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坚决抗争者

很长时间以来，老王的案子是我的一块心病。

老王对上诉并不坚决，而“尊重他人命运”又是我的处事原则。第一次见老王，是在三看的定点医院。当时疫情虽已结束，但会见政策还未恢复到疫情前，老王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倒是给方便了我会见。

在我见老王之前，他原来一审阶段委托的律师已经见过他，老王明确对一审律师表态说不上诉。正如住进ICU的病人，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掌握在家人手中一样，住进看守所里的人，命运也很大程度被在外的家人主宰。

正是家人的倔劲儿，改变了老王案件的走向。用现在很火的一句网络流行语来说，叫，命运的齿轮从那一刻起开始转动。

现在回想起来，老王家人的倔劲儿完全发乎于感性，几乎没有任何理性的成分。老王是村支书，除了大儿子在渔村当军官以外，老伴、二儿子、女儿们的生活基础都没有完全脱离乡村。他们的想法很质朴，大概就像我在《农村的事儿太复杂》里所描述的，挨打一定要反击，否则就没脸在村里活下去了。

劝老王上诉的过程很艰难，他的一审律师是县城当地一个红顶律师，在懂行的人看来，这属于debuff叠满了。“本地律师”一个属性，就足以让律师唯唯诺诺不敢言语了，他还偏是个红顶律师，官方白手套。

刑事案件，尤其是要打无罪的刑事案件，其中最大的误区便是，相信自己能找到关系，并且相信关系会坚定不移为自己好。动物园里的动物尚且能够分辨“一顿饱与顿顿饱”，更何况终日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能人”呢？且不说你找到的所谓关系是不是真关系，即便是，你又能给关系多少好处，让关系不惜以破坏自己全部资源网络为代价，办你的事儿？

老王是个当了一辈子老农民的村支书，本来就有“民不与官斗”，“遇事找关系”的顺民思想，再加上一审红顶律师大力洗脑劝降，早就坦然接受了判决结果。

见到又有律师来，老王表现得很诧异，我口干舌燥劝说了一上午，老梁眼神依旧飘忽不定，脸上写满了怀疑，说：“还是不上诉了吧，我在号里恁长时间了我知道，上诉没有用啊，都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我一听也泄了气，说：“你家人给我说一定要上诉，我还以为你们都说好了，要不这样，你写几个字，我有个凭据，出去后也好给你家人交差。”

第一次会见就这样结束了，我把老王写的字据拿给他老伴和儿女们看，家人全都不依，要求我务必再想想办法劝劝老梁。当天晚上，我根据会见了解的情况，仔细研读了一审判决书，觉得这个案件很有意思，疑点重重，极有可能是冤假错案，便连夜写出了六七页纸的上诉状。由于此时还无法看到卷，这个案子的问题远比我在上诉状中叙述的多得多，严重的多，以至于二审庭审中，上诉状中的观点基本上一句也没有再提起过。

在中原当一个走技术路线的刑辩律师，总体上是一件比较轻松的事。在这片洼地上，你仅仅需要把真话讲出来，把该行使的权利行使掉，就已经足称勇敢。家属看完我写的上诉状后，连连称诺，说无论如何都要说服老王务必上诉。其实仓促之间写的，又没有看卷，能好到哪里去？不过都靠同行衬托罢了。只不过比着一审的当地认罪红顶律师，自然还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第二天，我又准时来到医院，继续劝说老王上诉。三看在押人员上诉，一般由律师写好上诉状后交给上诉人，再由上诉人通过管教干部向法院提交。但老王当时关在医院，我不太清楚医院会不会帮忙转交，转交渠道是否通畅，便多留了心眼儿，除了留足让老王自己通过管教提交的上诉状以外，还让老王多签了几份儿交给我。

老王读了上诉状后，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反抗的念头开始占据上风，他向我要了一张白纸，再次给家人写信。这封信里，老王的语气硬了许多，说自己是冤枉的，是被迫认罪，无论上诉结果好与坏，都要坚决讨个说法。

但是到了签上诉状时，老王又犯起嘀咕来，嘴里嘟嘟囔囔：“这一上诉，纪委肯定还要弄我的事儿，说不定还要再加我的罪。”

连续两天的劝说工作已经耗尽我的耐心，眼看终于做通了思想工作，到了签上诉状的时候，老王又来这出，我心里的火儿立马窜了上来：“老王，你别嫌我说话难听，你也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你说破大天也就是个小村支书，连个编制都没有，人家纪委哪有空天天盯着你？就是把你枪毙了，人家又能立多大功升多大官？！”

我喜欢当刑事律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乙方角色，由于专业鸿沟及信息壁垒的存在，律师可以在很多场合下获得压倒甲方的地位优势。

果然，吼了老王几嗓子后，老王怔住半晌，许是觉得我说得有道理，终于不再言语，叹了口气，拿起笔，开始继续签字按手印。

第二次见老王，并签上诉状这天，恰逢周六。也是老王命好，刑事案件上诉期为十天，家属委托我的时候，上诉期已经过去了一半。周日是上诉期最后一天，根据刑诉法规定，可以顺延一天至下周一。而三看开放了周六的律师会见，这才让我拿到了老王签字授权的上诉状，赶在上诉期最后一天，紧急启动了上诉程序。

