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律师让我跟他上午十点同时办理会见，以便当事人趁机串供

很多年前的事了，连当事人的姓名，事情发生的地点，我都不太能记清楚了，应该也没什么好避讳的了。

当事人来自非常偏远穷困的山区，家里先有个远方姐姐率先走出大山，靠着搞小额放贷，闯出了一片天地。

其实就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套路贷，不过彼时套路贷这个概念刚刚出现，不像现在，沾上就是个“死，那时不光学术界和律师界，就连司法实务界，对是否构罪也高度存疑，很多法官拿到案子后，左顾右盼，踌躇观望，生怕自己成了“敢为天下先”的那个毛躁蛋。

姐姐闯出来后，就陆续把包括妹妹在内的好些同乡拉扯出去，跟着她一起干放贷。

这是一个很励志，但又注定要蒙上悲剧色彩的故事。

不幸中的万幸是，妹妹还没来及干多长时间，整个公司就被打掉了。如果打掉的时间再晚一些，妹妹的业务上了手，提拔成了“干部”，后果不堪设想。

第一轮打击并没有波及太多基层员工，只有姐姐被带走了，后来打击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扩大，又过了几个月，妹妹才被带走。

姐妹两人被关进了同一个看守所。看守所在调配监室时，会将同案犯隔离单独关押。某些极端情况下，同案人员过多，单个看守所不足以满足单独关押条件时，还会异地关押。

虽然姐妹两人的物理距离很近，可能就隔了一堵或几堵墙面，但却根本没有见面说话的机会。

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姐姐的辩护律师打来的。由于到案时间间隔太远，姐姐和妹妹分成了两个案子。姐姐的案子已经行将开庭，而妹妹的案子则刚刚到检察院。

律师七绕八拐，说得云里雾里，我听得不明就里，始终不着其意。就在我准备找个借口挂断的时候，律师终于说明了来意：“你能不能下周三上午十点左右安排会见一下妹妹？”

我很疑惑，我会见与否，会见的时间安排，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哪怕是家属担心亲人，催律师多会见勤会见，也通常是给律师说，希望尽快安排一次，顶多给个宽泛的时间区间，这两天、下周之类的。

像该律师这样，提前一周过来说，时间精确到小时，实在令人费解。

就在我沉吟不语，努力思索其来意时，他很贴心的“解释”道：“姐姐有些话想跟妹妹交待交待，但是没机会见面，咱们约在同一个时间见面，她俩能在走廊里说上话。”

关押姐妹二人的看守所，是一所超大型看守所，常年关押人数，堪比一个标准监狱。不同于监狱的是，犯罪嫌疑人的会见需求是频繁且无序的，不可能像监狱一样，按周期计划性会见。一般的县域小型看守所，律师要会见谁，管教民警会直接把人提到会见室，全程不失管不失控，但这个看守所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一个一个提，根本满足不了高峰时一次几十上百人次的会见需求。提审出来的在押人员，乌乌泱泱挤在走廊里，等着各自的律师在外面抢到会见室后，隔空吆喝，进屋汇合，开始会见。会见结束后，再次回到走廊的人潮中，等待管教集中押回。

从在押人员进入会见区走廊，到会见结束押回，中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处于半脱管状态。若是在走廊里大呼小叫，追逐厮打，那必然会被发现并制止，但若只是悄咪咪躲在一起偷偷说几句小话，根本无人问津。

客观来说，这个管理漏洞是看守所硬件设计缺陷导致的，除非推倒重建或增加几倍警员编制，根本不可能彻底堵死。据我所知，不仅是律师会见，甚至是办案机关集中提讯，也不能杜绝本该严格隔离的同案犯借机说小话的现象。

坦率来说，不同于要求律师传递毒品这种明显违规的要求，这不是一个必须拒绝的请求。

即便两姐妹在走廊里叽里咕噜串了供（最坏的情况也充其量不过如此）也很难找到律师的麻烦——如果这位同行的表述没有那么唐突的话。

我首先对同行表达了敬意：“你很坦诚，并没有编假话诓骗我，感谢你。而且看得出来，你是真的很想帮她们，但恕我不能答应你。事情不能以这种方式进行。”

