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拿了三千块扶贫补贴款，老村支书走上漫漫信访申诉路

去年冬天，疫情还正猛烈的时候，接了一个刑事申诉案件。

本来我是不太做申诉案件的，申诉案件没有明确的退出机制，通过正常申诉渠道翻案的概率跟中彩票也差不多，很多性格执拗的人申诉几年十几年甚至一辈子，但律师要不要也跟几年十几年甚至一辈子呢？从道义上来说，当然应该跟，但从个人能力来看，根本不现实。律师不是超人，一天也是二十四小时，能够同时处理的案件数有极限，如果接案时不考虑退出机制，很快手头就会被积案压的喘不过来气。

每一个申诉的人都会一把鼻涕泪一把诉说自己的冤屈，控诉司法的不公，但实事求是的讲，那很有可能并不是现实。人的记忆很容易被篡改，能走上长期申诉之路的人，性格又多少有些执拗，往往陷入自己的那套怪诞逻辑中绕不出来。

所以当村支书老孔涕泪俱下哭诉自己冤屈时，我并没有太大的情绪起伏。在工作状态下，我对每个人的话——包括我自己的委托人——都保持着谨慎的职业怀疑。很难说这是一个好的工作习惯还是坏的，这不仅听上去不太政治正确——我都花钱请你了，你却不能做到无条件站在我这边，也不太利于市场开拓。我是一个“基因决定论者”，坚信每个人的每个性状表达，背后都是基因的力量，因此很久以前就放弃了与基因对着干，改造自己的想法。我天生不太能跟他人共情，我的指导老师在这方面就比我强的多，跟客户谈案子，谈着谈着便眼圈一红，接着眼泪哗啦啦往下掉。客户前脚一走，她后脚立马又生龙活虎。

我不太相信诸如“伪装”、“城府”这套说辞。每个人都是真实的。变色龙善于伪装，但那也是变色基因使然。对于变色龙来说，伪装恰恰也是一种真实——专属于变色龙的真实。

对律师来说，申诉案件的最大难点在于阅卷。这决定了律师能不能实质开展工作，如果案卷都拿不到，又怎么评判原判原审判的有没有问题，又怎么找到申诉切入点？

申诉阶段的律师阅卷权，始终没有得到法律的明文保障。在绝大多分地区的绝大部分法院的司法实践中，都不会向律师提供证据卷宗，而只给你提供刑事判决书。但刑事判决书申诉人自己手里就有，又哪里用得着法院调取呢？

好在我们阅卷还算顺利，因为老孔是当地的老上访户，政府早就对他头疼不已。法院检察院看老孔终于请律师来了，竟颇有些如释重负的感觉。毕竟跟律师打交道，要比跟一个资深上访户打交道简单得多，也安全得多。

看完厚厚八本卷宗，脑海里终于有了案件事实大概的轮廓。

老孔是村支书，于2014年前后卸任。

也就是在老孔卸任，与新支书工作衔接的那段时间，政府启动了一个农业定向扶贫项目，凡是登记在册的贫困村，能够组织50户以上农户建造蔬菜大棚的，国家给予定向扶贫资金补贴。

其实对基层社会生态稍有了解的人就明白，这种政策永远只会是“看起来很美好”，执行起来却一定会走样。农户基本不会对这种看不到确定收益又要花钱的项目感兴趣，应者寥寥，最后往往是一些商业化运作的种粮大户出资，先把地从农户手里坐过来，一人建造足够申报补贴的大棚，再以农户名义，分散向上申报补贴资金。用到哪个农户的申报资格了，就给哪家二三百块钱。

日光之下并无新鲜事。老孔村里运作起来，也难逃窠臼。一个姓高的老板，本来就在村里包地，听说建大棚有财政补贴这等好事，便寻觅到老孔这，想让老支书帮忙发动一下村民，由老高出钱，村民出身份证，申请一下财政补贴。

村民们没那么强的法制观念，地反正已经租给了老高，建不建大棚本来就是老高的事。每年拿着人家租金，还能在老高这儿时不时打个零工赚点小钱，又给家里节省出一个劳力。老板不就是用一下身份证吗？有什么不行的？

老孔好歹干了几年村支书，有点规矩意识，略微觉得不妥。但农村毕竟是个人情社会，一边是村里的财神爷，一边是乡里乡亲，两边都情愿，他也不便从中作梗。新支书各项工作还不熟悉，威望也不够，于是老孔又亲自上阵，张罗着各家各户上交身份证，办理各类申报材料。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天算，由于起步晚，实施仓促，当年村里紧赶慢赶，直到县扶贫办来验收时，也没建够50个大棚。补贴这事儿自然也就黄了。