案件正式进入二审后我才得知，幸好我手上留了几份上诉状，并绕过老王直接交到了法院。老王当天与我作别，回到号里后，管教和号友见他手里拿着一大叠上诉状，又开始对他洗脑：“上诉没有用！别折腾了！律师就是想骗你的钱！”老王最终没有自行提交上诉状。如果不是我去提交，那么便没有之后的二审程序。

当然，如果说老王是被我生拉硬拽，甚至“裹挟”着进入二审程序的，倒也不对。人的“自由意志”其实很薄弱，极易受到外界环境干扰影响，个体很容易自我阉割掉个人意志去迎合群体，当身边所有人，上到掌握权力的管教，下到同患难的狱友都说上诉没用，老王即便出于合群考虑，也会下意识地压抑自己的上诉想法，况且他的上诉意志本来也不太坚决。

事实上，整个二审过程中，老王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坚决的时候，能气的拍桌子，说就是在监狱里住死，也一定要个说法；犹豫的时候，又满面愁容，说他一个老百姓，上头又没关系，怎么斗得过政府？

老王属于心事儿比较重的人，我看过他出事儿前的照片，白白胖胖，总有一百七八十斤，下巴上的肥肉一直褶皱到脖子，一头黑发。而我面前的老王，真的是不折不扣的“老”王了，瘦得皮包骨头，头发全白，脸上布满沟壑。

认罪，他不甘心；反抗，他不坚决。

越是这样的人，刑事程序对他的摧残就越严重。说摧残好像有点不太正能量，或者更准确的说，这也是一种刑事程序的惩罚机制吧。

到了后来，我已经懒得跟他讨论“如果上层没有关系，民到底该不该跟官斗”这个话题，但每当老王提起这个话题，我的心头便好似有一朵乌云飘过。

老王拥有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所具备的所有品质，他们习惯于交出所有可能导致责任承担的事务的主导权，这是一种古老的浆糊学传承。我之所以绝不“介入他人命运”，正是不想与这种古老的浆糊学扯上任何关系。老王通过不时表达对上诉的疑虑，释放了这样一个信号，如果上诉导致了什么负面后果，那么他将拒绝为此承担责任。

这又回到了律师行业本质的问题，好像无论什么律师，干到最后，都是个背锅的。这世上有太多比律师的个人感受、工作获得感、甚至执业安全重要的多的事儿，当需要牺牲点什么东西时，律师一定是最优先被牺牲掉的那一个。

所以，我始终认为，对于一个律师来说，比起挣钱，安全要重要的多。这个安全既包括人身上的安全，也包括情绪上的安全。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有人喜欢以牺牲安全的方式挣钱，比如《以后少接或不接侦查阶段案件》中提到的律师，那个律师属于比较极端的，敢直接拿人身安全换钱，大部分律师没这么大胆子，无非是坑蒙拐骗那一套，成了就赚大的，不成就退点钱赚个小的，不过既然给了客户很高的期待值，就要扛得住客户一轮又一轮的情绪价值索取，这时候牺牲掉的便是情绪安全了。

在等待二审结果的日子里，我多次回忆并复盘代理老王案子以来的每一个动作，想弄明白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到底因为什么，我丧失了情绪安全冗余，尴尬地站在了一个需要为他的命运负责的位置上。

想来想去，大约还是因为劝说他上诉过于用力，过多介入了他的人生决策。

今年张雪峰特别火，我很佩服他，敢给人在高考报志愿这么大的人生抉择上出建议。我记得我当年还没高考时，班主任就再三强调，报什么志愿自己琢磨，不要去问他，如果硬来问，他就说报郑大，理由是反正走一个一本他就是两千块钱奖金，你们报什么北大浙大，万一走不了，他一分落不着。后来考试完，班里聚餐，气氛先是很热烈，狂欢了一会后，大家意识到，离别的时刻到了，于是气氛又突然变得很伤感。班主任借着酒劲，谈到了自己为什么不愿意就报志愿问题给出任何建议，大约就是刚毕业时，给人提建议，人也照着报了，但是报完之后又后悔，一次酒后还出言不逊，说班主任误了他，令班主任大为光火，从此再不回答任何关于报志愿的问题。

从我这个班主任的遭遇来推断，张雪峰很快会彻底翻车。他今年遭受的围攻，还仅仅来源于第三方，这不足以摧毁他，等到他的客户开始反噬时，就是他彻底凉凉之日。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的考生反水，那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基数，足以彻底摧毁他。

高考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生命中最大的事，没有之一，而且这事儿还是一锤子买卖，这与他原来搞考研咨询完全是两码事。除了高考之外的任何考试，都可以没有任何代价和压力的无限次重来，我读研的时候，住了三年单间，概因专业太差，凡是不幸调剂成我室友的，一个也没来报到。

所以说永远不要帮助别人做决定，这又隐隐暗合我一开始便反复强调的那句话，“尊重他人命运”。

有主意的人不会问，问的人一定没主意。越是跟没主意的人打交道，越是要“尊重他人命运”。

还好老王的案子最终发回了。我也终于从情绪安全缺失的尴尬处境中解脱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