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送审查起诉前，公安让他删除聊天记录

前几天写过一个在校大学生涉嫌帮信的法援案件。

今天下午，约见了小男孩，一是按照工作流程完善一下受援手续，二是我也很想当面见一下这个小男孩。须知百闻不如一见，当面沟通永远是信息传递最高效，信息损失最小的方式。很多案件的关键细节，就是在不经意间的聊天之间浮现出水面的。

我先问了小男孩校规的事儿。那天通完电话后，我上了他们学校官网，掘地三尺，也没找到校规，最后还是小男孩给我拍了份纸质版。之前已经介绍过，这份校规规定的模棱两可，只规定到了管制拘役留校察看，没说判了徒刑怎么处理。虽然我一再宽慰“法无授权不可为”，但小男孩心里一直不托底，也难怪，毕竟留校察看再往上一档就要开除，而徒刑（哪怕缓刑也是徒刑）又恰好比管制拘役重一档，怎么看怎么般配。

关于帮信罪的立法问题，总能引发两派口水战。一派认为这罪有“恶法”嫌疑，打击面太大，变相连坐，社会效果不好；另一派则认为罪有应得，甚至应该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持续形成高压态势，以儆效尤。

但从具体案件的辩护层面来说，讨论立法的意义不大。国家怎么立法，法院就只能怎么判。你律师说一百遍“恶法非法”，也没有什么卵用，只要法律一天没被废止，法院就一天只能按黑纸白字成文的法律判罚。

对于当事人“自愿”认罚案件，案件的事实认定，一般不会出太大问题。前提是一定要当事人本人“自愿”。认罪认罚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有些荒腔走板，很多认罪认罚案件证据质量并不高。一方面当事人有投机倒把心理，心不甘情不愿认罪认罚后又反悔，另一方面办案机关又急于结案，威逼利诱软磨硬泡，最后闹得鸡飞狗跳的案子不胜枚举。

对于事实清楚，无力撬动的案件，辩护落脚点要重点放到量刑情节上。在量刑情节辩护上，当事人的到案经过，是权重最大的变量。单一个自首情节，就最高能减少基准刑的40%，也就是说，两个同样情节的人，自首者的刑期能比非自首者至高降低小一半。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最大幅度，实务中的幅度没这么大，我曾经统计过最高院推进量刑规范化时公示的几十个案例，自首情节在实务中的减刑幅度多半在15%至20%之间。

于是我再次向小男孩确认：“你们一案三人，都是如何到案的？”

小男孩说：“我是接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派出所的。同案的张三，是我用QQ把他约到东来市人民医院门口，公安抓获到案的。同案犯李四，我不认识，不清楚他是怎么到的。”

小男孩还没说完，我一颗心就突突突几乎蹦到了嗓子眼儿。自首要求行为人同时具备“自动投案”与“如实供述”两个要件。在实务中，是否“如实供述”很容易判断，难点在于如何认定“自动投案”。为了节约司法资源，更为了给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实务中形成了许多约定俗成的裁判惯例，大大拓宽了“自动投案”的外延。比如小男孩在明确接到派出所电话通知后，才到派出所去配合调查，按老百姓的理解，明显就不属于“自动投案”，但在刑事司法认定中，这属于几乎没有争议的“自首”。

关于自首，卷宗中有公安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已经明确认定。让我心脏扑通直跳的，是小男孩说他还有一个“协助抓捕”的情节。

与自首一样，立功的外延在司法实践中也有很大的拓展，而作为立功最典型表现之一的“协助抓捕同案犯”，司法实践中更是确立了一系列从宽的认定规则。详见：一文穷尽刑事审判参考“协助抓捕型立功”裁判规则。

但这些认定规则在小男孩这里统统用不上，因为这几乎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最标准的“协助抓捕”。本案发案地点是中原市，而同案犯张三居住地在东来市。由于二人相识，小男孩把张三约到东来市人民医院见面，并带领派出所民警一同前往。张三刚一冒头，小男孩便向民警指认，民警当场把张三抓获归案。

小男孩看我问的这么细，反倒有些疑惑：“这些情况卷宗里难道没有吗？”

