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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里的母亲,最大的心愿是给女儿报一个舞蹈班

李白拿酒来8个月前 (09-06)故事会65682

我记得得清楚,第一次见菲菲,已经是两年前的腊月二十九。那一年的冬天很暖,腊月的太阳晒出了初春的倦意,我伸了个懒腰,准备彻底结束一年的工作,回家过年。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菲菲闯入了我的生活。两个小时后,我坐在了看守所会见室内。

隔着铁栅栏坐在我对面的女人,叫做菲菲,三十多岁,面容姣好,一问一答间,脸上绽放出转瞬即逝的魔力,旋即又被迷茫和恐惧取代。

这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从法律技术角度来讲几乎乏善可陈的案子。菲菲加入了一个洗钱团伙,团伙从上游把赃款接过来,再由“菲菲们”蚂蚁搬家,买成比特币,转移到境外。

这类案件一般推进的比较快,虽然看上去很复杂,但证据体系很容易搭建。嫌疑人取一下口供,银行调一下流水,协查平台互传一下被害人陈述,基本就能定案了。不是太复杂的案子,会见结束后,我松了一口气,回城路上,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风景,听着轻快的音乐,我又回到了过年的喜庆与放松中。

当时的我没有想到,这个案子竟然羁绊了我两年之久,在两年的拉锯中,我既幸运又不幸地窥见了菲菲的生活。比起那些极端的苦难者,菲菲的苦难似乎不值一提,但问题是,我碰巧成了一名近距离观察者,这带给我的触动是强烈的。就好比乌克兰、叙利亚每天死多少人,之于我只不过是一个数字,而路边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乞丐,却鲜血淋漓闯入了我的生活。

由于新冠疫情,菲菲案件所在地又三番五次成为疫情风暴眼,这个案件很快就陷入停滞。在用完两退三延这些常规手段后,疫情结束仍然遥遥无期,法院干脆一纸裁定,中止了审理。

对于这样一个案件,两年的时间太久了。到了后来,案子已经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但一通通的电话还是不停打进来。

这些电话给我带来了一块块拼图,在这些碎片化的信息中,我逐渐拼凑出了一副关于菲菲生活的大致轮廓。

菲菲曾经有一个丈夫,是一个很特殊的不便直言的职业,虽然真正干过这个职业的人,都知道他们是些什么货色,比如自己就真干过这个职业的严歌苓,笔下的这个职业永远充满腐臭,隔着纸或电子屏幕都得遮住鼻子。但更多的人是不明真相的,他们一厢情愿的,把一些不切实际的美好词汇与这个职业叠加到一起。直到狠狠地跌倒,摔得鼻青脸肿,却发现为时已晚。

出事的时候,菲菲已经与丈夫离婚好几年,丈夫不愿意带孩子,女儿跟了菲菲生活,两人的离婚判决书上载明,男方应每月给女儿七百块钱抚养费。

然而离婚判决一拿到手,丈夫就隐匿进了大院,再也不露面。别说一个月七百块钱的抚养费了,就连探望女儿都没有探望过。菲菲的母亲气不过,要到大院找孩子父亲要生活费,却被卫兵拦住,门都进不去。老太太在门口大吵大闹,才终于进到大院,见了男人队上一个小领导。头几次,小领导说话还算客气,不过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后来小领导也闭门不见了。

菲菲走上洗钱犯罪这条路,巨大的经济压力是主要的诱因。当然,我这么说,不是为菲菲辩护,并不是说穷就可以偷、可以抢、可以骗,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辛勤劳动,合法挣钱。

但与此同时,我想说的是,卖卡、洗钱类犯罪如此高发,绝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法治问题,更是一个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正在阅读的读者们,你们会五百块钱一套卖自己的实名制银行卡吗?会二百块钱卖自己的身份证吗?会为了千分之几甚至万分之几的提成去洗黑钱吗?你肯定不会,但你之所以不会,不仅仅是因为你知道这事犯法,而是因为你根本不需要这样挣钱。

菲菲是一大批人的缩影,他们没有跟上国家这趟飞速行驶的列车,或者说,国家这趟列车没有给大家留够充足的座位。当菲菲成为一个单亲母亲,一个父亲完全撒手不管的单亲母亲后,命运就已经将她逼到了死角。如果说她没有孩子,她还可以选择进厂,当一个厂妹,继续贩卖自己所剩无几的青春。我们不能总是居高临下的指责,“为什么不去找个正经工作“、“为什么兼职刷单这么低级的骗术也能骗到人”、“真是活该”,正确的废话对我们理解并改造这个世界毫无裨益,我们应该看到,生活与生存间的冷酷拉扯,能将一个人撕裂到何种程度。

