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即地狱

一直都不太想办战友的案子。原因你懂的。

或者更干脆点说，这段时间简直什么案子都不想办，只想原地躺平。

社会戾气越来越重，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任何人的报复对象。这种社会环境下，少与他人打交道，可能是一种虽然略显消极，但尚不失为有效的防御性生活方式。

但这个案子又推不掉。周日下午，老战友便开始不停给我打电话。其时正在午睡，没接着。睡醒了回过去，电话里简要交流了案情。

是两个案子交织在一起，一个刑案，一个民案。当事人是老战友当队长时的通信员的爸爸。所谓通信员，大略可以理解为小太监，专门伺候队长指导员吃喝拉撒睡的角色。也正是由于通信员服务的对象是私人，不是公务，才恰恰造就了通信员高人一等的特殊地位。当年在农场时，老指导员的小通信员，嚣张跋扈，甚至不把二期士官三期士官放在眼里。

通信员姓李，就叫他小李子吧。小李子他爹，老李，有一手会盖房子的手艺。这次跟着村里一个叫老王的工头，跑到北京去给一户人家盖房子。

房子没盖美气。说是一根大梁下错了位置，偏了几十公分。老王跟老李又都心存侥幸，硬着头皮继续浇筑。结果活干完还没来及交工，那边大梁就开裂了。新房成了危房，户主肯定不愿意，先扣了老王十几万尾款不给，后续可能还会继续起诉。

据小李的说法，房子盖岔屁这事儿，怪不得他爹。不过小李的说法在我看来也很可疑，先是说大梁下歪后，老李找老王说过，说坏了事，得打掉重新下，老王说不妨事，重新下就要折本了，就这么糊弄。我回答说，这样恐怕并不能免责，一来双方都是口头，没有证据，现在老王肯定不会认，二来盖房不是儿戏，建筑质量有强制性标准，现在盖岔屁了不能住人，就要承担赔偿责任。小李不说话了，半天后又给我打电话，这回改口了，说他爹老李干的不是一手的活，之前还另有一队人马施工，这根下歪了的大梁，是上一队人马干下的活。我说，那要这样的话，倒还有几分掰扯。看你对到底咋回事也是一知半解，还是等我会见完你爹，弄清楚到底咋回事再说吧。

业主那边扣着老王的钱没给，老王又恼怒老李把活搞砸，压着老李的工钱不给。

老李一怒之下，竟然干起了“非法讨债”的勾当，把老王“关押”了整一天一夜，见老王身上也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才把老王放了。

老王这头刚重获自由，那头便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报警，报老李非法限制他人身自由长达一天一夜，涉嫌非法拘禁；第二件是民事起诉，向老李追偿被业主扣发的十几万元尾款损失。

案子不大，甚至可以说小到不能再小。

在风调雨顺的年景里，这样的案子完全可以避免。

老王和老李都是常年干工程的人。大梁下歪，意味着什么，比谁都清楚。

因为这二年太困难，怕返工就会损失，所以心存侥幸，硬着头皮蛮干，孰料瞒天过海失败。依我看，业主把这十几万尾款扣了，才只是第一步。这个事情本质上是一桩侵权纠纷，不是合同纠纷。所谓侵权纠纷，就是给别人造成多少损失，就要承担多少赔偿责任。这栋还未交工大梁便已开裂的危房，是否还存在修复可能？如果不能修复，原地重新翻建，又要花费多少？这些烂账将来肯定还是得算到老王跟老李头上。

同样由于太困难，老李才动了“扣人要账”的歪想法。俩人一个村，多年的老伙计，风里来雨里去。但感情不能当饭吃，老王欠着老李的钱，老李便要欠着工人的钱。要搁年景好的时候，老王也好，老李也罢，先从手头腾挪点垫一下，撑过这一阵子，等其他工地上的款子结下来，这事便就无人再提。可如今不同，能接个小工程已经很不容易，好不容易接来个活，还得兄弟伙们垫钱先干着。如今大家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家家都等米下锅，实在匀不出口粮给他人分了。

还是因为太困难，老王才会狗急跳墙，不仅要把老李送进监狱，还要起诉老李，让老李赔偿尾款损失。老王起诉老李，单从法律上来讲，不能说完全没理，但总归很反直觉。大家一起出来找活干谋生路，赚一起赚，赔一起赔，断没有说干赔了让兄弟全担的道理。老王如此不守江湖规矩，怕是以后在这行里也难混了。不知道是不是眼瞅着工程行业已是明日黄花，准备金盆洗手归隐山林了。

老王跟老李之间的纠葛，大概也印证了我在文章一开头便开门见山抛出的观点。这个年景，扯什么挣钱，完全是痴人说梦。能不被别人抢走碗里现有的肉，就很不错了。看着眼前你是挣钱了，其实是给自己埋下了一颗大地雷。

前段时间深圳有个律师，代理劳动争议案件，由于一时疏忽，忘记提醒委托人缴纳5元的诉讼费，导致委托人丧失诉讼。委托人迁怒于该律师，起诉要求该律师赔偿共计一百四十多万元的期待利益损失。法院全额支持。律师因为这一单，起码三年白干。

当经济有增量时，大家都怀揣理想，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把蛋糕持续做大。当经济陷入停滞甚至负增长时，大家的目光便开始转向左邻右舍的一亩三分地。

存量经济，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互害经济，劫掠经济。

劫掠不需要理由，但劫掠需要借口。

不与他人发生交互，固然不能完全避免被劫掠，但可以避免给人劫掠的借口，也能一定程度上有效降低被劫掠的几率。

就好比那个劳动争议案件，明显属于葫芦僧判葫芦案。由于劳动争议案件诉讼成本无限趋近于零，不以诉讼标的额计收诉讼费，只象征性的收取5元或10元，客观上造成了不少劳动者在提起诉讼时，抱着“有枣没枣搂一杆子再说”的心态，漫天起诉，沾边不沾边的都先诉上再说。

这一百四十多万的起诉金额，不说有八成水分，少说也有六成水分。所谓“期待利益损失”，也要考虑客观上的“成就可能性”。哪怕当初诉讼费交上了，法院判也绝对判不了一百四十多万，可现在就因为律师的工作过失，被缠上了。法院再一和稀泥，就成了如今这个局面。

劳动争议案件频发，其实也是经济下行，戾气从生的侧影。一方面，工作机会减少，客观上肥沃了案件滋生的土壤。另一方面，中国人普遍有厌讼心理，对于当惯了牛马的打工人来说，要打劳动官司，需要下定一番决心。毕竟哪个老板愿意要一个动不动状告自己的员工呢？只有在遭受了违法对待，并且短期内无法实现再就业，这两个条件同时成就的时候，劳动者们才会下定决心诉诸法庭。

小到互相撕咬的老王与老李、律师与劳动者，大到远洋捕捞，大搞财政司法的地方政府，其实都只不过是在遵循大时代背景下的底层规则行事。

萨特说，他人即地狱。

说的大概就是从今往后开始的每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