“没有。今天我听你说后才第一次了解这些。”

小男孩脸色大变：“不应该啊！当时公安给我说好的，会给我出立功材料的呀！而且协助抓捕当天，我跟民警也有微信沟通。”

我：“你跟民警的微信聊天记录拿来我看一下。”

小男孩却坐着不动，说：“聊天记录已经删了。”

“为什么要删呢？”

“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前，民警让我删的，说这些留着不好。这聊天记录还能恢复出来吗？”

我简直无奈到无话可说：“一看你就没跟他们打过交道。他们还跟你说学校不会知道，不影响你上学呢，都是唬你的。你当时真应该找个专业人士咨询咨询，哪怕跟父母长辈商量商量呢。公安一看就没打算给你出立功材料啊！如果要给你出材料的话，聊天记录删不删又有什么影响呢？”

“聊天记录能恢复出来吗？”

“据我所知很难。”关于微信聊天记录到底能不能恢复，现在没有统一的答案。腾讯公司的官方表态是，腾讯公司不在云端存储任何聊天记录内容，但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腾讯公司偷偷备份有聊天记录，也需要极高的权限才能调取到。我办了这么些年刑事案件，通过腾讯调取聊天记录的，一起也没有见到过，都是从扣押的当事人手机中恢复数据。

小男孩脸色阴晴不定，突然又像抓到了救命稻草：“这个情况我跟检察院也说过呀。当时一个检察官助理给我做笔录，我给他说的。”

“那你说得这些话记到笔录里没有吗？”

小男孩又沉默了两秒，嗫嚅道：“没有。”

“聊天记录给检察院提交了吗？”

“也没有。”

“你看，检察院不可能单凭你动动嘴说一说就给你认定立功。如果那么简单，那每个人都说自己是自首，自己是立功了。检察院一方面要见到证据，另一方面还要向公安具体核实，甚至还会要求公安机关补充出具情况说明，盖上公安局的公章，最终才能进行司法认定。”

“那我现在怎么办？”

“你先把你与张三当天具体约见的QQ聊天记录截屏给我，我会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提交。同时，在法庭调查阶段，我会以发问的形式，引导你将当日协助抓捕的具体经过向法庭陈述清楚。法庭见到这些证据后，会在下判前让检察院落实具体情况。”

小男孩实在太过青涩，我十分不放心他的庭审应对，又手把手将庭审程序给他详细讲解了一遍，甚至把我会如何拆分发问，与他进行了一番模拟演练。

最后，我又宽慰小男孩道：“如果立功这个情节能够认定，自首加立功加认罪认罚加自愿主动退赔，还是很有希望争取到免于刑事处罚的。这样你的学籍就能保住。”

小男孩很勉强的点了点头，对我道了声谢谢。

本来以为没什么辩护空间的法援案件，突然间峰回路转，出现了重大转机。但与此同时，公安的一系列操作，又让我感到迷雾重重。如此清晰的立功线索，况且已经答应给出立功材料了，最后为什么又没给出？不仅不给出，还在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前特意让小男孩删掉了聊天记录？检察官助理在听闻小男孩陈述协助抓捕经过后，有没有向员额检察官汇报？有没有向公安机关核实？这些问题，恐怕都只有留待开庭审理时，方能揭晓一二了。

最后还是想替律师行业稍微正名宣传一下。如果你把律师看成包治一切的灵丹妙药，那一定会失望。律师不可能做到包治百病，但一个合格的律师，一定能让你少犯错不犯错。这个小男孩，几乎全程没有寻求过专业人士的帮助，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没告诉。直到我作为法援律师介入，告知他有开除学籍风险后，家中父母才首次知道孩子在外闯下了这么大的祸事。其实如果能早些聘请律师介入，诸如删除聊天记录，空口说不核对讯问笔录这些低级错误，一定可以避免。如果在检察院阶段就坐实自首加立功两大情节，有很大概率争取到酌定不起诉。可惜现在为时已晚，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争取保住学籍。

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案子还会再写一篇。等开完庭下完判，再来汇报立功有没有认定上，学籍有没有保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