。

我想找到哪怕一丢丢，能够复制粘贴到其他案件中普适的经验，可惜都没能找到。

追过几集美剧《风骚律师》。

小律师为了跟公诉人谈量刑，追在屁股后面，一直追进厕所。终于趁检察官扯开裤裆准备嘘嘘时，找到了机会，一手抢着接过检察官手里的公文包，这才算搭上了话。

检察官甚至想不起来小律师说的案子是哪个案子，连续报了三四个人名，才终于跟小律师对上号。

最后，就在灯光昏暗，满墙尿碱的厕所里，伴着检察官尽情释放的哗啦声，小律师终于为自己的当事人争得了两个月减刑。

认罪认罚了，还想充分博弈，有效辩护，属实属于比较奢侈的想法。

中外皆然。

如果硬要无中生有强行总结的话，那就是，还是要穷尽所有努力，毕竟“越努力越幸运”。

鸡汤味儿太浓了，令我很不适。

但一想，连我们大洋彼岸的同行们也如此狼狈，心里又莫名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