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话软说，成功争取庭审延期

刚跟书记员打了个照面，我就察觉到这个案子肃杀的气氛。

书记员站在二楼走廊，居高临下睥视着我。

“是谁委托你们的？”书记员冷冰冰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游荡。

“是张局长的老婆。”我回答。

“叫什么名字？”依旧是冷冰冰的语调。

我环顾四周，想找到一条通往二楼的通道，这样就不用继续以这样一种极度弱势的位置姿态与她对话。倒是发现了通往二楼的步梯，但在一层半步梯拐角的位置，一道防盗门拦住去路，只有办公楼的工作人员刷卡才能打开。

我只能继续扬起脑袋，以一种臣服的姿态，向书记员喊话。我仅仅在三分钟前，与杨萍在法院门口匆匆见了一面，她趴在汽车引擎盖上，为我签了委托书。我本想从档案袋里抽出委托书，确认一下她的名字。但又转念一想，这样恐怕会引起这个满怀敌意的书记员更大的怀疑，仅能凭借模糊的记忆，略带忐忑的脱口而出三个字：“杨萍。”

书记员的面色稍稍和缓，看来是说对了。我本以为，她要邀请我上去，哪知她却依旧半伏在二楼走廊栏杆上，居高临下的对我说：“去把她也叫过来。”

“给杨萍打电话，让她过来，我们要核实委托手续的真实性。”看我疑惑的杵在原地不动，书记员向我进一步明确指令。

“那我去大门口接她一下？一会进门时，我给你打电话，你给保安安排一声？”疫情虽然过去，但疫情的遗产还在。法院的森严安检，并没有随着疫情远离而翻片儿。

很多下级法官和书记员自己也是过度案件的受害人。律师进不了办公楼，书记员就只能抱着厚厚一大摞卷宗，下楼到办事大厅，让律师阅卷。当事人家属进不了法院大门，书记员就只能跑路到法院门口，说明情况，登记领人。法院的工作已经够忙了，每天却还要大把时间消耗在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

“你让她自己想办法进来，我没带手机，也不会给保安打电话。”刚刚若隐若现的一丝丝柔软，再次从书记员的声线中消失了。

我有点气恼，但更多的是疑惑。我隐约觉得，在此之前，家属与法院之间，一定发生过什么故事，而且是相当不愉快的故事。否则不足以解释，书记员为何对我怀有如此强烈且莫名的敌意。

来沁阳的路上，听娟姐隐约提起过，张局长原本有一个律师。但这个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操作出现了失误，没有提前交代张局长，认罪认罚程序的性质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导致张局长不明不白签下了认罪认罚具结书。直到开庭，家属才知道，原来检察院曾经给律师打电话，要求律师过来沁阳，见证认罪认罚。但律师因故未来，最终检察院找看守所值班律师签了认罪认罚。

律师的失误点正在于此。很多律师认为，反正自己不同意认罪认罚，那干脆就不再过去签。律师在这里只考虑了自己，没有考虑嫌疑人面临的实际处境。律师到场，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心理支撑，同时是对检察院公权行使的无形监督。你越是不同意认罪认罚，反而越要到场见证，防止检察院软磨硬泡，连哄带骗，利用看守所值班律师制度，强行将生米煮成熟饭。

按杨萍和张局长本人的说法，正是由于前任律师提前没有明确交待，又没有到场，最终导致张局长在检察官的威胁下，被迫签订认罪认罚，造成了如今的被动局面。

当然，对于一个翻供的被告人来说，总要给自己找点合适的理由，或者说“开脱”。我已经早就过了“当事人说什么我信什么”的执业阶段。杨萍和张局长对前任律师的控诉，我并不十分相信，但从律师执业的角度来讲，其执业行为确有瑕疵，这才导致被人家攥住小辫子。

在张局长案首次开庭中，强烈要求作无罪辩护的家属与前任律师发生了激烈冲突，并当庭解除了对其委托授权。庭开了一半不得不草草休庭。这才有了我的“赶鸭子上架”，当了一把救火队员。

因此，虽然书记员一副高高在上的冷漠敌对态度，我却没有贸然对这种敌意作出反映，而是照单全收。天知道家属之前跟法院发生过什么火星撞地球的冲突呢？

法院一般有两个大门。一个是办公楼大门，就是刚刚我刷律师证进来的大门。还有一个是诉讼服务中心大门，老百姓刷身份证过安检也能进。杨萍从诉讼服务中心进门，兜兜转转了一大圈，才终于步入办公楼大厅。

