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辩护不要找关系，也不要执着于跟司法官见面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农业社会下的人际关系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农业社会对分工协作的要求不高，理论上讲，甚至不需要分工协作，男人一个人就可以干完。甚至家庭在这种经济形态下都不是必需品，只不过是因为人有生老病死，社会需要新生儿来完成继替，进而才有了家庭（详见《生育制度》）。

马克思形容将这种社会形态下比喻成土豆，没有什么社会，更谈不上组织，把土豆装进一个麻袋，也依旧是一个个孤零零的土豆，而绝非一个整体。

很难说费孝通是不是受马克思的影响，但真理总是唯一的，二人各自发现同一真理，也是非常合理的解释。若说马克思跟费孝通提出这个观点的时间太接近，难免引发借鉴之怀疑，那么早在春秋时期，老子就提出过“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图景，便是“真理唯一性”的又一绝佳印证。

乡土农业社会，不存在社会交往，一切关系都基于血缘，即便是地缘关系，也根植在血缘之上。因为村落的形成，一定是血缘扩散的结果。

基于血缘的关系，讲究一个“剪不断理还乱”，双方追求的便是这种你欠我我欠你，大家互相在感情上有所亏钱的交往状态。正是因着这种互相亏欠，才为下一回的“相互麻烦”提供了发生的基础。大家不担心算不清账，反而担心账被算清，因为那往往意味着，双方要断绝往来了。

中国人爱找关系，究其本源，便是这种农业经济模式下，缺乏以陌生人身份开展社会交往之经验，路径依赖般代入血缘关系的结果。

但找关系真的对办事有帮助吗？费孝通又笔锋一转，说，中国人并非在所有场景下都爱找关系，在特定场景下，中国人反而还要特意避开关系。

比如中国人要赶集，然而赶集的结果是，张老汉牵着小毛驴走了几十里路，最终在集市上把毛驴卖给了隔壁李老汉。既然横竖是卖给自家邻居，为什么张老汉还要绕上这么一大圈远路呢？直接在家门口跟李老汉掰扯清楚不就行了吗？

费孝通接着分析，张老汉和李老汉跑这几十里路，绝不是凭空跑。因着这几十里路，他们为自己创造了以“陌生人”身份进行交易的条件。在这种陌生人交易的条件下，他们一个可以大大方方叫价，另一个可以仔仔细细查验牲口有没有什么毛病缺陷。生意能成就成，不成便各自另寻交易对手。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交易对价当场结清的场景。几十里山路使他们暂时远离了血缘和地缘的羁绊，集市热火朝天的交易氛围，又进一步淡化了各自在血缘关系中的身份，让他们能够以一个更纯粹的交易者身份互相交流。

以什么身份对话，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对话，很多时候比对话内容更加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公检法都一再强调，要在办公时间办公场所跟律师和当事人见面，也是为了通过公事公办的氛围营造，消解律师和当事人的“情感攻势”。

我原先在县里当指导员时，一次跟县里法官吃饭，说谁不想秉公判，但是县里就这么大个地方，拐几道弯都能攀上关系，人家上门来说一次你不为所动，说两次你不为所动，说上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你情不自禁就往人家那边偏了。这就是职务身份被血缘身份（地缘身份）压制的一个典型情景。

大多数司法案件中，司法官都是被人情攻势围猎消解的那一方，但在刑事案件中，尤其是坚决做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律师也有可能成为司法官主动采取人情攻势，瓦解职务身份，进而逼迫律师“情不自禁”的退让防线的一方。

我现在做无罪辩护案件，不怕办案人员态度不好，反而怕办案人员态度好。我很难想象一个公诉案件，你见着法官检察官（哪怕是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当面聊几句家常，这案子就能不诉了就能判无罪了。即便他们个人身份认同你的观点（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都是他们想尽快结束对话的惯用话术而已），最终也依然要落脚到程序中来解决问题。

你能想象前一秒你还跟检察官在一块谈笑风生，他一边奉承你说的对，他个人都同意，一边向你诉苦，往领导往体制身上甩锅，自己也是身不由己，全然把你当做革命战友，后一秒你就板着脸要求他出示出庭手续，要求他回避庭审吗？反正我脸皮薄，做不到。即便勉强做了，也会让我有负疚感，觉得自己像是背叛了一段友谊一般。那些态度不好的，拒绝沟通的，我反而乐见其成，反正早晚都要撕破脸，与其我先对不住你，倒不如你先对不住我。正如韩寒退学前所说：“反正你明知道学校早晚要把你开除掉的，还不如你自己退学，这样起码说出去也有面子一点。”

刑事案件讲究一个边打边谈，这话原是没错的，但这种谈一定是如前文所述，张老汉李老汉各自奔出几十里路，以陌生人职务身份为关系基础之上的谈，而非七大姑八大姨各自端着饭碗，蹲坐在门口拉家常的谈。都是一个“谈”，内涵和外延却差出十万八千里去。

以律师身份对检察官身份法官身份的谈，固然多多益善，以私对私身份的谈，意义实在不大，甚至可能会有损于你基于职务身份正式表达的力度，不谈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