到了2015年，老高再接再厉，50个蔬菜大棚排排场场通过了验收。拿到了财政扶贫补贴款。

这老高倒也是讲究人，虽说2015年的扶贫申报老孔并没有帮什么忙，却也给老孔拿过去三千块钱，聊表谢意，感谢老支书这些年的关照。

然而就是这三千块钱，给老孔惹来天大麻烦，本该退休在家安享晚年，尽享天伦之时，却差点坐了大牢。

上面发现大量的扶贫款并没有进入农户腰包，而是被种粮大户——其实就是旧社会的地主——从中截留时，勃然大怒，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一场清查扶贫资金去向的反腐运动。

这三千块钱成了老孔百口莫辩的罪证：你说你没参与骗补，老高为啥要给你钱？

其实这个逻辑很成问题。老孔在建大棚期间已经卸任村支书，如果说2014年他还碍于情面，多少为这事进行了奔走，那么2015年的事他是一点都没参与。即便认为这种申请补贴的模式是骗保，也很难认定老孔参与了共同犯罪。

这三千块钱确实来源于“赃款”，老孔也确实不该拿。但任何共同犯罪都以犯罪既遂前加入为成立前提，老孔拿这三千块钱的时候，骗补行为已经结束既遂了，不可能因为既遂后拿了这三千块钱，就不加证明的反推老孔一定参与了共同骗保。

可能是检察院也觉得这些证据定老孔有些难度，就给老孔谈条件：“如果乖乖配合认罪，就可以给判缓刑。”老孔一听不用真去坐牢，没经过太大犹豫便签了字。

老孔案件听证的时候，天气阴霾，朔风呼啸。夏日里荷花荡漾的万亩龙湖，此刻充满了肃杀之气。

当地对老孔的案件高度重视，上级检察院、市人大派员旁听，还安排了几个听证员，有当地的村民代表、在职的退休的村干部等等。

不出我所料，检察院依旧从整体指控层面论证给老孔定罪没有错：事前有预谋，事中有参与，事后有分赃。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已经构成共同犯罪。

我发表的申诉代理意见是：不能笼而统之的进行评价，扶贫项目是一年一申报，2014年申报，老孔确实参与了，但2014年由于大棚建设数量不达标，并没有申报成功。真正骗取到补贴是在2015年，而2015年的申报，老孔确确实实一丁点儿也没有参与。老孔唯一跟这个事沾边的，就是事后拿了老高三千块钱。但此时犯罪已经既遂，不可能因为在犯罪既遂后拿了三千块钱，就说老孔参与了共同骗补。

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事情，都并非非黑即白，而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我们常说刑事案件要兼顾“国法、天理、人情”，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当对案件的评价出现左说也有理，右说也有理时，便要进入更高维度的辩论，即这种行为究竟是更值得打击呢？还是更值得放一马呢？

这时候听证员们便依次出动了。

有说补贴款说到底是给贫困户的，是为了定向扶贫，而村里这种操作模式，让补贴款没有流向真正需要被扶贫的贫困户手里，社会危害很大。有说老孔作为村支书，怎么能不知道不该弄虚作假欺骗政府呢？我自己也当过村支书，这个项目我知道，当时我们村里愿意搞建设的贫困户不足50户，我们村就没向政府申报扶贫资金。

老孔明显对这些泛道德化的指控有些招架不住，嗫嚅着说，村里也是想给乡亲们办点实事儿，大棚建起来了，村民也能在老高那多打点零工，跟着多赚点钱。

我一看听证员们集体作此表态，心里已经明白，这轮申诉八成又以失败告终了。但又不能眼睁睁看着老孔被围攻，只要一秒钟没有休庭，律师便要一秒钟全力维护自己的当事人。

我抢过话筒，说道：“对于扶贫不应该昨狭隘理解。农民把土地流转出去，既能每年获取租金，又能解放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人员还能在大棚打零工赚钱，这何尝不是一种扶贫？甚至是一种比单打独斗更好的扶贫？只有农村发展了，农民才可能富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想办法把大棚建起来，把群众组织起来，土地形成规模效应，比直接塞给农民几千块钱，扶贫效果好得多。村里这些年的发展也证明，老高当初建的那批大棚，显著带动了村民就业，劳动了村经济发展。申报补贴确有违规之处，不假，但一来老孔并未参与，二来也要考虑刑事手段对当地发展的负面影响，要避免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局面发生。”

听证结束后，我劝老孔放下执念：“案件是有点瑕疵，但要想翻案，难度实在太大。听证的情况你也看到了，就且不谈法律问题，单从舆论评价来看，你也不占什么优势。大部分人还是认为这件事不该这么干的。”

老孔长吁一口气，口中吐出一条细长的白线，只留给我一个倔强又落寞的背影。

老孔显然没有听进去，依旧到处奔走申诉。这并不让我意外，真能放下的人，早就放下了，也不会走上到处申诉信访的道路。

前几日，老孔打来电话。他的申诉案件终于又在更上级检察院立案成功了，可能还要再举行一场听证会。

隔着电话都能感受到他的兴奋，仿佛翻案触手可及。