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里的母亲，最大的心愿是给女儿报一个舞蹈班

我记得得清楚，第一次见菲菲，已经是两年前的腊月二十九。那一年的冬天很暖，腊月的太阳晒出了初春的倦意，我伸了个懒腰，准备彻底结束一年的工作，回家过年。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菲菲闯入了我的生活。两个小时后，我坐在了看守所会见室内。

隔着铁栅栏坐在我对面的女人，叫做菲菲，三十多岁，面容姣好，一问一答间，脸上绽放出转瞬即逝的魔力，旋即又被迷茫和恐惧取代。

这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从法律技术角度来讲几乎乏善可陈的案子。菲菲加入了一个洗钱团伙，团伙从上游把赃款接过来，再由“菲菲们”蚂蚁搬家，买成比特币，转移到境外。

这类案件一般推进的比较快，虽然看上去很复杂，但证据体系很容易搭建。嫌疑人取一下口供，银行调一下流水，协查平台互传一下被害人陈述，基本就能定案了。不是太复杂的案子，会见结束后，我松了一口气，回城路上，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风景，听着轻快的音乐，我又回到了过年的喜庆与放松中。

当时的我没有想到，这个案子竟然羁绊了我两年之久，在两年的拉锯中，我既幸运又不幸地窥见了菲菲的生活。比起那些极端的苦难者，菲菲的苦难似乎不值一提，但问题是，我碰巧成了一名近距离观察者，这带给我的触动是强烈的。就好比乌克兰、叙利亚每天死多少人，之于我只不过是一个数字，而路边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乞丐，却鲜血淋漓闯入了我的生活。

由于新冠疫情，菲菲案件所在地又三番五次成为疫情风暴眼，这个案件很快就陷入停滞。在用完两退三延这些常规手段后，疫情结束仍然遥遥无期，法院干脆一纸裁定，中止了审理。

对于这样一个案件，两年的时间太久了。到了后来，案子已经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但一通通的电话还是不停打进来。

这些电话给我带来了一块块拼图，在这些碎片化的信息中，我逐渐拼凑出了一副关于菲菲生活的大致轮廓。

菲菲曾经有一个丈夫，是一个很特殊的不便直言的职业，虽然真正干过这个职业的人，都知道他们是些什么货色，比如自己就真干过这个职业的严歌苓，笔下的这个职业永远充满腐臭，隔着纸或电子屏幕都得遮住鼻子。但更多的人是不明真相的，他们一厢情愿的，把一些不切实际的美好词汇与这个职业叠加到一起。直到狠狠地跌倒，摔得鼻青脸肿，却发现为时已晚。

出事的时候，菲菲已经与丈夫离婚好几年，丈夫不愿意带孩子，女儿跟了菲菲生活，两人的离婚判决书上载明，男方应每月给女儿七百块钱抚养费。

然而离婚判决一拿到手，丈夫就隐匿进了大院，再也不露面。别说一个月七百块钱的抚养费了，就连探望女儿都没有探望过。菲菲的母亲气不过，要到大院找孩子父亲要生活费，却被卫兵拦住，门都进不去。老太太在门口大吵大闹，才终于进到大院，见了男人队上一个小领导。头几次，小领导说话还算客气，不过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后来小领导也闭门不见了。

菲菲走上洗钱犯罪这条路，巨大的经济压力是主要的诱因。当然，我这么说，不是为菲菲辩护，并不是说穷就可以偷、可以抢、可以骗，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辛勤劳动，合法挣钱。

但与此同时，我想说的是，卖卡、洗钱类犯罪如此高发，绝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法治问题，更是一个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正在阅读的读者们，你们会五百块钱一套卖自己的实名制银行卡吗？会二百块钱卖自己的身份证吗？会为了千分之几甚至万分之几的提成去洗黑钱吗？你肯定不会，但你之所以不会，不仅仅是因为你知道这事犯法，而是因为你根本不需要这样挣钱。