同行很疑惑，想追问为什么，我不想把话说得太直白，那样并不讨喜，而且我一贯的风格是，拒绝并不需要附带理由，拒绝就是拒绝。

但如今与自己对话，我不妨更坦诚一些。

我拒绝他的最主要理由，不在于我的道德标准有多么高，而在于他的话语消灭了所有模糊空间，将一件本来还只是擦边的事儿，演变成了一场共谋犯罪。

他那句话翻译成法言法语是：“嘿，哥们，我现在正准备触犯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但这罪我一个人犯不了，需要你帮帮我，为我触犯法律创造便利。”

一个素昧谋面的人，头一通电话打过来，就邀请你去共同犯罪，还要干这么大一票，你要承担完全风险，还没有任何收益。你会干吗？

案件本身方面的考虑也有。

对妹妹而言，也就是我的当事人而言，无论这场“对话”的内容是什么，她都不太可能从中受益。

虽然她们是姐妹，或许感情基础还很好，但一旦成为刑事案件共犯，就有了利益冲突。

同案犯之间的利益冲突，激烈程度甚至远超控辩双方的矛盾程度。尤其是一整个公司一整个链条同时被抓的刑事案件，最大的辩护抓手，来自有效切割。

老板说，自己规章制度写的明明白白，都是下面人“欺君”，为了赚钱瞎搞，我是发现一个开除一个，防不胜防，我冤枉！

员工说，老板真他娘是个王八蛋，我们只是打工人，每月拿个死工资，要不是你拿枪顶着脑门子，狗日的才去犯罪？！

中层小领导们之间的斗争最为白热化，平时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老板多跟谁说句话多看谁一眼都眼红的不行，恶向胆边生，到了庭上，恨不得都说自己是个空头衔虚职，实际掌权作恶的另有其人……

早些年，体制内对自媒体发声还没有严格管控时，一个检察官经营的公号还对此现象进行过公开嘲讽，说自己开庭时：“看着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们互相撕咬，很爽！蛮过瘾！”

现在流行一种打法，出了事，全案共同聘请律师团，统一辩护。有一定道理，能避免内耗，统一对外。但是这种策略，更多是基于为主犯、首要分子辩护而考虑，如果只是中层或基层人员，你在这种辩护方案中所拿到的收益很难超过遭受的损失。

你老板真的有那么好吗？如果真的有那么好，为什么不在没出事前多给你发点工资呢？反而出事后又愿意白白为你拿出值一年甚至几年的工资给你请律师？

动动脑子，多想想。

闲话不叙，说回主线。

简言之，妹妹就是个普通业务员，案情非常简单，唯一特殊的点在于她与老板姐姐的亲属关系。

亲属关系，是权力传递的天然媒介。

这层关系决定了，她可以在足以说服所有听众的叙事逻辑中，在公司承担与她实际职位不相称的刑事责任。

话讲得再直白一些，姐姐嘴随便歪两句，说妹妹帮她在公司干了什么什么，这些活不要太好找，查查考勤，对对账，参加个内部会议，随便哪一项，都既符合叙事逻辑，又能开脱自己罪责，同时足以把妹妹的排序往上拉好几个顺位。

在姐姐的案子里，妹妹可以很有价值，是个潜在的背锅侠。

但在妹妹的案子里，姐姐给不了任何东西。我们只要求她实话实说，把属于自己的责任担起来。

哪怕完全把执业规范抛到一边，丝毫不考虑个人安危，这场会面对于妹妹的价值也是零。姐姐充其量能当面给妹妹一个表态，说自己会实事求是，但这种空洞的口号对我们同样没有价值。

行动比语言更有力量，做给妹妹看就行了，不必说给妹妹听。

我至今也想不通，这个律师为什么会向我提出如此冒失的请求。我只能善意的揣测，他受到了来自家属的某些压力，不得不给我打出这通电话。但他显然也意识到这其中的不妥，以及巨大的风险，于是故意把话讲得没有半分余地，生怕我get不到他的真实意图，不小心答应了他，真陪他去犯了罪。

故事最后还算是个happy ending。检察官给了妹妹一个很低很低的量刑建议，几乎接近实报实销。

临开庭前，法官看到这个量刑建议，皱着眉头对检察官说：你们这个量刑建议，我们判不了，直接减了两档，我们要判得层报最高法，你们调整一下。

检察官直接顶了回去：我们觉得这都已经不低了，不调。

法院当然不会为这点小事儿真去层报最高法，最后直接把刑期调到了下一档的最低值，并适用了缓刑。妹妹开完庭没几天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