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所搞党建，搞得连官儿都没人愿意当了

节前就想吐槽，或者说，奚落一番。然而上班身累，放假心累，一脑门子火，没顾上。

事情是这样的。

我所在的J所，在村镇银行事件之前，是省内首屈一指，或者说，一骑绝尘的大所。年创收能甩第二名好几个身位。别的所办不成的事儿，J所偏能办成。别的所勾兑不来的人，J所偏有资源。当时连司法厅刚退休的王副厅长，都被聘到所里以党务专员的名义，实质上当执行主任。

当然，这个执行主任，是老王自己对自己的定位。或者更严谨点说，是老王在台面上给自己的定位。实际上，老王与所里是各取所需，利益互换。

老王总体上算是个清官。他在司法厅分管监狱管理工作。司法大整顿期间，他的前任和后任两任分管监狱管理工作的副厅长，以及他的直属下级，监狱管理局局长，纷纷落马。就在大家都以为老王也在劫难逃之际，他竟始终悠哉悠哉，最终安全着陆。清廉程度，可见一斑。但如此一折腾，倒是把惯常勾兑的J所吓得不轻，连夜连哄带骗把老王撵走了。结果老王到最后屁事儿没有，弄得左右很尴尬，暴露了事务所丝毫没有担当，扛不起事儿的尿性。

这种无担当，不扛事儿，在村镇银行事件中暴露的更加彻底。所里三名律师被抓，竟然屁都不敢放一个，连派律师出面代理的勇气都没有。如果说分所自己需要避嫌，J所全国这么多家分所，不乏刑事辩护的行家里手，找个外地分所的专业刑辩律师，介入一下，也算是在事务所层面有个表示。不管怎么样，干律师这行当，胆小畏葸，都是极大的减分项，甚至是一票否决项。后来所里一伙高伙闹分裂的时候，果然就拿村镇银行相关案件见死不救说事儿，说所里没担当，小律师跟着干不值当，忽悠走了不少人。

写到这里，忍不住说几句题外话。

律师这个群体，可能是道德水平最低贱的群体，没有之一。莫谈什么庙堂之上的高大上道德，就是下里巴人的江湖道义，在律师这个群体里，也是完全不存在的。

张文鹏寻衅滋事被抓，始作俑者张庆方第一时间躲得远远的，生怕割席不够彻底，血溅到自己身上。至于张文鹏的同案犯，同样也是专为所谓维权外聘的另一名许姓高管，境况就更加令人唏嘘了。许姓高管出事儿后，连三阶段两万块钱的律师费都出不起，还要在网上发起公开募捐凑钱。当然，也不排除，这是某种炒作手法。但这种炒作手法，恰恰暴露了屎磕律师的真面目。冲锋陷阵小律师在前，摘桃领功小律师靠边。下作程度，比J所“见死不救”（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根本谈不上救，小小律师，不要自作多情，放大自身作用）的无耻程度要高上千倍万倍都不止。

偏偏律师这个群体里，蠢蛋白痴比比皆是，一个二个被屎磕大律师洗脑洗的不行，甘愿被别人当枪使，愿意燃烧自己，成就他人，我作为旁观者，自也无话可说。

老王既然名义上挂了个党务专员职务，党建这一摊儿自然不能不抓。但是党务这摊子事儿，干起来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律师行业无组织无纪律，不比体制内，别说搞什么党建活动了，就是开个会抄个笔记，都没几个人搭理。

权力不用，过期作废。老王很明白这个道理。在任上清清白白，兢兢业业，好不容易平稳着陆了，再不趁着刚退下来还没凉透搞一点儿养老钱，这辈子可就白忙活了。老王拉活儿搞钱的劲头着实不小，全省好像总共三十余家监狱，他全部给弄成了J所的顾问单位。按一家监狱一年顾问费5万块钱算，每年光顾问费，就150万元收入。再加上其他代理案件的费用，一年搞个大几百万没什么问题。

心思全扑在搞钱上，自然顾不上党建这一摊儿破事儿。当初老王把我招进来，就是为了协助他搞党建。美其名曰，党建秘书。

后来赶上律师行业党建工作大干快上，J所由于人多、党员多，与S所一起，成为省内首批成立党委的律师事务所。

所里一时普天同庆。

成立党委，就意味着要设立党委书记副书记，组织宣传纪检几大部门，意味着要设立至少四到五个党支部，每个支部要配两个正副书记，好几个委员。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意味着一夜之间多出来N多官位。普天同庆，庆的是大家又有官可做，有帽子可戴，可不是庆的什么所里又拿了什么荣誉，获得了什么肯定。

我那时候对无穷无尽的党建工作已经极尽厌烦，心里甚至还在盘算着，如果硬要塞给我个什么官儿，我得想办法推了才是。正好今后党组织健全了，该是哪一摊儿的事儿就由哪一摊儿的人来管就好。搞档案，有组织部，搞文案，有宣传部，搞活动，有党支部。最好我这个空挂名的党务秘书，能彻底赋闲歇业才最好。

结果党组织成员名单酝酿出来，令我大跌眼镜。别说在党委里混个一官半职了，就连党支部里，也没我半毛钱的事儿。

我最开始有些气恼，觉得自己来到J所，顶着个党务秘书的空头衔，兢兢业业干了两年，所里没有给过我一毛钱待遇，没有给过我半分案源支持，就连老王，也视作理所当然，连画饼都没对我画过，顶天了口头夸赞两句，小刘文章写的就是好云云。两年下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现在党委成立，创造了这么多“官职”，连点意思表示都没有，岂不是太不够意思？当时司法大整顿还没有进入深水区，村镇银行系列案也还没有爆发，所以我才会存有所里应当“讲意思”的想法，如果是现在，我断然不会有如此天真幼稚的想法。