菲菲是一大批人的缩影，他们没有跟上国家这趟飞速行驶的列车，或者说，国家这趟列车没有给大家留够充足的座位。当菲菲成为一个单亲母亲，一个父亲完全撒手不管的单亲母亲后，命运就已经将她逼到了死角。如果说她没有孩子，她还可以选择进厂，当一个厂妹，继续贩卖自己所剩无几的青春。我们不能总是居高临下的指责，“为什么不去找个正经工作“、“为什么兼职刷单这么低级的骗术也能骗到人”、“真是活该”，正确的废话对我们理解并改造这个世界毫无裨益，我们应该看到，生活与生存间的冷酷拉扯，能将一个人撕裂到何种程度。

命运留给菲菲们的路并不多，我坚持这样认为。

菲菲住进看守所后，家庭境况雪上加霜。生活的重担、孩子的抚养，面对未知的恐惧，全都压在了年近六旬的孩子姥姥身上。菲菲还是爱自己女儿的，虽然她挣得钱并不干净，也不多，但她还是给女儿选择了一个条件中等，月收费两千多元的幼儿园。菲菲出事后，老人实在负担不起，只能把小姑娘转到附近最便宜的一家幼儿园。有多便宜，我没敢问，生怕菲菲问起我时，我不知如何作答。

家里完全断绝了经济来源，一老一小几乎没有吃过肉，最困难的时候，老人带着孩子上河边挖野菜吃。孩子挖得口渴，想喝水，老太太两块钱一瓶的矿泉水都不舍得买，一老一小依偎蹒跚，硬是坚持走回家里，烧开水喝。

孩子姥姥疾病缠身，甚至动过把孩子掷还给她爸爸的念头。虽然我相信老太太只是向我诉苦发牢骚，并不太可能真把孩子硬送到爸爸那，但对于孩子来说，无异于天再塌一次。

小姑娘经常一个人缩在墙角呜咽哭泣，边哭边咬嘴唇，努力让自己不发出声音，整个后背在巨大的悲伤中不受控的抽噎。敏感的孩子一定感受到了什么，与姥姥格外亲密。姥姥在电话中说到小姑娘时，沧桑的声音中猛然多出几分阳光，说小姑娘跟我可亲了，我腿不好，她还晓得每天给我洗脚。我听后心理也稍稍安定，更加确信老太太说自己都没几年好活了，这个小娃实在是养不动了是牢骚气话。

菲菲有一个心愿，想给女儿报一个舞蹈班。她不止通过我，也通过看守所里一个善良的管教向家里透露过这个愿望。很快，我再次迎来了老太太的电话，生活也快把老人逼到死角了，老太太的声音略带愤怒，有些语无伦次，让我转告菲菲，不要痴心妄想，老太太我都要活不下去了，家里几个月都吃不上一口肉了。

我情知是这样的结果，叹了口气，无可奈何。

我又追问老太太，孩子他爸爸还不露面吗？以前菲菲没出事时，他撒手不管倒也罢了，现在孩子都要饿死了，他还不露头，是真不打算要这个孩子了吗？天下哪有这样的父亲？老太太只是唉声叹气。

我出离愤怒了，我很少直接给任何人“闹”的建议，但我郑重其事地对老太太说，对这种人渣，讲法律是没有用的，只有去单位堵他的门，闹，直接找他们单位一把手闹。而且要尽快，否则等他服务期满，就是一个社会盲流子，到时候你们更是连人都找不到。

挂掉电话后，我心如刀绞。我不心疼菲菲、也不心疼老太太，唯独心疼那个素未谋面（甚至这辈子也不可能谋面）的小女孩。

残酷的刑事惩罚，最终所有的后果，竟然都由这个才六岁（案发时四岁）的稚嫩肩膀承担。

一个真正的孤儿可能都比这个小女孩幸福一点。真正的孤儿好歹父母是真的都不在了，没什么好指望的，而她的父母虽然都在，却一个在看守所里蹲着，另一个压根不爱她。这是最致命的伤害。

我时常想象那个小女孩独自一人缩在墙角哭泣，又不敢发出声音的样子。她还那么小，却连悲伤都无人分享，唯恐这个世界像扔一件垃圾一样，把她丢来丢去。我很想走到她身边，摸摸她的头，再抱抱她，共同望向日出的方向，告诉她：“天总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