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该秉公报道的媒体记者，惨遭被举报人围猎，公安还说他是敲诈勒索

今年以来，我很少周末加班去看守所会见。原因很简单，都快揭不开锅了，平日的工作尚且不饱和，周末更是纯纯躺平，哪里还用的着加班？遥想三四年前，那时还没有疫情，贸易战已经开打，但经济脱钩的共识还没有形成，人们对未来依旧充满信心，社会上下欣欣向荣，一派盛世景象。我那时候整天忙的屁股冒烟脚不沾地，最长的时候，一连两三个月没过过一次周末。现在想起这些情景，已经遥远的像间隔了一个世纪。

上周六是个例外，我破例拿出了一下午时间，到三看去会见了刘钢。原因很简单，这个案子是周五晚上才签下来的案子，而刘钢是在此前一天，也就是周四才被公安关进号子里的。

第一次会见极其重要。这里所说重要，不仅是从业务角度说，也是从交易角度说。

业务上，我们国家的刑诉法并没有规定“律师在场权”，嫌疑人只能自己单独面对警察讯问。虽说现在以肉刑、变相肉刑等方式刑讯逼供，强取口供的现象已经很少，但“指供”、“诱供”、“骗供”依旧是家常便饭。尤其是“骗供”，我经手的每一个嫌疑人几乎都自称被骗过供。连话术都是全国统一的，无非“配合了就可以回家了，说清楚给你办取保”云云，结果一签字画押，立马送看守所来了。“骗”来的口供未必是不真实的，但骗供这种行为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我们反对包括骗供在内的一切非法取证，不在于它可能背离客观真实，而在于它是不择手段的，不道德的。

交易角度上就庸俗许多了。通常认为，只有当律师首次会见了犯罪嫌疑人，才被认为双方正式履行代理合同。大白话讲，在律师首次会见前，家属有权随时叫停合同，换其他律师上，而一旦进行了首次会见，就意味着双方的委托代理关系趋于稳定，双方无故均不得反悔。

三看早已没了几年前熙熙攘攘的人气。那时还没有网上会见预约系统，如果想上午会见，需要凌晨四五点便赶到，想下午会见，要中午十二点半前便赶到。冬天顶着凛冽的寒风，夏日冒着暴晒的日头，站在看守所门口排队。律师们意见很大，怨声载道。说起来，三看这个网络会见预约系统，还是为了缓解过于严重的会见压力而设立的。不过人算不如天算，现在网上预约系统终于搞好了，律师们却没业务了。现在的三看简直与“门可罗雀”也没什么两样。我去会见刘钢时，已经坐进了会见室半个来小时，会见室还空了一半，走廊里空空荡荡。

我对刘钢犯了什么事儿一无所知，手上只有他老婆吴静交给我的一张拘留通知书。通知书上写着，刘钢犯敲诈勒索罪。

每次见到我的当事人前，我都会根据他们各自所犯的罪名，亲朋好友的秉性，在脑海里为他们大致勾勒出一个画像。干律师久了，见人也多了，也能勾勒出个七七八八。

通常来讲，敲诈勒索不是个“能上台面”的罪名。行受贿的，可能是被群众中的“坏分子”围猎；非法集资骗取贷款的，可能是被逼走投无路的民营企业家；甚至诈骗的，也有可能是被别人诬告。唯独敲诈勒索，让人很少能难与“良民”建立关联。实务中有很多上访户被政府以敲诈勒索罪打击，但实际上这些专业访民，无论手段还是目的，正当性都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与传统意义上的“良民”很难沾上边儿。

正在神游遐想之时，传来一阵阵金属摩擦撞击的当啷声，嫌疑人们带着手铐脚镣从各自监舍内被提到会见区了。我对着一大群穿着号服替着寸头的嫌疑人喊着：“刘钢~刘钢”。不一会儿，一个大高个儿伸着头探进了会见室：“是叫我吗？”

刘钢坐到了我对面。这回我还真想错了，刘钢不是一个下层市井泼皮无赖，而是某省直单位下属二级单位的工勤编制人员。在老百姓看来，也算是“吃皇粮”了。

简单互相了解身份情况，我便开始询问案情。

这个案子说起来也满离谱的。刘钢在质检系统工作，经常会接触到一些举报线索，三来五去，跟法治报社一个叫钱西的记者混熟了。

由于案子尚在侦查阶段，律师看不到卷宗，只能从公安讯问的问题中，反推公安机关的侦查预设。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这话不完全适用于侦查阶段。所有的侦查行为，都发端于“怀疑”。公安会依据初步掌握的证据线索，预设出案件的大致图景，并围绕这个预设的图景展开侦查工作。

