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二审案件先会见还是先阅卷？——她真是来救你的吗？（四）

关联阅读：

刑事案件找关系有用吗？——她真是来救你的吗？（一）

信访材料应该这样写——她真是来救你的吗？（二）

刑事案件找关系有什么用？——她真是来救你的吗？（三）

张丽给我办好委托后，我便径直来到了焦作中院，向法官递交手续，并要求调阅卷宗。

刑事二审案件的辩护，与一审案件的辩护在工作流程上有很大不同。

刑事一审的起点是侦查。而在侦查阶段，无论是律师也好，还是警察也好，甚至是嫌疑人自己也好，都还没有对案件事实形成全面充分的了解，大家都行进在迷雾中。

尤其是律师。刑事案件的卷宗在案件侦查终结，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前，并不对律师开放。在这段时间内，律师对案件进程的掌握，几乎全部依赖于会见嫌疑人，从嫌疑人口中了解公安具体讯问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以何种逻辑展开，再据此反推公安对案件掌握到了何种地步，下步的重点侦查方向在哪。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后，也不意味着事实基本定型，检察院手里握有两次退回补充侦查权。如果说检察院认为公安查的不行，哪些事实存有疑点，甚至直接不符合生活常识，会列出一份补查提纲，要求公安机关按照提纲逐项进一步落实查证。

我国刑诉法没有设立“证据关门”制度，对犯罪分子实行的是“虽远必诛”政策，甚至经常有前面法院开着庭，后面公安还在源源不断补充证据的情况。

也就是说，在刑事一审程序中，尤其是一些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刑事辩护的方向是从客观事实出发，重点关注客观事实有没有完成向法律事实的完整、全面转化。

公检法的人都有强烈的追诉思维，法院的人可能稍稍好一些，但整体上仍然喜欢在追诉的框架内思考问题。前几天开一场涉黑案件的庭前会议，我认为卷宗中某份材料不完整，要求补充调取并移送全套材料。公诉人竟然回应称，我们认为现有的材料已经足以指控犯罪事实。我当即反驳，检察机关不仅是公诉机关，更是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的职责不光光是指控犯罪，更应该全面查清事实，做到不枉不纵；再者说，公诉人当庭表态，说自认为证据已经足以指控，实际上等于变相承认了，卷宗当中这份关键材料并不完整，公诉人在起诉时进行了证据筛选，刑诉法明文规定，证据要全案移送，每一份证据都有自己的证明价值，经法庭出示调查后，综合认定全案事实，如果允许检察院自行筛选，片面移送证据，就将使得大量可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根本无法进入法庭视野，进而可能会误导法庭得出错误结论。一番交锋后，法庭最终要求公诉方进一步核实相关材料是否已经完整调取并移送。

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已经到了庭前会议阶段，马上就要开庭审理了，案件事实依旧没有定型。

但刑事二审则不然。虽然，刑事错案依然屡见不鲜——天下无冤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除非借助神灵的力量，单凭人类自身可能永远无法达到——但既然一审法院能够作出判决，写出来判决书，就说明至少从形式判断上来说，事实能够基本认定，逻辑能够基本闭环。

因此，如果新接手一个二审案件，最快进入案件情景的方式是阅卷，而非会见当事人。从案卷出发，结合以往办案经验及生活常识，发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中的疑点，再带着疑点与当事人见面交流，效率才会更高，也更有效。

山阳在河南是个明不见经传的小城市，法院却建的极气派，宏伟的写字楼正中悬挂着一枚硕大的国徽，更添几分庄严。

我敲开李法官办公室，说明来意，他却显得有些懵逼：“张伟的律师？你不是前几天刚来过吗？”

看来他是把我跟张伟的一审律师弄混了，我说：“哦，那个估计是他原来在本地请的律师，我是他二审新聘请的律师，我姓刘。”

