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说被骗供诱供，结果公安直接甩出讯问同录

老王跟我嚷嚷了大半年，非说自己第一次口供是被公安诱骗作出，说得信誓旦旦，恨不能当即指天发誓。

《刑事诉讼法》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出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明确规则，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在司法实务中，骗供诱供得来的口供地位稍显暧昧，大多数司法人员观念里，办案不是请客吃饭，上兵伐谋，搞点阴谋诡计，不仅不认为这是违法的事儿，反而觉得这是自己办案能力强，执法文明的体现。

但从法条规定上来讲，骗供诱供的确属于应当排除适用的非法证据。我对老王说，既然你言之凿凿，被骗供诱供了，我们可以同时申请排除非法证据，调取同步讯问录音录像，并申请召开庭前会议。通过这一套组合拳，应该能够拿到讯问时的同录，拿到同录后，孰是孰非，才能大白于天下。但是你也要回忆清楚，这份口供是给你定罪最核心的证据之一，如果同录调出来后反而证明公安的讯问没有问题，那到时候你将会非常被动。

肯定有问题，必须申请调取，老王的语气斩钉截铁。

老王如此肯定，也给了我莫大的信心。除了上述三份文书外，我又起草了一份老王本人申请参加庭前会议，提供具体排非线索的申请书，交老王签字后交到了法院。虽说根据法律规定，辩护人发起排非程序的，法院召开庭前会议时“应当”提被告人本人到庭，但实际上很多基层法院的业务能力实在堪忧，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以这种方式变相提醒法院，别忘了提老王本人到庭。

我本来的设想是，这份同录公安不会拿出来，甚至已经做好了无法调取同录后的控告准备。没想到，庭前会议上，检察院十分坦荡地把录像拿了出来，并当庭发表意见，录像已经调取，而且我们也查阅审核过了，我们认为整个讯问过程合法合规，没有问题。

当时我就觉得不大对劲，如果讯问手法真的拿不上台面，这份同录肯定没有这么好拿到手。现在人家这么爽快的拿出来，而且还不忘在庭上强调一番，合法合规，想必是有十足把握了。

拿到录像后，进行了细致审阅。就是一场很普通的讯问，先是谈话，谈话过程中也利用了一些讯问心理学常识，其中一名身材高大的警官始终抱着膀子站在老王身前，利用肢体语言高压威慑，整个讯问椅都被警察的身影遮挡，老王缩在讯问椅里，像个受惊的小鸡子。也利用了一些讯问中的常见话术，如：“老王你肯定知道咋回事，别人都已经交代了，我们现在就是要你个态度”、“老王你想想，出了这种事儿，大家谁会替谁扛着？越早讲清楚你的问题，对你越有利”云云。但即便从我一个辩护人的角度，我也不得不说，讯问整体上还是比较规范的，连好多公安讯问时爱说的“事儿不大，说清楚了给你办取保”这样略带欺骗色彩的话都没有讲过。

谈话结束后，开始做笔录。这时，眼看老王吐了口，站立在讯问椅前进行肢体威慑的警察撤回到电脑前，两名警官一个敲键盘，一个问话，又将刚才谈话时的对话重复了一遍，制作成笔录。

最后，打印出笔录，交老王签字。签字这个环节，也是审查同录中的重要一环，很多公安敲完笔录后，火急火燎催嫌疑人签字，容易落下个“未充分保障核对笔录权”的指摘。但录像里看得清清楚楚，老王手指头指着，一行一行仔细核对后，方才签字画押。

从纯粹的辩护技术角度讲，这样一份同录，调出来还不如不调。不调出来，还留一些模糊空间，现在真相大白，连这一点模糊空间都没了。难怪检察院在提交这份录像时，表现得迫不及待，甚至恨不得当庭播放。

我依然会为老王做无罪辩护。这个案件来龙去脉很复杂，并不仅仅是一份笔录、一份口供的问题，而是当前一段时期社会矛盾的总反映。详见：法律不应过分苛责守法公民，过度保护老赖，代为取回基于合法债务衍生的逾期车辆，不构成任何犯罪。

但这份录像拿到之后，无论是我，还是老王本人，抑或是老王的家属，心态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份录像将大家从“阴谋论”的思维框架下解救了出来，本已趋临临界点的控辩关系、审辩关系，压力得到了释放，避免了“脆断”风险，案件得以再次回归理性、沟通的轨道上来。

老王指控公安机关非法讯问，诱供骗供，最终被证明是无中生有，用生活语言来讲，是在胡说八道。但法庭本就是一个合法吵架的地方，甚至合法“胡说八道”的地方。律师在庭上为“坏人”说话辩护，享有言论豁免权，哪怕睁着眼睛说瞎话，也不被追究。这套舶来的现代律师制度，至今仍然不能与传统文化很好的相融，甚至不被很多国人理解。允许“坏人”在庭上“胡说八道”的意义在于，通过这种公然的、却又合法的吵闹，宣泄矛盾，维护稳定。他可能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目前我们所能发现的，最能增进社会总体福利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