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们都去哪儿了？

最近很多案件都在拿被害人出庭做文章。

这张牌，我前年在办理某套路贷冤案的时候就打过。

打之前，我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犹豫。

被害人出庭，绝大多数情况下，对案件没什么好处。

当初办某诈骗案时，被害人每庭必出，出庭必哭闹，庭外还磕头，搞得场面很被动。本来是个冤案，也弄得像我们坑害了对方一样。

观感既不好，也影响法官心证，更为法官纠错增添了顾虑。现在他只是在法庭哭，将来他找到我家门口去哭，可咋整？

后来逼得实在没办法了，我方当事人家属也去法院下跪磕头，才算勉强平衡了对方的魔法攻击，案件最终得以纠错。

由于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打被害人出庭这张牌前，我非常谨慎，再三向当事人本人及家属释明：“被害人出庭是柄双刃剑，假如他出庭后假话咬死不松口，或者干脆一哭二闹三上吊，那效果未必好。”

刑事案件，一定要充分发动家属这个同盟军。这个被害人身份很特殊，是当地司法系统某领导家的公子哥儿，案发前，跟我当事人关系不错，大致属于“狐朋狗友”关系。家属用能给我充分自信的口吻说：“放心吧，刘律师，他家这个孩儿我们知道，瓜得很，他不敢出庭。他只要一出庭，保管露馅。他爹妈也不会让他来丢这个丑。”

得到家属的准确情报后，我开始大打特打被害人出庭牌。果不其然，家属的判断非常正确，这个被害人从二审打到重审一审，又打到重审二审，最终也没敢露面。

这个套路贷案件，最终能够翻案，命门就出在被害人身上。他在案件侦查阶段，对案件事实作出过非常致命，且截然相反的陈述，足以扭转整证据链条。

就案件当时的辩护局面来说，我们咬死要求他出庭，而他不敢露面，其实是最好的局面。案卷中的矛盾已经足以推翻原审认定，他一旦上了庭，信口开河，强行修复了这个漏洞，案子反而不好解决。

作为被害人，无论他来说什么，哪怕人尽皆知是睁眼说瞎话，法院基本都会无脑采信，这种经历，相信很多辩护人都有过。

强烈要求被害人出庭，而被害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敢”出庭，可能是大多数情形下，打出“被害人出庭”牌所能获得的最佳局面。

有时候也未必是“不敢”，而是“不便”，比如由于身份特殊，厌讼心理，诉讼成本都多方面考量，决定放弃出庭。但无论如何，只要被害人经通知后不到庭，尤其是经辩护方强烈要求后仍拒不到庭，在观感上都会令人认为是“不敢”出庭。

对于冤假错案来说，在法庭上当庭拆穿被害人谎言，当然是理论上的最优解。但既然是“理论上”，潜台词便是，这种效果通常难以实际达到。

被害人既然敢来出庭，要么是对案件有把握，不怕当庭对质，要么是痛感过于强烈，对被告人怀有深刻仇恨，非置对方于死地不可。

律师不要过分迷信盘问技术，指望能在法庭上靠抖机灵脑筋急转弯，三言两语拆穿谎言。

如果盘问技术那么有效，那刑讯逼供早就没有生存土壤了，但实际上，刑讯或变相刑讯，一直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游荡在刑事侦查的旷野中。

最近很火的郑州中院刑辩天团中原会战案，光排非就搞了一个多月，侦查人员，看护人员依次出庭接受盘问，结果也没有实现击溃对方的战略目的，最后还引发了一场关于“赌咒发誓”是否有用的大讨论。

对于被害人人数众多的案件，又有两个显著特征，非常有利于开展辩护工作。

一是一定能找到被害人，认为自己“没有被害”。哪怕是涉黑涉恶案件的被告人，背后也一定有自己的基本盘。但是司法程序无从甄别纷乱的“派系”，只能一刀切全部列为“被害人”。基本盘们当然不会认为是“被害人”，也不愿意当这个被害人。自己势力的头脑们被打掉，会导致自身利益直接受损。他们甚至会有强烈的冲动，积极参与到诉讼之中，为代表自己利益的被追诉人说话。

二是绝大部分被害人，对参与词讼呈高度排斥态度。一对多的涉众型案件，基本的运转逻辑是，“从每个人身上搞十块钱，而绝不从一个人身上搞一万块钱”，走的是“广撒网，大捕捞，愿者上钩”的路子，羊毛绝不逮着一头羊薅。看似案件被害人很多，但单个被害人的痛感并不强烈，没有很强的追诉欲望。国人有深厚的厌讼思想，巴不得一辈子不沾染公检法，很多被害人连做个笔录，都需要公安反复做工作，才肯出头，更不用说去当庭指控了。

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在被害人众多的案件中，打“被害人出庭牌”，很有可能收到奇效。

效果甚至比我那个套路贷冤案更加显著。那个案件中，也只是做到了“引而不发”，动摇法官内心确信的程度。试想一下，假如一个案子有一千个被害人，其中八百人压根不愿露面，另外二百人则出庭坚称自己没有被害。那该是多么有戏剧张力的一幕！

科学技术领域有“技术大爆炸”现象，即科技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呈现平稳态势，但又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急剧陡峭拉升，就像发生了大爆炸一样。

我们很可能正在经历刑辩领域的“技术大爆炸”。我能明显感受到，近年来，刑事辩护的对抗性越来越强，对抗战场越来越向场外蔓延，对抗武器库越来越多种多样。

就拿向司法行政机关投诉控告司法鉴定机构这招来说，当年徐昕律师在芜湖谢留卿案使出这一招并收到奇效时（也可能他不是场外投诉第一人，但他有非常强大的流量能力，我个人的确是从这时受他启发才打开场外辩护思路），我整个人仿佛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那种震撼，不亚于 90 年代的兔子，前一秒还正笑嘻嘻准备吃海湾战争的大瓜，看鹰酱如何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无力自拔，结果后一秒就被鹰酱的降维战法震撼到 emo 了。

但时至今日，场外投诉司法鉴定机构，几乎已经成为对抗性刑事辩护的标配。连我这样胆小怕事的良民律师，只要发现司法鉴定意见有问题，也绝不会停留于庭上不疼不痒发表质证意见，而是直接向其主管司法行政机构致函投诉。在好几个案子中，投诉都收到了奇效。且据我观察，仅在我朋友圈的律师同行当中，就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人，将场外投诉司法鉴定机构作为了对抗性辩护标配。可以说，场外投诉鉴定机构，已经从当年的开天辟地之举，成为今天的刑事辩护标准动作。

强烈要求涉众型案件被害人出庭这张牌，是在刑事辩护的对抗越发激烈，控辩双方的共识区间越发稀少的大背景下，新一轮“技术爆炸”的最新产物。

我很期待它所能收到的实际辩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