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的权力

东昆案又进二审了，现在的程序应该叫“重审二审”。讲真，执业这么些年了，还是第一次把官司打到这么靠后的程序。

其实要我来说，这场官司本没有必要打。早在重审一审下判前，法院就多方斡旋做工作，说只要东昆放弃上诉，他们就去给检察院做工作，让检察院也别上诉。

如果这个说法属实，说明一审法院改判前就跟中院私下通过气，中院完全支持他们的改判。

不知道大律师们碰见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哈，反正我个人觉得，是挺不错的结果了，完全可以接受。

但东昆和他老婆是真的刚，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俩人再次心有灵犀般，坚决要求上诉。

一审判决送达时，东昆当即在宣判笔录上签字画押上诉，小法官回到院里作了难，估计还免不了被领导批评一顿，又带着助理回看守所提审东昆，苦口婆心劝了一下午，然而东昆却依旧坚决要求上诉。

刑事案件离不开对抗和斗争，为什么说刑辩江湖精彩纷呈，就因为大家天天都在斗。而且是比战天斗地还要精彩得多的斗，教员不都说了，与人斗，其乐无穷。

但是斗争也要讲究个方式方法，最好的斗争是斗而不破，毕竟对手是国家公权力，胳膊拧不过大腿，斗破了没得谈了，头破血流的还是自己个儿。

而且斗争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搞清楚斗争对象。我当年考研时系统接触教员的著作，顿时佩服的五体投地，革命的第一要义是辩明敌友，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鞭辟入里，直击本质。都说《毛选》是屠龙之术，读来能够大幅提高认知，我准备下本书就开《毛选》来读。

还说回东昆这个案子，检察院抗诉的刑事案件，首要任务是防止更坏的结果出现。况且东昆已经在看守所里实打实住了近四年，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只要能平稳着陆，并且保留后续继续申诉的火种——这也是为何东昆和他老婆要坚决上诉——就完美达成了诉讼目标。

现在来看，案件的阻力明显不在法院，而在检察院。事实上，在很多刑事错案中，检察院都扮演了一个偷偷躲在暗处使坏的不太光彩的角色，作为二传手，他们可以很方便的把皮球踢出去，不是公安瞎搞，就是法院瞎判，你们出门该找谁找谁去。但二传手传出去的只是信访压力，错案责任却还要依法承担。所以经常能见到很多检察官在庭上睁着眼睛说瞎话。

我个人就是从检察院出来的，能走到今天，成一个还能勉强养活自己的刑事律师，与检察院的培养密不可分。所以我对检察院有很深的感情，一般不会主动教唆家属去告检察院，但东昆案是个例外，因为检察院的吃相实在太难看了。

检察官有出庭支持公诉的法定职责，这没有问题，我理解；由于国情特殊，许多事情检察官个人做不了主，这也没有问题，我也理解；我从来没有不切实际的奢求过每个检察官都绝不作恶，哪怕面临各方压力，也能勇敢说不，甚至在必要时坚决辞职对抗，不与罪恶同流合污；但我认为，人在受迫作恶的时候，枪口应当抬高一公分。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你执行命令履行职务，可以，但请不要入戏太深，一副要对犯罪分子啖其肉饮其血的作派，实在令人厌恶。

也正是因为重审一审开庭时检察官的吃相太难看，庭后我立即起草了敦请检察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稳妥处理同案犯文朋漏罪问题的法律意见，并让家属发动所有的信访渠道依法提交。这份意见书大约起了点作用，提交不久，检察院就同意变更指控罪名为催收非法债务罪，这样可以在技术上模糊涵盖包括非法拘禁在内的所有催收行为。处理思路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在于，东昆案拖的时间太久了，催收非法债务最高判三年，而同案的三个人，羁押时间都已经达到了三年以上。东昆还好说，他还另犯了一个虚开发票罪，能够凑够刑期，但另外俩人就凑不够了，于是最终的判决书中，文朋和另一个同案都同时定了非法催收和非法拘禁俩罪，勉强凑够了三年半刑期，草草放了出来。

其实法院完全没必要这样做，我们的国家赔偿原则是“无罪赔偿”，就是说，只有彻底判决无罪的案件，国家才赔偿。即便最终判决的刑期少于已经实际羁押期限，只要能有一个罪定得上，没有彻底无罪，国家就没有赔偿责任。拿东昆案举例，由于他身上背着个虚开发票罪，虽然这个罪最多只能判他两年，而他已经实际住了三年七八个月，但只要这个罪还在，哪怕最终判决书上只以虚开发票一个罪判两年，他多住的这一年七八个月，也不涉及国家赔偿问题。

但这样的判决多少有些惊世骇俗，至少我迄今为止还没有听说过（再审改判除外）。刑事案件追责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在一系列追责手段中，金钱是其中最不重要的一环，部门考核，个人业绩，领导仕途，等等拿不上台面，却又现实存在的因素，哪一个都比区区赔点钱更让他们肉疼。所以即便对于明显错案，中国的法院总体上也是和稀泥，想办法弄个“实报实销”，是为所谓中国特色的无罪判决。

正是由于法院不想首开这种严重突破公众认知极限的先例，反而给重审二审阶段向检察院继续施压提供了便利。我们要求你依法处理其他俩人漏罪问题，好家伙，你们不仅不处理，还反而把人给放了。

我这人不太喜欢搞那些庭外辩护，但现实所迫，有时候不通过庭外的手段，根本没办法与他们对等沟通，但即便如此，不得不动用庭外手段时，我也一定会先通过正式渠道沟通，沟通不畅后才会启动庭外手段，先礼后兵嘛。

与二审检查员的初次沟通还算顺利，我说委托手续和法律意见书给您邮寄一份，他很爽快的说好啊，我又问那收件人和收件电话咋写，他告知我，写第一检察部小伟收即可。总之，沟通在友好融洽的氛围中结束。

然而我可能失误在，挂掉电话后，又通过12309检察服务平台递交了相关法律意见书。我猜，后来小伟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拒收邮件，不接电话，可能与此有关。提前见到了法律意见书，知道来者不善，干脆当起了鸵鸟，玩失踪了。

EMS一连派件派了三天，始终派不出去，今天上午给我打电话，说要退件。我对EMS说，你先别着急，我寄之前跟收件人联系好了的，我下午再跟收件人联系一下，如果还没人接收的话，你再退件。

结果下午我又打了一下午电话，这个小伟依旧神隐。倒也不像是办公室没人，如果办公室压根没人，电话应该是一直忙音，但我拨打时，提示五六声忙音后，转而提示号码不在服务区。就感觉怪怪的，像是那边作了挂断处理。

我二话不说，直接让当事人到检察院信访。也巧，今天正好是检察长接访日，检察长安排十部的人接了件，当即签字批办给了小伟。

说实话，我很不理解，为什么这些司法官总是对抱有善意，通过正式渠道的沟通请求置之不理。现在各种庭外辩护大行其道，谁闹谁有理，逼得律师和家属一个二个都成了法闹、访民。

权力越傲慢，反抗也越激烈。只有激烈的反抗，才能引起权力的重视。刑事辩护诸多乱像，家属和律师有责任，不乏火上浇油火中取栗的亡命之徒，但问题根源还在于权力。但凡权力能稍稍谦卑一点点，谁又愿意没脸没皮的去上访，去法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