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书：关于陈丹涉嫌诈骗案应当中止审理，补充侦查的法律意见书

京汉区人民法院并京汉区人民检察院：

辩护人认为，鉴于庭审中出现的新情况，本案已不具备继续审理的现实条件，应当先行中止审理，就陈丹当庭揭发所遗漏重要同案犯张明的涉案情况及刘丽与孙然间经济纠纷情况等问题进行补充侦查，并待补充侦查终结后，再行恢复审理。

详述如下：

陈丹涉嫌诈骗罪一案，于4月11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

庭审过程中，陈丹补充供述了同案犯张明涉案的具体情况并就刘丽与孙然二人间存在大额经济纠纷可能错误载入其本人犯罪数额中的情况进行了补充辩解。

其所供述及辩解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微信账号“缘分”（即冒充“张震”身份的微信账号）系张明控制使用。

二是手机号“150XXXX9067”（即冒充“副市长”身份的手机号），同样系张明控制使用，其虽然也操作这个手机号，但相关聊天内容，均系张明授意。

三是本案涉案款项去向，有500余万元，通过转账或现金交付的方式，流向了张明。

四是孙然与刘丽间存在经济纠纷，孙然曾向刘丽借款80万元，因孙然银行账户被法院查封，该笔款由刘丽直接转给陈丹，陈丹随后将钱转交给孙然。但该80万元，目前也被计入了其本人的诈骗数额，与事实不符。

五是其在京汉分局办案民警办公室内，通过微信转账，向一女性工作人员转款10万余元。当时办案民警称，该十万余元系退赃。但目前的卷宗材料内，未见到该笔款项的具体去向及最终性质认定。

陈丹所供述的第一、第二、第三项内容，关系到本案是否遗漏重要同案犯张明的重大认定以及关系到能否最大限度追赃挽损，修复社会关系，实现良好的办案效果。

张明是否涉案，涉案程度多深，是查清陈丹涉案程度，理清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先决条件。

若陈丹当庭供述属实，本案无论从犯意发起，还是犯罪实施，直到最后赃款分配，张明都当之无愧居于主导、操控地位。陈丹极有可能只是被张明操控利用而被动参与犯罪的从犯。

此外，根据陈丹的供述，本案绝大部分涉案款，都流向了张明。只有查明张明涉案情况，追回涉案赃款，才能最大限度挽回被害人损失，修复社会关系，实现良好的办案效果。

陈丹所辩解的第四项内容，关系到本案具体涉案金额能否查清的问题。，目前起诉书认定涉案金额的方式过于简单粗暴，只是将孙然与刘丽二人与陈丹之间发生的经济往来，进行了简单的对账加总，而后将其差额作为涉案金额指控。

这种计算方式，没有考虑孙然与刘丽二人与陈丹个人之间发生的与案件无关的其他经济往来，也没有考虑孙然与刘丽之间通过陈丹发生的经济往来。

若陈丹当庭辩解属实，则孙然经陈丹向刘丽借款的80万元，显然不应当计入陈丹的犯罪金额。

更重要的是，这反映出起诉书指控逻辑的重大漏洞。对侵财类犯罪的指控，查清具体犯罪数额，是最起码的证据要求。起诉书仅以900余万元的约数指控，是对刑事诉讼证据标准的严重背离。

陈丹所辩解的第五项内容，很有可能关系到办案人员的纪律作风问题。我个人无条件相信我们的公安干警能够严守办案纪律。但从辩护人履职的角度，目前卷宗中确实没有关于陈丹所述该笔款项去向的相关材料。希望通过此次补查，就该笔款项去向问题一并进行说明，以打消陈丹本人及其家属对办案人员的疑虑。

此外，从辩护人的角度，本人依旧认为，起诉书将刘丽列为被害人，是不妥当且突破刑诉法授权的。

辩护人对刘丽的遭遇深表同情，同时对刘丽案发后积极筹款退赔被害人的行为表示由衷赞赏。

但道德判断不能代替法律判断。诈骗罪中的被害人，是指其本人财产性权益因嫌疑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直接损失的人。

刘丽虽然在案发后用个人财产退还被害人，其代理人认为，也可以扩大理解为遭受了“财产损失”，但辩护人认为，这个“财产损失”，其内涵决不能等同于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失”。

刘丽本人，并没有请托过任何事项，也没有向陈丹交付过任何个人自有资金。其本人，没有因陈丹的诈骗行为遭受直接物质损失，不符合刑法中被害人的认定条件。

另一方面，本案中众多因办理请托事项而遭受财产损失的真正被害人，则因起诉书的错误认定，而被阻隔在刑事诉讼程序之外，相当于被剥夺了维权路径。

在民事诉讼当中，一方当事人众多的，可以推举诉讼代表人，进行“借名诉讼”，但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身份，是一项与自然人身份严格绑定的诉讼权利，目前刑事诉讼法体系中，没有任何关于被害人借名诉讼的授权性规定。起诉书将刘丽单独列为被害人，代表其余人员参加诉讼，事实上突破了法律授权，违反了“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法理。

希望通过此次补查，也能将被害人身份认定问题，予以一并解决。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鉴于庭审中出现的新情况，本案已不具备继续审理的现实条件，应当先行中止审理，就陈丹当庭揭发所遗漏重要同案犯张明的涉案情况及刘丽与孙然间经济纠纷情况等问题进行补充侦查，并待补充侦查终结后，再行恢复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