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要多研究阳谋，少琢磨阴谋

群里张律师前段时间问了一个虽然普遍，但很棘手的案子。

当事人请托办事，找关系，被骗子骗了钱。现在委托律师，想把钱拿回来。

在老百姓的朴素认知里，花钱办事，办不成退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不退钱就上法院起诉，实在是太正常不过的事儿。

凡事就怕上秤，不上秤没二两，上了秤千斤都打不住。

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上了秤，就不能再按那套朴素规则办。

花钱办事，绝大多数情况下，追求的都是不法利益。即便在少数追求合法利益的情景中，也因破坏了明面上儿的规则规矩，同样具备可谴责性。

司法的最终目的，就是用稳定的、可预期的规则，实现对社会的管控。自然不能容忍花钱办事儿这种出老千儿坏规矩的事儿。

一旦你去法院起诉，说事儿没办成，要退钱。法院早已统一了裁判规则，驳回起诉。理由便是花钱请托违背公序良俗，不应予以鼓励。

民事的路子堵死了，还剩下刑事的路子可走。

我当律师这些年来，花钱找关系的事儿见得太多太多了。我当然无法否认，贪污腐败，利益交换，是永远不可能杜绝的现象。但可能是我的社交圈层不够，根本接触不到天龙人，我只能说，我还从未亲眼见过花钱找关系办成事儿的。

一些案件，表面看上去，钱也花了，人也找了，最终结果也不错。但二者之间的关系高度存疑，极有可能只有时间先后关系，而无因果关系。

当事人们一般乐于将好的结果归因到“关系”上，这也很好理解，说事情是按部就班自然发展的结果，显然不如说是“协调运作”的结果，更具社交装逼价值。人性如此，只不过我的身份是律师，对这些事多处于冷眼旁观者的地位。扪心自问，倘若我自己身在局中，也更乐于向外界彰显所谓“运作”能力。哪怕明知这只是一个美妙的巧合。

绝大多数请托办事，完美符合诈骗罪犯罪构成，自不必说。

但一旦真作为刑事案件处理，马上会出现一个规则体系上的 bug。

请托人作为诈骗案件中的被害人，公权力有义务为它追回损失。

当然，能不能履行到位是两说。但从法律确认角度讲，刑事判决书会确认，被害人有获得退赔的合法权利。这是社会规则层面，对“办事儿不成有权要回钱”正当性的认可。

这样一来，一个很荒谬的局面就出现了。

在民事体系中，请托人的行为是应当遭受谴责，并同时承担不受司法保护的实体后果。但到了刑事体系中，在更可恶，更具可谴责性的骗子面前，他又“摇身一变”，成了被害人。他的实体权利，又成了应当受司法确认并保护的正当利益。

同一件事，哪怕放在不同的体系中评价，也不应该得出如此南辕北辙的结论。

更致命的是，刑事判决调用了司法的全部公信力，向社会传递了这样一个错误信号：

“请托办事儿无本万利。办成了，自不必说。办不成，公权力保驾护航，追回赃款。”

我说句很招骂的话。究竟是挤破脑门想尽办法围猎干部的人多？还是无孔不入百般设计刁难群众的人多？

咱都不是外宾，心中应该都有数，只是嘴上不愿意承认罢了。

司法应当通过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判决，引导社会在正常秩序上运转，实现良法善治。

此类判决，无疑会向社会持续不断发出错误信号。相当于变相鼓励所有人，去行贿跑关系。

很快，刑事判决也对此类案件进行了纠偏。在一般性的请托事项中，比如办个工作调动，升职加薪，可以判决将赃款发还被害人。在危害性极大的事项中，如办取保办缓刑，甚至办无罪，骗子该坐牢坐牢，但钱也不能发还，而是直接收缴国库。

我相信，随着社会风气越来越好，制度的笼子越扎越密，将来此类事件会越来越少，直至消亡。

但移风易俗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在包括当下在内的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此类纠纷依旧会层出不穷，构成了律师“案源”的很大一部分。

民事、刑事都走不通，司法维权的大门彻底关闭。但当事人想拿回请托款，律师也想挣律师费，怎么办呢？

有些律师同行就动起了歪脑筋。既然实话实话你驳回起诉，那我何必自找麻烦说是要回请托款？不如让当事人打张借条，按民间借贷去法院起诉，有条子，有流水，如果金额不是太大，很多法官问都不问就下判了。即便碰到心细谨慎的法官，问一嘴借款事由什么的，随便撒个小谎，或者稳一手说一句庭后核实，也就糊弄过去了。

该律师最初想的也是这条路子。毕竟这样最方便，非常符合人们朴素的行事惯例，很多律师也都是这样做的，最起码不会连案子都立不上。

但我却提出了不同意见，我直言：不能这么干，有虚假诉讼风险。

虚假诉讼，是指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法律关系提起民事诉讼，扰乱司法秩序的行为。

绝大多数情况下，比如双方存在多次借贷纠纷，甚至一些并非基于借贷而产生的金钱纠纷，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简化处理放法律关系。法院也很忙，没有时间从盘古开天辟地查起，你们双方每笔资金往来的来龙去脉，法院没有必要，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去通通查清楚。