命运留给菲菲们的路并不多,我坚持这样认为。

菲菲住进看守所后,家庭境况雪上加霜。生活的重担、孩子的抚养,面对未知的恐惧,全都压在了年近六旬的孩子姥姥身上。菲菲还是爱自己女儿的,虽然她挣得钱并不干净,也不多,但她还是给女儿选择了一个条件中等,月收费两千多元的幼儿园。菲菲出事后,老人实在负担不起,只能把小姑娘转到附近最便宜的一家幼儿园。有多便宜,我没敢问,生怕菲菲问起我时,我不知如何作答。

家里完全断绝了经济来源,一老一小几乎没有吃过肉,最困难的时候,老人带着孩子上河边挖野菜吃。孩子挖得口渴,想喝水,老太太两块钱一瓶的矿泉水都不舍得买,一老一小依偎蹒跚,硬是坚持走回家里,烧开水喝。

孩子姥姥疾病缠身,甚至动过把孩子掷还给她爸爸的念头。虽然我相信老太太只是向我诉苦发牢骚,并不太可能真把孩子硬送到爸爸那,但对于孩子来说,无异于天再塌一次。

小姑娘经常一个人缩在墙角呜咽哭泣,边哭边咬嘴唇,努力让自己不发出声音,整个后背在巨大的悲伤中不受控的抽噎。敏感的孩子一定感受到了什么,与姥姥格外亲密。姥姥在电话中说到小姑娘时,沧桑的声音中猛然多出几分阳光,说小姑娘跟我可亲了,我腿不好,她还晓得每天给我洗脚。我听后心理也稍稍安定,更加确信老太太说自己都没几年好活了,这个小娃实在是养不动了是牢骚气话。

菲菲有一个心愿,想给女儿报一个舞蹈班。她不止通过我,也通过看守所里一个善良的管教向家里透露过这个愿望。很快,我再次迎来了老太太的电话,生活也快把老人逼到死角了,老太太的声音略带愤怒,有些语无伦次,让我转告菲菲,不要痴心妄想,老太太我都要活不下去了,家里几个月都吃不上一口肉了。

我情知是这样的结果,叹了口气,无可奈何。

我又追问老太太,孩子他爸爸还不露面吗?以前菲菲没出事时,他撒手不管倒也罢了,现在孩子都要饿死了,他还不露头,是真不打算要这个孩子了吗?天下哪有这样的父亲?老太太只是唉声叹气。

我出离愤怒了,我很少直接给任何人“闹”的建议,但我郑重其事地对老太太说,对这种人渣,讲法律是没有用的,只有去单位堵他的门,闹,直接找他们单位一把手闹。而且要尽快,否则等他服务期满,就是一个社会盲流子,到时候你们更是连人都找不到。

挂掉电话后,我心如刀绞。我不心疼菲菲、也不心疼老太太,唯独心疼那个素未谋面(甚至这辈子也不可能谋面)的小女孩。

残酷的刑事惩罚,最终所有的后果,竟然都由这个才六岁(案发时四岁)的稚嫩肩膀承担。

一个真正的孤儿可能都比这个小女孩幸福一点。真正的孤儿好歹父母是真的都不在了,没什么好指望的,而她的父母虽然都在,却一个在看守所里蹲着,另一个压根不爱她。这是最致命的伤害。

我时常想象那个小女孩独自一人缩在墙角哭泣,又不敢发出声音的样子。她还那么小,却连悲伤都无人分享,唯恐这个世界像扔一件垃圾一样,把她丢来丢去。我很想走到她身边,摸摸她的头,再抱抱她,共同望向日出的方向,告诉她:“天总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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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苏
8个月前 (09-06)

这就是帮信吗?哎,人的悲伤虽然是不共通的,但是透过你的讲述,还是让人很心疼这个小女孩,题外话,如果父亲没有履行抚养义务,是不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你是律师,你比我懂行

李白拿酒来 回复:
总体上说,法律是一种效率很低的方式,尤其牵涉到一些特殊群体时,更显无力。法律是吃饱了饭,开始讲求温良恭俭让的人的游戏规则,很难解那些已经被逼到命运死角之人的近渴。
行政权力仍然是这个国家最强大的权力,抱着孩子去堵几回大门,单位领导就出面把这事儿摆平了。
8个月前 (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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