书记员看我与家属双双到齐，这才挪动步子，踱到横亘在步梯中央的防盗门处，为我们刷了卡开了门。

跟随书记员到办公室，掏出盖好公章的公函手续，双手捧着，连同律师证原件，毕恭毕敬交给了书记员。书记员拿在手里，左右翻看，最终也是没有挑出什么毛病，收下了手续。

我长吁一口气，心想总算是过关了。却见书记员又从案头翻找出一本厚厚的卷宗材料，从中抽出《起诉书》、《变更起诉意见书》两份材料，接着又在电脑上，打印出一份《开庭通知书》，将《开庭通知书》压在最下面，最后又找出一份《送达回证》，将一沓纸一起递给我，说：“签一下送达回证吧”。

常年与公检法斗智斗勇，毫不客气地说，他们一撅屁股，我就知道要放什么屁。书记员在电脑上敲键盘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拟开庭时间，就是后天。也就是说，仅仅给了我一整天的庭审准备时间。

书记员大约也料到了，我会对这个开庭时间提出异议，所以很鸡贼地，将三份文书并在一起一并送达，想来个浑水摸鱼。一旦我没仔细看，将字一签，就视为我对这个开庭时间没有异议，到时候法院就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只管开庭了。

这点小把戏，自然蒙不住我。我抽出压在最下面的《开庭通知书》，跟书记员交涉说：“老师，这个开庭时间，能不能调整调整，你们后天就开庭，我这卷都看不完，怕跟不上法院的节奏，配合不好啊。”

书记员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反问道：“张局长之前就有律师，而且已经开过一次庭了，不可能他一说要换律师，法院就得等着他吧？”

我一听书记员说这话，便知道她的确只是个不懂半点刑事程序法的“书记员”。我说：“老师你看，我不喜欢张口规定闭口规定，搞得跟给人抬杠一样。但是要给予辩护人必要的庭审准备时间，刑诉法确实有明文规定。我们也不给法院添麻烦，也不多要。就把规定的十天期限给我就行了，我一定在规定期限内，加班加点，保证不影响法院正常开庭。”

我硬话软说，书记员挑不出毛病，于是拿出手机，开始给法官打电话。

准确说是给领导打电话。张局长虽只是个副科，但放在小县城，已然是一个大案。法院刘副院长亲自挂帅，担任本案主审法官。

书记员走出办公室，俩人在电话里叽叽咕咕了好大一会儿。书记员回来后，依旧对着我老调重弹：“刚才跟领导汇报过了，答辩期限是给被告的，不是给律师的，我们已经给了张局长本人充足的答辩期限，程序上没有问题。不过为了便于律师开展工作，我们可以让你阅一下前期庭审形成的笔录，便于你快速全面了解案情。”

接着，书记员又伸出手，将《出庭通知书》递给我。

我依旧没有伸手去接。不接，这事儿就还有回旋余地。一接，成为既成事实，再去更改，难度就大的多了。

我说：“这样吧，老师，你也不容易，我也很理解你，有些事儿不是你个人能做决定的。你看，正好领导这会儿也在院里，刘院长在哪个办公室？要不我去跟刘院长当面汇报一下？”

律师与法院死磕，有一个惯用伎俩，故意激怒法官或书记员，抓对方在狂怒失态下的语言漏洞。这个头回打交道的书记员，始终对我充满敌意，恐怕也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思。不过几番交锋下来，我始终不上套，不为所动，进退有据，察觉到我可能也不是个好对付的茬儿。正好我提出来要当面跟领导交涉，她也乐见将矛盾上交。于是站起身，对我说：“走吧。我带你去。”

刘副院长的办公室在走廊。是一个小套间，书记员带我敲开里间的门时，刘正坐在办公桌后会客，办公桌对面摆了两张沙发，其中一张沙发上坐着一个应该同样是法院工作人员的中年男性。

书记员对刘院长说：“这是张局长新请的律师。”

我赶紧对刘院长略微欠身致意，说：“刘院长好。”

刘院长说话的语气倒是比书记员轻柔许多，却浑身散发出上位者所特有的逼人魄势。像她这样的领导干部，已经不再需要靠玩色厉内荏压人了。

刘院长向我微微点头示意，说：“请坐。”

听闻此言，本来坐在沙发上的中年男性赶紧起身，挪到了内侧沙发上，将靠外的沙发让给了我。而刚刚还对我横眉冷对的书记员，则乖巧的抱着卷宗，笔直的站在门口。刘院长官威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我明知没用，但为了引出话题，还是将刚才已经对书记员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我那段话总共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层，律师不是来吵架的；第二层，律师的诉求有法律依据，非无理取闹；第三层，是暗含着的意思，如果不保障，律师会进行反制。

刘院长依旧是老调重弹，摆出了答辩期限针对被告而非律师那套说辞。

从刘院长的语言习惯中，我推断出她大概率并非刑庭法官出身，而是以搞民事业务起家。对于一个长期浸淫在刑事语境下的法官来说，绝对不会说出“被告”这个词。考察一个刑事律师有没有入门，就问他“被告”与“被告人”有什么区别就行了。如果一下子被问住了，就说明这个律师绝对不会以刑事业务为主。还有什么“答辩期”，就更是非常典型的民事诉讼用语了。