在刘钢和钱西的案件中，公安的侦查预设为，俩人混熟以后，动了歪脑筋，觉得拿到举报线索后，敲被举报人竹杠，来钱要比老老实实上班快得多。此后便纠集了几个“江湖人士”，专门四处收集举报线索。拿到举报线索后，几个人大摇大摆拿着工作证、记者证，堂而皇之出入被举报的企业，基层政府部门，大敲竹杠。

公安的这个侦查预设，有很多不合理常理之处。

首先，敲诈勒索罪要求行为人以恶害相告威胁。但刘钢和钱西俩人都有公职，一个是省直机关下属二级机构的正式在编人员，另一个是省级媒体的正式在编记者。咱就不先入为主的说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即便他们真的动了贪念，要拿举报线索敲竹杠，也会把事儿做的不着痕迹。不可能low到大摇大摆跑到被举报单位，明示“你们不给钱就曝光”云云。

其次，敲诈勒索罪还要求行为相对人基于害怕、恐惧心理向行为人交付财物。世上没有读心术，这些被举报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给刘钢、钱西钱，只有上帝知道。但是咱就从生活经验来说哈，是刘钢钱西以披露曝光为由苦苦相逼强拿硬要的概率大，还是被举报人削减脑门给两人塞红包以求封口平事儿的概率大？读者们也不要说我们律师收了坏人的钱就替坏人说话，既然两种情况都只是一种可能性，无法得到真正的实锤，那为什么不选择相信概率更大的那种可能性呢？就不单说这个案子，推而广之到所有领域，到底是削尖脑门子硬送的多，还是想方设法强要的多？只要不硬装外宾，对这个事情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最后，公安现在“查证属实”的数额也很搞笑，只有一笔，六千块钱。为什么只有这一笔却还要大动干戈呢？公安的侦查预设是，这些犯罪分子很狡猾，大部分时间犯案时，都用现金交易，而现金交易是不留痕的，但当下查不到不代表将来查不到，先把人控制起来省得串供，等将来查到了，再好好跟你们算总账。咱们还是回归到生活常识上，刘钢和钱西俩人接到的举报线索，轻则能让企业停业整顿，重则能让当地基层政府通报批评乃至被政务处分。六千块钱，也就是一桌饭两瓶酒的钱，如果俩人是真敲诈，会只敲这六千块钱吗？

我不喜欢谈论某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当拿着显微镜对任何一个人扫描时，你都会发现，人是复杂而多元的，远非“好”或“坏”一个字可以评价。

刘钢和钱西是好人吗？很难说是。某种程度上，我部分同意公安机关的侦查预设。当你在屋里发现一只蟑螂时，就意味着已经至少有几十上百只蟑螂。他俩既然能收一次六千，就能收十次八次甚至更多次，至于接受宴请招待唱歌洗脚，就更不在话下了。

但这些经济利益，无论如何跟敲诈勒索沾不上边，充其量是收受贿赂出卖职务廉洁性（其实我更倾向于这是一种“陋规”，收取陋规算不算受贿，见仁见智）。简而言之，作为人民记者，人民公仆，应该秉公执法，像大清官海瑞一样，向一切胆敢挑战法律，违法违规的被举报人亮剑，让他们的罪恶暴露在阳光之下，接受人民正义的审判。但他们没有，人民派他们去采访报道，他们过去后吃了饭喝了酒唱了歌，就把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忘了个一干二净，醉醺醺临走时还不忘再揣兜里一个鼓囊囊的信封。

然而法庭终究是法律的法庭，而不是道德的法庭，不能因为他们道德的滑落而科以刑罚。从受贿，甚至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角度（两人虽然都有编制，但一个是合同制记者，一个是工勤编，手上不直接掌握行政权力，很难认定为刑法语境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六千块钱根本微不足道，还达不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

从看守所会见结束出来，太阳已经快要坠入地平线以下。在看守所门口，已经说话说得嗓子冒烟的我，又耐心地向吴静转述了解到的大致案情。夕阳拉出两道长长的人影，一阵凉风吹过，夹着几片落叶。秋天已经来了。

吴静显得很平静，似乎对刘钢被抓早有预感。至于为什么如此平静，我不得而知。刘钢在外面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儿，她或许比律师和公安都要了解的更多吧。

我早已过了对“真实”过分执着的阶段。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真实”，一如佛陀所云：“我们所见的世界，是自己感知的结果，它并不真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