但是旋即又很快自我释放。我本来就对党八股深恶痛绝，如果能硬下头皮来写材料，当初还不如就留在体制内不出来。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发泄一番情绪，正好把党建八股这个大包袱，一劳永逸的彻底甩掉。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我可以不要，但你不能不给”，对吧？

你给了我不要，我就找不到理由撂挑子不干，像我这样被儒家文化锁喉的小镇做题家，说不定今后还要更加努力更加卖命的干。但你压根提都不提，不正是往我手里递刀子吗？

党委组建筹备会议，照例叫我过去做记录，抓落实。我迟迟不到会，等三番五次来人催促后，才珊珊来迟。会上虽然没我说话的份儿，但隔空甩个脸子表达下不满还是能做到的。会议刚一结束，我不等任何人退场，啪的站起来，凳子碰出很大声音，然后头也不回就出了会场。

自打那次会议以后，所里所有党建八股相关的活儿，我是压根儿一点也不再沾边。你不是有宣传部吗？部长为什么不写材料？委员为什么不写材料？哪里轮得到我一介草民写材料？我也不配啊你说是不是？

如此僵持了一段时间，又恰逢老王被所里挤兑走，我便更加没有了心理负担。老王毕竟在我最落魄，接近走投无路的时候，引荐我进入了当时正如日中天的J所，于我有知遇之恩。虽然我在J所从没占到过什么便宜，但那硬要说的话，也是我个人的问题和所里的管理问题，与老王关系不大。老王安排我做什么事情，我虽然在长期被白嫖的态势下也不情愿，但依旧会不打折扣的落实好。老王一走，连这些微薄的情分也烟消云散了，管你这高伙那高伙，在我眼里就是个屁。

我还一心等着，如果哪个鸟高伙过于不长眼色，再来给我安排事情做，就要好好给他点color see see，让他下不来台一场。没想到这些大律师们个个都是人精，倒也没人再来叨扰我。我从此终于彻底摆脱了党建八股这摊儿烂活儿，获得了完全的自由。

凡是类体制架构中，当普通一兵的舒适度永远远超当个小领导。你说你当个党委书记吧，出去好歹有点面儿。尤其地方上那些不太懂律师行业的小老百姓，一听又是主任，又是党委书记的，还以为是啥了不起的人物，这钱骗起来便更加得心应手了。

“主任”这个词，带有很强的体制色彩，这种感觉是“某总”、“某经理”、“某董事长”给不了的。假期期间读反腐纪实作品《追问》，里头谈到了一家省文化厅下属的公司，该公司的经营范围，其实就跟前几年名噪一时的谢留卿案差不多，简而言之，就是与各类江湖骗子合伙，包装各类古玩字画，拿到市场上骗钱。

其实经过改制，该公司只是名义上归属于文化厅，早就是私人产业。但是盘下这家公司的老板，显然是个国学高手，专门请示省厅，对外职务身份不变，不以当时流行的某总某经理称，而依旧称某主任。

某某主任，虽然一听就不是一把手，没有某总某董的霸气，但却体制气息十足，再加上该公司浓厚的官派背景，很快做的风生水起，连大明星许晴都被他们骗了一道儿。

律师事务所不称经理，而称主任，其实便是改革不彻底的产物。但这种改革不彻底，反而又成为律师事务所在特色市场环境中的竞争优势。中国的事儿，有时真是没法说。

读了这个故事，约莫理解了一些，为什么明明不冤的案子，谢留卿却如此激烈的喊冤。

大家都他妈这么干，甚至你正规军也这么干，为什么不抓他们？只抓我谢留卿？

不患寡，而患不均乎。

但是类体制架构内的普通一兵和中低层小领导，就比较惨了。尤其是中低层小领导，装逼装不起来，名片虽然也能硬印，但印个党委书记，跟印个第几党支部委员，那能一样嘛？

除了党委书记，也能拿得出手上得了桌的职务，还有一个纪委书记。但纪委书记出去抛头露面，一来掣肘太多，二来并不吃香。就好比一桌老板吃饭，大家正推杯换盏间，你自报家门说自己是纪委书记，这酒场儿恐怕立马就得散。那场面甚至比无良律师掏出名片，说自己主做刑事案件，大家若是出事了，务必第一时间掏钱委托我平事儿更加炸裂，更加晦气。

当年一众人抢着做官，大约是没看到这一层，以为党委的官儿，就跟律所里各种主任一样，批量发售，不要钱一样，管它有用没用，先占住坑再说。

结果弄了两年，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就不说组织线下党建活动这种大伙儿，光是各种会议登统计，就能给人折腾半死。这些活儿落到谁头上？还不是谁当“官儿”落到谁头上？大律师请得起助理的，还能甩给律师，请不起助理，或者虽然请了助理，但这两年形势不好，助理喂不饱的，还是得自己亲力亲为。

这回党委换届，恰逢律协组织党支部书记现场培训，竟然出现了无人愿意当官的奇景。

大家你推我我推你，尽显“高风亮节”。

直到党委书记在群里公示拟任职名单，竟还有人在群里公然唱反调提意见：“L书记，前期给您沟通过了，我不再担任党支部书记了。”

组织决定好了的事儿，而且是光荣的事儿，竟然还当中推三阻四，违抗上级。

放眼整个党史，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

当初众人追捧的小甜甜，竟成了如今无人问津的牛夫人。

大约不仅是J所所，而是整个律师行业党建工作的一个缩影。

可悲可叹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