我决定向刘院长略微展示一下“武力”。刑事诉讼，可能是国内司法现状下，最讲技术的领域。在刑事技术这个层面，公检法律极为难得的获得了人格上的一致性。就像武侠小说中，不管你社会身份如何，武功不济，终归也是抬不起头来。展示一下“武力”，小压这个官威正盛的副院长一头，反而更有利于让她静心听我说话。

我说：“刘院长，我们律师一开口说法律规定，就容易被误解是来抬杠找茬儿的，我得先声明，真不是这样。刑事诉讼中的辩护人，与民事诉讼中的代理人，法律地位完全不一样。辩护人拥有独立辩护权，具备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地位。而民事诉讼中的代理人，才是您刚才所说的，被告人的传声筒。因此，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庭审准备期限与辩护人的庭审准备期限，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期间。不能说被告人已经给足了被告人庭审准备期限，就可以不给辩护人庭审准备期限。对于这个问题，刑事诉讼法及刑事诉讼法解释说的非常明确，应该没有分歧和异议。”

这番“武力展示”果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不仅刘院长安安静静听我娓娓道来一起说完，连坐在我身旁的不明身份的中年男性，也微微侧过身来，全神贯注听我讲完。

如果是普通员额法官，这番博弈可能也就到此为止了。但刘却偏偏是个副院长。官一旦当的大了，说出去的话，就不好改了。口含天宪之人，怎能朝令夕改？否则损害的不仅是个人官威，更是官家体面。

刘院长并不松口，而是开始迂回包抄：“张局长这个案子，其实我们本来可以不再开庭的。上次开庭虽然最后出了点状况，但该走的庭审程序都已经走完。”并且，刘院长稍稍顿了顿，加重了语气：“作为一个职务犯罪案件，我们院里也很重视，庭后全面研究分析了案件，我们认为，这个案子无论从程序上还是从实体上，都没有问题。张局长本人呢，无论是在监委调查阶段，还是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都是认罪认罚的。为什么到了我们法院之后，立马就全面翻供，我们也进行过分析研判，总体认为，可能是怕自己的事儿影响家人……”

刘院长说到这儿，突然停住，不再继续往下说。我当然能听懂她的话外之音。那意思是说，案子没有任何问题，完全是家属在外唆使张局长翻供，你律师要招子放亮，明辨是非，不要甘当贪官污吏的马前卒。

张局长案实体上冤不冤，我不敢说。但要说张局长案程序上没有一点问题，那就纯属胡扯了。就一条，检察官没有权力在明知张局长已经聘请辩护人的情况下，绕开辩护人，通过值班律师签认罪认罚。而这个检察官却明知有此强制性规定，还要绕过前任律师签具结书，单这一条，就足以构成强有力的回避事由。

但眼下显然不是争辩这些细枝末节的时候。一言不慎，把话说崩了，法院就是要强行开庭，我一个小律师，能有什么办法？螳臂当车而已。

我说：“刘院长，从我个人而言，我完全愿意相信您的专业判断。但作为张局长的辩护人，我不好贸然表态。但我能给您表的态度是，我一定会从证据出发，客观发表意见。决不会为了故意迎合张局长或他的家人，而故意发表不负责任的意见。”

这番话倒不是糊弄刘院长，而是我的肺腑之言。我十分不欣赏那些或是为名，或是图利，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律师。

四面合围之势已经形成，留给刘院长的退路已经不多了，但见她沉吟不语，依旧难以下定最终的决心。其实从我个人角度而言，完全能够体谅她的苦衷。监委案件，政治压倒一切。监委说要三更出判决，哪个法官敢拖到五更？

我决定帮刘院长下定最终决心：“而且，刘院长，您别看我年轻，这些年来，做过的刑事案件也不少。其实这些当事人和家属啊，把刑事诉讼里的弯弯绕绕，研究的比我们还清。咱关起门来自己搁这说，为什么家属上回要当庭解除律师？他说白了就是要给你法院开庭制造障碍。想看你们在程序上犯错误。咱们何必在这些小事儿上计较？平白制造矛盾，给人口实？我又不多要庭审准备时间，就要刑诉法规定的最短期限，十天。这十天之内家属的维稳工作，我全权负责。”言外之意，给了这十天庭审准备期，我保证家属这段时间不来法院闹。如果不给，那就不好意思了。

刘院长终于被我说服。拿出手机，翻看日历。

“那今天就把时间定好吧，免得再为这个事儿纠缠。10月18号怎么样？”刘院长终于下定了决心，拍了板儿。

今天是10月17日。终于抽出时间来，写下这段事儿虽不大，但在我看来还算成功与精彩的博弈。

至于为什么突然有了时间。是因为原定于明天开庭的张局长案，又因故不开了。

这里头，又是另一段精彩的故事了。

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