这时，所谓“借条”，其实相当于经双方共同确认的对账单。

无论其原初法律关系是否民间借贷，都因基础请求权的真实存在，而不具备法益侵害性。充其量属于“变造”法律关系，不在虚假诉讼罪的打击范围之内。

群中也有不少民事律师，认为我小题大做，太实诚了，根本没必要如此杯弓蛇影，风声鹤唳。认为这跟合同纠纷、建工纠纷一样，充其量是经转化而成的民间借贷关系，跟虚假诉讼八竿子打不着。

但我坚持自己的看法，对于请托办事，这种特殊原因形成的金钱纠纷，由于其无论在民事体系下评价还是刑事，都不具备被法律承认的正当请求权基础，再按照老经验，贸然“变造”法律关系，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其相当于将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法关系，“变造”成受保护的合法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无中生有”。已经触犯了虚假诉讼罪。

律师这份职业，是一份需要经常穿梭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职业。稍不留神，就会触碰红线。

绝大多数律师，都是以做民事案件为主业。刑事业务只是捎带着做一做。以刑事业务为生的律师，更是少之又少。

许多民事律师认为，干刑事业务很危险。

他们混淆了与危险的“物理距离”和“法理距离”。

的确，刑事律师整日奔走于看守所之间，是距离“物理距离”最近的群体。但正因为“物理距离”近，让刑事律师们普遍拥有更强的风险意识。知道红线在哪里，离老远就绕开了，边儿都不挨，更不会去碰触突破。反倒是许多民事律师，冒冒失失，一脚就踩进了地雷阵里。从这两年的趋势来看，涉刑出事的律师中，民事律师的数量起码是刑事律师的几十倍上百倍。而虚假诉讼罪，正是其中的重灾区，我自己手上，就正办着民事同行的虚假诉讼刑事案子。

张律师说：可是现在案子已经接了，借条也已经写好了，骑虎难下。

我说：那就在诉状中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这样顶多是法院驳回起诉，最起码不至于惹上刑事官司。

就在刚刚，张律师又来群里反馈案件进展。

效果竟然是大大的好。

现在的法院，主打一个案多人少。法官人均年办案几百个，根本吃不消。

为了缓冲海啸般涌入的案件，法院普遍设立了诉前调解制度。说是当事人自愿选择，实际上是强制适用。前几年我还办民事案件的适合，为了跳过调解，还跟立案庭吵过大架，并当着立案庭的面，把同意适用诉前调解的告知书撕了粉碎。就这最后也没躲过调解这个步骤。现在想想那会儿年轻也真是虎，要是碰见同样虎的法官，给你扣个寻衅滋事或扰乱秩序的帽子，不说送去拘留所住几天，起码通报给律协司法局，吃个处分够够的。

今天上午，法院组织案件调解。

由于诉状写的一清二楚，法院一眼就看出，是个再普通再常见不过的请托诈骗案。

调解员直接给出了二选一：要么退钱调解，要么作为刑事案件移送公安。

本来走不通的司法程序，由于诉前调解机制的存在，又成了可以光明正大摆上桌面商量的事儿。

我告诉她：你们现在局面大优。刑事控告，开弓没有回头箭。人抓进去，你充其量能给他出个谅解书，给他减点刑。远没有现在这个局面的威慑力大。当场给钱，当场两清。如果谈不拢，就直接给法院交书面意见，要求作为刑事案件移送给公安。

果然，在强大的压力下，对面秒怂。当场同意立即给付 5 万，剩下的 10 万，半年内付清。

当事人很满意，打狗的肉包子还能回来一点，已经是意外之喜了。剩下的 10 万元能拿回来当然好，实在拿不回来，也就认栽了。

自己办的也不是什么地道事儿，付出点代价，也很公平。

就这类纠纷，律师究竟该如何在合规框架下协助客户解决，群里讨论了好几天。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没办法在完全合规的前提下解决，如果非常爱惜羽毛，只能敬而远之。

这个案子的实际进展，却似乎无意间走通了一条合规解决之路。即：

据实起诉，通过法院的诉前调解机制，以要求作为刑事案件移送公安为由，极限施压，逼迫对方退钱。

每一步动作，都是在司法机关监管控制下的合规操作。司法不鼓励请托办事，只代表它不会通过判决的方式，以国家强制力保护请托人。但当事人有自行处置自身权利的自由，人家双方要调解，你管不着。即便施压不成，对方不同意退钱，也因为有要求法院移送立案的书面文书存在，不怕跟客户扯皮。

简直是无解阳谋。

如果硬要说这套操作中有什么不合规之处，也在于法院。在最严格的审查下，法院只要发现所诉案件涉嫌刑事犯罪，都应当将相关线索移送公安。

但法院人有官身，对这种小事儿的合规需求远没有律师那么强烈。

再退一步说，法院合规不合规，关我一个律师卵事。只要能为我所用，而不是伤害我的利益，我完全没有必要当正义感爆棚的侠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