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刑辩律师同行为什么不死磕？

最近读了一本日本同行介绍自己所经办成功案例的故事，《刑事辩护人》。

全书字数不少，似乎日本在被强行植入西方文化后，连语言都变得拖沓起来，如果以中文作为创作语言，这本书应该不会超过五万字。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为了拆书，主要想谈一些自己读后的想法，但为了本文的读者们迅速导入，在此用一段话简要概括一下故事情节：

几个菜鸟新手律师紧盯警察在破获一起盗窃案过程中采用的，有悖刑诉法及宪法精神，但并未明确违反现行法律条文的技术侦查措施（具体来说，是在嫌疑人车辆上偷偷放置GPS以实现实时追踪），将官司一直打到最高院，最终最高院判定警方侦查措施违法。

可以确定的说，这样的案件不会发生在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上。司法制度设计上的差异暂且不论。单就案件各方所展现出的人文素养，足可谓云泥之别。

这样一个把警察老底掀个底朝天，闹到最高法院，并最终取得全胜的“大案要案”，竟然完全是在“建制内”完成的。没有家属写小作文，没有律师接力喊冤，没有人跪在法院门口拉横幅喊口号。几个律师从头到尾，无非交了几份精美的法律文书，在开庭时说说辩论意见——而在我们当下刑辩圈的主流意识形态中，这已经成了懦弱与绥靖的代名词，几乎就要跟初偶从认罪认罚律师一样，“开除人籍”——竟然就搞成了。

几个律师不仅没有“抗争”（注：此处特指我们语境下的抗争），也基本没有表现出多少“抗争精神”（注：内涵同上），当最高法院强硬地要求他们将辩论时间限定在十五分钟以内时，他们唯唯诺诺地求情，最终也只是多争取到了五分钟而已。要在我们这，如此惊天大案，不慷慨激昂说他个三天三夜，辩他个三百回合，就是你律师渎职，占着茅坑不拉屎，赶紧让贤滚蛋回家吧……

虽然他们打赢了官司，但以这几个律师的表现，我几乎可以预见到他们在我们的评价体系中的遭遇。

“真是走了狗屎运了，什么都没做，就交了几页纸，开庭说几句话，就成功蹭到了这样的大案呢……”

“跟律师有啥关系？还不是法官英明决断，维护了正义……”

“要是早点怎样怎样，案件早就翻过来了呢！”

……诸如此类。

先别急着对号入座，至少，在对号入座之前，停三秒，想想我说的对不对。

说完律师，再说当事人。

这个案件当中，最像旁观者的人，恰恰就是当事人本人——盗窃惯犯黑田。你们一定会以为，既然警察侦查措施被确认违法了，官司也赢了，这案件一定是无罪吧？事实上，从头打到尾，黑田的刑期一天都没有减少。

案发后，黑田第一时间供认了全部罪行，并真诚悔罪。他自掏腰包，自带干粮，付出了大量的时间、金钱，以及生活重建成本，只为了追求一个答案：“我犯的错我全都认，但是同时我想知道，是否因为我犯了错，警察就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对待我呢？他们的做法又有没有错误呢？”

律师团最开始寄希望于，将警察的违法侦查行为，作为量刑博弈的筹码，以期在黑田本人作出认罪答辩的情况下削减刑期，但一审判决无情的打碎了他们的希望。

“本案所涉GPS侦查，无视令状主义精神，确系严重违法。但量刑的关键在于被告所犯罪行之严重程度。侦查手段的违法性对本案各犯罪事实的违法性，以及被告所需承担的责任没有影响。”一审判决如是说理。

一句话，“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警察的错自有警察来承担，并不因为警察犯了错而减轻你的责任，两者没有逻辑关系。

一审程序结束之后的所有诉讼程序，对黑田本人来说，都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收益。这场官司打完，律师们收获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大法官们作出历史性判决载入史册，全体国民的隐私权从此得到了法律的明确保护，只有黑田，孤身一人去监狱服刑。

一个盗窃惯犯，竟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中表现出了高贵的“公民精神”，他的自我救赎早已完成，历史会将他记录为维护国民宪法权利的英雄，而绝非一个卑微的盗窃惯犯。

很幸运，“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这样的事情没有在这个案件中发生。

日本虽然自明治维新后主动脱亚入欧，二战后又被美国强行植入西式文化及制度，但从骨子里讲，日本仍然归属于儒家文化圈。

在儒家文化圈中，公权力带有强烈的“父权”色彩。父权是一种“绝对权力”——它绝不会犯错，也不允许出错，更不会因为遭受挑战而认错。对于所有的挑战者，父权的唯一回应是：镇压。

我一直在想，假如不是因为黑田干净利落的认罪表现，使他早早“沦为”案件旁观者，进而使一场具象的刑事诉讼实质上转变为一场抽象的违宪审查，这个案件的结果很有可能会不一样。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会因为程序问题而推翻实体。　“辛普森杀妻”这样的案件，只有可能发生在美国。至少，绝无可能发生在儒家文化圈国家中。

社会的戾气很重，传导到司法领域，就体现在激进思潮抬头。“激进”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是父权盲目“压制”，一方面是私权业已觉醒急于“弑父”。

有人说，中国人最缺反抗精神，这话我是不同意的。中国向来有极端博弈的传统——这种博弈甚至比零和博弈还要惨烈，零和博弈至少不消灭价值，我更愿意称其为“毁灭博弈”，大家同归于尽——最经典莫过于鲁迅的总结：“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但如果你说拆掉房顶，他们就愿意开窗了。”

但问题在于，大家都只顾着开自己面前的窗，最后往往真就把房子给拆了。几千年来，房子拆了又建，王朝更迭，皇帝老儿轮流坐，只不过是轮回，今日是昨日的重复，又是明天的预演，没见境况有什么质的改观。

我很清楚，在舆论场上，总是越激进的声音越能占领阵地。凡是激进的，在当时来看，必定是正确的，然长远观之，则未必尽然。如鲁迅和胡适，在他们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来看，鲁迅必定是正确的，但今日回头再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