趁着李法官查看手续公函的时间，我给李法官有一搭没一搭说着话，想多了解点案件信息。

“我看这个案子一审开了两次庭，第一次按骗取贷款开庭后一年多都没判下来，然后检察院又变更起诉为贷款诈骗罪，中间也没补充什么新证据，是怎么回事啊？”

阅读一审判决书时，最令我困惑的就是这个问题。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最大的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对银行贷款有无非法占有目的，如果钱都投入了公司生产经营，那么即便在贷款环节有伪造资料等欺骗行为，也只能定较轻的骗取贷款罪。检察院既然按骗取贷款罪起诉，就说明起诉时没有充分证据能够证明张伟非法占有了银行贷款。检察院为什么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变更起诉罪名呢？

李法官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问我：“洛邑农商行的案子你代理的多不多？”

我说：“洛邑的目前就代理了这一个，其他地方的金融诈骗案目前在办的也有几个。”

李法官讳莫如深一笑：“你多代理几个就明白了。”

眼看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我便开始交涉阅卷。李法官模棱两可的表态，让我对案卷更加好奇，更加急不可耐想打开卷宗一探究竟。

李法官安排书记员把卷拿给我，我顿时傻了眼。书记员不是把卷“拿”过来或“抱”过来的，而是用一辆拖板车“拖”过来的。整整两大箱，一百多本卷。

李法官看我对着案卷一筹莫展，笑着说：“案卷有点多，不过大多都是贷款资料，核心证据也就那十几本。”

我那一刻突然想起刘慈欣的短篇小说《李白》，科技碾压地球的的外星人与人类比拼写诗，可外星人机能加点只点了科技，没有点文学，一败涂地。外星人不服气，最后把整个银河系都当做能量棒“烧”了（姑且用这个字吧），穷举出了所有人类文字可能的排列组合。故事的最后，外星人指着一团星云说：“你们所有的诗歌，都在这里了。”人类昂着头反驳：“但你却永远找不到他们。”

我现在正面临着外星人同样的问题，李法官说得不假，这类案件大多数证据都是书证，核心证据无非是各方口供及银行流水，不会太多，但问题是，我怎么把他们从两大箱密密麻麻的卷宗中找出来。

况且，虽说证据的初始权重略有不同，但魔鬼往往隐藏在细节中，并不是说这些初始权重较低的证据律师就可以不看。洛邑东昆案，之所以能最终翻案，就是因为在卷宗不起眼的角落，发现了三份与判决认定事实截然相反的笔录，最终二审发回后改判无罪。真正的刑事律师，绝不会遗漏任何卷宗中任何一页纸。著名刑辩大律师朱明勇甚至连拍照阅卷都要亲力亲为，不肯假手他人。卷宗中细微的折痕，浅淡的铅笔标线，被多次翻阅而晕染上的汗渍，都能在无意间透露案件的核心秘密。

在朱明勇刚出道的那个年代，还没有电子卷宗的说法，受益于科技的进步，现在的刑事律师多多少少轻松一点，至少不用再拿着相机一页一页拍照了。检察院在收到公安移送的卷宗后，会扫描制作成电子卷宗，供律师查阅。如果律师从一审审查起诉阶段便开始代理案件，那么就很容易拿到电子卷宗。但如果律师从一审审判阶段甚至二审才开始代理案件，那么就要看检察院有没有同步向法院移交电子卷宗，如果没有移交，那么法院也爱莫能助了。

抱着试试的心态，我问李法官，一审法院有没有同步移送电子卷宗，如果移送了的话，就给我拷贝一份。李法官安排书记员上网查，结果很令人失望，系统里只有一份电子版判决书，两大纸箱证据是一页纸都没有。

我正掏出手机，准备一页纸一页纸硬拍时，手机响了，张丽给我打电话，说她正在当地律师那，律师手里有全套电子卷宗，已经同意给我拷贝一份，让我过去给律师见个面。

听闻此言，我如释重负，赶紧走出法院，往当地律师的事务所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