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避“官方意志”，方能实现有效辩护

昨天与友人聊天，我总结为什么诈骗罪容易出无罪案件，原因有二：

一是犯罪构成复杂，这让技术上出罪有很大空间，若立法都像寻衅滋事那样，累死你也搞不成；二是多由民间纠纷引发，没有官方意志，很多案子压根就是迫于被害人信访压力才立上的。

很多律师过于专注技术。事实上，跟死磕这个词一样，技术的内涵与外延也都在不断拓展。现今，一个真正的技术派律师，已经绝不能停留在仅仅懂技术的层面。

刑事案件，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只有能从社会治理的高度解构刑事案件，才能真正找到解开案件的钥匙。

我当律师后拿到的第一个无罪案件，就是因为被害人常年以极端手段上访，才一步步走到人被羁押，被重判十二年的地步。审查起诉阶段，检察院本来准备作不诉处理。结果被害人专门在检察院对门租了间房子，天天去堵门找检察长，扬言检察院若胆敢不起诉，就在检察院门口上吊。

这个案子，也很难说我的当事人一点过错没有。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古训。被害人与我的当事人互为亲家，为了干砖厂生意，把毕生积蓄都投了进去。若只是赔了钱，两家倒还不至于闹到这个地步。屋漏偏遭连阴雨，厄运专挑苦命人。被害人家有个老头，又得了癌症。这下这笔钱从养老钱一下变成了救命钱。于情于理，我的当事人这时候都不应该再继续无动于衷，好歹该给人点经济补偿，安抚安抚。最后折腾了两三年，在看守所里关了八百多天，最终还是以退钱作为撤诉条件，该给人家的钱一分没少给。何苦来哉？

那个案子，之所以能推进下去，是因为被害人家里有个在检察院的芝麻小官儿，当时任县检察院一部部长。名字听着唬人，其实却连个副科都算不上。当时家属在省城到处找关系，也不知道是关系搪塞她，还是官太小了关系确实不方便出手，说她哪怕挂个副科，上边也能督办下去，这实在是鞭长莫及云云……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概念辨析，何谓“官方意志”？

一个案件，尤其是诈骗这类由民间纠纷引发的案件，能轰轰烈烈进入司法程序，多半有体制内人员借助信息和资源优势，一力推动的身影。但这并不属于我所说的“官方意志”。

我所说的官方意志，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家大政方针在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比如国家为什么要打击套路贷和非法催收？本质上是服务于社会治理。当社会上只有十万老赖的时候，老赖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若有一千万、二千万甚至三千万老赖，老赖就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的统战价值，随着人数的增长，几何级倍升。老赖也因而摇身一变，成了需要着力保护的对象。

从打击套路贷运动开展至今，套路贷案件有一个算一个，哪一个案件中的被害人陷入了错误认识？一个都没有。刚开始打击的时候，很多法官也颇有微词，不敢判，觉得根本不符合诈骗罪犯罪构成。但是又何如？这么多年，有哪个套路贷案件无罪辩护成功了？

说到这儿，我又想插一嘴。有个处的还不错的同行在外地办了个套路贷案子，一番交流，他接连犯了好几个致命的低级错误。其一是，案子八字还没一撇儿，就动员公司退了好几百万。钱退了后，公安这边倒也取保了一二十个员工。但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是，公司花钱请律师，是为了保老板，而不是保员工。况且，现在的远洋捕捞案件，对员工本来就判的不重。很多案件中，量刑直接从几个主犯的十年以上，断崖坠落到一般员工的几个月一年。哪怕一分钱不退，绝大多数员工也要正常取保。其二，紧接前文，公司退了钱后，隐约咂摸出味道不对，原来说好律师费，在仅仅了寥寥首付款后，也停止支付了。他又动了死磕念头，想拉我一起死磕。我说，你钱都退了，还死磕个什么劲？他的辩护目标定的也很不切实际，我给他说诈骗肯定是打不掉，他说至少把涉黑涉恶拿掉，也算辩护有成果了。

我不好再说涉黑涉恶你更打不掉，再说就情商太低，太不给人面子了。其实这里就是最能生动体现究竟何为“官方意志”的地方。

为什么法官敢于在明知道不符合犯罪构成的情况下，依旧眼睛都不眨的按诈骗罪判套路贷类案件，就因为这是“官方意志”。官方意志看不见摸不着，过于虚无缥缈，法官们要一个明确的保证。这个保证，便是四个字“涉黑涉恶”。

套路贷类案件，只有在扫黑除恶这个大语境下，才能突破诈骗罪犯罪构成。一旦拿掉“涉黑涉恶”这四个字，法官们就不愿意担这个险了。有了这四个字，就意味着案子翻不了。翻案就意味着翻“扫黑除恶”，其中意味不言自明。即便退一万步讲，哪天这种事儿真的出现了，那也是大家一起翻。翻了也就翻了，法不责众。

一个套路贷案件，要想脱黑去恶，首要在于想方设法变更罪名。唯有变更罪名，才能将一桩在官方意志主导下的翻不动的案件，转变成一件由民间纠纷引发的，法院可以自由裁量的案件。我经办的某套路贷案件，当事人从一审十三年半，最终实报实销，变相无罪，就在于成功将“政治问题”转化成了“技术问题”，“法律问题”。若一味停留在套路贷语境下，案件断无翻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